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职仪》与官修政典的兴起

02-13 次遇见

　　摘要:汉晋以来，撰述官制成为学者们自觉的追求，此项活动对于现实政治的重要性也被反复验证。至重视制度兴创的南朝，朝廷开始动用国家的力量去支持职官之学的发展。宋齐之际王珪之耗时十余年编纂的《齐职仪》是首部官修政典。该书在时代范围、栏目设置这两个方向实现了对官制撰述传统的突破。萧梁政权延续纂修政典的做法，专门配备学士以撰《梁官》。南朝的这些实践是唐廷推出《唐六典》的远源。《唐六典》在体例、取材等方面对《齐职仪》多有吸收。文末还就《齐职仪》进行了辑佚。

　　在中国古代的政制文献里，布列着一批由朝廷组织编纂的职官典籍。为人熟知的《唐六典》即其代表。这部奉唐玄宗之命、耗时十余年撰成的政典，包含三师三公以下众官吏在员额、品级、职掌方面的信息，同时展示着先秦两汉至南北朝隋唐的官制发展历程。围绕《唐六典》的研究颇为丰厚，对于其编修因由，学者的目光多集中在玄宗一朝的政治环境与文化追求，而未投向汉晋以来的制度之学以及官制撰述传统。

　　自东汉晚期开始，国家的设官分职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专门记叙当代或历代官制的著作相继问世。此风气至南朝而盛，政治权力亦介入其中。宋齐之际王珪之被敕纂集古今职司，推出五十卷规模的《齐职仪》。稍后梁武帝任命学士相与撰录，复有《梁官》的告成。这些实践实为后世官修政典的远源。本文将在汉晋至隋唐的时间尺度下观察官修政典的出现，重点关注《齐职仪》的登场及意义，希望能为理解中古学术与政治的互动提供新的线索。

　　一、《齐职仪》的撰作背景

　　研究与撰述当朝官制的重要性在东汉安、顺时代的学者私议中被提出。经胡广、应劭等人的倡导，作为新领域的官制之学渐次开辟。官制之学的两项特质尤其值得注意，因六朝隋唐的职官著述亦带有相同的底色。一是与《周礼》的内在连结。《周礼》学的繁荣刺激着知识精英对当代制度的思考，官制典籍的作者也将《周礼》奉为书写典范。二是对经世性的强调。服务于行政运作，为制度建设提供参考和指导，是学者们投身官制之学的主要出发点。

　　官制研究成为魏晋以来文化层面的一股热潮，从《隋书·经籍志》史部职官类所录书目便可见一斑。另一方面，伴随汉末以降的局势动荡，官制之学又与政治进程紧密缠结，其现实功用得以在朝廷的舞台上充分展现。

　　曹魏、东晋等政权均承乱而起，面临着“新荒以来，旧典未备”，在重建体制的道路上步履维艰。这样的境况下，一些官僚、学者凭借制度知识的特长，活跃于政治前台。如晋元帝宠臣刁协迈入权力中枢的一项因缘就在于谙熟故事，其本传称：“协久在中朝，谙练旧事，凡所制度，皆禀于协焉，深为当时所称许。”

　　《齐职仪》作者王珪之一家的位望延续，就跟晋宋朝廷对制度之学的需求有关。珪之出自琅邪王氏，父为王瑾之，祖父为王临之。又据《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王氏谱》，王临之乃东晋后期重臣王彪之之子。《宋书·王准之传》载：

　　王准之字元曾，琅邪临沂人。高祖彬，尚书仆射。曾祖彪之，尚书令。祖临之，父讷之，并御史中丞。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

　　所谓“青箱学”，即围绕朝仪、旧事的学问，职官是其中重要方面。如晋哀帝兴宁年间，主政者桓温“陈便宜七事”，建议大规模并官省职，王彪之据此上呈修改意见。他分析了行政运作的基本原理，重点针对六卿、宿卫官以及侍中等内官制订并省计划，且提出“令大官随才位所帖而领之”的“帖领”方案。这篇“省官并职议”是王彪之官制思考的集中表达，不少见解被东晋南朝统治者采纳、继承。

　　王彪之将制度之学纳入家庭文化，其子孙中又出现多位在官制礼仪建设过程中卓有贡献的人物。至刘宋元嘉年间，与王珪之同为曾孙辈的王准之仍因此专长而背负盛名：“准之究识旧仪，问无不对，时大将军彭城王义康录尚书事，每叹曰：‘何须高论玄虚，正得如王准之两三人，天下便治矣。’”这支王氏在制度之学上的积淀，很可能是王珪之后来被定为《齐职仪》修纂者的主因。

