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教案：第二节新文化运动教案

　　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教案

　　素 材

　　“五四”的三个三十年：当代史中的“五四”叙述

　　“五四”是中国历史、精神史的一个象征性时刻，一个意义超载的、被过度文本化的事件。它是一个神话。作为神话的“五四”，具有强大的话语生产性，具有不断被重新阐释的可能性。事实上，后来的历史不断地通过回溯到“五四”这个巨大的意义源泉而获得自身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后世进行自我理解的某种尺度，打开新的历史实践的思想资源——尽管对“五四”的阐释并不一定总是正面的。

　　毫无疑问，“五四”的确是一个丰富的历史原点。作为一个历史开裂的标志性时刻，中国通过重新理解自身传统与“外在”世界，而进入自己独特的现代形态。当代中国仍处在这一巨大的精神后果之中，并以种种方式延续着“五四”的性格基因。事实上，这也是“五四”被神话化的内在原因和历史根源——正因其开启历史的创世纪性质造就了它的神圣性，以至于后世往往、甚至只能通过乞灵于它来获取自身的历史合法性。而这一过程又进一步强化了“五四”的神圣性。所以，“五四”始终是建构历史的积极因素，它或隐或显地贯穿在当代史的众多思想史论争中。对当代现实的判断也往往总是和“五四”有关，或习惯于拿“五四”说事——那些关于当代问题的诊断总是要被归结到“五四”的根源上去，这似乎已成了某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和论辩策略。

　　从这一意义上说，“五四”是被不断创造出来的，“五四”不是单数的，而是复数的。

　　神话化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对“五四”本身的窄化，即通过对它的某一部分刻意强调，建立一种特定的历史叙述。在这一过程中，往往要借助亲历者的记忆，但事实上那些亲历者的记忆并不总是可靠的，这倒并不是说他们故意说谎，而是说，个人记忆往往先在地已经被各种意识形态所修改，或为记忆者顽强的个人愿望所过滤。记忆总是有选择的，这种选择的机制和特定的历史情境与观念氛围有关。

　　本文作为一个不自量力的尝试，希望能简略地勾勒当代观念史中的“五四”叙述的谱系，并提示性地讨论如何重新理解“五四”的当代意义。这是一个巨大而且复杂的命题，本文只是一个论纲性质的速写。

　　当代史中关于“五四”的最经典的论述来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它把“五四”作为中国革命史的前史或内在构成部分来看待。在毛泽东的经典文献《新民主主义论》中，“五四”是中国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的开端，标志着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觉悟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是共产主义思想兴起的历史前提。这一论述广泛地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如侯外庐、胡绳等人继承下来。这一论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作为理论支撑，把“五四”纳入世界革命史的进程，明确地肯定了“五四”反殖民、反帝国主义体系的现代史性质。它坚持社会分析的方法，注重历史辩证法的宏观逻辑，因此更强调1919年5月4日前后的社会运动的意义，并把它与此后的革命史建立内在的因果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