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灰犀牛”会来自哪里？

“黑天鹅”和“灰犀牛”这两个词今年被频繁提及，前者意指罕见的、出乎人们意料的风险；后者则指常见的、人们习以为常的风险。故从含义看，“黑天鹅”似乎更值得人们警惕。

不过，如果由此放松对“灰犀牛”的警惕，可能铸成的错误更大。从风险实际发生的概率看，“黑天鹅”由于是那种罕见的、出人意外的风险，虽然难以预防，但毕竟是小概率事件。相反，“灰犀牛”事件本身的习以为常，说明它在现实中是经常出现的，也就相对为人们所忽略，等到它由小麻烦变成大风险时，解决起来就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2019年是中国的一个政治安全年，对政治安全、政治风险的重视，在中国官方那里已达空前程度，从上到下丝毫不敢怠慢。虽然官方现在强调“黑天鹅”和“灰犀牛”都要防，生怕哪儿出现差池，酿成大错，但如上所述，从实际考察，由“灰犀牛”带来或引发风险的可能性更大。

今年早些时候我撰文表示，经济增速长期处于收缩通道；收入分配和贫富分化不断加剧，来自哪里，但如果社会上上下下都预感要出问题，要完全避免不出问题是很困难的。尤其在中国当下的体制下，体制会催生或放大风险，甚至体制本身就是一个风险源。

何以如此说？当全社会都对某类风险保持一种近乎神经质的敏感时，固然可说是对风险的重视，但又何尝不是整个系统出了问题？系统的问题就是制度或者体制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与中国当下体制呈现高度集中的命令特征也是有关的。这种体制或制度，很容易出问题。

中国高度集中的命令体制表现在两个层面：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权力集中在中央；在每个组织内部的关系上，权力集中在一把手。

有人会说，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奇怪。的确，大多数时候都如此，这是中国体制的本质特征。但最近几年来，人们对此种权力集中的程度，感受还是不同的。现在的“高度集中”，是一种几乎丧失灵活性的集中，这就是问题所在。

在重要和关键权力上收中央的情况下，地方尤其基层就不会有任何的创新动力去应对各种变化和风险，而是坐等上面特别是中央发号施令。在大小事情都由单位一把手决定和说了算的情况下，具体办事人员也不会有任何的积极性去求得事情的解决，有的只是揣摩领导意见或消极应付。

那么，又是什么造成了目前的体制？简单地说，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皇权制和计划时代的命令体制的混合产物，重心在后者，前者强化了后者的缺陷。按照经济学家周其仁的解释，中国的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而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计划命令体制实际是把一个国家当作一家超级公司来管理，但管理者又不可能有这种管理经验。换言之，管理国家这家超级公司，是完全超出现有所有人的经验的。目前世界出现的那些大的跨国公司，最多能做到的是在公司内部的计划管理，但它距离大到覆盖国民经济，以至于可以消灭全部市场关系、完全靠“看得见之手”来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还差十万八千里。然而在中国，不仅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而且这家超级国家公司还被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形态，一改就碰上“主义”的大词汇，变成“反社会主义”，这就造成改革无法深入；因为有“主义”的大词汇当头，过去点点滴滴改进的难度骤然变大，一静一动之间好像都触犯了制度底线，既得利益就变得很僵硬，特别难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