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学运领袖许德珩与傅斯年的“怨念”

百年前“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北京大学，北大的学运主力是两个社团“新潮社”、“国民社”。新潮社主要负责人傅斯年是“五四”游行总指挥，国民社主要负责人许德珩用文言文起草游行的《北京学生界宣言》。但两人有公开的矛盾和持续的冲突，原因既存在瑜亮情结，又掺杂意识形态。

许德珩在1987年出版的晚年回忆录《为了民主与科学》中，曾两次指责傅斯年“告密”，是“坏学生”、“卑劣”，导致学生反日请愿活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1918年5月，傅斯年不赞成我们搞反日运动，竟跑到公府（即总统府）去告密，从此我们瞧不起他，他就更加投靠胡适”；“北京大学内部有一帮坏学生如傅斯年、范恺、吴澄、杨济华、曾劭勋等人，破坏学生运动，他们事前跑到公府告密，说‘现在有些学生要纠众造反，向政府示威。这只是少数人的运动，不能代表全体学生’云云。傅斯年等这种卑劣行为，受到了蔡先生（按：蔡元培）的斥责，也受到了许多同学的鄙视。”

1979年5月5日，许德珩还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章，指责傅斯年“告密”。称1918年这次反日运动，“由于准备不够，又缺乏斗争经验，再加上北大内部有坏学生傅斯年等人的告密，因而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许德珩对傅斯年的这些指责非常严厉。此事的背景是日本政府为干涉苏俄十月革命，进一步控制中国，1918年5月16日、19日，迫使北洋政府先后在北京秘密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5月20日晚，北大学生在西斋饭厅开会，两个留日归国的学生慷慨演讲，反对媚日外交，反对政府向日本借款，反对出卖高徐、济顺两条铁路。

罗家伦看到大家只能发发议论，束手无策，跑上讲台最后一个演讲，“煽动”反日游行。“这个事体，徒然气愤也没有用处，我们如果是有胆量的，明天便结队到新华门围总统府去，逼迫冯国璋取消成约，若是他用军警干涉，我们要抱有流血之决心”。（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次日，北大率北京各高校2000余名学生，果然到新华门请愿，要求公布并废除与日本签订的这两个不平等《协定》。总统冯国璋会见13位学生代表，许德珩是其中之一。学生缺乏政治经验，秘密协定并未废除，会见后就这么散了。请愿很平和，只有“一位天津学生代表郭隆真女士在总统府门前大哭大闹一番”，下午5点余从新华门返校。

尽管罗家伦标榜这次请愿，是中国学生运动的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的先声，也是民众请愿的第一次，但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坚持学生在学校应多学习，不支持学生闹革命，过多干预政治，更认为学生的行动给北大带来危险，随即辞职。学生苦劝，担忧“北大坍台”，总统冯国璋也退回蔡的辞呈，好不容易挽留住蔡。罗家伦作为此次反日游行的发起人，受到部分北大同学责难。

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有三个学生社团、学生刊物鼎足而立：《新潮》《国民》《国故》。1918年11月成立的“新潮社”，以支持陈独秀、胡适学说为主，提倡白话文，反对旧礼教，是维新派；1918年10月成立的“国民社”，用文言文写政论之作，鼓动介入现实政治，是行动派；1919年1月成立的“国故社”，以支持刘师培、黄侃的学说为主，反对白话文，坚持旧道德，是保守派。蔡元培对这三个学生社团及刊物都支持，但支持《新潮》的力度最大，《新潮》的公信力、传播力、影响力也最大。

这三个刊物的创办人和主持人都是北大中国文学门的同班同学，其中《新潮》编辑为傅斯年、罗家伦；《国民》编辑为许德珩、陈剑修等；《国故》编辑为薛祥绥、张煊等。同班同学都分成三个阵营，可想而知当年新文化运动的震动有多大、分歧有多大、阻力有多大。与他们同班的新潮社社员俞平伯1979年赋诗《“五四”六十周年忆往事十首》（其五），记录和妙评这段轶事：“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竞成三”。

三个社团、三个刊物之间竞争论战，相得益彰，由于思想倾向不同和年轻气盛，难免暗自较劲、嫉优妒能，存在微妙的“瑜亮情结”。《国民》编辑许德珩在回忆录中承认，这三个社团“彼此之间隔阂甚深，甚至不相往来”，“我们与傅斯年合不来，他们干的事我们不干”；“傅斯年不赞成我们反日，就不参加学生会”；“《新潮》提倡写白话文，年的信任和器重超过许德珩；

其二，据罗家伦回忆，5月1日或2日，傅斯年、许德珩、周炳琳、罗家伦等商量，既要对于国事有所主张，又要保存北大。办法是5月7日国耻日，由北大学生在天安门率领群众“暴动”。这表明北大学生领袖不分政治立场，对组织学潮抗议侵犯中国主权、施压政府、唤醒民众、保护母校，在“五四”前夕已有策划和共识。许未提及；

其三，傅斯年是自发的“五四”学生运动主要领袖，是5月4日上午10时在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召开的游行示威筹备会议两主席之一（另一人是段锡朋），也是下午1时游行的旗手、总指挥。许只字未提；

其四，5月4日上午10时，罗家伦临时受命，站在新潮社的长桌旁，15分钟一挥而就，用白话文写成《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喊出振聋发聩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不朽口号，敲响全民警世钟“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比许用文言文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更精悍有力，更具煽动性，气势如虹，血脉贲张，传诵至今，“反映了文学革命的效果，一般人都认为它是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最好的表示”。（周策纵《五四运动史》）许也只字未提。

