在北京的金山上（三）

车厢里几台简陋的大吊扇不停歇地嗡嗡叫着，却依旧无法缓解暑热。人们只好打开窗户，让列车疾驰掀起的风溜进来降温。我的单衫湿了干干了湿，已有些发硬。

天津，廊坊，丰台……列车行进的速度逐渐降了下来。目的地就要到了，北京。

平生第一回进京，不是作为走马看花的游客，而是以常驻其间的一员的身份，这让我对北京抱有复杂的态度。

对我而言，北京纯粹是一个由宣传影像塑造而成的东西。因为长期的圣化教育，自小学一年级从语文课本上学习“我爱北京天安门”始，它便是一种超现实的存在——喻其为中国的心脏已足以说明其重要性，然而它远胜于一个具体的人体器官：它既是中国的心脏，又同时指代中国。

对隶属于红色中国的人而言，它确实是神圣的：代表中国的声音从那儿发出，影响人们生活和命运的律令从那儿传出。如果剔除人民一词的政治含义，每一个人就像一只微不足道的工蜂，存在的意义仅仅在于供养蜂王以及后代，深宫高墙里住着的便是人民的蜂王家族。高强度信息封锁，使远离首都的人极易产生朝圣心态。幼年时适逢文革岁月，时常深夜自首都传来最高指示，永红大队男女老幼揉着眼皮涌进队部聆听毛主席语录，一句句莫名其妙的话，仿佛自天而降的甘露滴入人们渴盼的心田，戴红袖章的队干部引领众人欢呼万岁……我还看不懂成人们的游戏，只是觉得可怕。

日复一日的神化教育，让一些事物几乎变为图腾。领袖们的栖息地中南海，商议国是的人民大会堂，展示政治姿态的天安门广场，它们几乎嵌入每一个国人的神经中，随时会激发一种神圣的国家意识。

童稚的我，从广播里知道了新疆库尔班大叔梦想骑毛驴进京见毛主席的故事，就窝在西府台地的土炕上遥想未来：设想倘若有一日自己成了英雄，接受伟大领袖接见时我该怎么称呼他，对他说些什么。彼时，北京仅仅是一个虚拟的点，近乎神迹的它只是让我自卑。

其实，北京远不如北平惹人喜爱，它给人以高高在上的生硬感。北平就柔和多了，易于亲近。

从上海出来的人，对北京很难持仰视的态度。这扇“通向西方之窗”（里根在复旦的演讲里如是说）给予人某种全球性视觉，会让人产生适度的谦卑感。站在海边，自会感知到大洋彼岸的风，从而自觉置身于世界文明的潮流里。而北京让行走在它地盘上的人自大，在我眼里，它并不是自己的精神中心，中南海的指令，亦不是至高无上的律令。

对北京的好感，基于胡赵新政所酿造的生机勃勃的政治氛围。他们分别于1982年1983年出任党魁和总理，因为他们，僵硬的政治生态得到改变；他们执政所散发的人性温度，坦荡磊落的人格魅力，让人们产生了对中国的好感与冀望。在此前提下，才会有1984年三十五年建政大游行温暖和谐的一幕。“小平您好！”北大学生自发打出的那条横幅，传达出那个时代的真实体温：国家是自己的国家，领导人和自己一条心，大家是同一条船上的乘客，一起奋力渡过波浪滔天的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