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教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与此同时，农业生产也提出了高指标，即粮食产量由1957年的3901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致使农村不顾自然条件，片面要求深耕密植，深翻土地在1至2米左右。有的地区举行争取秋粮更大丰收誓师大会，采用“打擂台”形式，由各乡各社派人上台，争报高产。1958年7月开始，各地报刊连续登载粮食高产的浮夸报道。天津东郊区新立人民公社用所谓“移秧并田”的方法，虚报亩产12万斤，并说稻上可以坐人，供人参观。甚至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1958年“大跃进”中发展起来的。1957年冬和1958年春，一些地方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时进行了超社界、乡界甚至县界的生产协作。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此表示赞赏，认为小社并大社，人多力量大，并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会后各地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的热潮。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决议公布后，农村人民公社化的高潮在全国迅速掀起。8月底，河南全省实现了公社化。从1958年8月到10月，全国7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多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9%以上。

　　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全国刮起一股“共产”风。在许多方面混淆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公社随便调用社员、生产队的劳力、资金、土地和财产，取消了农民的自留地，出现了剥夺农民的情况。按劳分配的原则遭到破坏，发生了严重的平均主义，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60年冬，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逐步地解决当时所能认识到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一些重大问题。

　　[王进喜]

　　王进喜(1923—1970)甘肃玉门人。全国劳动模范。1938年在玉门石油公司当学徒。新中国成立后，在甘肃玉门石油管理局勘探公司三大队当工人。1956年任油矿钻井队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率领钻井队创造月进5000米纪录，被命名为“钢铁钻井队”。1959年出席全国群英会。1960年春，率领“1262”钻井队(后改为1205钻井队)到东北的大庆参加石油会战。工作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做出了贡献，被工人群众誉为“铁人”。1964年代表大庆工人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发言。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他。1968年5月任大庆油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9年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1970年病逝。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这是个集中代表“左”倾方针的文件，反映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通知》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形势做了完全错误的估计，认为当前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依据这一分析，《通知》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等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通知》的发出，标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我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文革”中推行的一整套“左”的政策，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极大地挫伤了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1977年12月20日，李先念同志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过：“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在经济上，只是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

　　周恩来、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努力抵制“左”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形势一度好转。“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工作，为纠正“左”倾错误而努力。他支持解放干部，调整经济建设计划，扭转国民经济遭严重破坏的局面，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在周恩来的筹划下，经过1972年和1973年两年的努力，国民经济形势有所好转。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都完成和超额完成。1973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968亿元，比上年增长9.2%。粮食产量达26494万吨，比上年增长10.2%，棉花达256.2万吨，比上年增长30.8%;钢产量2522万吨，比上年增长7.9%;原煤达41700万吨，比上年增长1.7%。基本建设投资总额338.1亿元，比上年增长3.1%。国家财政收入809.7亿元，总支出809.3亿元，结余4000万元。1973年是这几年中国国民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但江青一伙由于利用毛泽东关于反林彪“极右”的错误，把周恩来所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政策诬陷为“黑线回潮”，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这样国民经济好转的势头又被打断。四届人大(1975年1月召开)以后，周恩来病重住院治疗，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实际开始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他坚决同江青集团作斗争，努力抵制“左”的错误，坚持全面整顿，使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快发展。1975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4504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3219亿元，比上年增长15.1%;农业总产值1285{乙元，增长4.6%。主要产品产量：粮食增产6900万吨，钢增产278万吨，原煤增产6900万吨，原油增产1221万吨，铁路货运量增加10183万吨……这是继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后，出现的又一次新的转机。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摘录]

　　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到一九五六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一九五六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 ……

　　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大会坚持了一九五六年五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