　　以上简要交代官修政典《齐职仪》出现的背景。自汉末以来，研究、撰述官制不仅是学者们自觉的追求，它对现实政治的重要性也在历史进程中被反复验证。这样就不难理解，至重视制度兴创的南朝，统治者会选择动用国家的力量去促成官制之学的拓展。

　　二、《齐职仪》的登场

　　《齐职仪》的编纂始末主要依靠《南齐书·王逡之传》的一段记载了解：

　　从弟珪之，有史学，撰《齐职仪》。永明九年（491），其子中军参军颢上启曰：“臣亡父故长水校尉珪之，藉素为基，依儒习性。以宋元徽二年（474），被敕使纂集古设官历代分职，凡在坟策，必尽详究。是以等级掌司，咸加编录。黜陟迁补，悉该研记。述章服之差，兼冠佩之饰。属值启运，轨度惟新。故太宰臣渊奉宣敕旨，使速洗正。刊定未毕，臣私门凶祸。不揆庸微，谨冒启上，凡五十卷，谓之《齐职仪》。仰希永升天阁，长铭秘府。”诏付秘阁。

　　该书由王珪之于宋齐之际奉敕撰成。关于王珪之生平的资料不多。《南齐书·礼志》记载，他曾在齐初建元年间担任负责礼制事务的祠部郎中，印证了其在制度之学上的造诣。2013年，王珪之墓在南京市栖霞区下庙社区被发现，墓志云：

　　齐故长水校尉南徐州琅耶郡临沂县都乡南仁里王珪之，字仲璋。晋故东阳太守临之孙，宋故娄令瑾之第二子。永明六年（488）七月五日薨，其年十一月三日葬琅耶郡临沂县堕堁山简公隧外。长子颢、次子颙，王珪之埏前外一丈刻石为志。

　　王珪之卒于永明六年。结合前引其子王颢的上表可知，从宋后废帝元徽年间到齐武帝中期的十余年，王珪之持续推进着《齐职仪》的修纂，但该书直到其去世仍然“刊定未毕”。王颢结束三年丧期后，于永明九年将已有的五十卷呈上。整个过程显示，《齐职仪》的编写费时耗力。

　　撰述不易与《齐职仪》的体例具有莫大关系。朝廷下达的敕旨是“纂集古设官历代分职，凡在坟策，必尽详究”。也就是说，王珪之必须穷尽文献，充分搜括，打造一部涵盖先秦至晋宋的官制通史。通过本文后附《齐职仪》“太宰”、“卫尉”、“大理”等条佚文，我们可略微窥见王珪之沟通历代的尝试。是书之前，不少学者已在职官书写上倾注心力，但都以疏释本朝制度为宗旨，标榜包举古今的著作尚未出现。

　　除了沿革，王珪之对职官的展示还强调四个方面的兼备，分别为“等级”、“掌司”、“黜陟迁补”以及章服冠佩。四者原本属于政治制度的不同支脉。比如在作为国家法度的《晋令》之下，有专门规定等级的《官品令》，有为服饰而设的《服制令》，亦另有涉及选叙、职掌的专门条例。而经王珪之的收集、编排，这些元素被整合进同一文本，信息容量大为攀升。辑本中关于“廪牺令”的两条佚文，能够很好地体现作者的此项设计：“品第七，秩四百石”即“等级”；“掌六牲，阳祀用骍，阴祀用黝，取纯毛者”是在叙述职掌；“今用三品勋位”乃选官要求，属于“黜陟迁补”；“铜印墨绶，进贤一梁冠，绛朝服”则为廪牺令的章服冠佩。如此全面汇总资料的官制撰述，在齐梁以前不曾见到，正史的“百官表”、“百官志”仅以朝廷要职的置废、品级、职掌为主要内容，汉晋间的职官专著则在“黜陟迁补”方面少有着墨。综合来看，《齐职仪》在时代范围、栏目设置这一纵一横两个方向对官制书写传统实现了突破，令此类书籍也具备了成为巨著的可能性。在《隋书·经籍志》史部职官类中，《齐职仪》以五十卷的篇幅昂然挺立。

