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旅美德国学者的文化民族主义关切

02-13 次遇见

　　摘要：在近代欧洲民族主义演进中，德国文化民族主义致力于守护和复兴德意志民族文化共同体。这种努力在19世纪外溢为对美国数百万德裔移民及其文化的关切和守护，形成了一股基于德意志文化共同体意识的跨国性文化民族主义。在19世纪后半期，一些旅美德国学者不仅从历史、现实和文化层面为捍卫美国的德意志文化娓娓申辩，而且探讨了德意志文化在美国的命运，思想认知经历了从执着守护德意志文化的狭隘迷思乃至美国“日耳曼化”的狂想，到理性思考德意志文化融入美利坚文化的转变。

　　关键词：德国 民族主义 美国 德意志文化

　　在近代欧洲民族主义演进中，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中欧的德国与西欧的英、法等国呈现截然不同的发展取向。英法等国的民族主义主要呈现为“一种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政治运动”，目标是实现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自治和自决”，创建一种代表资产阶级的“自由而理性的公民社会”。这些目标通过17世纪中期英国革命和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而得到实现。英法由此建立了公民共同体认同，其主要特征为“民族自决”、“国家的悄然持续运作”和“共同的政治生活”，呈现一种大众性政治民族主义。德国则不然。由于中世纪以来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德国人“没有共同的政治经历”，也缺少统一的政治平台，只能借助于由共同的语言、历史和风俗习惯等构成的文化平台来跨越邦国分裂的藩篱，“通过语言、习俗和信仰，通过民族精神的悄然运行”形成共同的文化生活，“以文化民族而存在”。因此，“德国人的民族意识是在共同的文化和独特的民族传统中产生的”文化共同体意识，是“德国人没有能力建构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的结果。基于这种历史特性，“民族主义在德国首先成为一种文化运动”，“一种知识分子或精英的民族主义”“只能从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人那里找到”。德国因此成为文化民族主义的故乡，自18世纪下半期开始，“敦促德国人民发展民族文化”的著名哲学家赫尔德，则成为“文化民族主义之父”。

　　与英法等国大众性政治民族主义强调政治自治和统一民族国家不同，德国文化民族主义更致力于守护和复兴德意志民族共同体文化。具体说来，在德国文化民族主义视角下，共同的血缘、历史和文化是民族身份认同的基本要素；保持和传承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捍卫本民族“植根于历史的独特生活方式”是主要努力目标。正因为如此，德国文化民族主义自萌生之日起，就漠视各分裂邦国的政治性领地边界乃至国际法上的所谓国家疆域，而直接把具有共同血缘、历史和文化的德意志民族文化共同体（Kulturgemeinschaft）作为关注对象。这种取向不仅使德国文化民族主义成为消解小邦本位主义（Kleinstaaterei）的利器和建构德意志文化共同体认同的思想平台，也为其日后的跨国性发展埋下了伏笔。

　　进入19世纪，德国民族主义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推动下出现了新变化。这种新变化主要体现在法兰西民族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唤醒了德国人的民族意识，以建立“自由、统一的德国”为目标的大众性政治民族主义运动迅速发展。以德国史学界为代表的国际学界的相关研究基本上聚焦于此。然而，事实上，这一时期德国文化民族主义并没有因为大众性政治民族主义的迅速发展而消退，只是出现了功能性转向。一方面，它开始从文化层面为德国的政治民族主义提供认同支撑，诸如普鲁士历史学派为普鲁士在政治上统一德国进行历史阐释，人们通过全德范围的民族节日庆典和歌咏等文化活动，为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进行文化认同的建构。另一方面，它开始突破德意志国家边界，外溢为对国外德意志同胞及其文化的关切，形成了基于德意志文化共同体取向的跨国性文化民族主义。这种跨国性文化民族主义突出表现为部分旅美德国学者对美国数百万德裔移民及其文化的长期关切和守护，形成了德国文化民族主义在大西洋彼岸的宣示。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界对于这一道带有鲜明跨国色彩的学术景观少有论及。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以19世纪旅美德国学者的美国德意志人及其文化研究为原点，依据他们的原始著述，借助跨国史研究范式，在回溯德国人移民美国历史的基础上，寻踪这些学者对美国德意志文化的关切。本文尝试突破德国民族主义研究中的民族国家叙事窠臼和国别史研究藩篱，拓展19世纪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研究新视域，更全面地呈现19世纪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

　　一、旅美德国学者关切美国德意志文化的缘起

　　19世纪是德国民族主义大行其道的世纪，也是德裔移民成为美国最大族群而其文化却趋于边缘化的时代。正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下，出现了一些旅美德国学者基于文化共同体意识的美国德意志文化关切，形成了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跨大西洋外溢。

　　德国人很早就开始涉足美洲。公元1000年左右，德意志人蒂尔克（Tyrker）随挪威人拉尔夫·埃里克森（Leif Ericson）的探险队踏上美洲土地。16世纪以后，欧洲人开始大规模海外殖民扩张。此时德国处于分裂之中，缺乏强有力的政府组织海外殖民活动，但西方殖民活动中不乏德国人的身影。北美南卡罗来纳的罗亚尔港（Port Royal）在16世纪中期就有德国人活动。17世纪初英国人在建立弗吉尼亚殖民地过程中，曾将多名德国手工业者运到詹姆斯敦，帮助制造沥青、玻璃等产品。他们应该是最早来到北美的德国移民。但是其后续命运如何，缺少记载。

