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自改革”思潮第二波：《盛世危言》与“盛世危言主义”

02-13 次遇见

　　摘要：郑观应是出生于沿海的见多识广的洋务派工商知识精英代表。他隐居澳门的六年间，在《易言》基础上扩写而成了五卷本的《盛世危言》。初稿的最后整理工作完成于1893年暮春，1894年仲春刊行。由于之后郑观应曾屡次修订、重印这一著作，且当时社会又无严格的版权观念，书商、书坊不仅随意翻印，甚至自行改变卷次、增删文章，致使《盛世危言》成为近代中国版本最多的名著之一。透过《盛世危言》可以看出，作者对当时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方面的现状相当熟悉，对许多问题的思考由来已久。正是激于民族危亡，虽属体制外的郑观应也是“欲为策士”，希望借鉴西方经验，著书立说，正义直言，救国利民。晚清体制内所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政治改革可以划分为四波“自改革”思潮，以郑观应等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属于“自改革”思潮的第二波，已背离了“在传统中求变”，成为中国知识界“在传统外求变”呐喊的第一声。在清末，“主义”流行，《国民日日报》撰文所称的“盛世危言主义”之“主义”，可以作为审视中国社会演进的一种新的基本着眼点。20世纪前十年中，虽然各派政治力量在社会上展开激烈的角逐，但不管是维新派、立宪派还是革命派，无论是“在传统中求变”还是“在传统外求变”，均未能提出一套实现中国独立富强的统筹全局之方案，甚至没有能够贡献一本较之《盛世危言》更为广泛地讨论中国实际问题、具有启迪思想的著作。从19世纪末至辛亥革命前，《盛世危言》对知识界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对社会保持着相当大的影响力，所谓“盛世危言主义”，正说明清末这一时期是《盛世危言》成为了学界主导性思想。外抗强权、内求民主政治、建立富强之国和实现现代新文明，不仅是《盛世危言》阐明的核心思想内容和国家发展的基本方略，也是19世纪中期以来中华民族始终秉持的理想信念。

　　尽管中国很早就与外部世界发生了接触，但数千年来的社会危机都属于内部世界的危机。以家长式官僚制度为核心的政治模式，以宗法家族为本位的社会伦理，以小农自然生产为基础的经济结构，以儒家伦理与政治一体化为基础形成的“华夷之辨”的天下观念，直至19世纪中叶才受到了外部世界的全面挑战和强烈冲击。西方的坚船利炮，无处不在的洋货以及通商口岸中出现的政治体制，促发了中国社会开始缓慢地发生着裂变。社会危机、文化危机强化了一部分知识精英的危机意识和批判意识，面对着逐渐分崩离析的传统社会，不同的知识精英纷纷走上政治舞台，发出了代表自己所在知识阶层的声音，郑观应（1842—1922）隐居澳门扩写的《盛世危言》便是其中的代表。由于从19世纪末至辛亥革命前，《盛世危言》成为了学界主导性思想，对知识界起着重要的启蒙作用，因此，1903年8月7日出版的《国民日日报》载文誉之为“盛世危言主义”，它也成为近代中国“自改革”思潮的第二波。

　　一 以资救世的《盛世危言》多种版本

　　作为晚清出生于沿海、见多识广的洋务派工商知识精英，郑观应既是工商实业的实干家，又是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士绅阶层代表。他的《盛世危言》源头，可以追溯到同治元年（1862）写成的《救时揭要》一书，书中记述了自己与西方朝野接触的经验和对西方国家富强之本的理解。之后，又将发表于《申报》《中西闻见录》等报刊中的36篇文章寄呈时在香港办《循环日报》的王韬（1828—1897）就正，王韬为其付印时，名曰《易言》，于同治十年（1871）在香港出版。光绪十年（1884年），郑观应隐居澳门期间，又在《易言》基础上扩写成《盛世危言》，将自己的所历所闻、思想精华荟萃于这一心血之作。

