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堂志林(1264)】语文味不会忘记的一位普通教师

本世纪初我提出语文味理念以后，原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中学语文教师、当时还很年轻的喻圻华写过一篇题目为《语文的自觉和自觉的语文——“语文味儿”杂谈》（链接： 《  语文的自觉和自觉的语文 (2003-11-27 )》）的文章。每当忆起语文味的成长史，我就常常想起这篇文章。

喻圻华的这篇文章，挂上语文味网的时间是2003年11月27日（《语文的自觉和自觉的语文—“语文味儿”杂谈》，地址：））。据《语文味年谱大事记》第三十一件大事记载，2001年10月18日，深圳市第二届中学语文教研论坛活动在深圳市教苑中学（原深圳教育学院附中）高中部举行。当时全市中学语文教师参与会议的积极性很高，提交的论文很多。其中一些文章和发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比如宝安区一位老师写的参会文章《先生本质是诗人》，结合语文味研究，表扬我这个新来的语文教研员有诗人气质。还有后来被评为深圳市首批学科带头人的南山区育才中学的一位老师，他在论文和发言中，从中国古典美学的滋味、诗味说到语文味研究的重要意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印象最深的是沙井中学喻祈华的发言。喻祈华提交并在大会宣读的论文标题是《语文的自觉和自觉的语文—— “语文味儿” 杂谈》。2003年11月27日下午，我们在深圳高级中学举行全市性的语文教研活动，同时宣布语文味网站正式开始运行，因此这天是语文味网创办的纪念日。喻圻华的这篇文章写作时间应该在语文味网站正式开始运行之前。时间过去快20年了，全国各地发表的语文味研究论文无数，但喻圻华这篇文章仍然是语文味研究历史上的一篇重要的高水平的论文，而且是一篇特别让人怀念的论文。

《语文的自觉和自觉的语文——“语文味儿”杂谈》一文最重要的价值亦即最让人怀念之处在于：早在近20年前语文味理念刚刚提出、语文味理论还处于草创的初期，年轻的语文教师喻圻华就最早慧眼独具地，同时又最深刻地，最准确地认识到语文味理论的价值与意义——语文味理论是“语文的自觉”的产物。

在长达20年的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过程中，我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语文味理论是语文自觉的产物。照我看来，语文味理论是“语文的自觉”的产物这个重要观点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意义：

其一，语文味理论不是我为了打旗号占山头，而在书房甚或在马桶上虚构出来所谓“理论”，而是基于对语文教学的本质、规律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通过长期的坚持不懈的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我们认识到，语文教学的要素应该是语言—文章—文学—文化，即”一语三文”。我们认为“一语三文”是现代语文教学的内容规律和形式规律的统一。这一规律的内涵可以简单概括为：现代语文教学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要包含“一语三文”即语言—文章—文学—文化这四个内容要素和结构（程序）要素；在语文教学过程中，语言教学是基点和中心点，文章教学是重点，文学教学是美点，文化教学是亮点。由于我们执着于对语文教学的本质、规律及其发展趋势的研究，并一贯坚持在对这个规律的认识基础上进行语文教学的实践探索，从不搞跟风研究，结果是从不跟风的语文味研究却一直显得很“时尚”“而“先锋”——比如语文味理论的基本思想与后出的新课标的基本精神一致（当然语文味理论有一些思想是语文新课标所没有的，也是语文新课标所不敢有的），与和谐社会理念的倡导不谋而合（例如语文味教学理论强调教学过程的“天人合一”之“和”；产生“巨大”影响的语文味教学的发轫之作、2002年4月11日我在深圳中学主讲的大型公开课《用另一种眼光读孙犁——〈荷花淀〉与中国文化》的教学主题，也是以孙犁的经典小说《荷花淀》潜藏的“和”文化为例，依据辩证扬弃的方法论，在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和”文化的长处和弊端的基础上从更高层次肯定和谐文化的开拓性课例，那时中央还没有提出和谐社会理念），与几年前中央发文强调高考语文要加强传统文化考查不谋而合（语文味教学从一开始就被语文界来称之为“文化语文”），语文味教学理论的“一语三文”教学模式与近几年中国教育界强调的（语文）核心素养不谋而合等等，都显示“倔强”的语文味却似乎一直走在时代的前面。