　　有明确记载的第一批德国移民到达美国并建立永久定居点，是在17世纪80年代上半期。1681年贵格派教徒威廉·宾从英王查理二世手中获得北美的一块土地，建立了宾夕法尼亚殖民地。为了招揽移民，威廉·宾在一本用英文和德文写成的宣传小册子中允诺：所有前往这块新土地定居的居民可以自由选择宗教信仰，并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这一宣传吸引下，1682年成立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土地公司在宾夕法尼亚购买了1.5万英亩土地用于移民。1683年7月24日，律师弗兰茨·丹尼尔·帕斯托里乌斯（Franz Daniel Pastorius;Francis Daniel Pastorius）作为该公司在美洲的代理人，率领来自克雷费尔德（Krefeld）13个家庭的第一批德国移民共34人，乘西印度公司的“康科德”（Concord）号帆船前往北美，10月6日抵达费城。这一天成为当今“德裔美国人日”的起源，也是学界公认的德国人移民美国的开端。“康科德”号也因此被称为德国移民的“五月花”号。不久，帕斯托里乌斯等在费城北部建立著名的日耳曼敦（德国城），这里迅速发展成为德国移民的转运中心。1700年帕斯托里乌斯介绍宾夕法尼亚的著作在德国出版，吸引了更多德国人移民北美。此后约一个世纪中，德国移民融入当地生活，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点在美国独立战争元勋之一、《独立宣言》签署者本杰明·拉什的《宾夕法尼亚德意志居民习俗》中得到充分反映。拉什用“居民”（inhabitants）而非“移民”（immigrants）称呼当地德意志人，明确表示“宾夕法尼亚州非常感谢德裔公民给该州带来的繁荣和荣誉”。美国独立战争前夕，宾夕法尼亚的德意志人已经超过10万人。此后受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影响，德国人移民美国的数量一度有所减少，但没有中断。

　　19世纪20年代以后，两大因素加快了德国人移民美国的步伐。一是德国国内糟糕的政治经济形势。政治上，当时以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为代表的德国各邦统治者对德国统一和自由运动参与者施行严厉镇压政策，许多有识之士被迫逃亡海外；经济上，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德国人口迅速增长，加之农业歉收引发饥荒和手工业者在工业革命冲击下破产等，也迫使许多德国人去海外寻找生活机会。二是在19世纪上半期许多德文著述中，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描述成“自由之邦”，“有着广袤肥沃的土地等待人们去耕种”的“自由和幸福”的国度，由此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吸引力。德国人因此开启了大规模移民美国的浪潮。据德方统计，1820—1899年德国海外移民总数约505.34万人，其中绝大多数移民美国。而美国学界研究也表明，1821—1900年入境的德国移民达500.9万人。1850年以后德国开始超过爱尔兰，成为美国最大的移民来源地。到1900年，德裔居民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族裔群体。有美国学者惊讶于这股德国人大规模移民美国的洪流，将其比喻为新的“民族大迁徙”，德国学者则直接称之为移民领域的“德意志独特道路”。

　　然而，许多德国人来到美国后发现，这里的现实境遇与原有期待存在很大落差。德国人移民美国的动因之一，是渴慕这个“自由”的新国度。这可以从当时德国学者相关著作中窥见一斑。早在19世纪20年代，学者恩斯特·布朗斯就将美国描述成没有旧大陆专制和集权色彩的全新的共和国度，并力荐其为海外移民的优先考虑对象。官员兼学者尼古劳斯·黑塞在游历美国后更是对其充满溢美之词。在他笔下，美国不仅拥有自由的宪法，而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工商业和地产占有自由，手工业者和工人报酬丰厚。可见，德国人眼中的美国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近乎完美的国度。德国人移民美国的又一重要动因，是期待在这一“新大陆”光大德意志民族及其文化。布朗斯曾毫不掩饰地表示，“一个优秀的民族就像一个增殖腺体”，“能够分离出为数众多而强大的其他分支，可以在力量和数量方面成十倍地增长”。因此，德国人移民美国不仅可以安置德国的“过剩人口”，而且可以为德意志民族开辟新的发展空间，使德意志民族更加兴旺发达。其他学者也表达了相同看法，认为德国人移民美国是“德国在向新大陆注入强有力的血液”。布朗斯等人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德国学界期待德意志移民在美国光大德意志民族及其文化。

　　然而，这些来到美国的德国移民并没有像人们期盼的那样，成为德意志民族在美国的强大“分支”，而是逐渐美国化，他们承载的德意志文化也趋于边缘化甚至消失。这种状况对于那些热切关心德意志民族特性和文化发展的德国学界而言，委实难以接受，有过亲身经历的旅美学者尤感不平。著名历史学家弗兰茨·罗尔是首个为美国德意志人及其文化疾呼呐喊的学者。他根据1847年游历美国以及在德国移民聚集的辛辛那提旅居的感受指出，原本以为“大洋彼岸的美国”是一个“自由和幸福”的国度，但德裔移民及其文化的境遇使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看法。据其研究，直到1812年英美战争时，德裔移民仍然享受着与英裔平等的文化权利，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特性。但是，随着德裔移民的增加，德意志人地位不升反降，其文化处处受到打压，“该死的德国佬”成了美国人的口头语。德裔居民最终在强势英语族裔挤压下出现分裂，许多人接受英语并建立起英语路德教会，德意志教堂也遭到排挤，甚至被爱尔兰人抢走。其他学者也有相似看法，认为德裔居民在美国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与其人数不相称，“没有在这个年轻国家的政治和精神生活中扮演什么重要角色”。以当选国会议员人数为例，在南北战争之前，人数众多的德裔居民中竟然只有两人当选国会议员，到19世纪80年代上半期也仅有30余名德裔居民进入国会。

　　令一些旅美德国学者更为关切的是，德语作为德意志文化的基本符号、德意志文化共同体“真正的故乡”正在逐渐告别美国德裔群体。虽然1840年以前俄亥俄和宾夕法尼亚等州已经在公，共学校中教授德语，到1880年为止，纽约、威斯康星、明尼苏达等多个州也加入开设德语课程的行列，德裔群体也积极创办德语学校，然而，由于德意志文化受到压制以及英语的强势主导地位等因素，不仅公立学校中修学德语者寥寥，甚至许多德语学校也最终避免不了凋零的命运。

　　这些旅美学者没有反躬自省，而是更多地将责任归咎于他者。在罗尔等人看来，美国国内政治斗争使外来移民遭受巨大压力，是德裔移民及其文化边缘化的重要政治原因。美国政府在1798年通过《外国人法》（The Alien Acts），规定对于“危及美国和平与安全的外国人”或有密谋反对政府嫌疑的外国人，可以驱逐出境或判刑入狱。这一规定使许多德裔移民严守该法以躲避是非，甚至停止与德国往来。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封锁导致移民美国的德国人数量减少，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移民却大幅增加，造成力量对比进一步向英语族群倾斜，这是德裔移民及其文化在美国边缘化的重要客观因素。而英语作为美国政治、司法和其他公共领域的法定语言地位，是加速德语和德意志文化边缘化的制度原因。此外，德国的分裂软弱也是德裔移民及其文化遭受歧视的重要背景因素。

