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人”与汉代西域民族关系

02-13 次遇见

　　内容提要：“译人”在汉王朝与匈奴争夺西域控制权的历史过程中曾经有突出的表现。“译人”们以西域为舞台的活跃表演，成为考察汉代边疆与民族问题必须予以重视的历史文化现象。汉与匈奴以及西域政权民族事务与外交事务处理方式的若干特点，也可以因此得以说明。西域“译人”的贡献，亦充实了中国翻译史的早期记录。

　　“译人”即承担语言转译的专门人员，[2]在汉王朝与匈奴争夺西域控制权的历史过程中有突出的表现。“译人”们以西域为舞台的活跃表演，成为考察汉代边疆与民族问题必须予以重视的历史文化现象。当时复杂的民族关系及历史语言背景，决定了“译人”作用的重要性。西域多民族文化因匈奴和汉民族的介入而导致的历史变化，通过“译人”的推动而实现。汉与匈奴以及西域政权民族事务与外交事务处理方式的若干特点，也可以由“译人”的活动得以说明。西域“译人”的贡献，亦充实了中国翻译史的早期记录。

　　一、西域“重译”现象 

　　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诎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怠堕，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争归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发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币帛，卫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其中说到北边战事的胜利以及开通西域道路取得的成就：“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表现出汉文化向西域扩张的顺利，而西域诸国倾心中原文化的表现，也得以宣传。

　　有关东汉时期西域历史的文献记述中也可以看到明确的“重译”记录。如《后汉书·西域传》：“（和帝永元）六年，班超复击破焉耆，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后汉书·和帝纪》以“论曰”的形式总结：“自中兴以后，逮于永元，虽颇有弛张，而俱存不扰，是以齐民岁增，闻土世广。偏师出塞，则漠北地空；都护西指，则通译四万。岂其道远三代，术长前世？将服叛去来，自有数也？”所谓“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被概括为“通译四万”。李贤注：“《西域传》曰：‘班超定西域五十余国，皆降服，西至海濒，四万里，皆重译贡献。”“译”对于中土和西域的联系，曾经发挥了显著的历史文化作用。[3]

　　二、汉朝的“译官”

　　所谓“都护西指，则通译四万”，体现“译”服务于汉文化传播的情形。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说到中央职官机构设置，可见负责“译”的专职官员：“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负责外交与民族事务的“典客”即“大鸿胪”属官有“译官”，应是根据职务需要设置。又“典属国”也有专职译官：“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复增属国，置都尉、丞、候、千人。属官，九译令。成帝河平元年省并大鸿胪。”“九译令”职任，体现民族事务和外交事务的复杂性。清《历代职官表·礼部会同四译馆》言：“四译馆即汉之译官令、九译令，当为周‘象胥’之职。而今之馆卿寔兼此二职者也。”这种“译官”机构，是大一统王朝不能忽略的行政设置。

　　曾经任“译官令”的周堪身为著名儒学学者，生徒在西汉末年学界和政界都有显赫的影响。[4]

　　匈奴单于来朝，与汉帝的会见有“译”作为对话交流的中介。《汉书·佞幸传·董贤》记载：“匈奴单于来朝，宴见，群臣在前。单于怪贤年少，以问译，上令译报曰：“大司马年少，以大贤居位。”单于乃起拜，贺汉得贤臣。”这里所谓“译”，应当是“译官”、“九译令”属员。王莽执政，改换匈奴单于印，导致与匈奴关系的激变。《汉书·匈奴传下》记载了这一外交行为的细节：“王莽之篡位也，建国元年，遣五威将王骏率甄阜、王飒、陈饶、帛敞、丁业六人，多赍金帛，重遗单于，谕晓以受命代汉状，因易单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单于玺’，莽更曰‘新匈奴单于章’。将率既至，授单于印绂，诏令上故印绂。单于再拜受诏。译前，欲解取故印绂，单于举掖授之。左姑夕侯苏从旁谓单于曰：‘未见新印文，宜且勿与。’单于止，不肯与。请使者坐穹庐，单于欲前为寿。五威将曰：‘故印绂当以时上。’单于曰：‘诺。’复举掖授译。”这里的“译”，应是跟随王骏等往匈奴执行使命的来自中央“译官”的译员。

