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蒋介石与“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主义
02-13 次遇见摘要：张学良关于“九一八”事变不抵抗命令的回忆，提供了研究不抵抗主义的新证据、新视角，也引发了不抵抗主义谁之过的认识分歧。揆诸史实，张学良关于不抵抗命令出自自己、蒋介石并无此令的回忆，是确实的；但他关于对日军侵略情况误判的回忆，以及蒋介石和不抵抗主义没有关联的回忆，是不准确的。张学良服膺蒋介石、东北外交完全归国民党中央办理的约定和蒋介石在万宝山事件后的相关指示，是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的真正原因。“九一八”事变前后，张蒋在“力求避免与日人发生冲突”上达成高度共识，其实行结果就是不抵抗。实际上，不抵抗、诉之国联是国民党当局应对日本侵略东北的基本方针。
图片不抵抗主义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阴谋轻易得逞，造成东北沦陷、日本向关内大肆侵略的非常严重的后果，因此受到普遍的批判和谴责。不抵抗主义谁之过？成为颇受关注和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20世纪90年代，张学良“开口说话”，述及其生平重大经历，其中对“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问题多有阐述。
张学良关于不抵抗问题的回忆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命令是他下达的。二是，他之所以下达不抵抗的命令，是没有想到日本会大规模地进攻，是对日本侵略形势的判断错误，“我情报不够，我判断错误！”三是，不抵抗命令与国民党中央具体讲与蒋介石无关，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没有下达过这样的命令。张学良的回忆，引发研究不抵抗主义的热潮，中国知网1990年至2015年间，以“不抵抗主义”为主题词的文章达467篇之多。
关于不抵抗主义的责任的讨论，有人认为不抵抗令出自张学良，张学良应对此负责；有人认为“不抵抗主义”源自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力避冲突”的共识，因此二人均应负责；有人认为张学良应对狭义的“九一八”事变的处理负直接责任，蒋介石应对广义的“九一八”事变的处理负主要责任；有人认为“不抵抗主义”的始作俑者是蒋介石，张学良不过是一个自觉的执行者；有人认为不抵抗是蒋介石和张学良在权衡利弊得失后做出的主动选择；有人认为张学良和蒋介石在不抵抗问题上的基本态度是大体相同的等等，众说纷纭，认识分歧。通览各种研究成果，张学良的回忆是重要的论据。有鉴于此，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围绕张学良的回忆做一些讨论，就不抵抗主义的形成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
一
张学良所谓“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的命令，是他下达的，蒋介石未曾有过此类指令的回忆，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1990年，张学良在接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时，针对不抵抗主义的责任问题说：“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确实，当时中央给过我一个指示，但内容不是不抵抗。当时的中央政府行政院长是孙科，他下达的指示是‘相应处理’。‘相应处理’意思就是根据状况做适当处理，换一句话说就是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我反复说过，当时没想到日本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如果当时知道日本的真正意图，事态很可能是另一种结局。”
同年张学良在与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谈话中说：关于“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要郑重地声明……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他解释说：“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那么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明白吗，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所以，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第一次了，他捣了许多年了，捣了许多次了，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嘛。”唐德刚因社会传言张学良把蒋介石给他的不抵抗命令的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而询问蒋介石是否给他下达过不抵抗指示时，张学良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并且说：“那个时候，蒋公根本就不负责任，他不负这责任，我也根本没有向他请示的必要。我要请示也是向南京政府请示，没有必要打电报给他，你说是不是？”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与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人的谈话中，再次说明：“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张学良的上述回忆，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命令，是他下达的，蒋介石无此令。语意明确，斩钉截铁，毫不含糊。