　　不过，美国人给出的答案却与罗尔等旅美德国学者截然不同。他们认为，德意志人及其文化在美国受到压制乃至边缘化，与德国移民的大规模流入以及他们坚守自我、拒绝同化的文化特性有着密切关系。首先，在19世纪中后期短短数十年中，德意志人大规模移民并发展成美国最大的族群，使原本占支配地位的英语族群感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一些美国人毫不掩饰地形容这些蜂拥而至、遍布美国的德国人是“和平入侵者”。其次，德裔群体对自己语言和文化的顽固坚守和拒绝同化的态度，也引起英语族群的反感和美国当局的警惕。早在殖民地时期，德国移民就拒绝学说英语，并且时常以来自德国汉诺威王室的“英国君主们说汉诺威德语比说英语更流利”为例，替自己拒说英语辩解。不仅如此，这些“倾向于保持自我、抱团迁移和定居”的德国移民还通过聚居的方式，形成一个个德意志“文化岛”，追求文化自治。最后，更有甚者，许多德裔移民不仅拒绝盎格鲁化，还反过来“积极致力于各殖民地的条顿化”。所有这些都引起英语族群的极大不满和担忧，富兰克林就是代表。早在18世纪50年代，这位极富影响力的政治家就担忧地指出，大量德意志人的涌入和对自己文化的执着坚守，带来的结果将是“非但德意志人不会逐渐盎格鲁化，反而会迫使盎格鲁—美利坚人日耳曼化”；德意志人“很快就会在数量上超过我们，以至于我们即便占据优势也无法保留我们的语言，甚至我们的政府也会变得岌岌可危”。进入19世纪后，这种恐惧感依然持续存在。许多美国人都对这些说着“难以同化的语言”的移民表现出强烈反感。相比之下，像爱尔兰移民和法国移民则不存在此类问题。爱尔兰移民虽然数量极大，而且大多数是教育水平低下的贫困天主教徒，免不了遭受包括“一无所知党”（Know-Nothing Party）在内的一些政治组织的歧视，也不受美国新教民众的待见，但是他们作为英语族群能迅速融入当地社会，“拥抱美国的政治制度”故此美国主流社会不甚担忧。而法国移民则因数量很少，也不足以引起美国主流社会的顾虑。

　　然而，带着强烈民族情感的旅美德国学者并不理解也不理会美国人的上述感受。他们只是站在德意志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立场上，焦虑于如何保持美国的德意志文化，阻止其边缘化。在他们看来，“坚持自己的文化并保持世代相传”，是德意志人的基本“道德”诉求，关切并维护美国的德意志文化是他们的义务。因此，当看到美国德意志文化正在边缘化乃至消失时，他们开启守护德意志文化的跨国性文化民族主义努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为保护美国德意志文化申辩

　　旅美德国学者认为，既然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度”，德裔群体就应该“完全拥有”和英裔群体“同样的权利和尊严来维护独立的民族特性”，保持自己的鲜亮文化。为此，他们千方百计从历史和现实层面寻找相关理由和依据，为保持美国的德意志民族文化陈情申辩。

　　从历史层面看，鉴于德意志人在美国历史中作出的巨大贡献，美国有充分的理由尊重并保持德意志文化。

　　首先，北美德国移民乃追求自由和独立的先锋。早期德国人移民北美的历史就是一部德国移民为捍卫自己的民族特性和自治而抗争的历史。罗尔指出，北美德裔移民从一开始就坚持自己的特性和文化。他们在政治上不愿服从英国统治者，“期望自我管理并建立德意志人的社区和国家”；在文化上则“抱成一团，只说德语，不说其他语言，只认上帝，不理会其他统治者”。最终英国殖民当局不得不“运用法律”来对付这些桀骜不驯的德国移民。1739年英国议会专门颁布法令，明确规定，所有进入英属殖民地的外国新教徒必须成为英国臣民。然而德国移民不去登记，不加理睬。早期北美德国移民史也是一部为追求美国独立而斗争的历史，德裔移民是事实上寻求美国独立的先驱。他们在英裔居民考虑独立之前就已经提出了自治要求，“提出最早，呼吁最强烈”。来自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纽约殖民地副总督雅可布·莱斯勒（Jacob Leisler）领导1689年“起义”反抗英国统治，就是这方面的最有力明证。莱斯勒在1689—1691年对纽约的治理，则是“向共和政府的大踏步迈进”，是日后美国共和政体的预演。莱斯勒也因此被称为“人民事业”的“不幸先驱”，“美国土地上第一位自由的殉道者”。

　　其次，德意志人为美国独立作出了突出贡献。独立战争中一些杰出的德裔美军将领如弗里德里希·威廉·冯·施托伊本（Friedrich Wilhelm von Steuben;Frederick William von Steuben）、约翰·卡尔布（Johann Kalb）等，尤其受到旅美德国学者的赞颂。他们力图以此证明，德裔移民“在美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是独立战争期间“最值得信赖的自由斗士”。

　　在具体研究德裔移民为美国独立所作贡献方面，弗里德里希·卡普最具成就。这位“1848年革命分子”为躲避德国国内政治迫害，于1850年旅居美国达20年之久。在旅美期间，他推出多部功力深厚的历史著作，“用资料证明”德意志人为美国独立作出的杰出贡献，希望以此促使美国公正对待德意志人及其文化。在《施托伊本传》中，他生动叙述了普鲁士军官施托伊本参加美国独立战争，以及成为美国陆军总监和少将的传奇经历，指出施托伊本按照当时最先进的普鲁士体制训练大陆军，为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军事体制方面的保障。《美国将军约翰·卡尔布传》中卡尔布的形象尤为感人。独立战争爆发后，在法军中服役的卡尔布来到北美支持独立战争，被任命为负责指挥马里兰和德拉瓦军队的陆军少将。在1780年8月16日南卡罗来纳的卡姆登战役中，他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美军官兵。3天后卡尔布伤重不治。在这一段历史的描述中，卡普以动情而骄傲的笔触写道：