　　最早问世的《盛世危言》是五卷本。该版本有彭玉麟（1816—1890）在1884年题写的书名，卷首有郑藻如（1827—1894）撰写于“壬辰（1892）八月中秋”的序言，其中有“阅既竟，乃璧还原本，并劝其早付手民，出以问世”之句，表明此时《盛世危言》还是手稿本。在该版本的卷首还有“先后参定”该书的吴广霈（1855—1919）于“壬辰仲冬”、杨毓恽于“癸巳暮春之初”撰写的后跋及陈炽（1855—1900）于“癸巳七月”撰写的序言，可见在癸巳年（1893）七月，《盛世危言》五卷本尚未付印。该版本的最后整理工作完成于1893年暮春。夏东元特别强调，该书的实际刊行时间应在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秋冬间。

　　其实，《盛世危言》五卷本出版于1894年春，是有一个“光绪甲午仲春付印”的牌记为证，其他还有另外两个没有标明出版者，且在增订、纠错方面又有明显关联的五卷本。（1）“光绪甲午仲春付印”的《盛世危言》版本为五卷五册，有正文56篇，附录16篇，是《盛世危言》五卷本的第一个版本；（2）“宏道堂”的五卷本，是前者的翻刻本，也是流传最广的刻印本。（3）南京图书馆所藏1895年初郑观应增补了四篇文章的《盛世危言》五卷本，较之宏道堂本多了正文《考试下》一篇，并多了附录《截录〈申报〉〈行军以间谍为先论〉》（刊载《申报》1895年1月11日）等四篇文章。所以，学术界或以为郑观应《盛世危言》的若干看法在1880年代被知识界视为警世良言，但并没有引起政治层面的重视，直至甲午战败才重新阅读云云，实在是忽略了版本关系，误以为《盛世危言》五卷本是《易言》的修改本，把时间序列弄颠倒了。

　　《盛世危言》五卷本受到了读者热烈欢迎，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1894年8月出任江苏布政使的邓华熙（1826—1916）在读了《盛世危言》后，十分欣赏，遂于1895年初将附录《截录〈申报〉〈行军以间谍为先论〉》的《盛世危言》奏呈御览。在邓华熙奏呈之际，郑观应已将五卷本的文章按照“富国类”“开源类”“强兵类”“节流类”重新分类，并分成十二卷。在邓华熙要将《盛世危言》奏呈给光绪皇帝时，郑观应还为光绪皇帝度身定制了一篇题为《论西学宜设特科》的文章，因而又有十二卷本、正文58篇的《盛世危言统编》。《盛世危言》中的文章题目都是两个或三个字，唯独该文的题目有七个字。该文颇像是给光绪皇帝上的一个条陈，邓华熙奏折称他“并录原书一函五册，随折恭进”。“录”字表明，“奏呈御览”的《盛世危言统编》应该是一个手抄本。光绪皇帝对该书也颇为重视，将它发交总理衙门刷印，分给大臣阅看。之后，邓华熙又将这一“统编”送交于不久前由两江总督调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1837—1909），张之洞便将该书“爰付手民，照缮刻布，以广其传”，即尚未受到学界高度重视的《盛世危言统编》。它是光绪皇帝“御览”的版本，也是他发交总理衙门印刷的版本，而《论西学宜设特科》一文也仅见于这一“统编”。

　　在《盛世危言》得到光绪皇帝认可后，郑观应才把他原版于1880年的《易言》36篇本改名为《盛世危言续编》出版。《盛世危言续编》与《易言》36篇最主要的差别，在于“续编”将《易言》中正文《论考试》一文的附录《论洋学》改为正文，从而使正文增至37篇，即上海赐书堂于“光绪乙未（1895年）夏月”校印的版本。该石印本分为三卷三册。在石印这一“续编”时，该书堂还将冯桂芬（1809—1874）等人辑著、翻译的19篇文章分为上、下卷，以《盛世危言外编》之名，附在《盛世危言续编》之后。此后，另一些书商将“续编”与“外编”合二为一，又将冯桂芬等撰写的文章增至29篇，并以郑观应的文章在先、冯桂芬等人的文章在后，分为四卷四册。这一四卷四册的版本，还有1896年上海书局石印的《盛世危言续编》，1898年图书集成局铅印的《盛世危言二编》等。

