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谦文士，威威武将

------迟悼杨千里将军

杨义先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中心教授

我的忘年交杨千里教授，在意外的时间，2020年3月11日，以意外的方式归西了。瞬间，我头脑一片空白，忘了悲伤，忘了流泪，甚至干脆强迫自己忘了一切丧事。这倒不仅是因为，那几天噩耗实在太多，我在潜意识里已完全排斥“生”的反义词；毕竟，短短半月多，同楼老邻居走了，单位老校长去了，妻姐的公公升天了，好几位熟悉的校友或朋友也都在全国各地，因各种原因而英年早逝了；更不用说每天都还有若干素昧平生的同胞，被无情地化成了那迅速攀登的死亡恐怖直线。也不仅是因为那几天，大家都被封闭在家，压根儿就出不了门，更不可能去参加葬礼；相信也不可能有常规葬礼，毕竟，疫情面前人人平等；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别人。而主要是因为，就在年前，当雄赳赳气昂昂的杨将军踏进病房时，他曾信心满满地与我约定：“出院后，一起讨论通信安全问题！”因此，我得老老实实等他出院，回答他布置给我的家庭作业。 

如今，半月过去了，一些城市已开始摘口罩了，武汉“封城令”也开始部分解除了，我的情绪也慢慢走出低谷，终于可以面对他的照片，嚎啕大哭了：杨部长呀，您为啥走得如此匆忙，莫非天国有啥重大通信事故，需要您赶紧增援？！苍天呀，你莫非真的没长眼，为啥总是逆心愿！

唉，既然不能当面汇报，只好赶在首个清明节前，以文字纪念方式，向我敬爱的杨千里老友，提交作业吧！毕竟，现在疫情警报并未解除，清明祭扫也不可能。

其实，我与杨千里教授本不该有啥深交，毕竟，无论从哪方面看，我俩都天差地别：从年龄上看，他长我近三十岁，绝对是长辈，我本该敬而远之，但每每在一起时，总觉得他更像大哥，那种体贴入微的大哥。从行政级别来说，他贵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讯部副部长”，而我则只是区区草民一枚，但我却从没嗅到过他的任何官气，只拿他当邻居大叔，那种有求必应的好大叔。从军衔上看，他尊为少将，而我则只是一介书生，但在讨论学术问题时，我却从未觉得“秀才遇到了兵”；反而，与他那温文尔雅的和蔼相比，急躁的我，有时倒更像那蛮不讲理的兵。从学术地位上看，他是我国卫星通讯的重要奠基人，就算在国际通讯领域，也属响当当的学术大权威，有关他的众多高大上科技成果，只需百度一下，任何人都会佩服不已；而我则只是默默无闻的眇小教书匠。总之，从世俗眼光看，我若想与他套近乎，那简直无异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但因种种机缘巧合，我俩偶然认识了，而且还彼此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并最终发展成了忘年之交；当然，是那种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与他在一起，我从无攀高枝的感觉，当然也从未想过要攀高枝。

我与杨千里教授初识于1993年3月，那时我们都首次当选北京市政协委员。由于按姓氏笔划排序，我俩不但开会时是邻座，会议期间更住进了同一宾馆的同一个双人标准间；从此，我俩便开始了连续五年，每年连续一周的室友生涯。当然，随后二十余年，我们更成了志同道合的知己。

坦率地说，杨将军的首次亮相，还真让我多少有点不爽，当然，这不能怪他，可能还是因为我俩差别太大之故吧。记得首次政协报到后，我便拖着行李进了房间，正欲整理床铺时，突然闪入一位机敏小战士；只见他，滴溜溜的双眼四处扫视，接着就开始翻箱倒柜，甚至向我也投来警惕一瞥。也许是战争片看多了，我总觉得他那屁股后面别着个硬家伙，总担心万一走火了咋办。一套麻利的侦察程序后，小战士恭恭敬敬开门，迎进了戎装焕发的一位大军官，肩上闪闪发光的徽章格外醒目。这时，我也不由自主摸了摸空荡荡的裤后腰，希望也能摸着个硬家伙，哪怕假装为自己壮壮胆。可哪知，将军一开口，就轻轻缴了我的械：“小杨呀，我知道你，正有事请教呢！……”后面再说了些啥，我就记不得了。反正，经过彼此寒暄和客套后，我俩很快就越聊越近了。原来，他不但是我的本家，也是我的同行，还是我导师的朋友，更是我仰慕已久的卫星通信大权威，杨千里教授！只是因为我人微言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