　　德意志人约翰·卡尔布，一位年届六旬的老兵，倒在南卡罗来纳的骄阳下。他为美军荣誉而死，至死仍激情澎湃……他虽然没能阻止战役失败，却拯救了美国军队的军事声誉。

　　卡普坦言，撰写上述传记的目的就是要让世人知晓德裔将领为美国独立作出的重要贡献，以及他们身上展现出的德意志特性。德意志人“有一万个理由为这些人骄傲。要永远记住他们，因为他们在极端困难形势下，使自己最优秀的民族特性在异国他乡得到认可”。

　　在卡普笔下，甚至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der Grosse）的对美友好政策，也成了美国赢得独立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他指出，尽管有些德国诸侯助纣为虐，派兵帮助英国镇压美国独立战争，但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弗里德里希大帝却拒绝合作，使英国无法得到充足兵员，从而大大减轻了处于最困难时期的大陆军的压力。就此而论，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政策不亚于使美国获得了一个新盟友，这是德美两国友好历史和两国人民“深沉而内在的血缘情感”的体现。此外，卡普还专门提到这场战争中有“20万德裔志愿者为了美利坚共和国拿起武器”的事实。在他看来，基于这些史实，美国社会没有理由不善待德裔群体及其文化。

　　最后，德裔移民为美国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旅美学者的笔下，诸如来自莱茵河畔威塞尔、曾任新尼德兰总督并建立新阿姆斯特丹城堡的彼得·米努伊特（Peter Minnewit;Peter Minuit），来自德国西南部瓦尔多夫、到19世纪中期已经发展为美国最有势力财团之一的“纽约霸王”阿斯托（Astor）家族等，都成了德裔移民对美国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范例。为逃避德国政府迫害而逃往美国的“1848年革命分子”赫尔曼·尤里乌斯·吕泰尼克（Herman Julius Ruetenik），更是专门以纪传体形式详细列举了包括新尼德兰总督彼得·米努伊特、第一位德裔参议员卡尔·舒尔茨（Carl Schurz）直到美国第48届国会德裔议员为止的100多位杰出德裔美国人，精致地刻画出为美国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杰出德裔美国人群像，以此说明“德意志人为美国精神生活的发展和美利坚民族取得的巨大成就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面对这些事实，一些美国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德裔美国人确实是美国社会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美国社会理应尊重德意志人及其文化。

　　在现实层面，旅美德国学者认为，德意志民族的辉煌成就和德意志文化的巨大影响，应该成为美国尊重和保护德意志文化的有力依据。

　　在一些旅美德国学者看来，仅从德意志人对美国建国和发展贡献的历史角度说服美国保护德意志文化，理由似乎不够充分，还必须进一步向美国人展示德意志民族取得的辉煌历史成就和现实影响力。19世纪中期特别是1871年德国统一以后工业高速增长，科技、教育和文化垂范欧洲，德国人优越感陡然上升，为旅美德国学者守护美国的德意志文化提供了新的利好因素。于是，他们开始祭出德意志民族优越论的旗幡，夸耀德意志文化对美国的现实影响，为保持乃至光大美国的德意志文化奔走呐喊。

　　旅美德国学者首先强调，德意志民族呈现出的优秀特性说明，美国应该保护德意志文化。从历史上看，“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的统治民族之一，是一个构成欧洲中心和心脏的强大帝国的民族”，“曾在条顿堡森林中给罗马军队以毁灭性打击，在18世纪又成功地抵挡住几乎整个欧洲”。对于这样一个勇敢而卓越的民族，美国当然应该保护其独特的文化。就19世纪的现实而言，德意志民族在思想文化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也充分展现了它鲜明的“高贵性”。从康德、黑格尔到歌德，“没有一个国家像德国那样，在诸多领域尤其是在哲学和古典文学领域产生过这么优秀的人物”。鉴于德意志民族一路走来所呈现的优秀特性和取得的种种辉煌成就，“大凡智慧的民族都将目光投向德国”，美国自然也不例外。换言之，保护美国的德意志文化才是明智的选择。

　　旅美德国学者还肆意放大德意志特性对美国的现实影响，为保护美国的德意志文化寻找借口。他们宣称，美国“无论肉体还是精神品质方面”都受益于德意志因素，“如果没有数以百万计的德意志人参与这一国家的塑造和这一民族文明的创造，美国和美利坚民族将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更有旅美德国学者以美国教育界和思想文化界的变化为例，强调作为美利坚精神和文化旗帜的美国大学，深受先进的德国教育和学术理念的浸染，“德国教育和德意志精神”已经伴随着美国大学的兴盛而在美国扩散。他们甚至妄称美国思想文化界已经开始“德意志化”，以至于“当今美国高层精神生活中，没有哪个领域不为德意志影响所充斥和支配”。“如果说当今美国人生活与往日有什么不同，那首先归因于德国的影响”，德裔美国人才代表了“真正的美国精神”。既然如此，德意志民族及其文化在美国的边缘化处境，显然与其“优秀的”民族特性和文化严重不符，必须重新审视。

　　三、守护德意志文化的迷思

　　既然德裔美国人对美国独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既然德意志文化如此优秀卓越且对美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作为美国立国基础的《独立宣言》也强调“所有人生来平等”，拥有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等“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么德裔美国人就应当享有保持自己传统的权利，德意志民族文化理应在美国继续得到尊重和保护。因此，一些旅美德国学者在为保护美国德意志文化陈情申辩的同时，不忘探察美国德意志文化陷入边缘化乃至消失的成因，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着力探讨保护美国德意志文化的路径，从而陷入文化民族主义迷思而难以自拔。

　　旅美德国学者深谙文化只有通过传承才能得到保持，教育则是文化传承的最有效途径。然而亲身的经历告诉他们，美国的德意志文化教育现状令人沮丧，而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是德语教育的不断萎缩乃至缺失。文化及文学史家卡尔·克诺茨在1864年来到美国后，就致力于介绍德意志文化以“对抗居于主导地位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影响”。他先后在底特律、奥什科什（Oshkosh）、辛辛那提、埃文斯维尔（Evansville）等地从事教育工作，就当地的德语教育进行调查，由此深切感受到德意志文化在美国教育中的边缘化困境。其结论是，德语在美国学校教育中普遍受到冷落，甚至在俄亥俄和威斯康星等德裔居民较为集中且德语课程受到法律保护的州，也只有少数德裔儿童选学德语课程。在埃文斯维尔，公立学校有7000名学生，德裔学生比英裔学生多，然而选学德语者仅2500人，其中有900人是英裔，真正选学德语的德裔学生只有1600人。“其他城市的状况也非常不妙。”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也证明了克诺茨的看法。1900年芝加哥有4万名小学生学习德语，其中德裔儿童只有1.5万名。有鉴于此，卡尔·克诺茨不无失落地感慨道：“算上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德意志人，德裔美国人约有一千万人。其中还有多少人说德语，很难说。但是，不管怎样，其比例不会很大。”

