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资本主义可能的出路

百年前的今天，美国福特公司有过一场官司。尽量缩短工时，同时尽可能高工资高福利，这种让员工分享企业发展红利的福利模式，是福特成功的秘诀之一，但这跟股东利益最大化冲突，不能不遭遇股东们的挑战。1919年，福特因试图将公司收入重新用于有利员工和资助业务生产的投资，而不是仅仅为股东提供回报，被公司最大股东告上法庭。这即是历史上著名的“道奇诉福特汽车公司案”。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到底应该利益分享，还是只能股东至上？法庭如何裁决此案，不仅决定着福特公司的命运，实际上也注定了当时的资本主义尤其美国资本主义的走向。

不出意外，法庭裁定原告胜诉，认为“一家商业公司的组织和实施主要是为了股东的利益”。尽管福特的律师强调，企业固然不能以从事人道主义工作为其主要业务，但它以盈利为目的而举办这一事实，并不妨碍其存在隐含的权力从事人道主义动机的慈善工作，以此作为企业的附带工作；尽管福特本人申辩说，他的志向是雇佣更多男性，把现代工业体系创造的利润带给尽可能多的人，让他们安顿好自己的生活和家园，何况福特公司已经赚了过多的利润，应该通过种种措施，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让社会分享利益；尽管法庭宣称“某些慈善的无私的感情对福特先生来说是可信的”——但法庭最终仍然拒绝了福特的主张，理由是：

“福特先生的想法是他和股东对普通市民负有义务；但法律事实是，他和他的公司董事对少数持反对意见的股东负有义务。”

作为商业组织，股东的利益高于一切，股东至上的原则不容撼动。这就是当时美国的法律逻辑，法庭据此判福特败诉。福特败诉了，当代资本主义尤其美国资本主义通过自身的使命驱动，自觉走上福利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也就此被葬送了。

福特的福利资本主义试验

众所周知，福特主义是美国资本主义转型的火车头。或者说，是美国资本主义迭代的火车头。它带来的升级版的资本主义，是美国持续整整一个世纪繁荣和强大的秘诀。这是福特及其福特主义最重要的历史地位。但通常所说的福特主义，更多指发明了标准化、流水线生产，发明了大众消费和大规模生产，即效率意义和财富意义上的福特主义，却往往忽略了人道意义上的福特主义、慈善意义上的福特主义，即福利取向的福特主义。忽略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福特的那次败诉，使“股东至上”的原则得到法律上和观念上的强化。

福利主义没能在美国普及，但福特没有中断在福特公司内部的试验。福特坚持认为：“作为领导者，雇主的目标应该是，比同行业的任何一家企业都能给工人更高的工资。”但他绝不仅仅致力于高工资，而是致力于为自己的员工谋取更广泛的福利。通常认为劳工保护尤其缩短工时是工人运动尤其工会的功劳，但工人运动尤其工会兴起之前的1913年，福特公司已经自动采用了堪与今天媲美的劳工保护标准，日工作时间从9小时减少到8小时，病假和工伤医疗也都得以改进。福特尤其重视残障群体的权益。分析发现，7882项工作中有4034项并不需要完全的身体能力，这便成了他大规模雇佣残障人士的理论基础，上万名残障人士平等地获取正常工资。这在今天也很少企业能够做到。

此外，福特公司还奖励雇员的发明创造，让他们分享他们的发明带来的赢利。福特公司也是最早建立技术学校来培训专门技工和为移民开设英语学校的企业之一。在移民们普遍遭遇各种排斥和盘剥之时，福特公司慷慨地向他们张开了怀抱，让他们可以在美国扎下根。福利的分享者甚至包括了客户：“福特公司的利润因资金周转快而长期保持高水平。有一年的利润远比期望的多，于是公司自愿返还每一辆车的车主50美元。”

把自己的脚放入他人的鞋子里，从他人的角度来考虑，服务就是这样的精神，站在他人的立场去看整个世界。这是福特的核心价值观。用一个词概括，就是“同理心”。这奠定了福特版福利主义的调性，即考虑利益的均衡而不是利益的独占，利他与利己相辅相成而不是非此即彼。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内省的和自我节制的、以互益而非互害为鲜明特色的新型的资本主义。

主张福利主义的福特，恰恰强烈反感社会主义运动尤其反感工会。这颇为后人诟病。但站在福特的角度，这其实很好理解。福特版福利主义，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体系的自我改良，是企业家精英主导的资本主义的自我改良。而且这种自我改良，在福特看来是可操作的、可实现的乌托邦。既然如此，为什么必须外部强制呢？外部强制不仅跟资本主义的自由精神冲突，而且它带来的社会风险，它的副作用，可能远远超过资本主义的自我改良。

那次败诉一锤定音，划定了福特版福利主义主义的边界，福特版福利资本主义没能引导潮水的方向，没能成为美国的主流。但美国社会的自由体制毕竟给了他在企业内部做试验的足够空间。不能不承认他在企业内部的福利资本主义试验是成功的。福特公司的劳工保护，不比社会主义运动尤其工会所争取的更少，所以直到福特去世，福特公司都做到了劳资同心同德，给了福特抵制社会主义运动尤其工会运动的强大的民意基础。

回顾福特版福利资本主义，今天或许可以重新评价。它在人文上的历史贡献，未必逊于福特主义在效率上、在财富上的贡献。它在强调企业效率的同时，还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强调企业家的人道使命，而且其社会责任、人道使命的履行，不是单维度，而是多个维度，是股东利益、公司治理、员工权益和客户权益的多元均衡。这实际上已具备商业向善的雏形，具有潜在的系统变革的意义。

可惜，先知总是孤独的，福特对商业向善的前沿探索，不为同时代的人所理解和接受。于是，股东至上、资本独大的传统资本主义一骑绝尘。伴随传统资本主义的大跃进，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尤其工人运动更加高涨，彼此纠缠，构成二十世纪人类冲突的主题，演出了无数的悲喜剧。当然，这一切老福特是看不到了，也大概不会预见到。不过，他可能更想不到的是，他主张的商业向善，百年之后的美国会有企业家精英接力，而发展为一场全球倡导运动的B Corp运动。

三位当代美国企业家的"商业向善"实践

掀开这历史新篇章的，是本世纪初的三个美国企业家：篮球品牌企业AND1创始人杰伊库恩吉尔伯特、巴特霍利汗和他俩共同的朋友、前华尔街私募基金投资人安德鲁卡索伊。他们都是商界成功人士，但他们不满足于自己的商业成就，而跟前辈老福特一样，属于使命驱动型企业家，具备“某些慈善的无私的感情”。

正是基于使命驱动，执掌AND1时，吉尔伯特和霍利汗已经在企业内部致力于商业向善的探索。

其时，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已成时尚，这是继消费者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之后，试图以社会力量节制资本的又一重要努力。但是，通常所说的企业社会责任对吉尔伯特和霍利汗显然并不解渴。他们在企业内部探索的商业向善，比通常所说的企业社会责任，走得更远；比自己的前辈福特，也走得更远：企业的产权跟员工共享，仅此一点已远远超越福特；每年利润的5%捐出做公益；球鞋不用有机化合物制造，不取材于废旧轮胎，而是尽可能环保，这两点也是当年福特不曾做到的。员工其他福利，也无不走在行业前列。所以，AND1不仅是一家曾经盈利很好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