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父亲给我一杆秤

▌鲁光

编者按：

    四月中旬，著名作家、书画家鲁光先生在朋友圈发了一张自己小时候和父母的全家福，一张父亲拿着秤杆的照片和一张装裱在镜框里的秤，并配上自己的书画“做事做人心中都应该有杆秤”。

    鲁光是做秤师傅的儿子。这杆秤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父亲托人带到北京送他的，信中叮嘱他，“做事做人心中都应该有杆秤”。

    我点赞留言，请他写写“父训”及与这杆秤相伴几十年的故事。鲁光先生回复“李红点题我有感觉，这就从速完成”。

    鲁光先生以秤励志，深情讲述了自己的待人接物，心正秤才准的往事。

舍得乌纱为部属担责

我家中有一杆秤，红木杆，两头包铜皮，铁秤钩，铁秤钮，铁秤砣，秤砣上有“市斤”二字，秤花是银丝镶嵌的，是我父亲的手艺。1966年“文革”开始后，他托人带到北京送给我。附信是用圆珠笔写的，叮嘱我，“做事做人心中都应该有杆秤”。父亲走了快四十年了。这杆红木秤，成了他留给我的遗产，信中的叮嘱也成了遗言。

父亲是乡里有名望的秤师傅，不仅有一手好手艺，而且为人也被称道。上中学时，放学后，我就帮父亲干活，刨秤杆、磨秤杆、钻秤花。有一回用方天钳分斤两，出了错。慈祥的父亲发火了，将秤杆扔给我，说：“重做！”重重地责备我，“不想干就别干……”我委倔得哭了。晚上，他给我端来洗脚水。他说，我们一定要做公平秤，斤两不准会害人。他跟我回忆起给一户富人家做秤的遭遇。这户富人家要他做两杆秤，“大秤”和“小秤”。谁都明白，这是需要做手脚的黑心秤。父亲不从，被打骂了一通。父亲告诫徒弟们，只做公平秤，绝不做黑心秤。父亲一生只跟我发过一回火，但让我终生不忘。

我今年已经八十三岁。这杆秤已伴随我半个多世纪。搬过几次家，这杆红木秤始终挂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红木秤挂在墙上，但已深深地装在我的心中。

1990年亚运会在北京举办前夕，时任《中国体育报》社长兼总编的我带着报社有关人员在京郊评职称。回京次日一大早，体委领导来电话，问我看过当天的《中国体育报》没有？我赶紧到报社看报，在头版有一篇占大半个版的长文。意思是我国兵不血刃稳拿七枚金牌。显然，在亚运会开幕前夕，发这种预测文章是犯忌的，会造成我们在背后搞鬼的印象。我调阅发稿单，得知是值班总编室主任签发的。我问他：“你不觉得发这篇稿子有问题吗？”他回答：“也觉得有点问题。是老记者写的，就发了。”说得轻巧，但惹出大麻烦了。体委领导下令，停止这位老记者的采访权，总编室主任撤职。老记者不去一线采访，可安排到后方当编辑，但对这位总编室主任撤职有点重。他平时兢兢业业，人缘也不错。后来分管我们的领导找到我，说她已找领导说了三次情，不管用。最后领导说，他就不信，一个部长撤不了一个处长的职。我说：“我找领导说吧！”领导见我头一句话便是“怎么还不处理？”我介绍了总编室主任的基本情况，也美言了几句，说：“该狠狠地批评他一通，让他做出深刻检查。但撤职太重了。”领导说：“难怪处理不下去，你也是这个态度……”记得，当年我调任《中国体育报》当社长兼总编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