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读书学习之法

　　我国著名的文学家郭沫若，在文学、历史学、考古学、书法艺术等领域颇有建树。他一生与书结缘，形成独特的读书学习方法，留与后人参考借鉴。

　　读书治学须不畏困苦

　　郭沫若读书，常将书中内容熟读成诵，烂熟于心。据松枝茂夫回忆：“我在中国文学研究会时，曾拜请郭先生来做演讲。郭先生没用演讲稿，讲的是关于‘易’的内容。他熟练地在黑板上写出《左传》《礼记》中的句子。十三经的内容郭先生已经全部记住了。”世人公认郭沫若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与他勤学苦读息息相关。他深知读书治学，非朝夕之就，大有有始无终、半途而废者；也有偷奸耍滑行旁门左道之人。读书本是辛苦之事，需坚持不畏困苦的精神。他曾写联自勉“读不在三更五鼓，功只怕一曝十寒”，也曾在留学日本时的家书中写道：“勤苦二字，相因而至，富思淫佚，饱思暖逸，势必所然，故不苦不勤，不能成业。”

　　治学需搜罗一切材料尽可能使无遗憾。他曾告诫学生：“搞历史研究，除了懂得一些正确的方法之外，还要占有大量的资料。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是必须尽力进行的艰苦工作，丝毫不能偷巧。尽可能占有第一手资料，迫不得已时，批判地接受第二手资料。”为寻找一手资料，郭沫若在日本进行了艰苦搜索，他去各大图书馆借阅相关书籍，去书店立读暗记，辗转托人寻书。他说：“我要寻找第一手的资料，寻找考古发掘所得的，没有经过后世的影响，而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在现存的郭沫若致容庚的42封书信中，有28封书信明确提出借阅书籍或恳请代为录示、复制、购买拓片和书籍等要求。

　　读书治学须不畏权威

　　读书治学不能仅凭个人情感使然，专注于一家之言，而对其他观点疏于研究，浅尝辄止。郭沫若研究周秦之际的意识形态时需要对先秦诸子的著作认真研读，尽管他个人情感方面对韩非子之见憎恶万分，但并未使他将其弃之不顾，而是“翻来覆去，读了又读，读得烂熟”。《礼记·大学》有云“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郭沫若认为读书也应秉承这种态度，排除个人情感倾向，客观公正。

　　读书治学不应拘泥于世人看法，重复前人话语，应当直探本源不受前人的约束。郭沫若之前，学界对先秦研究或是单纯训诂考释或是专门阐发义理，郭沫若却利用唯物史观研究诸子百家之言，得到许多新的发现。古代史分期问题上郭沫若也是另辟蹊径，以马克思主义生产资料占有理论区分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并加以翔实史料周密论证，确立“战国封建说”。郭沫若对甲骨文字和青铜铭文的研究曾被时人视为落后之物，他被斥责为“玩物丧志，成了隐士”。但其并未为此折服，而是贯彻了他的志向，这才有了后来的“郭鼎堂”。

　　读书治学须涉猎广泛

　　郭沫若博览群书，“胸藏万汇凭吞吐，笔有千钧任翕张”。他求学期间虽是从医却广泛涉猎文学、哲学、社会经济学等著作。郭沫若认为研究深邃之书“不精读便不能得其要领，不能体味‘雅言’的力量”。对创作而言，读书只需泛读以启发暗示。“书读太多是写不出自己的东西的。我读歌德诗的时候，也就是大致浏览开头几行，马上捕捉那一闪而过的灵感迅速写下来。”关于精读，郭沫若主张：第一，要用自己的能力去理解；第二，要用自己的能力去批评。“读深奥难懂的书，犹如过连峰簇拥的险途，但不要怕这些险峻的山峰，寻出路径，自己跋涉，循序渐进，坚忍耐劳，便可踏破险途达到目的地。”读书第一步就是要理解书，人在不同阶段对同一本书的理解都会不同，而理解书只有通过自己不断的熟读深思才能完成。

　　读书第二步是在对原著理解已足时，不受前人约束，用自己的能力去批评。然而约束并非没有，批判也有限度。“人是活的，书是死的，活人读死书，可以把书读活。死人读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