　　基于郑观应将他的政论视为一个系列的事实，今人确实应将《盛世危言续编》作为《盛世危言》系列中的一种。光绪二十二年（1896）中秋节前夕，有正文增至104篇的《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光绪丁酉年（1897），有《盛世危言补编》；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三月，图书集成局又推出《盛世危言三编》。此后，各地出现过多种《盛世危言增订新编》的翻刻本。它们在内容方面并无增删，但往往与郑观应自己排印的版本有细微的差异。例如，剑南同德会于1897年刻印的版本改用了《盛世危言全编》之名；上海著易堂于1898年石印的版本改用了《增订盛世危言新编》之名；上海六先书局发兑的版本不仅改用了《增订盛世危言正续编》之名，而且将全书改为九卷八册。1908年，郑观应将其部分未刊文章和书信等编为《盛世危言后编》；据其自述，1920年刊行；目前所见，有上海翰华阁书店1921年铅印版。《盛世危言后编》流传不广，未见翻刻本。至于究竟是因为此书编纂的篇幅过大、内容过于杂乱，还是由于该书内容不适合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尚有待进一步研究。不过，该书的“流传不广”，确实标志着郑观应在中国思想界叱咤时代风云的年代已经过去。

　　二 《盛世危言》与“自改革”的再呼唤

　　中国社会的变化和更新，海内外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解释。芝加哥大学的柯睿格（E. A. Kracke，1908—1976）在《宋代社会：传统之内的改变？》一文中讨论10—13世纪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急速和深远变化时，将那种无法突破“传统”牢笼的变化力量，称之为“在传统中变革”（changewithin the tradition）。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在传统王朝体制内所进行的变革，一是在传统文化领域内进行的变革。

　　朱维铮（1936—2012）认为，在清朝体制内所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政治改革，最早可以追溯到龚自珍（1792—1841）写于1814—1815年的《乙丙之际箸议第七》。文中有：“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从龚自珍开始，“‘自改革’便成为晚清思潮的一个主旋律”。换言之，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社会同时还蕴涵着所谓“在传统外变革”（change beyond the tradition），即开始废弃传统而转向西方式的“现代性”转化的取向。葛兆光认为，中国思想界的这种转变大体上始于1895年以后。如果从19世纪中期晚清体制内所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政治改革思潮来考察，以龚自珍、林则徐（1785—1850）、魏源（1794—1857）为代表的改革派思想家是可谓“自改革”思潮的第一波，那么，以郑观应等为代表的则是“自改革”思潮的第二波。之后还有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为代表的第三波和20世纪立宪运动时期张謇（1853—1926）等为代表的第四波。“自改革”思潮是中国传统政治体系中内部免疫机制——谏议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这些具有批判精神的体制内的朝臣官员和体制外的知识精英，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抗议”精神，提出了种种建言，充当了社会的良知。如果从文化传统演变的角度来考察，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所主张的孔子之道在孔子不是祖述者而是创教者，其真意在托古改制的立场，联系康有为戊戌维新时期力主师法俄国彼得大帝和效法日本明治维新，足见其事实上已经背离了“在传统中求变”，可以说是正式揭开了文化上“在传统外求变”的序幕。

　　《盛世危言》的作者视野宏阔，全书结构层次丰富，议题既包括国家大法、国防外交，也涉及具体经济、教育门类，对于西方富强之本思想中的议院观、教养观、学校观、工艺观、农政观、商务观、吏治观等核心观念，也一一加以论述。从讨论、研究的方法和写作的风格看，郑观应指陈时弊，切中要害，援引典章，如数家珍，指中土症结，多有发人之未发之语；述外洋情事，全无隔靴搔痒之言。透过《盛世危言》可以看出，作者对当时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许多方面的现状相当熟悉，对许多问题的思考由来已久。正是激于民族危亡，虽属体制外的郑观应也是“欲为策士”，希望借鉴西方经验，著书立说，正义直言，救国利民，掀起所谓“自改革”的第二波，发出中国知识界“在传统外变革”呐喊的第一声。

