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现代买卖合同与古代买卖契约的异同

文明社会的前进历程中，在民商事领域，为了更好地保护民商事主体的各方利益，产生了“契约”与“合同”这种交易文件。

现代的买卖合同并不是凭空制造的，而是以古代的买卖契约为基础，吸收西方买卖合同而形成的。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现代买卖合同制度也不断完善和发展，并且与古代买卖契约制度在标的物范围、立契自由度、法律调整以及救济途径等方面存在着联系与区别。

标的物范围方面

中国古代商品经济虽然存在并有所发展，但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历朝历代基本上都是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这就使得商品经济的发展空间十分狭小，限制了简单商品经济向发达商品经济的转变。现代的买卖合同是发达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而古代的简单商品经济只有契约，且买卖契约的标的大多仅限于牲畜、布匹、土地等简单商品。

我国现代社会，买卖合同涉及的标的物早已不再仅限于简单商品，除了传统标的物，基金、股份、比特币等虚拟财产也逐渐成为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中国古代实行维护封建皇权的专制统治，人身依附性很大，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主体在地位上极其不平等。我国现代社会，不论合同双方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何种差别，只要是作为民事主体参与民事法律关系，均一律平等，处于同等的法律地位，受法律的同等保护。

立契自由度方面

中国古代，买卖契约的出现并不是基于尊重买卖双方当事人彼此的意愿产生的，从西周到汉朝这一时期，官府注重制定契约是因为能在当事人双方争讼时起到凭证作用，同时更加注重契约制定的形式要件。随着朝代的更迭，商品经济逐渐发展，买卖契约的签订开始强调遵循双方当事人的意愿，体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立契自由”。但是，在中国长达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背景下，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立契自由”受到种种限制，中国古代虽有“立契自由”的思想，但没有“立契自由”的制度。

现代合同制度充分体现了“立契自由”，将“意思自治”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根据民法典的规定，现代合同订立通常经过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合同当事人有权自主决定是否与他人缔结合同、与何人缔结合同，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此外民法典合同编还多次使用“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一语句，将“意思自治原则”贯穿合同始终。

法律调整以及救济途径方面

中国古代，契约本属于民商事活动，但是随着简单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府对契约进行严格的法律监督和司法行政管理，呈现出一种私法公法化的特征。比如，唐朝凡田宅、奴婢以及大牲畜的买卖，必须签订契约，并经官府部门“公验”“无私契之文，不准私券之限”。在违约责任的追究上也体现了公法的主导性，从唐代的契约文书来看，民事责任虽然有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救济手段，但是，对于违反律、令的民事行为一律视为犯罪，对其进行刑事处罚或行政处罚。

现代合同制度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属于私法领域的范畴，民法典合同编对合同的相关内容作了详细规定。就责任方面分为缔约过失责任和违约责任。当事人违反先合同义务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是信赖利益的损失；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从“买卖契约”到“买卖合同”，变化的不仅是名称叫法，更重要的是内涵的发展与变迁，现代买卖合同制度是在对古代买卖契约继承中发展起来的，虽然它们是对民商事法律活动的限制与制约，但更大程度上规范商品交易流转、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激发市场经济活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注入新能量。

（李紫朔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 指导老师：梁剑兵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