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鲍安琪：中国感染病学的华山路
52fw.cn 07-15 次遇见1988年上海甲肝大暴发期间，上海华山医院医务人员在简陋的肝炎临时病房前。供图/华山感染
1月24日，大年三十，武汉封城第二天。
82岁的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终身教授翁心华接到通知，下午去上海疾控中心参加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会议。他因此取消了当晚的年夜饭。过年不好打车，他的学生、专家组组长张文宏特意开车来接他。
在车上，翁心华笑着对张文宏说，SARS时自己在上海弄了半年只弄了8个病人，这次上海首例确诊才4天，就20个确诊病人了（截至1月23日24点）。自己的第一感觉是，这次新冠病毒的传播力比SARS还要更强一些。
“从那时起我就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全部投进去研究这个疾病的防控，这与翁老师早期就提醒我们要重视这个病是有关系的。”张文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7年前SARS时，我做上海专家咨询组组长，想不到17年后我的学生替代我来做组长了。他很有能力，他会做得比我更好。”在这次上海临床救治专家组会议上，翁心华如是说。
从传染到感染
2002年10月，翁心华当选为第七届中华医学会传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李兰娟等为副主任委员（后李兰娟接任第八届主任委员）。他们的首要工作目标，是将传染病学分会改名为感染病学分会。
这是从北京协和医院教授王爱霞、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斯崇文到翁心华，三任主委接力的目标。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医学界学习苏联模式，建立了以治疗肝病为主的传染病科。但业内有识之士已认识到，中国的感染病学科应该与国际接轨，与抗生素、公共卫生事业等结合，向“大感染”学科回归。
这也是翁心华的老师戴自英多年努力的方向。
戴自英曾师从青霉素发明者之一、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牛津大学病理学教授弗洛里，1950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1955年，创建了华山医院传染科。
1962年，翁心华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进入其附属华山医院传染病教研室工作。教研室主任是戴自英，翁心华的大学老师徐肇玥为副主任。传染科工作条件艰苦，几乎是医院里条件最差的一个科室。戴自英告诫他们：“传染科医生要挑得起担子，经得住考验，放得下名利，守得住清寒。”
与其他医院的传染科大都实行大一统的苏联模式不同，自创建以来，戴自英主导的传染科就实行一种混合模式：既有苏联模式的专门收治传染性疾病的隔离病房，也有西方模式的收治感染性疾病的普通病房。
戴自英还是中国临床抗生素学奠基人，1963年在上海主持创建了中国首家抗生素临床研究室。抗生素领域涉及许多出自拉丁文的细菌名与药名，发音独特，连学外语的人也读不准。戴自英的研究生，后来曾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华山医院党委书记的张永信回忆，他们对戴老师的原版英式英语非常羡慕，但仿学很难。一次张永信试探地问能否录音，戴自英欣然同意，认真地将常用细菌名慢读一遍，个别特殊的还加以重复。后来那盘正版磁带被同学们反复翻录。
华山医院现任抗生素研究所所长、感染科副主任王明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华山医院感染病学科的整个亚专科是国内最全，与国际最接轨的。这是因为，一开始他们就是两条腿走路，由感染科和抗生素研究所两条线组成。“有了这两块，你的感染科才真正能叫做感染科。”
1984年12月，戴自英退休。翁心华接替他，担任了华山医院传染科主任。他有意识地请戴老师发表文章，引起讨论，为学科转型做准备。
戴自英提出，厘清“传染”和“感染”的概念，正本清源。国内译为传染病的“infectious disease”，在国际上被称为感染性疾病。虽然两者均由微生物或寄生虫所致，但感染病的概念大于传染病（contagious disease），还包含非传染性的感染性疾病。
这一认识逐渐成为共识。1999年，第六届全国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学术会议一致通过了学科更名的决议。改名需要获得民政部的批准。经过三年报批，终于在翁心华的主委任上获得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