　　王莽始建国三年（11），“西域都护但钦上书言匈奴南将军右伊秩訾将人众寇击诸国。莽于是大分匈奴为十五单于，遣中郎将蔺苞、副校尉戴级将兵万骑，多赍珍宝至云中塞下，招诱呼韩邪单于诸子，欲以次拜之。使译出塞诱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则胁拜咸为孝单于，赐安车鼓车各一，黄金千斤，杂缯千匹，戏戟十；拜助为顺单于，赐黄金五百斤；传送助、登长安。”这里“使译出塞诱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的“译”，应当也是同样身份。

　　《汉书·地理志下》总结南洋航路的通行：“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南至“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所谓“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以及“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所说的“译长”、“译使”，都通过“译”的功用，为汉代海外文化交流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三、西域“导译”“译道”

　　《史记·大宛列传》写道，“（张骞）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曰：‘若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导绎，抵康居。”所谓“为发导绎”，司马贞《索隐》：“为发道驿抵康居。发道，谓发驿令人导引而至康居也。导音道。抵，至也。”对于“道驿”，张照《史记》卷一二三《考证》说：“《大宛列传》‘为发导驿抵康居’，凌稚隆曰：按‘导驿’二字，观后书‘乌孙发导译送骞还’，则此‘驿’亦当作‘译’。”[5]

　　《大宛列传》又说，张骞从西域返回时，“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诸旁国。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所谓“导译”，应当指向导和译人，或者一身二任。《资治通鉴》卷一八“汉武帝元朔三年”胡三省注：“导者，引路之人；译者，传言之人也。”由所谓“乌孙发导译送骞还”，可知其身份应是乌孙籍人。《汉书·张骞传》言出使经历，写道：“居匈奴西，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译道，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其中“唯王使人道送我”，颜师古注：“道读曰导。”《张骞传》又记载：“骞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乌孙发译道送骞，与乌孙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乌孙发译道送骞”，颜师古注：“道读曰导。”“发译道”的“译道”，就是《史记·大宛列传》所说的“导译”。这些“导译”或“译道”，来到了汉地，领略了汉文化的“广大”。

　　四、西域列国的“译长”

　　《汉书·西域传》介绍西域列国国情时，说到“译长”这种特殊身份在行政体系中的地位。各国“王治”某城及“去阳关”若干里、“去长安”若干里等政治地理和交通地理信息可以略去，我们看到“户”“口”“胜兵”数字和职官构成。如《西域传上》：

　　无论户口多少，“译长”是必须设置的。“译长”似乎总是列在职官的最低等级。又《汉书·西域传下》：

　　“户”“口”“胜兵”数字可以说明部族、部族联盟和国家的规模。二十四国中，十四国户数不过数百：且末国（230），精绝国（480），皮山国（500），乌垒（110），危须国（700），卑陆国（227），卑陆后国（462），郁立师国（190），单桓国（27），蒲类后国（100），劫国（99），山国（450），车师前国（700），车师后国（595）。也就是说，很可能不足汉地较大乡户口数字的这些政权，都有“译长”设置。最极端的例子，“单桓国”只有“户二十七”，也置有“译长”。“译长”在西域诸国职官机构中，都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现在尚不能排除“译长”类同于“译官”的长官，即“译人”的首领的可能。我们看到“译长一人”、“译长二人”、“译长三人”、“译长四人”的直接记述，推想“译长”之下，译员的人数可能还要多一些。

　　《汉书·西域传下》言：“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其来贡献则相与报，不督录总领也。”《资治通鉴》卷三五“汉哀帝元寿二年”曰：“春正月，匈奴单于及乌孙大昆弥伊秩靡皆来朝，汉以为荣。是时西域凡五十国，自译长至将相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胡三省注：“译长之官，西域诸国皆有之。所以通其国之语言于中国。”按前引《汉书·西域传》记载，诸国“译长”凡三十九人，占“三百七十六人”的10.37%。总人数虽然不多，却是非常重要的官职，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责任。据“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诸等次计十五级，最低等的“译长”所占比率之高，是引人注目的。

　　五、傅介子故事中的楼兰“译”