　　《齐职仪》的编纂，标志着制度之学经汉晋以来的积累，进入新的境界。“官修”厥功甚著。在王珪之获得的财、力支持里，对宫廷图籍的自由利用当属最重要的方面。官制信息来源多样，包括国家颁布的律令、诏命，用于行政的文书、簿籍，以及奏议、故事、经注、史传等。这些资料最集中、完整的保存无疑是在宫中秘阁。过去私撰官制的作者没有徜徉其间的特权，只能在官场生活里注重积累。所以他们往往具备“博闻多识”的品性，比如史称胡广“博物洽闻”，应劭“博览多闻”，著《晋百官表注》的荀绰“博学有才能”，但个人的记忆、记录毕竟存在限度。而官修体制下，王珪之坐拥书城，资源获取的方式彻底改变，视野、目标随之走向宏阔，职官大典应运而生。

　　“官修”之所以实现，除了前文揭示的官制之学自身的重要性外，这段时期的政治状况也需要纳入考虑。从大的历史走势来看，刘宋自建国开始便力图扭转偏安江左以来消沉低落的政治氛围，于是在制度上多有兴作，职官、礼制等方面都取得显著进展。具体到王珪之奉敕的元徽初年，皇帝刘昱不过十岁左右，朝政由士族出身的袁粲、褚渊共同掌控。两人怀有清整制度的抱负，从元徽二年四月的诏书可以看出：

　　顷列爵叙勋，铨荣酬义，条流积广，又各淹阙。岁往事留，理至逋壅，在所参差，多违甄饬。赏未均洽，每疚厥心。可悉依旧准，并下注职。

　　诏书针对的是封爵赏勋过程中出现的混乱。“条流积广，又各淹阙”等语透露出，相关规定的错综复杂是造成问题的原因之一。主政者的解决方案是依照某项“旧准”进行重置，这就需要对制度的来龙去脉具备比较清晰的了解。在同一年，王珪之接到朝廷的政治任务，命他提供一部梳理历代官制的政典，恐怕不是偶然。编纂过程很快遭遇宋齐鼎革，褚渊又带来了新朝皇帝的勉励，王珪之未完成的工作继续受到官方支持。最终，其子王颢将遗稿呈上，算是对朝廷的覆命。

　　《齐职仪》也因其官修性质染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政典承载着经官方认定的制度通史，当朝官制作为历史演进的结果，在叙述中无疑会被正当化、辉煌化。易言之，这部官制大典实际上是政权展示其正统性与制度合理性的窗口。由是才能理解王颢上表里“使速洗正”之语。褚渊在齐初宣达的敕旨，不单单是对书籍编纂的催促。王珪之的工作始自宋廷的推动，宗旨在于说明刘宋的设官分职及其承接的制度传统。易代后，这一立意所依附的政治基础瓦解，后续撰写则须配合萧齐的意志，服务于新政权的建设。所谓“洗正”，就是削除过去宣扬宋制的文辞，而改以齐制为尊，将后者塑造为历史发展的顶点。该书被命名为“齐职仪”，也是“洗正”的一个侧面。

　　《齐职仪》的问世揭开了官修政典的序幕。继齐而起的萧梁王朝，也沿袭了这一做法。《梁书·沈峻传》曰：“时中书舍人贺琛奉敕撰《梁官》，乃启峻及孔子袪补西省学士，助撰录。”同卷《孔子袪传》又云：“中书舍人贺琛受敕撰《梁官》，启子袪为西省学士，助撰录。”两条材料显示，朝廷曾任命中书舍人贺琛修纂梁代的政典，沈峻、孔子袪乃其助手。《梁书·贺琛传》载：

　　普通中，刺史临川王辟为祭酒从事史……稍迁中卫参军事、尚书通事舍人，参礼仪事。累迁通直正员郎，舍人如故。又征西鄱阳王中录事，兼尚书左丞，满岁为真。

　　“尚书通事舍人”应为“中书通事舍人”之讹。据同书《武帝纪》，普通五年（524）鄱阳王萧恢由征西将军进号骠骑大将军，故贺琛迁“征西鄱阳王中录事”是在该年以前，他担任中书舍人的时间当为梁武帝普通前期。也就是说，《梁官》的修撰始于此时。