揆诸史实，张学良的这个回忆是成立的。第一，“九一八”事变以后，张学良和参与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辽宁省主席臧式毅都明确说明，不抵抗之令出自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后，当时的媒体在采访荣臻后的报道中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荣臻“当即叫北平长途电话，向张副总司令报告，并请示应付方法。其时北大营驻军长官由电话中向荣请示，荣命令全取不抵抗主义，缴械则任其缴械，入占营内即听其侵入，并告以虽口头命令亦须绝对服从”。在获悉日军进攻迫击炮厂及火药、兵工两厂以后，荣臻再次用长途电话向张学良报告，“副总司令谕仍取不抵抗主义”。
臧式毅于1951年7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的交代材料中，在谈及“九一八”事变的应变时写道：“会同总司令部留守参谋长荣臻急电北京，向张学良总司令报告并请示应付方策。奉命是采取不抵抗主义。”
事变后，张学良公开宣示他曾下令不抵抗。9月19日，张学良在接受天津《大公报》记者采访时说：“实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即日军犯我北大营时，亦毫无抵抗。”当天下午，他在向外报记者讲述“九一八”事变时说：对于“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军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电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9月20日晚，张学良在与外报记者谈“九一八”事变时，再次说：“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故当日军开枪与机关枪并用炮轰击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
张学良、荣臻、臧式毅三人俱为“九一八”事变的当事人，他们的叙述一致，并且张、荣是事变之时的叙述，应该具有非常高的可信度。
第二，蒋介石下达不抵抗指示的相关记述存在漏洞。以往关于不抵抗指令来自蒋介石的主要依据，是曾经担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郭维城的回忆。郭维城回忆说：“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是无法抵赖的。”但是，现有研究表明，“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不在南京。蒋介石1931年9月18日晚9时半(即“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乘永绥舰前往南昌督师“剿共”，9月19日晚抵达南昌。这可以从9月19日晚蒋介石致张学良的电报和日记得到证实。蒋介石在致张学良的这封电报中说：“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蒋中正叩。皓戌。”“皓”，即19日，“戌”，即大约21点至22点之间。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消息。如此，证明郭维城的回忆有误。既然“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不在南京，并且不知道“九一八”事变发生，因此也就不可能发出对尚不知情之事件的指示。
上述材料证实，张学良关于“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命令出自他手、蒋介石未有此令的回忆，是准确的。
二
但是，张学良关于“九一八”事变发布不抵抗命令的原因的回忆，即他关于对日军侵略情况误判的回忆，所谓“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与历史场景存在很大的事实出入。
1931年7月2日万宝山事件发生后，7月6日，张学良收到时任国民政府外交次长的王家祯从“东京诸友”那里获得的日本对华政策的报告。该报告说：日本方面为了解决其领土狭小而带来的困难，“不得不急遽在大陆(指满蒙)定国家基础”，其“进行计划为，以朝鲜为根据地，以朝鲜人为与中国人冲突的先锋。日本以全力后援之，用武力侵略中国”。根据这个情报和日本借万宝山事件大肆制造事端的情势，张学良认识到日本“推展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此后，他不断得到“日本对东北之密谋”的情报。如8月9日，他在给协助张作相料理东北政务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厅厅长吴家象的电报中，转述从日本得到的情报：日本政府“拟乘我国时局不靖，欲一手解决所谓满蒙问题”，日本当局“虎视耽耽，往往藉口我官宪侵犯日本既得权及压迫鲜人，欲使冲突发生，然后乘机动兵，其阴谋甚大”。基于这些情报，张学良认识到日本的动作，“事既关系满蒙存亡”，于是他连续两次致电蒋介石，提议讨论应对之策，并与时任东北边防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主席、有东北军“辅帅”之称的张作相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有许多互动。如7月7日，张作相专门到北京与其商讨万宝山事件解决办法。8月17日，日本政府公布中村事件“调查报告”，歪曲事实真相，大肆煽动战争狂热。衔张学良之命与日本朝野疏通的汤尔和多次从日本向张学良报告：“中村事此间军人方面极为激昂”，日本陆相南次郎“于中村事，态度极严重”。