　　傅介子以使者身份刺杀楼兰王故事，在汉王朝与西域关系史上书写了重要的一页，对于后来立功绝域者亦有榜样性的影响。[6]《汉书·傅介子传》记载：“介子与士卒俱赍金币，扬言以赐外国为名。至楼兰，楼兰王意不亲介子，介子阳引去，至其西界，使译谓曰：‘汉使者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王不来受，我去之西国矣。’即出金币以示译。译还报王，王贪汉物，来见使者。介子与坐饮，陈物示之。饮酒皆醉，介子谓王曰：‘天子使我私报王。’王起随介子入帐中，屏语，壮士二人从后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贵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谕以‘王负汉罪，天子遣我来诛王，当更立前太子质在汉者。汉兵方至，毋敢动，动，灭国矣！’”其中明确有“使译谓曰”，“出金币以示译”，“译还报王”等情节。《汉纪》卷一六“元凤四年”作“多出金币以示其驿使”。“译”或误写为“驿”，已见前引凌稚隆说《史记·大宛列传》“导驿”应即“导译”。《资治通鉴》卷二三“汉昭帝元凤四年”据《汉书》，作“即出金币以示译，译还报王”。《太平御览》卷七七七引《汉书》写作：“即出金币以示译者，译者还报王”，可知“译”就是“译者”。由所谓“译还报王”，可推知“译”的楼兰人身份。

　　其实，后来“介子谓王曰……”，“入帐中，屏语”，以及刺杀楼兰王后“介子告谕”“其贵人左右”等事，都应当是通过“译”进行的。“译”即“译者”很可能当傅介子等刺死楼兰王时身在现场。

　　六、西域诸国“给使者”“导译”的接待压力

　　所谓“导译”或“译道”，是作为西域诸国通过语言传译便利文化交流的必要的设置。这种专业人员主要服务于汉地来使的性质，也造成西域诸国比较沉重的压力。据《汉书·西域传下》记载：“至莽篡位，建国二年，以广新公甄丰为右伯，当出西域。车师后王须置离闻之，与其右将股鞮、左将尸泥支谋曰：‘闻甄公为西域太伯，当出，故事给使者牛羊谷刍茭，导译，前五威将过，所给使尚未能备。今太伯复出，国益贫，恐不能称。’欲亡入匈奴。戊己校尉刀护闻之，召置离验问，辞服，乃械致都护但钦在所埒娄城。置离人民知其不还，皆哭而送之。至，钦则斩置离。置离兄辅国侯狐兰支将置离众二千余人，驱畜产，举国亡降匈奴。”包括“给使者”“导译”在内的接待负担，形成西域诸国“恐不能称”的压力，竟然最终导致车师后国贵族“欲亡入匈奴”。在汉王朝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车师后王须置离被斩杀，其兄狐兰支将众“举国亡降匈奴”。

　　这是“译”影响西域形势的另一种例证。

　　狐兰支“亡降匈奴”后，又与匈奴组成联军一同进扰西域。“狐兰支与匈奴共入寇，击车师，杀后城长，伤都护司马，复还入匈奴。”因“导译”负担引起的连锁反应其实是相当严重的：“时戊己校尉史陈良、终带、司马丞韩玄、右曲候任商等见西域颇背叛，闻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谋劫略吏卒数百人，共杀戊己校尉刀护，遣人与匈奴南犁汗王南将军相闻。匈奴南将军二千骑入西域迎良等，良等尽胁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余人入匈奴。玄、商留南将军所，良、带径至单于庭，人众别置零吾水上田居。单于号良、带曰乌桓都将军，留居单于所，数呼与饮食。”陈良等人叛降匈奴，导致了西域军力对比的变化。“西域都护但钦上书言匈奴南将军右伊秩訾将人众寇击诸国。莽于是大分匈奴为十五单于，遣中郎将蔺苞、副校尉戴级将兵万骑，多赍珍宝至云中塞下，招诱呼韩邪单于诸子，欲以次拜之。使译出塞诱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则胁拜咸为孝单于，赐安车鼓车各一，黄金千斤，杂缯千匹，戏戟十；拜助为顺单于，赐黄金五百斤；传送助、登长安。莽封苞为宣威公，拜为虎牙将军；封级为扬威公，拜为虎贲将军。”王莽的举措，显示北边东部汉王朝的优势地位也难以维持。而匈奴贵族对王莽的封赐竟然拒绝。“单于闻之，怒曰：‘先单于受汉宣帝恩，不可负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孙，何以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卢訾及左贤王乐将兵入云中益寿塞，大杀吏民。是岁，建国三年也。”

　　因“给使者”“导译”等接待负担致使狐兰支将众“举国亡降匈奴”的后续事变中，也可以看到“译”的活动：“使译出塞诱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则胁拜咸为孝单于，赐安车鼓车各一，黄金千斤，杂缯千匹，戏戟十；拜助为顺单于，赐黄金五百斤；传送助、登长安。”不过，这些活动与西域方向没有直接关系，因而不属于我们讨论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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