　　主撰者贺琛出自治礼世家，“殊有世业”，制度之学乃其特长。从普通年间入朝任事直至大同年间，他一直带有“参礼仪事”的职衔，“凡郊庙诸仪，多所创定”，撰立了多篇仪注，是萧梁制度建设的得力干将。沈峻、孔子袪则为著名儒士，沈峻尤其长于《周礼》，这可能是他们被招入西省、佐助撰录的原因。从朝廷为贺琛专门配备助理人员可以看出，《梁官》的修纂是颇受统治者看重的工程。沈峻和孔子袪的传记都提到，该书不久即告完成。但遗憾的是，这部政典很可能在梁末的战火中未能幸免，以致卷数和具体内容已无迹可寻。

　　三、从《齐职仪》到《唐六典》

　　题名“御撰”的《唐六典》是一部以唐开元年间现行的职官制度为本，追溯其历代沿革源流，以明设官分职之义的政典。对于如何理解该书的出现，陈寅恪曾有一经典论断：

　　唐玄宗欲依《周礼》太宰六典之文，成唐六官之典，以文饰太平。帝王一时兴到之举，殆未尝详思唐代官制，近因（北）齐隋，远祖汉魏，与《周礼》之制全不相同，难强为傅会也。故以徐坚之学术经验，七次修书，独于此无从措手，后来修书学士不得已乃取唐代令式分入六司，勉强迁就，然犹用功历年，始得毕事。

　　可以看到，陈氏将《唐六典》的编纂，视作粉饰太平的“一时兴到之举”。他甚至将这一部汇集先秦至隋唐官制盛况的官修要籍称为“童牛角马、不今不古之书”。此后，围绕这一问题的研究愈发丰富，据余欣梳理，观点可划分为“垂行说”、“粉饰说”、“粉饰垂行兼具说”、“总结说”等数种。不过归根到底，《唐六典》被看成玄宗朝的临时创造。

　　前文的考察，让我们注意到唐代政典的南朝渊源。朝廷组织人力编撰职官大典的行为其实在宋、齐、梁三代已成为惯例。而《唐六典》“亘百代以旁通，立一王之定制”的气魄，于《齐职仪》处早有显现。也就是说，《唐六典》的出现固然与唐前期的政治形势有关，但其延续宋齐以来政典编纂传统的一面也不应忽视。此处再结合一些具体的材料来补证这种联系。

　　关于《唐六典》的修纂经过，《直斋书录解题》引韦述《集贤记注》云：

　　开元十年（722），起居舍人陆坚被旨修《六典》，上手写白麻纸凡六条，曰理、教、礼、政、刑、事典，令以类相从，撰录以进。张说以其事委徐坚，思之历年，未知所适。又委毋煚、余钦、韦述，始以令式入六司，象《周礼》六官之制，其沿革并入注，然用功艰难。其后，张九龄又以委苑咸，二十六年奏草上。至今在书院，亦不行。

　　玄宗最初的设想，是按照理、教、礼等六种门类，分别组织材料，再整合为一部政书，此之谓“六典”。皇帝只给出了笼统的方向，一度令承担此任务的学士不知如何下笔。“理、教、礼、政、刑、事”的概念出自《周官》，据该书，太宰的职务为“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六典”即理、教等六者。至毋煚、余钦、韦述诸人执笔，遂直接将《周官》作为模板，“以令式入六司，象《周礼》六官之制，其沿革并入注”。这场体例的抉择以及后续的撰写，一定从此前的官制之学中吸取了经验。汉晋以来的官制撰述，都是以职官为纲，统辖沿革、职掌、待遇等元素。“依拟《周官》”一直是作者们坚持的标准。萧梁的官修政典径以“梁官”为名，更直白地表露了用今制接续经典的期许。

　　韦述是议定体例的关键人物，其本传云：“诏修《六典》，徐坚构意岁余，叹曰：‘吾更修七书，而《六典》历年未有所适。’及萧嵩引述撰定，述始摹周六官领其属，事归于职，规制遂定。”韦氏以史才著称，而对官制之学亦颇有钻研。《旧唐书·韦述传》称其著《唐职仪》三十卷。尽管没有佚文留存，但从书名和篇幅可以推断，《齐职仪》这部从南朝流传下来的煌煌巨著对韦述的职官研究造成了深刻影响。南朝官修政典的栏目设置、内容编排等具体操作很可能通过韦述渗透到《唐六典》的纂修过程。开元二十六年奏上的《唐六典》定稿实与玄宗的本意存在差别。《旧唐书·礼仪志》保存了会昌六年（846）顾德章关于东都神主的奏议，其中引用了一段《定开元六典敕》，该敕当为玄宗将《六典》“诏下有司”时的文书。敕书云“错综古今，法以《周官》，作为《唐典》，览其本末，千载一朝”，显示这一仿拟《周官》的唐代官制大典还是得到了玄宗的认可。