　　（一）议院强国：改革专制政治的理论探索

　　郑观应是近代中国最早明确提出君主立宪构想的改良派思想家。早在19世纪70年代完成的《易言·论公法》中，他就介绍了西方的议会制度，认为议院制度是一个“良法”，有了这个制度，能使国家的政事“举国咸知”。在《盛世危言》中，更是点出了议院是变革政治体制的关键：“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盛世危言》中有专门篇章对议院进行阐释 ：“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所谓“公议”，主要是指民众之议，强调了议院在本质上是民众表达政见的场所，通过议院能“集众思，广众议，用人行政一秉至公”，如果“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他特别介绍了欧洲国家所实行的两院制度：“上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部大臣任之，取其近于君也。下院以绅耆、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取其近于民也。选举之法惟从公众。遇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达之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君，以决从违。如意见参差，则两院重议，务臻妥协而后从之。”在郑观应看来，美国议院“民权过重”，而英、德议院制“斟酌损益，适中经久”：“盖有议院揽庶政之纲领，而后君相、臣民之气通，上下堂帘之隔去，举国之心志如一，百端皆有条不紊，为其君者恭己南面而已。故自有议院，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他还以英国为例，指出议院代表着民意、民志的根本性质：“即英国而论，蕞尔三岛，地不足当中国数省之大，民不足当中国数省之繁，而土宇日辟，威行四海，卓然为欧西首国者，岂有他哉？议院兴而民志合、民气强耳。”主张中国应仿效之：“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郑观应还设计了一条因果链：要行公法，就要张国势；要张国势，就要得民心；要得民心，就要通下情；要通下情，就要设议院。通下情是设议院最直接的作用，而行公法则为设议院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由此可见，郑观应注重议院制，其根本的出发点还是国家的利益。既然以国家的强大为主，那么君主与民众的协调一致就非常重要，而“通下情”“得民心”也就成了议院的标志性功用。

　　西方近代民主制度的发展，有其共同的政治哲学作为理论基础，这恰恰是中国传统所缺乏的“民权”思想。郑观应通过对西方国家历史的总结，强调议院或国会的作用，是给中国君主专制之弊开出的一剂良药。《盛世危言》中虽然还有以中国化的方式来理解西方议院的问题，但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西方议院制度与古代“议郎”之类制度的原则区别，指出了议院为国家富强之根本，是根绝专制、御侮救国的切要之政。他确信，如果在中国实行议院制或采取国会的形式，可以同时满足君民双方的意愿和符合君民双方的利益。《盛世危言》敢于将中国的政体与西方的政体作比较，直接针砭中国的专制统治，将国家的富强之本建立在改革政治体制上，是宣传西方近代议院制的重要文献。在甲午战前思想界尚仅仅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引进现代工艺科技的“西用”之时代，郑观应“议院强国”的主张，在19世纪末的思想界无疑具有极大的超越性。

　　（二）重商求富：商战以强国富民的强烈呐喊

　　“商战”一词，是由同治年间的曾国藩（1811—1872）所提出，但作深入解析、发明其精义者是郑观应。《盛世危言》中的“商务”“商战”两篇，系统阐发了重商主义思想和“商战观念”：“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随着中西交往的日益扩大，“各国并兼，各图利己，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因此，“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中国当时状况是：“用出于税，而税出于商，苟无商何有税？”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在“兵战”的同时还采取“商战”，使洋货大举进入中国。他还用了五十多个新名词解说正在中国各口岸弥漫的洋货硝烟，由此强调了“商战”已经开始，“习兵战不如习商战”：“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国家不惜巨赀，备加保护商务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为国拓土开疆也。昔英、法屡因商务而失和，英迭为通商而灭人国。初与中国开战，亦为通商所致。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若习故安常，四民之业，无一足与西人颉颃。”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法更隐秘，危害更大，所谓“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他主张只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以我之地大物博、人多财广，驾而上之犹反手耳。夫如是中国行将独擅亚洲之利权，而徐及于天下。国既富矣，兵奚不强？窃恐既富且强，我纵欲邀彼一战，而彼族且怡色下气，讲信修睦，绝不敢轻发难端矣。此之谓决胜于商战。”“商战论”以辩证的关系论述商战与兵战之间的关系，强调“以商立国”就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指出商战并不局限于狭义的商业范围内与西方列强进行斗争，要以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为中心，达到使中国富强的目标，成为亚洲强国，与西方列强展开全面抗争。

