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念祖母

受权发布吕启祥文  黄安年的博客/2019年4月8日发布（第21378篇）

   祖母是临浦人，临浦旧属绍兴，现归萧山，成了杭州郊区。我自幼随祖母，乡音就是临浦话，呼祖母为“娘娘”；在原籍余姚石拱公桥乡下，还有一位“老娘娘”，是爷爷的原配。因老娘娘无出，爷爷在“临浦街上”谋生，才有了“娘娘”和四个子女。我从未见过“老娘娘”，她终生居乡，抗战期间在一场席卷乡里的时疫中无治而殁。我也没有见过爷爷，只在早年家里所用的瓷碗和瓷质狮子缸上，见到有“吕黎青先生”字样，才知道祖父的名讳。

  父亲是长子，丈夫故后跟随长子是习俗也是常理，所以自我出生，从幼年、童年到少年都在祖母身边。夜间跟“娘娘”睡，白天围着娘娘转。现今的孩子条件好到有一间自己的房，只少有一张自己的床；那个年月是没有的，上有哥姐，我能跟祖母睡一床就很有福了。江南的冬天湿冷，常长冻疮，祖母总是在被窝里把我的脚渥暖；夏天闷热多蚊，祖母摇着大蒲扇替我赶蚊子，就像丰子恺漫画里所画的那样，亲切、家常。当然，还少不了讲“大头天话”即讲故事。

   我的记性差，开窍迟，祖母唱的那些歌谣几乎都忘却了。比如，“一颗星，咯伶仃；两颗星，挂油瓶（其实是挂犹明）……”之类，至今，勉强记的全的是：“大头一，贰坚硬（读ang）,长脚三，远听肆，油煎五（与鱼同音），宽皮陆，七鼻涕，八宽脚，九阔嘴（唸zi），十大眼（十贼同音）”。她还常唱：“月亮堂堂，开出后门打（洗）衣裳，衣裳打来白堂堂，打扮儿子进学堂，…….”。如是有许多段，每段“顶针”，接句重复上段末句。这些都要用乡音，才协韵或可用同音借代；用普通话则根本无味无法转译。我读鲁迅小说，很容易理会那个阿Q“撸”小尼姑头皮这个动词的意味，这个撸字或说：“让我撸撸看”时常挂在祖母嘴边上，它同“摸”“拭”、   等是有细微区别的。来北京后约十来年前我曽得到一本《越谚》，翻读之下十分亲切，随后转赠北京师范大学语言学家老友王宁了。绍兴方言的音、韵、味，得自祖母的长年熏陶、心传口授、存于心底了。

绍兴戏或曰“的笃班”即今之越剧早就流行江浙了，祖母大约也可算半个戏迷。她识字并不多，勉强可看唱本，我见过她手上的“十美图”之类，筱丹桂、袁雪芬、范瑞娟等角儿的大名也是从她那儿得知。当年看戏的机会是难得的，祖母很有兴致，每每带我去。我太小，什么都不懂只钻在座位下她脚边，等她喊“快起来，齐整的（即漂亮的）大姑娘出来了”，我就直起身来往戏台上望，坏人一出来我就又往下钻。想想今之学人懂戏者往往他们有幼功，看戏多而投入，我则看得少且懵懂，带我的祖母不过普通观众偶尔有机遇而已，无怪乎我并无戏缘。日后曽去江浙，见同乡，无论男女老少，酷爱越剧张口就来，令我感愧不已。

  以上所叙是在相对太平的日子里平居琐事，而我的出生已逢战乱。祖母带着我逃难是我童年印象最深刻的经历。上文已提及祖母带我是长期的、经常的，较之父母更为直接和亲近。记得父亲曽一度去香港工作，母亲及哥姐同去，而我仍留在上海跟随祖母。太平洋战争爆发，沦陷的上海形势更为恶劣，百姓纷纷避走他方，其时我母亲已经带着几个孩子包括刚刚出生不久的弟弟回乡避难，闻得鬼子进村，仓促间抱起尚在浴盆里的弟弟往“里山”走。农村毕竟还有回旋余地可去山里。当时尚留在上海的祖母和我也不得不踏上逃难返乡之路。记得先是乘火车离开上海，沪杭甬铁路火车之挤难以尽述，祖母和我一老一少好不容易挤上了车，根本没有座位，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待车开后门口的阶梯上有一块掩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