“五四运动”60周年，中国刚冲出“文革”浩劫三年，许德珩时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章，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还有段锡朋、罗家伦、傅斯年等。他们在爱国斗争达到高潮的时候，也曾沉渣泛起，故作几下姿态”；“由于他们跟在胡适后面转，投机钻营，一心追求读书做官，因此，运动刚一过去，就立即暴露出背叛‘五四’精神的丑恶嘴脸”；“这几个人在胡适、蒋梦麟的支持下，用十万银元资送到国外镀金去了，最后都成为国民党的党棍、社会残渣。”

许文这些陈述充满偏见和失实，至少有九个可商榷之处。

其一，段、罗、傅这些学生领袖发起和推动“五四运动”，和许一样是基于爱国救国的真挚情感，与国共两党皆无关。“五四”潮起潮涌之际，既无中国国民党（1919年10月10日改为现名），亦无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创立）。

其二，“用十万银元资送”与史实不符。出资人是上海“棉纱大王”穆藕初，出资额只有5万银元（李菁《罗久芳：我的父亲罗家伦》）。出资目的没有任何功利性，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无关。1920年9月22日下午，江苏教育会召开留美出国人员欢送大会，穆藕初一到会场，就有记者询问：“穆先生一诺五万大洋，心欲何求？”他答：“既不求沽名，亦不求钓誉。我之惠人，己所愿也，并不企望报答。惠人以图报，非君子所为。”

其三，这批留美生不仅是许所言“在胡适、蒋梦麟的支持下”，更是北大校长蔡元培主持和决策。1920年5月，穆藕初致函蔡元培，所附《穆之奖学贮金简章》第四条清晰授权，选派学生“由蔡孑民、胡适之、陶孟和与蒋梦麟四君随时考察而定之”。由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和中国教育界有崇高威望，晚年又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也为中共所尊重，许文回避了这个重大史实。

其四，这批留美生没有傅斯年，但都经历严格的考试考核。1919年底，傅以山东庚款留学考试第二名的成绩，先赴英国、后转德国留学。1920年6月，“经过蔡校长和三位教授严格考核、数次会议讨论后”（罗久芳《父亲罗家伦的恩人──穆藕初先生》），选定北大政法科段锡朋、文科罗家伦和康白情、法科周炳琳、经济科汪敬熙（均为五四运动风云人物）赴美留学，也是民主决策、集体决策。

其五，1920年这批留美生有六位，也不止一批。穆藕初提供的奖学金非常丰厚，每人每月120美元，远高于一般公费留学标准。五位得主也自觉，决定每人每月挪出20美元，供给另一位未能入选的同学孟寿椿出国。因此当年以1905年12月清政府特派的“五大臣出洋”喻称，实际上有六个人。此后方显廷、张纯明等二十余人赴美留学，也受益于这笔奖学金资助。

其六，如果说傅斯年和这批留美生是“国外镀金”，那么许德珩到法国勤工俭学七年又学到什么呢？作为五四运动风云人物之一的许德珩，没有入选这批留美生，不是因为他在五四运动中名气小，也不是蔡元培校长和胡、蒋、陶三位教授对他有成见。原因很简单，1920年2月，许已赴法国勤工俭学，错过了5月才启动的选拔。1916年6月，蔡元培发起创建华法教育会，亲任会长，力挺赴法勤工俭学。这个项目不能说失败，也不能说成功，明显不成熟。法国就业形势严峻，赴法学生日益增多，所需经济援助日益增多。1921年1月16日，蔡元培发布《华法教育会通告（二）》，坦陈“亏空之数甚巨”、“万难为继”，宣布“对于俭学生及勤工俭学生，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

其七，这批人中的确有一部分在国民党执政时任党政军职，并非“一心追求读书做官”，更不完全是“国民党的党棍、社会残渣”，在中国教育界学术界颇有名气和贡献。傅斯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家伦先后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周炳琳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汪敬熙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段锡朋任武昌大学、广东大学教授和中央政治大学教育长，康白情任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其八，许德珩基于政治立场和年轻时累积的“怨念”，贬低段、傅、罗留学之举，同时也贬低实业家穆藕初的爱心和义举。穆捐资助学大方，自己生活俭朴，任大型纱厂总经理月薪四百多元，每月伙食费控制在六元。穆在《北京大学月刊》看到江绍源一篇佳作，“极为嘉许，所以在基金以外，又另助学费2500美元，以供他与其他同学一同出国”（罗久芳《父亲罗家伦的恩人──穆藕初先生》）。众所周知，江绍源是一位纯粹的民俗学家和比较宗教学家，扣不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的帽子吧？

其九，看不出这批留美生“五四运动”一过，就背叛“五四”精神，更不至于露出“丑恶嘴脸”。1937年6月，受穆藕初资助出国的罗家伦、段锡朋、汪敬熙、周炳琳等十余人，发起筹得1万元法币，设立“穆藕初先生奖学基金”，用于奖励国内大学中清寒有志、学行优良的青年，其中一位获奖者是西南联大学生杨振宁，每年资助300元法币。穆藕初资助的留美生饮水思源、知恩图报，与“丑恶嘴脸”有天壤之别。

1989年5月4日，“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许德珩在《光明日报》发表的《纪念五四》文章明显比十年前更理性平和，对同学淡化了人身攻击和基于意识形态的丑化。他说：“这鼎足而三的社团，反映了当时的北大学生在蔡校长‘兼容并包’这一方针下的思想分野。他们在五四运动以前的一个时期各自为政，互不相谋，真正是叫做‘自由发展’。”

如果政治少干扰一分学术，那么学术就会多一分自由，历史更接近一分真相。中国的社会发展主旋律虽然不再“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但阴影余威仍在；即使名义上消退，但若没有数代中国人上百年的艰辛努力和抵制，很难从人们的脑海心田中基本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