　　王尔敏认为，“中国近代诸般思想概念，重商思想构成一部独立体系，概念分明，特色显著，足以反映时代醒觉意义”，其中郑观应“在近代工商思想上具有先驱之开创地位”。观念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导，晚清重商思潮的兴起，“商战论”的提出，在一定意义上奠定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方向，即从重农抑商的传统农业社会向提倡重商主义的近代工商社会的逐步过渡；一个以工商业的空前发展为基础，以沿海洋务派工商知识精英、江南士绅文人为主干的民间社会力量开始渐渐崛起。例如，汤震在《危言》中提出了“任官不如任商”的主张，称“财者朝廷之大命，行于商则通，藏于民则富，而壅于官则乱”。郑观应同样认识到，中国官僚体制“积弊深重”，把商办作为救弊之法，实际上是要以市场经济取代权力经济。希望通过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用市场经济的机制来荡涤封建官办经济的污垢。重商思想的表达又多与富强相呼应，即使商贸之外的政治、外交、军事、文化问题，多少都与求富图强之根本问题相联系，而求富是根本之根本，似乎是贯穿《盛世危言》的一条脉络。郑观应明确指出，如果没有富强的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后盾，议院强国的主张也无法得到实施。在他看来，经济发展在长时段内还是具有根本性的物质力量。以决胜于商战、以重商主义的勃兴来推动清末社会的一系列变革，是《盛世危言》发出的强烈呐喊；这一通过发展工商业达到国富的目标，具有时代的先进性。

　　（三）中学西学：“中体西用”与“中道西器”

　　“中学”是针对明末使用的“西学”概念而提出的。“西学”最早是指西域、西土、西方产生并到中国内地或东方流传的学说，也是当年西方人到中国来传授西方学问时常用的专门术语。“西学”在早期汉文文献中指的是佛学，而把含有基督教价值观、具有西方学问特别是以欧洲学术为中心的西洋学术称为“西学”则源自明末清初在华的耶稣会士。他们在其撰译的汉文西书中，把有关西洋的学问称为“西学”。例如，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J. Aleni，1582—1649）所编的《职方外纪》等三十余种汉文西书中，有一本名为《西学凡》，明天启三年（1623）在杭州刊刻，介绍了西方教育学、大学学校体制和“建学育才”方法，是一本有关西洋教育和学术的“概说”。关于“西学”内涵和外延的讨论在晚清出现过高潮。1874年郑观应的《易言》中就有讨论《西学》的专篇，之后意识到完全以学校制度来解说西学不够全面，因此将《易言·西学》扩写为《盛世危言》五卷本中的《学校》篇，又另外撰写了一篇《西学》。该篇取“通天地人之谓儒”这一传统知识分类思想，将西学细分成天学、地学、人学三部分：天学以天为纲，包括“一切算法、历法、电学、光学诸艺”；地学以地舆为纲，包括“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诸艺”；人学以方言文字为纲，包括“一切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贾、工技诸艺”，实际上包括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主要内容。他指出，西学“派别条分，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一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说明西学技艺有其理论研究作为基础。这是19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关于西学最为深入的分析。

　　“中学”因“西学”而提出，最早出现于何种文献尚无专门考证。清初王锡阐（1628—1682）在《晓庵遗书·杂著·历说五》中论证西方历法原本中国历法时，可能最早使用了“中学”一词：“《天问》曰：圆则九重，孰营度之。则七政异天之说，古必有之。近代既亡其书，西说遂为创论。余审日月之视差，密五星之顺逆，见其实然。益知西学原本中学，非臆测也。”这是将“中学”来对应“西学”的概念，“中学”即为“中国本有之学”。李鸿章在1872年奏陈挑选幼童留学美国时称：“中学、西学，分别教导。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陈旭麓（1918—1988）将此一时期所认识的中学概括为或指为“伦常名教”，或指为“四书五经”，或指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或指为“中国史事、政书、地图”，推而及于中国旧有的文化皆属之。19世纪80年代，讨论“西学”风行一时，于是“中学”也成为学界反复讨论的问题，如沈毓桂（1807—1907）在《敏事慎言论》一文中指出：“中西之政俗各殊，而中西教泽亦异，揆今之时，度今之势，专西学而废中学不可也，专中学而废西学亦不可也，二者得兼，庶为全才。”