　　19世纪80年代初来到美国的教育家尤里乌斯·戈培尔，同样感受到美国德意志文化及其教育的危机状态。他以自己最为熟悉的德语教育和德语文学为例指出，“保护语言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非常重要，保护德语不仅关系德意志特性的延续，还涉及现代的德意志精神和文化”。但是，美国的客观现实是，不仅德语学校较之德裔人口规模数量偏少，而且德裔居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母语漠不关心，也不愿学习德语。结果是，以德语居民为受众的德语文学，也随着德语人口的缩减而出现严重生存危机，呈现衰败景象。德文书籍出版业的萧条冷落状况，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戈培尔的看法。由于美国的德文书刊出版业大幅萎缩，许多德文书店只满足于从德国进口相关图书以供销售。例如，纽约的德文书店可以与德国最大的书店相提并论，但是许多书商却靠进口德文杂志为生。这种情况不仅不利于德语群体用德文进行创作，也不利于带有美国乡土色彩的德意志文化的教育和传播。让戈培尔尤觉心寒的是，即便德语教育和德语文学的发展如此不景气，大多数德裔居民依然对之漠不关心甚至冷淡。最后，戈培尔悲观地指出，若任其发展，美国德意志文学“现在没有，将来更不会存在”。

　　尽管如此，旅美德国学者并非一味消沉地焦虑于德意志文化在美国的困境，而是危中求机，力图通过放大德意志文化在美国的影响，甚至狂躁地鼓吹美国的日耳曼化，鼓励德裔群体守护德意志文化，并聊以自慰。在他们看来，19世纪末的美国已经深深受到在文化科教领域领先世界的德国因素的浸染，美国文化教育领域中的德国影响几乎无处不在。在学术文化领域，“务实的美国人都竭尽所能地利用德国人在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美国古典作品的出版物都基于德国哲学家的研究之上，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研究广受追捧，德国教育成为美国教育家学习的榜样，大量德国学者的著述被美国各图书馆收藏，等等。在音乐文化领域，不仅以前被视为浪费时间的音乐教育，开始在美国公立学校得到推广，而且所有城市都仿照德国成立了歌咏协会，各种交响乐团、音乐社团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其声势和规模甚至超过发源地德国。在高等教育领域，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康奈尔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等成为传播德意志文化的先锋，其中1876年建立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成为德国大学“移植”到美国的典范。更为重要的是，远赴德国留学的美国学生日益增多。19世纪中期前后，包括著名历史学家班克罗夫特、文学家爱默生在内的数以百计的美国人赴哥廷根大学、莱比锡大学、波恩大学、海德堡大学等德国大学留学，大多数人成为美国的知名学者，他们回到美国后，成为德国科学、艺术和文学的传播先锋。所有这一切都昭示着德意志文化在美国的巨大魅力和影响。

　　基于以上乐观看法，痴迷于守护德意志文化的旅美学者，甚至逆向性地提出了美国的“日耳曼化”或“德意志化”问题。克诺茨就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教师爷口吻傲慢地表示，“只要美国的教育不了解裴斯泰洛齐、第斯多惠或赫尔巴特，哲学领域没有听闻过康德或叔本华，文学领域对席勒、歌德、赫尔德或莱辛无从知晓，音乐领域不知贝多芬或瓦格纳为何人，那么它吸纳这个欧洲最严谨的民族的精神财富，或者说日耳曼化，就是明智之举”。戈培尔更是对一个“德意志化”的美国进行了“美好”展望，宣称在优秀的德意志精神和文化影响下，德国人和“德意志化”的美国人将成为“血脉相连、通过共同的至高精神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类文化进步的承载者”。

　　既然德意志文化在美国面临生存困境，同时又对美国文化教育界产生如此重要影响，那么如何危中求机，选择合适的路径来捍卫德意志文化，就成为必须思考的问题。而通过强化德语教育守护美国德意志文化，则是他们的共识。

　　在德国文化民族主义者眼中，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文化民族主义之父赫尔德曾明确强调，坚守自己的民族语言就是坚守自己的民族特征。著名历史学家卡尔·欧特弗里德·米勒（Karl Otfried Müller）、著名圣经学者约翰·大卫·米夏埃利斯（Johann David Michaelis）等人也从历史和文化角度认为，语言“与其使用者历史经历”有密切关系，是一个民族“思想和历史文化的最基本载体”。关切美国德意志文化的学者也秉持同样看法，强调德语体现了“德意志特性的‘真正原初’属性”，是德意志民族生存的“关键考验”。因此，要保持美国的德意志文化，就必须强化德裔居民的德语教育。具体说来，他们认为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是突出德意志天主教会和路德教会在19世纪美国德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以德意志天主教会为例，1869年有超过13万名儿童在约700个教区学校中登记注册，到1881年德意志天主教教区数量翻番，有16万名学生在1000多个教区学校就读。而老路德教会中最重要的密苏里宗教会议开办的学校，在1861年接纳了1万多名儿童，1872年接纳了3万名儿童，1881年接纳的儿童数量则达到5万名。克诺茨等人因此特别肯定德意志教会对于保护美国德意志文化的重要意义，支持两大教会通过开办德意志教会学校“保护德意志文化”。在他们看来，这些教会不仅可以“通过数以千计的教堂来宣讲德语”，而且可以“建立一定数量的神学教师学校培养德语神职人员”，“建立大量学校”来培养新的德语信众。所以，各类德意志教会是有效“保持母语的重要路径”。

　　二是加强德语教师队伍建设。“要在我们的基层建立一支勤奋的教师队伍”，这是保持德意志语言和文化的基本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德语教师培训机构。19世纪中叶，在密尔沃基成立的德裔美国人教师学院就是这一努力的结果。