国民政府驻朝鲜总领事张维城也连续报告：“连日日报登载中村大尉事件，鼓吹武力解决。”并且报告了日本当局的军事动态：“据报载，日本政府拟移驻内地师团于朝鲜、满洲各五千人，共一万人。”根据这些信息，张学良知悉“日方对中村事件表示极严重”、“日陆军方面异常愤慨”。特别是日军在沈阳等地频繁进行武装演习，挑衅不断。日军将在东北制造大事端，当时已为东北军上层熟知，事变“前数日，沈政界已传有日本将向东北实力发动之说”。对此形势，张学良是非常清楚的。他在9月20日晚对外国记者谈话中说：“此事发生，在日本已有数星期之煽动”，并且“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甚至30 多年后，他仍回忆说：“日本野心家，先利用万宝山事件，再利用中村事件，在国内大肆煽动，以期鼓荡，欺骗日本民众，思以制造成侵华是正当之行动的观念。当时我方已知此种情形”。综上所述，张学良对万宝山事件特别是中村事件以后日本当局狂躁侵华的态势、东北面临日本严重军事威胁的形势，是相当了解的。
即使退一步说，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对日军侵略阴谋不甚清晰，那么事变后日军向东北全境扩展的情势下，他总应该洞悉日军侵略东北的意图了吧。事实上，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一再指出：“日人之目的殊堪疑虑”，“日军突然袭击沈阳，并将该处与满洲其它各处占领，成一作战行动”。“全般事件，系极端越轨行为。”但他在22日仍指示所部，如果日军进攻，“应即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退避，以期保全”，并以“至要”而强调之。9月26日，他在给东北军的指示中严厉谴责日军的侵略行径：“日本突然采取侵略暴行，驱使军队，大举进攻，占领我城池，屠杀我人民，时至今日，其凶恶的气焰丝毫不减”。然而他又再次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一、此次之所以命令不抵抗主义，是因将此次事变诉诸于国际公审，以外交求得最后胜利。二、尚未到与日军抗争之时机，因此各军将士对日人依然平常那样对待，不得侵害。”这样的决策，很难说是因为形势判断错误所造成的。
基于上述事实，张学良所谓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失察、“判断错误”似嫌简单，也不准确。也就是说，张学良针对日军大规模侵略下达的不抵抗命令，不是简单的形势误判的问题，而是另有原因。
三
实际上，深刻影响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决策的，是蒋介石此时的对日方略和东北与国民党中央的关系。蒋介石与不抵抗主义是否有关联？答案应是确定的。
目前学术界已对以往用于论证蒋介石指示张学良不抵抗的两个材料提出了质疑。一是“铣电”，即蒋介石1931年8月16日致张学良的电报。该电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该电出自时任张学良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洪钫的回忆文章，但迄今没有查到“铣电”的原始档案。台湾学者刘维开说他遍查台湾“国史馆”库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亦不见此则电报”。这就是说，洪钫回忆中所述的“铣电”是孤证，其可靠性存在疑问。一是时任东北军独立第九旅中将旅长何柱国的9月12日蒋介石、张学良石家庄会面说。何柱国回忆说：蒋、张会谈后，张学良亲自告诉我，蒋介石对他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过了一个星期，“九一八”事变果然爆发了，张学良下的一道道不准抵抗的命令的来源和真相就是这样。但据蒋介石《事略稿本》记载，蒋介石9月12日整日在南京活动：“上午，与夫人等至天保城浙军纪念塔野餐。下午，吴忠信持粤方汪兆铭等复电。”并且有吴忠信的日记予以证实。何柱国的9月12日蒋、张会面说，难以成立。
但是，即使摈弃上述两个论据，仍无法排除蒋介石的对日应对之策对张学良所产生的影响。
通览张学良这一时期处理政务的理念，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是外交归中央。“中央主外交，地方主内政”，即“对外问题由中央负责办理”。1930年11月至12月间，张学良在列席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期间，与蒋介石商定，东北外交完全归中央办理，内部事务则征询张学良意见。由此，其后东北政委会“凡遇地方交涉重要案件”都“先直电请示”。
其时作为张学良要员的戢翼翘回忆说：东北“易帜”以后，张学良“把对日外交全交中央，有问题向中央推”。这种理念，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仍一以贯之。他9月20日在回答记者问题时宣称，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对此事全国一致，当然归中央应付。倘此事由国联讨论时，亦将由中央处理。” 9月28日，张学良接见北平抗日救国市民大会代表时，再次申明：“关于外交问题，必听中央政府指挥，决无自行办理之事”，“兄弟诸事皆听命中央办理”。第二点是服膺蒋介石。
对蒋介石的方略和行动，采取接受和积极赞助的态度。如1931年6月6日蒋介石发表以“剿灭赤匪”为主旨的《出发剿匪告全国将士书》，张学良于6月8日即发出《复蒋介石电》，称赞蒋介石：“钧座负经文纬武之资，秉遗大投艰之任，谟猷筹划，海内同瞻。”表示“学良忝膺重寄，陈力戎行，仰指示之周详，幸遵循之有自，除将钧旨转谕所属外，敬当奖率师旅，惟钧座之命是从”。其时蒋介石的注意力放在“剿共”和“平定”在广东另立政府的国民党内反蒋派上。7月23日他在南昌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说：“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7 月24 日，张学良在既发给蒋介石又公示全国的《响应蒋介石安内攘外通电之通电》中表示：“奉读梗(23日)政通电，宣示廓清障害匡济时艰之宏旨，谟猷深切，大公无私。循复再三，莫名钦服。”“学良奉教承义，志切服从，擐甲执戈，惟殷待命。”9月1日，蒋介石在汉口发表《为呼吁和平告全国同胞书》说：“中正惟有一本素志，全力剿赤，不冀其他。” 9月5日，张学良再次致电蒋介石，表示拥护：“学良夙凛服从”，“兹奉谆诰，倍有遵循，敢勉驭骀，唯力是视，敬陈末悃，伏维鉴察。”直至1946年，张学良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仍在日记中写道：在东北执政三年期间，“我一意的拥护中央，依赖中央”。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是蒋介石和张学良合作的“蜜月期”，张学良拥戴、追从蒋介石的立场非常明显。
