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最好的朋友兼同事辞职
52fw.cn 04-28 次遇见我最好的朋友在几周前离开了英国《金融时报》。她是主动辞职，而经过漫长的通知期后，她的离去也在预料之中。但这并未减少对我的打击。她因面前新的视野而激动愉快，我则被留在身后。我很难过。
如此的痛苦使我的家人大吃一惊。我不常明显地情感外露。“你多大，14岁？振作起来。”这是我女儿的批判性评价。
但“振作起来”非常困难。和好友共事17年后，我要找到在没有她的环境里工作的办法。我刚刚来到英国《金融时报》就与萨拉(Sarah)成了朋友。我们的友情从在同一团队里工作开始，在我们离开该团队后变成了共进午餐，又变成了在工作之余见面。这些年来，我们的谈话在工作与生活间无缝衔接，毫不费力，总在进行。
我十几岁的孩子为我的痛苦感到尴尬，然而这一事实证明了，在工作中有一个最好的朋友，这种经历强大而又相对稀少。我是对的。2010年，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公司(Gallup)调查了全球1500万职员，只有3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与最好的朋友共事。
最好的朋友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概念。盖洛普的调查结果表明，“与最好的朋友共事比起仅仅与‘朋友’或者‘好朋友’共事是更为强力的工作绩效指标。”和其他人相比，与‘最好的朋友’共事的那一组受访者工作质量更高，工作也更为投入。
我享受自己的工作，也并不认为我的生产力和专注度会因为萨拉的离开而降低。而且，我在办公室里还有其他朋友——包括几个“好朋友”。但是工作关系的世界是个多样化而脆弱的生态系统，不仅仅是简单地将他人归入同事、朋友（不管什么级别的朋友）、霸凌者、烦人精等等类别。
我还很珍惜一种少见而特殊的工作关系。我们英国《金融时报》的前同事露西凯拉韦(Lucy Kellaway)用“办公室伴侣”这个词来形容这种关系，即一起工作的男女间亲密而无负担、无压力的友谊。
我在英国《金融时报》只有过一名办公室伴侣——一名聪明、善良的同事，他和我一起工作过几年。他让一段困难的时光变得更好度过。但有一次，我向别人介绍他，说他是“我的朋友”——他迅速纠正，“是同事”。但在我看来，我们首先是朋友，然后才是同事。
回头看，在这段友谊中我更需要他。体验工作中的战友情是留在公司上班对许多母亲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不管这给她们带来了多大的育儿和压力代价。这让我们得以作为成年人与各式各样的人互动。在那时，除了我的丈夫和我们的小圈子，我几乎接触不到男性。母亲的责任抽干了我的社交生活。
我和前办公室伴侣如今在不同部门工作。我们很少见到对方，但能够一起吃午饭时，我们能无缝地接上之前中断的谈话。对话中没有尴尬的空白。我把这当作经久不衰友情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