　　三是把德裔家庭作为传承德意志语言和文化的基站。直言之，“在德裔美国人家庭中，必须用德语思考、感受、交往”，以便“使小孩获得我们高贵母语的丰富知识”。很早就投身德国民族主义运动，后为躲避德国当局抓捕而逃往美国的学者古斯塔夫·克尔纳也持同样看法，认为德裔美国人必须“虔诚地坚守对自己的语言和文学的热爱”，并且“致力于把它们灌输给自己的孩子”，才能从根本上保护美国的德意志文化。

　　四是强调大众参与和知行结合对于捍卫美国德意志文化的决定性意义。戈培尔认为，德裔美国人一定“要亲自参与、亲自行动和亲自组织”，要把保护德意志语言和文化视为“我们的职责”。克尔纳则提出要争取在公共事务中使用德语，坚持发展德文出版业，建立各类德意志人社团，鼓励德裔群体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克诺茨则通过实例肯定德裔群体捍卫德意志文化的务实举措，诸如费城出版大量德意志经典作品，俄亥俄州致力于发展德意志音乐事业，“美因茨贵族联合会”组织大量德意志人移民得克萨斯以保护美国的德意志民族特性，《伊利诺伊州报》（Illinois Staatszeitung）等约500种德文报刊坚持发行，等等。总之，只有通过这些实践性教育和努力，才能“拯救残损的德意志语言、习俗和学术”，在美国继续“保持其影响、纯正和美丽”。

　　基于以上认知，旅美德国学者认为，德意志文化在美国的生存和发展，可谓危机中蕴含着希望。只要针对性地落实上述具体举措，努力保护甚至扩大德意志文化的影响，德意志文化在美国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

　　四、美国德意志文化的出路

　　尽管一些旅美德国学者沉湎于守护乃至光大美国的德意志文化，但相关诉求显然不受美国主流社会欢迎。有美国学者指出，1835年以后遍及全美的各种德意志人协会组织，如体操协会、射击协会、军事协会等，都视自己为德国相关组织的“美利坚分支”，甚至将美国视为德国的一个“文化省份”。在多数美国人看来，这些刻意保持民族性的文化民族主义努力，“都应该受到谴责，也是与公众的幸福相矛盾的”，因而绝对不会为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或许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旅美德国学者最终不得不直面现实，放弃在美国保持民族性德意志文化的幻想，转而冷静思考德意志文化在美国的恒久保存之道。

　　早在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有德国学者开始务实地思考德意志文化在美国的未来。弗里德里希·卡普即是其中一位。当时他尽管深陷民族情感难以自拔，为美国的德意志同胞正在失去民族特性和文化感到惋惜，却根据自己在美国20年的经历和相关研究得出一种较为理性的看法：美国毕竟不是德国，德国人移民美国，“追求的目标并非民族国家”，而是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度”，德裔移民融入美国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重塑”，是由德国人转变为美国人的过程。因此，“德意志人在语言和风俗方面完全美国化乃迟早之事”，德意志文化在美国不可能有“民族性的未来”。基于这种思考，他提出了一条兼顾情感与理性的保护美国德意志文化之路，那就是让德意志文化融入美利坚文化而获得永存。他以一种自我安慰的语气指出，德意志人来到美国，实际上是“两个有着血缘关系的日耳曼部族即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德意志人，在16世纪后再次相遇于美洲大陆，一起劳作，扩大这一自由王国”，因此他们“是同一块土地上和睦的合作伙伴”。在这种合作的过程中，虽然德意志人在不断“丧失”民族特性，无法再保持其民族文化，但德意志人可以“尽最大努力和能力去加深并扩大美国德意志因素的印记，以丰富德意志精神和情感生活的内涵，使德意志民族特性成为构建美利坚民族特性的平等组成部分”，进而使德意志特性和文化在美国获得永存。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关德意志文化在美国的未来的探讨更加理性化。顽固捍卫美国德意志文化的铁杆学者戈培尔就是其中一例。他开始走出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迷思，转向一种具有折中特征的理性思考。他一方面仍怀着一种“复杂的情感”，对数百万德裔美国人正在丧失德意志文化属性而深感惋惜，内心充满着纠结和挣扎；另一方面也认识到，对于长期生活在美国的德意志人而言，“美国化进程是必然的”，他们“在政治上首先是美国人”，具有美利坚属性。为此戈培尔提出了一种新的见解，即德裔美国人的德意志特性和美利坚属性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可以兼容。德裔美国人作为美国公民，并不意味着必须放弃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属性，他们拥有作为德意志人的权利。

　　为了化解德裔美国人基于兼容之上的双重身份认同困境，戈培尔提出了一种创新性阐释。他特别强调，“那些属于最伟大的德意志现代文化民族一员且为之自豪的人们，如果愿意为保护德意志语言和文化在美国的未来而合作，就必须结成积极的共同体”，“要把保护德意志文化当作民族事业而确保其未来”。与此同时，他提出了将德意志文化嵌入美利坚文化的“德意志—美利坚文化”新概念。这一概念的逻辑基础是，美利坚民族是一个“混合民族”（Mischnation），德裔美国人是这一混合民族的一部分。一方面，德裔美国人当然具有“德意志属性”，他们牵挂德意志祖国，而“统一和强大”的德国也有助于提高他们在美国的地位。另一方面，他们毕竟“不是德意志帝国的政治附属物”，而是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人，已经没有了“那种纯粹帝国属性的崇高德国意识”。因此，德裔美国人有一种“德裔美国人特性”（Deutsch-Amerikanertum），他们实际上是兼具德意志特性和美利坚特性的“双姓美国人”（Bindstrich-Amerikaner）。至此，这位狂热守护美国德意志文化的学者，终于跳出了文化民族主义的狭隘迷思，为德意志文化在美国的未来设计出一种理性的开放型模式。戈培尔在谈到自己看法转变的缘由时指出，毕竟美国“并非像一些德国梦想家曾设想的那样，是美洲的新德国，而是一种新的人类理想，其中聚集着德意志人品格和精神的精华，也包含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卓越特性”，因此“只是有气无力地单纯捍卫德意志制度和精神”没有出路，德意志文化在美国的真正未来是让其精华融入美利坚文化之中，变成建构卓越的美利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由此获得永恒。