其二，是通过发挥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主体性)，将认识到的语文教学的本质、规律及其发展趋势现实化。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学术认识论层面上，就是注意到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包括教育规律的区别。自然规律是自发地盲目地起作用，社会规律包括教育、教学规律是通过人们有意识地活动来实现的。但如果仅仅只是认识到语文教学的本质、规律及其发展趋势，而没有去实践，那这种认识虽然不是毫无意义，意义也大打折扣。其次，在学术方法论层面上，从本世纪初开始进行的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走的就是知行结合、道器统一、即器求道的路子，也就是以我们的教学实践为依托为底座，让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在紧密地、多向地、深刻地互动中相濡并进，捆绑提升。再次，在学术研究的结果层面，我们心无旁骛坚韧不拔地进行了近20年的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终于求仁得仁，创造了语文教学教出语文味的一种新方法与可能达到的新境界，同时创构出了一种新的理论体系（语文味教学理论）和教学流派（语文味教学流派），用库恩的话说就是建立了某种科学“范式”。这一新“范式”的创新性贡献在于：和传统的教学法只重视将文本的思想内容和形式客观地传递给学生，因而是一种再现性教学法不同，语文味教学法强调将教学主体（师生）的生命体验渗透进教学过程变成教学课程与教学资源，因此语文味教学法是一种表现性、抒情性教学法。几年前，原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在新浪博客发表《把自己的生活变成教科书》中提出：“做教师的最高境界，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变成教科书”。香港中文大学周保松教授2012年4月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走进生命的学问》一书中认为，教育的最高境界，是让学问走进生命，同时让生命启迪学问。周保松教授所说的这种最高境界，不仅是现代教育的主要价值追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志学者所追求的最高的学术理想。将生命体验渗透进学问（或教学），和学问（或教学）融为一体，即“学问（或教学）生命化”或“生命学问（或教学）化”，这种学者做的学问，按孔子的说法不是“为人之学”，而是“为己之学”。由于真正的语文味教学是渗透生命体验的教学，因此这种教学往往味道十足，臻于或接近于人课不分、人课合一，即“天人合一”的教学境界。这也正是我们把语文味定义为语文教学的一种教学境界，且是语文教学的最高境界之最重要的理由。

语文味教学法所强调的生命体验，是指那些能够激活人对生命的热情，激发人对真、善、美的进一步追求，促使人的潜力得以充分发挥之所爱、所恨，或所追求的人生价值，以及在这些追求、发挥与爱与恨过程中所产生的具有生命哲学高度的人生感悟。更简单点说，所谓生命体验，是指教学主体在追求和社会发展要求相一致的自我实现过程中，所产生的具有生命哲学高度的人生感悟。语文味教学法倡导的语文教学要渗透生命体验，就是主张将教学主体的生命历程中有积极意义或能转化为积极意义的所爱、所恨，以及那些具有生命哲学高度的人生感悟渗透进语文教学过程，成为语文教学的重要资源与内容。语文味理论认为，这是语文教学教出我们所认为的语文味的根本与核心，是语文教学过程艺术化审美化的关键和奥秘之所在。我在文章中曾多次引用过著名语文教育研究专家王荣生在评价本人的《荷花淀》一课为何成功时的分析，王荣生教授认为，由于渗透师生的生命体验，程少堂的《荷花淀》一课的教学过程就不仅仅是对课文内容的发现，也是教学主体的一种自我发现。王荣生教授的这一观点正好揭示了语文味教学之“堂奥”。

完全没有生命体验的正常人是不存在的。不同的人生命体验的量与质虽然不同，但都可以通过多方面、多途径的修养提升自己的生命体验的能力。

2020/08/05

附录：语文的自觉和自觉的语文

          ——“语文味儿”杂谈

（518104）深圳市沙井中学喻圻华

一

语文价值的界定，大致上可以划分为纯语言文学（或文字、文化，这里均无关宏旨）的文本功能与承载、传播思想意识的载体功能。这里同样存在一条价值规律：两者总是应特定社会背景的要求所波动，而且往往难以做到彼此完全对等。

