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行动者的热血，来填补人生那苍白的画布

　　用行動者的熱血，來填補人生那蒼白的畫布

　　文/野夫

　　法國有一個學者寫過一本書，叫做《無所在的故事》。他把人的生活狀态分爲兩種，一種是“有所在”，一種是“無所在”。

　　什麽叫有所在的生活呢？他的描述是這樣，就是你生活在一個固定的程序裏面，比如說你每天從家走向單位，從單位走向菜場，然後從菜場走回你家的廚房。你的一生沿着這樣一個固定的道路，重複着，偶爾有一點點意外。

　　那還有一種人生呢，叫無所在的狀态。就是當你踏出家門的那一刻，你就不知道明天你在哪裏，你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麽故事。你在每一個碼頭、車站，甚至每一個大街轉角的地方，你都有可能因爲踩住了一個少女的裙邊，因爲一聲道歉，而産生一場意外的愛情，或者其他的故事。

　　我喜歡的就是這樣一種無所在的生活，我的一生就這樣走在路上。大家看見我已經50多歲了，還像一個老操哥一樣地活着。

　　但是過去的我并不是這樣。

　　我也曾經在有所在的生活中，度過了我的27年。在我童年、少年、上大學、青春，在我們那個年代，我1981年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分到一個單位。每天上班，按照領導的部署每天做着同樣重複的工作。

　　我是一個山裏的孩子，每一個邊鎮小鎮長大的孩子，都對外面的世界有一種向往，都渴望走向遠方的道路。遠方一直是我們心中永恒的誘惑。

　　而那個時候，我們上完大學又分回了故鄉，覺得自己的一生都會埋葬在那個山溝裏面，道路對我們構成一種誘惑，也對我們構成一種折磨。

　　許多年前，民國時期，同樣在武陵山區，另外一個湘西青年，沈從文，他在湘西的一個最大的軍閥手下做文書，那個軍閥叫陳渠珍，他完全可以在那個部隊裏面成長，當官，但是他懷揣着一個遠方的夢，饑寒交迫地來到了北京，開始完全不同的人生。

　　那這樣的故事也激勵着後輩的我們，我一直想走出深山，但在那個年代，你們可能不太了解，中國是一個不能自由遷徙的國度。今天大家看到的可以自由遷徙，隻有很短的曆史。過去我們的農民進城，甚至十幾年前我們的農民進城，都要必須無數個證件，才能來到你自己祖國的其他的地方，沒有單位介紹信你是沒辦法走出遠方的。這個國家一切都體制化了，把每一個人，都奴役在它的一個網格之中。

　　我們要想走向自己的遠方，踏上自己的道路，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我1985年來到武漢，不敢自己冒昧地過來，而是拿省作協的介紹信才過來。考上武大，之後分配到海口市公安局當了警察，哪怕我已經離開了故鄉，走向了遠方，走向了天涯，但是還是在體制之内，而且在體制的核心部門。

　　警察系統是一個半軍事化單位，下級要服從上級，每天要必須去執行任務。去蹲守、去便衣化妝、去晚上搜捕，去抓妓女，我審過成百上千的妓女。這樣的人生對我來說，它是我需要追求的一份生活嗎？

　　我一直質疑着自己的生活，但是一直沒有找到出口。

　　1989年，我決定從此離開這個體制，踏上自己的真正的自由的道路。那個晚上，我在痛哭喝醉之後，寫下了幾千字的辭職信，然後第二天，用警帽端着自己的警官證、肩章、徽章、警號、手槍等等這一切走向辦公室，非常神聖地給我的領導們說，老子不幹了。

　　在那樣一個年代是沒有一個中國人，很少或者說很少有中國人，敢公然背叛自己的體制，敢公然背叛自己被規定的道路。我嘗試着這樣去做了，而且義無反顧。甚至在後來的審查之中，我的局長問我，你真的想好了嗎？你現在要是檢讨，要是悔過，要是交代，我們還可能把你留下，但是我放棄了，于是我又回到了山裏，回到了我的故鄉。成了一個煙廠的工人。