在“外交”归中央的理念支配下，张学良在面临日军严重威胁的危机时，就把如何应对的问题交给了国民党中央。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发生后，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挑衅和进逼，张学良自忖仅只东北军不是日本的对手，因此于7月6日致电东北政委会，指示：“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但他深感“日本对东北之密谋”的严重性，要求国民党中央统筹应对。他两次密电蒋介石：“东北之安全，非藉武力无以确保，日本既一意对外，我方亦应有所自省。”“由万宝山事件及韩人排华风潮以观，日本推展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已无疑问；无论其对手为中国抑或为苏联，事既关系满蒙存亡，吾人自应早为之计。”据其时与张学良密切来往的顾维钧回忆：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张学良就向蒋介石提出“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
在服膺蒋介石心理支配下，张学良接受了蒋介石的应对日本威胁之策。
7月11日，蒋介石就万宝山事件致电张学良，称日人行事狡猾阴险，要求东北当局保持冷静，小心应付，避免抗议行动过激，风潮扩大，强调“此非对日作战之时”。次日，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和国民政府审计长的于右任致电张学良，称：“中央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据此，张学良致电东北政委会，指示：“对日不能开战，只能据理以争，并须制止民众反日运动。” 7月12日，蒋介石自江西再次致电张学良：“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时，恐被共产党利用，呈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纷争，更有导入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张随即复电表示接受蒋介石的指示：“努力隐忍自重，勿使日本乘其间隙。”
此外，蒋介石7月23日公开宣示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以及8月4日致电国民党中央的对当前国民排日运动“应取慎重态度，免为日方借口”，应该都对张学良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张学良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长王树翰转达了蒋介石的指示：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际联盟，日本不能强占我领土。万一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难。这应该是深契张学良之意的。“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提出的诉之国际联盟的方案，应该最早出自于此。
另外，张学良基于日本实力强大的现实和中东路事件的教训，知道抗日必须全国一致，东北军若孤军作战，不过是作“无谓的牺牲”，而且还可能“扩大事态”，招致更大的灾祸和苦难。由此，更加坚定了在应对日本威胁问题上必须与国民党中央一致的理念。
据常钺、饶胜文所著《九一八事变背后的角力》记载：1931年9月，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给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发来密令，指示：“查中日情形之恶化，素有缘由，如该公使之报告，因东三省与日本接壤，交涉案件靡月无之，涉及常驻军与鲜民之案件尤为重大。此亦被日本方面作为借口，进行挑战之借口，实为横蛮无理之至。日方虽有任何行动。此时应以镇静态度相待，万不可轻率行事，致启战端。”
该电报还指出：“顷据驻日使领馆报称：近来日本各政党，不问当政与否，皆对我国绝对无诚意与亲善之态度，反而采取积极之侵略政策。最近，日政府当局，有以我国在东北修筑对于满铁之并行线、对抗满铁特殊权利、我国正规军队杀害中村大尉、青岛民众袭击日本侨民、在东北各地压迫鲜民、组织排日会为口实，实行挑战准备之举。而且，日本陆军当局已公然通告常备及预备役军官，必须在满蒙方面积极地进行作战准备，并采取如下充实各种实力之行动。……查日人对中日各交涉案之无诚意，国人早已洞悉，而且，其对满蒙之侵略政策亦固人所共知。今又以中村大尉事件及满铁并行线和鲜人压迫事件为名，进行挑战准备充实军备，我东三省必首当其冲。……满铁沿线之常驻军又有越界演习之举动，可见其居心叵测。故而，将所探知之情况报告如上，请予注意。”
如前所述，张学良在万宝山事件后曾要求抗日，但蒋介石的“现非抗日之时”、“宜隐忍自重”和依靠国际联盟的方针，打消了他抵抗的念头。于是，两人在“力求避免与日人发生冲突”上达成高度的共识。于是，9月6日张学良向在东北的大员发出一份电报指令：“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此即“九一八”事变历史上的“鱼电”。由此，“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下达、东北军执行了“不抵抗”的命令。
综上所述，虽然“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没有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但这不等于蒋介石与此无关。事实是，张学良发出的不抵抗命令，与蒋介石的有关指示是密切相关的。张学良所谓蒋介石和不抵抗主义没有关联的回忆，是难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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