进入一种相对于历史而言是个突变的社会形态之后，语文除了自身作为文本的发展，无疑还必须在更多时候以某种载体的面目出现，接受重建意识领域各体系的任务，承担建设民族道德新内核的义务。自身的发展，要求语文必须对传统进行必要的继承与抛弃，对源自外界的种种思潮进行必要的甄别而后接受或拒绝；而社会赋予它改造与重建的任务，则要求语文至少部分地停滞自身的发展以腾出足够的空间来输入语言文字之外的东西。这是特定时代必然要留下的烙印。这一点，在文学领域表现得相当明显。如果能理解其合理性，我们多少会觉得当年指高晓声及其作品为“传声筒”的评价有点过于简单和粗鲁。同样，如果在语文的社会属性上没有宽广的视野和深刻和理性，将导致对语文的评价缺乏应有的宽容与大度，更将使关于这一基础学科的众多美妙设想成为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

但是，我们不能不同时看到，语文的载体功能，永远摆脱不了社会形态的痕迹；“文以载道”中的“道”，往往随不同的时代特征体现为不同的内容。也许，应该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即语文的社会化与它本身的特性兼容，两者并行不悖。一俟社会进入和谐，语文趋向于“语文本身”的回归也就宣告开始了。

二

教育以服从社会需要为原则，各科目概莫能外，语文尤其突出——没有比语文更必须顺从于具体社会形态的基础科目了。如果说科学没有国界是人类共同发展的必然要求，那它并不适用于语文或说语言文字。乔姆斯基早就发现不同语言之间的特质差异无法消除；这点，不必说从事翻译的人感受深切，就是一般人翻翻英译《唐诗三百首》也能有所体会。又如日语，这种我们总能骄傲地从中见到熟识字符的语言，尽管日本坚称它的出现是“汉语的发展与进步”，其实，说它是语言的一种退化，或汉语形式的变化及功能的萎缩，可能更为恰当。读读几位较突出的日本作家，从紫式部到大江健三郎，你怎么也感受不到汉唐语言那种传神的描摹或是幽微的情致。本身的特性使然，说语言文字将是世界各民族最终得以固守的“国粹”毫不为过。实验室一夜之间可以建立起自然的王国，斗室之中永远不可能开创语言的新天地。理解语文，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它与生俱来的历史、社会属性。社会制约多层面的渗透，往往使语文教育很难实现纯理想主义的发展。实际上所有人文科学无一例外，不过语文尤其突出。任何意在使语文“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尝试都将像古巴比伦人的通天塔一样，永无竣工之日。同时，语言文字演变发展过程中强烈的惯性作用，决定了语文及其所蕴涵的各类意识形态的变革只能遵循渐进的原则，所谓狂飙式的突进，要么流于浅表如概念的改头换面新瓶装旧药，要么是屈从于某种世俗需要而进行的肆意夸张。新文化运动提出彻底消灭文言，而文言词句至今仍不时出现并且活力依然，老一辈文言味十足的学术蓍作仍在畅销书中占有一席之地。鲁迅、刘半农更是早就倡导汉语言文字字母化，建国之后又有人旧事重提，呼吁汉字实行拼音书写，均因反对者众及操作因难重重而作罢。再往上看，秦王朝统一了文字的写法，但它在社会意识方面的贡献则不过是用国家手段使先秦儒学成为一枝独秀而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多少有点强奸意味；肇始于隋唐的科举选士，则彻底地把语文教育禁锢在纯粹个人行为的层面。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应成为良性社会行为并作出积极贡献，何等平常的真理！

但就是这么理应踏上的一级台阶，却成为我们不堪回首的伤心地。语文真正成为一种社会行为并充分发挥其春风化雨功能，是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此前，真正意义上的语文教育，我们一片空白——有语文，没有教育；有世俗功利，没有自足发展。

由于特定时代的特定原因，我们传统的语文，承载了过多“非语文”的东西，或多或少地有些异化，成为一种无奈的、不自觉的“语文”。这样的语文，实际上已经变相、变质，它什么都有，可就是没有“语文味儿”，什么都像，可就是不太像语文了。