　　接下來的故事更精彩但是不能多說，就是我突然又從警察變成了一個囚徒，而且就在這個附近不遠的地方坐牢。

　　坐牢的生活當然是被規定好了的。每天六點鍾吹哨子集合，每天要六次點名，每次點名你都要立正答：到！

　　這就是我的被規定的生活，我一生都不喜歡這種被規定，我一生渴望自由，我渴望自由帶來的全是鎖鏈，但我相信我會掙脫它。

　　1995年我回到人間，那個時候發生了一系列事情，我家破人亡了。

　　武漢是我的傷心城市，我決定離開它，再次踏上道路。我的一個兄弟叫李斯，今天沒有來，他原來說要來的，是中國着名的一個翻譯家，那個時候他也是一個下崗的知識分子。他和另外一位朋友送我到武昌南站，1996年的正月十二，是中國所有的農民工開始蜂擁而出打工的時候。

　　在武昌南站的門口，所有的農民工背着卧具、被子、行李，蜿蜒曲折地在南站門口排着隊。警察保安不斷地訓斥，不斷地用腳踢那些農民。排好一點隊，不許插隊等等訓斥來自于我的耳邊。我們三個人默默地跟随着在隊伍之中走，我對我的兄弟李斯說，我從此就是他們其中的一員。

　　我說，我心态非常平和，這就是我的道路的開始。

　　我的另外一個來送我的好朋友，最奇怪的是他給我拎了一口鍋來，他非要我帶着這口鍋到北京去。我說，我已經有換洗衣服，我不能帶一口鍋去。他擔心我在北京需要買鍋，需要埋鍋造飯。我說我要是帶了這口鍋離開武漢到北京去的話，我一生都會擡不起頭來。這口鍋你必須把它帶回去，否則我就在鐵軌上把它砸碎。因爲古人說，破釜沉舟，背水一戰。把鍋砸碎了，這個命押上去了，賭進去了。

　　于是我的朋友終于把他的一口新鍋拎回去了，我沒有帶着。我相信這個世界，我所到之處都有我的鍋。（掌聲）

　　我懷揣着這樣的信念去了北京，在北京開始了我的創業生活。成了一個小有成就的商人，也完成了原始積累，又過上了一個規範的生活。

　　居家過日子，生活一天天開始沉悶起來。每天晚上要打電話向全國各地讨賬，因爲各地的批發商都欠我的賬。我活到四十多歲的時候，活得像一個黑道人物一樣，而且不惜在電話裏面威脅：你欠我的錢再不拿來我一定要找上門去。

　　可是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終于有一天再一次醒悟了。我想我還是應該踏上我的道路。于是，離婚，把所有的财産放棄，一個人開着一輛破車離開北京，到了雲南。

　　再次踏上了我的道路，就像我的背景這幅畫一樣的鐵軌，這是我一個朋友畫的，這個畫家叫孟煌，現在在德國。他的這一組畫的主題就叫“在遠方”。

　　我到了大理之後，又一次把自己洗白了，又一次一無所有了。于是我開始寫作，到處行走、訪友、喝酒。我突然發現我真正地在46歲以後，找到了我真正渴望和喜歡的生活。

　　我結交了天下無數的義人，我們行走在公益的路上，默默無聞地做很多很多的慈善的、維權的、救助的、公益的各種各樣的好事，我結識了這個世界上一批真正懷揣着良知，爲了自由而奔走于途的人們。他們就像當年墨子的子弟一樣的行俠仗義，扶弱抗暴。

　　這都不是我的虛構，我一直說江湖不死，江湖社會一直留存在我們的心底。這些年來我做過無數次關于江湖的演講，我們這些喜歡道路的人，喜歡自由的人，從我們自身的生活開始革命。

　　革命不意味着是暴力，我最喜歡的革命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革命，如果沒有一種對自己生活方式的深刻的革命，即使有一場社會的革命，我們依舊還會活在奴役之中。

　　就像辛亥革命之後，帝制沒有了，皇室沒有了，但是中國人的奴性到今天爲止還一直殘留着。

　　那麽在路上的人生，實際上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革命，是對體制的一種挑戰，一種背叛。我們每一個人活在自己的個性之中，活在自己的理想之中，我們把自己的生活活好，我們把真與愛的火種傳遍天下，那這個社會才能夠真正的獲救。

　　我在我的這種在路上的生活中感到了特别的快樂，無論是方外之交，無論是底層的，那些普通平民，還有那些草根知識分子，就像剛才大家聽見的這位樂手，莫西子詩。在我的行走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