　　还有一些德裔学者以务实的态度，支持将“优秀的”德意志文化转变成美利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得到永续。学者格奥尔格·迈耶尔曾在纪念1890年密尔沃基德裔美国人日庆典时发文，对德意志文化与美利坚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清晰阐释：“我们在这一国家中并非外人”，“庆祝德裔美国人日的首要目的”，并非为了坚守民族层面的德意志文化，而是“要展示德裔美国人的辉煌历史以及他们对美国发展的贡献”，表明“德意志人在两百年的美国历史中扮演了突出角色”。而今德裔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几乎1/5，“在工业、艺术等领域都取得了伟大成就”，他们的卓越表现必然会使伟大的德意志特性和文化，对整个美利坚民族的特性和文化产生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他们表现出来的“像蜜蜂一样勤奋、如狮子一般勇猛、忠诚于义务”等卓越品质，以及坚毅、敏锐、节俭等优秀特性，都应该成为美国公民的品质和特征。而且，德意志文化在事实上影响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德意志人的家庭生活成为一种典范；德式幼儿园在居民中赢得越来越多的朋友；德意志圣诞树年复一年进入越来越多的英裔美国人家庭”。因此，德裔美国人最需要的不是坚守自己的独特文化，而是让其转变为美利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迈耶尔还特别引用美国著名学者安德鲁·D.怀特（Andrew D.White）的看法，用以支持关于德意志文化融入美利坚文化的观点：“美国在不远的将来会拥有上亿居民。其民族特性将会兼具德意志人的细致、坚韧和忠诚，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活力和自信，凯尔特人的想象。”

　　德裔学者威廉·霍伊泽-延森（Wilhelm Heuse-Jensen）也表达了相同看法，赞成将德意志特性和文化融入美利坚民族特性和文化而获得永续。他以“最日耳曼化”的威斯康星为例指出，德裔美国人完全可以“把德意志民族特性中最好的东西融变为美利坚民族最独有的东西”，使德意志文化尽可能融入美利坚民族文化之中。他还以威斯康星大学教育为例，诠释了德意志文化融入美利坚文化的路径，指出在美国教育和学术发展之初，德意志精神就对其产生巨大影响，作为“欧洲典范”的德国大学成了许多美国大学的学习对象，包括威斯康星大学在内的许多美国大学都成为实践德意志精神和理念的典范大学。为了确证德国大学体制对美国大学的影响，霍伊泽-延森还对美、英、法、德等国的大学体制进行了比较，认为德国和美国的大学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重中之重是对学术的呵护”，但“法国和英国鲜有类似情况”，“它们的许多顶级研究人员、研究刊物、实验室和其他学术机构与大学没有什么正式关系”。正是相同的学术环境吸引着大批德国学者来到美国大学，两国之间的许多大学也因此结成姊妹学校。他由此得出结论：“对美国人而言，他们的榜样是德国的大学而非英国或法国的大学。”美国大学对德意志文化元素的成功吸纳，在很大程度上让德裔美国人看到了德意志文化在美国的未来。

　　上述可见，在经历了文化民族主义的迷思之后，旅美德国学者对美国德意志文化的关切开始回归冷静和理性。在他们看来，既然“美利坚民族躯体中的德意志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元素正在迅速消失”，而且德国大学教育等对美国的影响也表明，德意志文化可以成功地融入美国文化之中，那么德意志文化在美国的最可靠未来应该是融入美利坚文化。而美利坚民族作为一个“包括许多不同种族血缘和原初民族元素”的有机体，在其不断融合的“美国性”之中，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条顿人的特性都应该有一席之地，而不是非此即彼。因此，美国的德意志文化应该属于吸纳了德意志文化的“美利坚精神和文化”。

　　五、美利坚文化中的德意志元素

　　尽管学界对于19世纪旅美德国学者的美国德意志文化关切鲜有涉猎，但从学术角度而言，这一波在时空上绵延半个世纪、横越大西洋的德国文化民族主义思潮显然值得关注。旅美德国学者这种基于德意志文化共同体取向的跨国性文化民族主义努力，突破了传统民族主义研究的想象空间，给我们以全新的国际视域感受。与此同时，这波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对于德意志文化在美国的未来的探讨和最终认知，本质上符合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和各民族文化在碰撞中交流和融合的趋向，契合人类文明的发展大势。

　　值得关注的是，在旅美德国学者理性提出德意志文化融入美利坚文化而获得永续的同时，德裔美国人也从原先捍卫德意志民族文化，转变为推广德意志文化、强化美利坚文化中的德意志元素。而德裔作为美国最大的族群、德意志文化的诸多优秀特性、德意志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的近亲日耳曼部族关系，以及美国作为混合民族的特征等，也为德意志文化融入并被美利坚文化迅速接纳提供了便利条件。美国诸多领域因此留下了鲜明的德意志文化元素。