　　中学与西学的讨论，多将“中体西用”的体用之辩和“中道西器”的道器之辩联系在一起。早在1884年，郑观应就认识到“体”“用”不能全然分开。他在南洋一带游历途中的“日记”（光绪十年闰五月十九日）写道：“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效其用，所以事多扞格，难臻富强。”认为中国学习西方之“用”，放弃了西方之“体”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在《盛世危言》自序中，他把这一观点表述得更为清晰了，认为“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必将步趋人后，永远无法迎头赶上，即使“铁舰成行，铁路四达”也是不足恃的。在《西学》篇中还提出，学习西方就一定要深入了解西方，“知其强盛之所以然”，如同传统的“通儒”一般：“夫所贵乎通儒者，博古通今，审时度势。不薄待他人，亦不至震骇他人，不务匿己长，亦不敢回护己短；而后能建非常之业，为非常之人。”由此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的新学——新文明。为了让西学在中国首先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他在《考试》篇中还是把西学作为形而下之“用”来处理，认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汤震在《危言》一书中对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表述得更加精确，认为中学“善用其议，善发其愤”，才能“求形下之器（西学）以卫形上之道（中学）”。

　　郑观应借助“西学中源”的思路，希望以“中国本有之学”借鉴西学而开后世之新学。他的这些关于中学与西学的看法虽然存在着不少内在矛盾，但正是这种无法克服的障碍，蕴涵了西学由“器”入“道”的逻辑必然性。郑观应意识到了西方在实用的知识与技术层面上超越了中学，即使在制度和文化心理层面上，西学也有胜于中学之处，西学甚至已经“暗合于道”，这一点他与汤震《危言》不谋而合。因此，“中学”必须求变求新，倘若相信中国的道统、中国的文化不可变，将求变求新仅仅及于器物层面，中国的改革是不会有出路的。不过，由于《盛世危言》理智上既欲肯定西学的新观念，又迫于外在舆论压力不敢直接否定中学的旧价值，使之无法形成一套思想明确的完整理论体系。对此，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写道：“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还顾室中，则皆沈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试奋斗，于是以其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派，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

　　可以说，《盛世危言》虽与所谓“经世之学”的时务知识相结合，在“传统中求变”中别树一派，但也仅属于19世纪末不反传统的“反叛者”。郑观应为一种文化上的危机感所驱使，力图要在传统中学中找出像西学的观念，以自己“幼稚之‘西学’知识”，连带着无法摆脱的思想上的矛盾和混乱，将“中学”论证成一种徒具形式的旧学，同时大量吸收外来的知识，从而揭开了20世纪初鼓荡新学而在文化领域和政治体制上“从传统外求变”的序幕。

　　三 “盛世危言主义”及其影响

　　19世纪60—80年代，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和早期工业化洋务运动的勃兴，朝野在“同治中兴”的呼唤中似乎都有了重建康、雍、乾盛世的希望，但郑观应却敏感地意识到了清朝政治统治的危机和文化传统的裂变。郑观应的“危言”，既是盛世幻想破灭的预告，也是中国跨越旧传统寻找新出路的时代先声。

　　1903年8月7日，继《江苏》后创办的《国民日日报》刊载了《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一文。该文以若干书报为标志，将晚清近四十年世风的转变分为“《格致汇编》之世风”“《经世文续编》之世风”“《盛世危言》之世风”“《时务报》之世风”“《清议报》之世风”“《新民丛报》之世风”，认为中国社会处在“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误以传误，疑以传疑，群盲骚乱之秋，有执烛炬以炫耀者，是非郑观应之《盛世危言》乎！”当时“朝野士夫，群有怖于西洋之物质，而大动吾人之注意，则以开矿、铁路、电线为之主。于是喟然曰：‘自海禁大开，辟千古未有之奇局，自通商以来，益中国无穷之漏遗’。寒思衣，饥思食，苟得‘盛世危言主义’而实行之，亦庶乎温饱自足也”。在晚清世风变迁过程中，各种思潮、观点都是以“主义”一词流行，以“主义”名义得以传播。将词缀“-ism”对译为“主义”是日本人所为，而且早期的许多“主义”是经由日本舶来的。这一时代的很多“主义”，或仅仅是“主张”或“主意”，而《国民日日报》文章中所称的“盛世危言主义”之“主义”，实为审视中国社会演进的一种新的基本着眼点，是此一时期的主导性思想，或可视为一个时期有效影响世风转变的另一种话语表述。虽然《盛世危言》后来成为“徒供江湖派谈洋务之资，助八股作家作策论之材料”，但知识精英尚能发出自己批判的声音，批判的声音自然是刺耳的，却是中国得以最终转型的自身免疫机制的一部分。