　　《齐职仪》也是《唐六典》的重要史源。在注文中，《齐职仪》被引用了29次来说明萧齐制度。还要考虑到的是，王珪之的工作原则为“凡在坟策，必尽详究”，他已将永明初年以前出现的官制材料尽数收入，故《唐六典》关于先秦至宋齐官制沿革的部分亦当以《齐职仪》为基底。试选取《唐六典》的两条记载稍加证明：

　　1、初，秦又有给事黄门之职，汉因之。至后汉，并二官曰给事黄门侍郎，掌侍从左右。……后又改为侍中侍郎，寻复旧，为给事黄门侍郎。魏氏置四人。东晋桓温奏省二人，后又复旧，所掌与侍中俱，置四人，管门下众事，与散骑常侍并清华，而代谓之黄散焉。《晋令》云：“品第五，秩六百石，武冠，绛朝服。”宋氏因晋，而郊庙则一人执盖，临轩朝会则一人执麾。齐因晋、宋，又与侍中参典诏命，侍中呼为“门下”，给事黄门侍郎呼为“小门下”。

　　2、汉献帝建安中，魏武为魏王，置秘书令及二丞，典尚书奏事，并中书之任也。……魏文黄初中，分秘书立中书，以秘书左丞刘放为中书监，秘书右丞孙资为中书令，而秘书置丞一人，秩四百石。《魏志》云：“何桢，文帝时上《许都赋》，帝异之，公车徵到为秘书郎。后月余，桢阅事，帝问外：‘吾本用桢为丞，何故为郎？’案主者罪，遂改为丞。时秘书丞尚未转，遂以桢为右丞。”……宋、齐并一人，品、服同晋氏。

　　后附《齐职仪》辑本有关于“给事黄门侍郎”、“秘书丞”的段落，均为《初学记》的节录。它们与上引文在核心内容上完全一致，可以判断，《唐六典》的文字不过是对《齐职仪》的转述。前者标明的来自《晋令》《魏志》等其他文献的材料，极可能也是从《齐职仪》处提取。因后者佚文有限，更全面的比对难以进行，但官修政典在取材上层累沿袭的一面恐怕不容小视。

　　另外，学者注意到《唐六典》与《开元礼》之间的连结，指出二者的纂修具备相同的出发点，都是玄宗时代所欲打造的与经济建设、物质成就相配合的精神产品。隋唐官修礼典建立在两晋南朝开启的传统之上，已成公认的事实。礼典这条线索，是理解南朝至唐政典编纂的重要参考。《南齐书·礼志》载：

　　永明二年（484），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礼乐。于是诏尚书令王俭制定新礼，立治礼乐学士及职局，置旧学四人，新学六人，正书令史各一人，干一人，秘书省差能书弟子二人。因集前代，撰治五礼，吉、凶、宾、军、嘉也。

　　萧齐前期，正当《齐职仪》加速刊定之时，礼典的编纂也开始进行。据引文，齐武帝为这一项目专门配置了“旧学”、“新学”、“正书令史”、“干”等职员。接下来的“因集前代”之语则说明该书的通史性，“撰治五礼”显示了礼目的齐全。以职局的形式纂修具备如此体例的礼制专书系史上首见。齐梁革命后不久，梁廷马上着手新礼典的制定。在徐勉等人的主持下，共一千一百余卷的《梁五礼仪注》于普通年间呈上、颁布。另外，继梁而起的陈朝亦曾撰治五礼，《隋书·经籍志》所记“《陈吉礼》一百七十一卷”、“《陈宾礼》六十五卷”、“《陈军礼》六卷”、“《陈嘉礼》一百二卷”当为留存至初唐的陈代礼典。

　　政典和礼典的编纂并行于南朝各代。除了都以王朝制度为焦点，两者在编纂方式和体例安排上也多有近似之处，它们的兴起还受到同一种观念的驱动。即，古今制度的全貌有必要通过“书写”来展现，而由官方出面制定这样的官制礼仪大典，是王朝建设的必备措施。这些南朝政治文化的遗产，为隋唐官方的典章制作提供了资源和借鉴。

　　附：《齐职仪》辑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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