　　首先，美国教育领域受到德意志文化的强烈浸染。研究表明，19世纪下半期以后，先进的德国教育文化成为美国教育效仿的对象。在幼儿教育方面，来自汉诺威的卡罗琳纳·路易莎·弗兰肯贝格（Karoline Louise Frankenberg），于1856年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创办第一所德式幼儿园，将先进的德国幼儿教育模式引入美国，最终变成了全美国的幼儿教育制度。在师范学校教育、工业和技术教育等方面，德国由于“拥有最丰富和富有成效的经验”及“更合适的解决方案”，也成为美国人学习的目标。在大学教育领域，除了涌现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一批新的德国模式大学，以及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积极仿照德国大学体制进行改革外，更重要的是，在哈佛大学德裔教授库诺·弗兰克（Kuno Francke）等人提议下，德美两国大学间形成了教授定期交换和学术交流机制，从而大大加强了两国大学间的联系。关于德国大学对美国大学的影响，可从当时两位著名美国大学校长的谈话中窥见一斑。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伊拉·雷姆森（Ira Remsen）曾直言：“美国大学中许多最重要的教授都在德国接受了培训”，“德国的学识通过这种方式传遍了整个美国”。康奈尔大学校长安德鲁·D.怀特也坦承：“在帮助美国大学提升到现今状态方面，德国相较于其他国家作出了更多贡献。这是美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其次，德意志文化大大丰富了美国人的社会生活。在这方面，德国音乐文化在美国的普及可谓典型。有学者在论及音乐对于美国社会的意义时指出：“国家的重点在于强调艺术和习惯的培养，它们使人远离自私或物质利益的狭隘小道，能够提高并增加生活的乐趣，使人高尚。然而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旅行者被美国社会沉重、忧郁和单调乏味的生活所震惊。”尽管美国人“对物质进步雄心勃勃”，但他们在社会生活方面总是千篇一律的“严肃、刻板和狭隘”。“他们没有节日，没有集市，没有娱乐活动，街上没有音乐。”1838年一个小乐队试图在纽约剧院演奏海顿交响曲，听众竟然视之为“噪音”，并用嘘声和臭鸡蛋表达不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德意志人通过设立音乐发展基金、组织各种音乐歌唱协会和管弦乐团、举办音乐节，以及创办音乐学校和开展音乐教学等不懈努力，使美国人的音乐品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音乐最终成了美国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其他领域，德意志文化也深深影响着美国社会。例如，德裔美国人引入“热爱森林的德意志民族”的森林文化，使美国森林文化烙上了德意志印记。美国第一位德裔参议员卡尔·舒尔茨最先把德国人保护森林的理念引入美国。这位出生于林木茂盛的德国西部的德裔政治家，针对当时美国人大量砍伐森林的状况,首次发出警告：“森林是涵养水土和维持农业的必备要素，乱砍滥伐森林将付出沉重代价。”起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这种警告有些杞人忧天。然而，过度砍伐森林引起的环境恶化最终使讥笑变成了赞许。联邦和州纷纷出台一系列保护森林的法律。此后在落实森林保护机制和推广林业教育方面，德裔林业专家同样走在前列。出生于普鲁士的伯恩哈德·E.费诺（Bernhard E. Fernow）是美国“全国森林协会”的创立者之一，也是《森林居民》（The Forester）杂志的编辑。在他的努力下，美国农业部设立了专门的林业处，他也因此成为“美国森林事业之父”。还有一批德裔学者则成了康奈尔大学等大学林学系和林业学校的创立者。曾在德国学习森林科学的约瑟夫·罗特洛克（Joseph Rothrock），因创立宾夕法尼亚大学林学系和对宾夕法尼亚森林事业的贡献，而成为“宾夕法尼亚林学之父”。

　　最后，德意志元素对于塑造美国政治文化功不可没。人们的印象是，德裔居民不太愿意担任公职，因此对美国政治文化的影响较小。这方面的最早记载就是1694年德裔移民保罗·乌尔夫（Paul Wulff）因拒绝担任镇书记官而被罚款3英镑。然而，这并不能证明德意志人不关心公共事务。他们实际上有着自己的政治信念和追求，这种政治信念和追求显然对美国政治文化有重要影响。如前所述，早在殖民地时期，德国移民就是追求自由和独立的先锋。雅可布·莱斯勒在1689—1691年对纽约的治理，是日后美国共和政体的预演。而他于1690年召集马萨诸塞、普利茅斯、东泽西、西泽西、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和弗吉尼亚总督，到纽约举行北美殖民地第一次大会，可谓“大陆会议和美国国会的起源”。

　　进入19世纪，崇尚自由民主的德裔群体反对种植园奴隶制的立场，也深深影响美国的政治进程。研究表明，美国历史上首先抗议黑奴制度的就是德意志人。早在1688年4月18日，日耳曼敦召开的德意志贵格派会议就已经“抗议购买和拥有黑奴”。19世纪上半期，佐治亚的德意志萨尔茨堡移民也表达了反对奴隶制的态度。到19世纪中叶，由于受到大量逃到美国的德国“1848年革命分子”的反奴隶制鼓动，多数德裔居民开始明确支持“废除这个国家的奴隶制”，并因此成为共和党在俄亥俄、威斯康星等多个州选举中获胜的决定性支持者。相关德文报纸也反映出这种倾向。1854年有80份德文报纸反对向南方奴隶州妥协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支持该法案的仅有8份德文报纸。更突出的是美国内战中德裔居民高涨的政治热情。内战期间，除美国出生的德裔血统居民外，北方军队中仅出生于德国的德裔志愿者就有20万之众，远远超过新移民人数更多的爱尔兰人。正是这些德裔美国人用鲜血和生命参与了美国政治文化的塑造。

　　总之，德意志元素已经融入美国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给美国社会和美利坚文化打上了深深的德意志烙印。早在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伍斯特克拉克学院（Clark-Collegein Worcester）的一次毕业庆典上，就充分肯定了德裔美国人及其文化对美利坚民族的重要影响。他在庆典致辞中表示：“我确信，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我们有融汇多种语言、多个民族而成为统一的民族的传统。我们最重要的努力应该是，吸纳这些民族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每个把自己的子民送到我们这里的文化民族，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从德国学到了许多优秀的品格。她给了我们最好的最强大的人口因素。相较于其他国家，德国对我们的教育和精神生活、对我们正在大学学习的青年，都产生了更大影响”。21世纪初，另一位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在庆祝德裔美国人日的致辞中，同样赞扬了德裔美国人及其文化对美国的巨大影响：“作为美国最大的族群之一，德裔美国人在商业、治理、法律、科学、体育、艺术等许多领域都对我们国家产生了极大影响……德裔美国人不仅取得了许多职业成就，也影响了美国文化。从圣诞树到幼儿园，美国吸纳了德国的许多传统和制度。德裔美国人庆祝并分享他们的习俗和传统，有助于保护他们丰富的遗产，也有助于增强美国的文化多样性……我鼓励所有美国人承认德裔血统公民对美国自由和繁荣的贡献。”

　　19世纪旅美德国学者对美国德意志文化的关切和守护，以德意志文化最终融入美利坚文化而告终，这一结果看似有些勉强和无奈，实际上却符合人类文化扩散和传播的规律和趋势。旅美德国学者对于德意志民族文化的关切和守护，在本质上是传承和维系德意志民族文化的一种努力，是对本民族共同体文化的一种执着的纵向传承。而德意志文化在北美大陆与美利坚文化交汇碰撞，其优秀元素最终融入美利坚文化，则是德意志文化在地理空间上的横向扩散。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亮丽多彩的文明之花，无不盛开于这种纵向传承与横向碰撞交融的文化沃土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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