　　形成“盛世危言主义”之“世风”代表者当为《盛世危言》，这是作为清末沿海洋务派工商知识精英的代表、著名实业家郑观应以一生心血撰写的全面而系统改革社会的大典，是一部倡导自强求富、维新变法的“变法大纲”；它作为一种“主义”，也是对中国社会进程的一种把握。五卷本《盛世危言》刊行于1894年春，正是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夜。一贯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大清王朝，在甲午一战中被“蕞尔小邦”的日本击败；1895年，李鸿章不得不在“虾夷”小国的炮口下签订了割地赔款的城下之盟，朝野上下笼罩在失望、痛惜、惊慌的阴影中，举国上下莫不惊呼“中国之将亡于旦夕”。作为此一时代中国变法思想集大成之作的《盛世危言》的出版，如“执烛炬以炫耀”，轰动一时，迅速成为救世“世风”的引领者。1895年，该书就出版了四种版本；1896年，上海书局一家就石印了三次；1897年，又出版了三种版本；1898年，又有七种版本印行。而全国各省书坊翻刻印售的，竟达十万册之多。夏东元估计，《盛世危言》的版本约有二十多种，共计十多万册，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较多的一种书”。

　　礼部尚书孙家鼐（1827—1909）、始任江苏藩司后调任安徽巡抚的邓华熙分别把《盛世危言》推荐给光绪皇帝，推荐该书的还有翁同龢（1830—1904）。邓华熙称该书：“于中西利弊透辟无遗，皆可施诸实事。”光绪帝读后，为该书加了朱批，命总理衙门刷印二千部散发给大臣阅看。郑观应自己排印五百部，但很快求索一空，“都中各处求者”仍“络绎不绝”。《盛世危言》不仅引起皇帝的重视，社会上层人士对此也反响强烈。轮船招商局督办、中国电报局总办、时任天津海关道职的盛宣怀（1844—1916）对此书颇为赞赏，表示要将此书“分送都中大老以醒耳目，乞再分寄二十部，如能因此一开眼界，公之功亦巨矣”。同年五月十五日收到寄书后，他又致书郑观应称：“《盛世危言》一书，蒙圣上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分散臣工阅看，倘能从此启悟，转移全局，公之功岂不伟哉!”张之洞推许该书是当时谈时务书籍中的上乘之作：“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统筹全局择精语详，可以坐而言即以起而行也。”认为该书“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可见，在清朝高官群体的眼中，《盛世危言》的作用非同一般。

　　1895年1月14日，《申报》有文章称赞郑观应：“学贯中西，识超今古，无物我之见，泯畛域之分，专心致志于洋务者已数十年，所著有《盛世危言》一书，早已风行于二十年前，海内之谈洋务者所当取则焉。”作者显然并未仔细研读过《盛世危言》，但也附和当时的评论一味赞誉。1897年3月2日的《新闻日报》称《盛世危言》：“所载中外各事，中华人近以该书作南针，迩来场中考试常出该书所序时务为题目。”康有为不仅读过《盛世危言》，在上海设立强学总局时还邀请郑观应一同前往格致书院。1895年7月，康有为撰写成《上清帝第四书》，其中正式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很难说没有《盛世危言·议院》的影响。《盛世危言》对孙中山（1866—1925）的影响也很大。他与郑观应同为香山县人，比郑小二十四岁，属于晚辈。1887—1892年间，孙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毕业后在澳门行医；其时郑亦在澳门养病，两人多有往来，相谈甚欢，不但在中西医学方面有共同语言，更主要的还在于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和富强救国的主张等方面志同道合。《盛世危言》中的《农功》一篇，是郑观应与孙中山合作的产物。郑观应以爱国为根本，商战为核心，开议会立宪法为精髓的改良主义思想，对孙中山有着很大的启迪。1894年6月，孙中山欲北上投书当道，一白其救国报国之志，行前撰写《上李鸿章书》，就借用了《盛世危言》自序中一段话的大意：“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临行之时，郑观应致信盛宣怀，请其将孙中山荐于李鸿章。信中写道：“（孙中山）留心西学，有志农桑生殖之要术……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也颇切近，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后来，孙目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上书的建议又得不到采纳，逐渐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如果说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那么，郑观应则可以说曾经是孙中山的“思想先行者”。