三

我们说“特定时代的特定原因”，是基于整个语文教育的广阔社会背景而言。事实上，每一阶段的语文教育均有它合理的存在价值以及积极的社会意义。尽管我们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两千年的封建时代没有真正的语文教育，但从营造民族的精神家园这面来看，汉语言文字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能视而不见。苏晓康们在《河殇》中把中华民族“难以被同化”的原因归结为“黄皮肤黄土地”及“三面背山一面临水”的人种、地理因素，其实他们忽视了更为重要的一个；语言所形成的道德内核，造就了这个民族难以化解的凝聚力及世界民族发展演变史上罕见的生命力。语言文字所能激发出来的那种情感，在那些有过丧失“家园”之痛的文人身上体现得犹为深刻，如普法战争后故土沦亡的都德，展转流亡而最终自尽于巴西的茨威格，我国东晋、后唐、南宋一些诗人。在这个意义上，语文不是祸及子孙，而是泽被后世。

但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我们的语文在某些时期甚至不得不暂时放弃本身的一些东西，现在，我们做到两全了吗？

这里不妨换个角度来考察。戈西姆，著名的阿里巴巴的兄长，在那个财富与邪恶并存暴发与危险同在的山洞里，很不幸地忘记了开门的咒语，满揣珠宝却身首异处被人大卸八块。张无忌，不世出的武林高手，不慎身陷光明顶地下密室，却造就出一段因缘，练成惊世骇俗的乾坤大挪移！我们的语文是得其意而忘其形，象戈西姆那样坐拥不尽财富而无法发挥出它们应有的价值呢，还是可以象张无忌那样有能使自己解脱困境的金钥匙？

如果有，我们找到了吗？

四

“政著于一时，而传于后世者显而易见，教垂于后，而其在当时则隐而难知”（王夫之《四书训义》）。周围弥漫的急功近利的浮躁，如某种意识形态的粗暴切入，如很难说是完善的教学评价以及僵化的考试选拔制度等，显然是使语文偏离自觉发展并逐渐变得面目全非的主要原因——树木古十年树人百年，然而一旦涉及功利二字，谁又按捺得住！“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但是，回顾二十多年来中学语文教育的发展轨迹，我们不难发现，我们教育的整体目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我们对教育理解的深入在不断地发生嬗变；而每一次的嬗变，对语文来说，从教材到教法，都不啻是在呼唤脱胎换骨式的再造。况且，“一试定终身”的考试坚冰，也已经逐渐开始融化。

八十年代初的智力论，多少带有对此前“又红又专”倾向（那个时期中小学作文的题目多为“校园里的一朵红花” “当我想起雷锋的时候”之类，高考考场外也一律刷上“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字样，78年的高考作文更竟然要考生们“心中有话向党说”）的背叛意味。数年后当智力论紧跟考试选拔导向不可避免的走到极端，变成唯分数是求的时候，社会开始了对高分低能现象的反思，全面发展口号的内容也由“德智体”增至“德智体美劳”。这一扩展，眼下正为大家都能有所领会却又有点语焉不详的“素质”所取代。

八十年代中后期，提倡语文教学的科学化（具体表现为标准化试题及练习的正式引进）、提倡语文能力的培养（具体表现为听说读写的重新界定及写作地位的上升）、提倡学习能力的培养（阅读比例的大幅度增加）等，都曾备受关注并且有的至今仍极为有效的影响着语文教学。《萌芽》杂志社发起于99年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显然与上海一次仅有一篇作文的中考不无关联；而99年全国高考作文命题彻底放弃了以往专为“考试”而设的种种理解上的障碍及表达上的限制，以及2000年更象是创作的高考命题，极有可能反过来刺激这一活动的扩展与流行。我们知道有龙新华、陈粤秀、胡小梦等为数不多的中学生曾经凭借“小作家”的身份走进了大学校门，也许，将来会有更多的高校乐于向有一文之长的中学生伸出橄榄枝。教育目的的具体指向一旦确定，其发生影响的速度就远非轻骑绝尘所能形容了。

