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录”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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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录”考

　　我国编纂“语录”的资格之老，恐怕是世界第一。

　　从比较广泛的意义上说，儒家古老的经典之一《论语》，可以被视为我国最早的“语录”。史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问答之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显然，《论语》不过是孔夫子及其弟子等言论的汇编，也就是孔丘及其门徒等的“语录”。在汉代，《诗》《书》《礼》《易》《春秋》，被称为五经，《论语》和《孝经》一样，只被看成是解说经书的传，而到宋代，道学家朱熹将《论语》与《孟子》以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编在一起，遂成为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史上影响极大的《四书》。

　　但是，从战国至唐以前，毕竟没有用“语录”二字直呼《论语》之类的典籍，也没有将某个皇帝或名人的片言只语汇编成“语录”一类的书。“语录”的正式问世，是宗教运动的产物。清代考据学者钱大昕谓：“佛书初入中国，曰经曰律曰论，初无所谓语录也。……数传以后，其徒日众，而语录兴焉，支离鄙俚之言，奉为鸿宝，并佛所说之经典，亦束之高阁矣。……释子（即佛教徒）之语录，始于唐，儒家之语录，始于宋。”（《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这就是说，孕育“语录”这个怪胎的，是和尚。唐时的僧徒，多半不通文墨，为了学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