　　1896年，未满三十岁的翰林蔡元培（1868—1940）读了《盛世危言》后非常佩服，称赞该书是“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蛰居湖南韶山冲的少年毛泽东（1893—1976）对《盛世危言》也十分着迷，他对埃德加·斯诺（E. Snow，1905—1972）叙说自己常常在深夜把窗户遮盖起来，不让父亲看到灯火，以便整夜读书。其中最爱读的一本就是《盛世危言》：“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正因为《盛世危言》在中国近代的巨大影响，在其之前出版的汤震的《危言》也曾经被称为《盛世危言外编》或《盛世危言四编》。

　　直到20世纪前十年中，虽然各派政治力量在社会上展开激烈的角逐，但不管的是维新派、立宪派还是革命派，无论是“在传统中求变”还是“在传统外求变”，都未能提出一套实现中国独立富强的统筹全局的方案，甚至没有能够写出一本较之《盛世危言》更为广泛地讨论中国实际问题、具有启迪思想的书。因此可以说，从19世纪末至辛亥革命前，《盛世危言》及其“盛世危言主义”对知识界还在起着重要的启蒙作用，仍对社会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展示了思想在历史进程中的巨大能量。《盛世危言》所说的“盛世”，是充满了重重内部与外部危机的“盛世”，而“危言”却是实实在在的，需要用危言耸听的正直之言，来高声唤醒国人。这一在危机意识支配下形成的大胆呼唤，揭示了一种观念，它不言而喻地成了国人思考的基础——在弱肉强食、血风腥雨的现实政治下，世界并没有真正如《万国公法》描绘的自由平等的世界，中国只有国富民强，实现民权政治的改革，建立起新的文明，才能够与列国一同竞立于世界之林。

　　四 余论

　　如果说康乾盛世尚属名实相副的话，那么，晚清的所谓“盛世”已经是积弱积弊、危机重重。摆脱危机需要革除积弊、追求富强，而革除积弊则要从根本处着眼，追求真正的富强，这又需要制度的保障，认识到导致积弊的缘由，从制度层面找到转化危机的路径。但在中国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里，士大夫们没有可供借鉴的外来思想资源，无法设计出没有皇帝的国家制度，即使如明末思想家黄宗羲（1610—1695），猛烈地抨击了君主专制制度，仍无法设计出一个取代君主制的更好的方法和路径。到了郑观应所处的海通大开的时代，较之其前辈有了大量可资借鉴的域外知识资源，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仿效近代西方议院民主来推动开明专制的政治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以寻求富强之道，希望以“中国本有之学”借鉴西学而开后世之新学，即成为《盛世危言》阐明的思想内容和提出的基本方案。而外抗强权、内求民主政治、建立富强之国和实现现代新文明，即所谓“盛世危言主义”，亦可以说是19世纪中期以来中华民族始终秉持的一种理想信念。

　　《盛世危言》之可贵，在于近代中国面临如何走向富强和制度如何进行变革的十字路口时，郑观应通过不断思考新的价值观念，为社会改革提出新的方案，为人们提供新的文明理念。丰富的社会阅历和长期致力于工商实践的郑观应，不仅具有广阔的视野和强有力的综合把握能力，而且能从中外历史实例中抓住某些关键或重点，或尖锐、或深刻地提出了震撼人心的改革呼吁。他期望自己的主张能够引起统治者的注意，以便使清政府找到一条开明政治、富强法制、有着社会正义和能够凝聚亿万百姓之心的道路，希望寻找一种新制度文明给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感。一个社会只要还存在着自我反省、自我警示、自我批判的发出正直之言——“危言”的能力，就可能会使局部的危机转化为整个社会免疫机制的一部分。晚清“自改革”思潮虽然是悲剧性的，但郑观应为代表的一批知识精英面对不思改革、失去方向的清朝所谓“盛世”，希望以发展眼光来思考中国问题的忧患意识和不懈追求，则永远值得后人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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