当然，曲折在所难免。九十年代中期，据说是刚刚转换研究思路的柯云路从一本台湾学者的著作中发现了“情商”一词并感触良多，于是跟出一本告诉家长如何把孩子教育成天才的叫做《情商启蒙》的书，颇受先富了起来有了闲暇望子成龙却苦无良策的家长们的欢迎，“情商说”进而在教育界外围形成先声夺人之势；但有识之师多不为所动——所谓“情商”也者，不过教育界早已熟知的“非智力因素”换了顶帽子而已。这很容易使人想起一个小笑话：包子被面条打了，气不过，纠集了馒头、花卷、大饼，跑到街上把闲游的方便面暴揍了一顿，边揍边说“你以为烫了头发我就不认识你了？”这里角色对不上号，但都有一种错位的幽默——当然，结果是，一阵风过后也就不大见人提起了。

由此看来，尽管步履艰难，语文并没有慌不择路，更没有像困在山洞里方寸大乱的戈西姆那样口不择言，“小麦谷子”的胡叫。至少，语文没有完全丧失发展的自觉性。尽管难免留下一些遗憾甚至“情商”式的笑柄，语文毕竟还在走下去。可以看到，随着和谐的社会步入一个真正的自觉时代，语文从教材的编排及更新频率，到几十年如一的４５分钟课堂，到遴选优秀的考试，必将有令人惊喜的局面出现。

五

“语文味儿”的提出，相对于语焉不详的“素质”，无疑更为明确，更为具体些——至少，“语文课要追求语文味儿”与 “语文课要进行语文素质教育”相比较，前者更具指导性。

“素质”一词,本是个带先天论色彩的概念，新版《辞海》即将之释为“人或事物要某些方面的本来特点和原有基础。在心理学指人的先天的解剖生理特点，主要是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方面的特点”。讨论教育界引进这一概念并决意推行是否准确、严密已毫无必要，毕竟概念可以重新定义可以注入新内涵；倒是当初它之能被大众接受的原因，与钱钟书对神韵诗派始祖王士祯的评议颇为类似。钱钟书说王士祯“天赋不厚，才力颇薄，乃遁而言神韵妙悟，以自掩饰。一吞半吐，揣摩虚空，往往并未悟入，已作点头微笑，闭目猛省，出口无从，会心不远之态”，可谓妙绝；“素质”甫出之际，社会上群雄粥粥，殆如《红楼》索隐，言之凿凿，附会牵强，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无怪乎相当一段时间大家都谨慎地回避其内涵而大谈一般性要求。

而“语文味儿”的明确提出，将促使语文教师的眼光逐渐转向“语文”本身，“语文”本身的一些特性，如它的文学意味，它的审美意味，它的意境创造，它的情感熏陶，它的文体特征，它的语言特征，等等，必将受到更多的重视，并逐渐在我们的课堂上得以体现；我们的语文教育，也必将在“自觉”的良性趋向上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

六

我们对“语文味儿”有着如此坚定的信念，是因为我们相信，当社会发展进入和谐，事物以它本身的面目出现就成为一种必然。事实上，当口号标语之类的宣传教育变得乏味而又乏力的时候，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教而不化现象的普遍存在；当人们面对被过分异化了传统载体不再产生共鸣甚至感到厌烦的时候，人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感受。对于作为思想道德主要载体的语文，人们希望能够更真切地去体验它本身的魅力；而且，汉语言文字在表情达意上的丰富性、多样性，使得它完全可以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新形式来完成承载、宣传、教化的任务。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语文趋向于“语文”本身的回归，已经成为一种必然。

社会发展到和谐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就是道德成为自觉。鲁迅先生曾根据魏晋文学艺术的特征将那个时代定义为“自觉”的时代（《魏晋风度及药与酒的关系》），余秋雨在《遥远的绝响》中进一步作了具体的阐述。曾经很奇怪为什么在晋朝这个绝对需要强权需要铁的制度的时代怎么反倒是阮籍嵇康等一帮特立独行卓尔不群甚至有放纵之嫌的士人更能激起后世的强烈反响；后来偶然从毛宗岗《读三国法》对人物的评述中略有体会：对事物本身价值的认定乃至自我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