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河南易督风潮中赵倜转向与直皖易势
02-13 次遇见摘要：1919年至1920年，民国北京政府发生权势重心转移，直皖互疑，对抗加深，具有重要政治地理位置的河南，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豫督赵倜的出身和崛起路径令其在政界缺乏奥援。袁世凯去世后，赵倜媚皖以求生存，实际左右观望，皖系准备更换豫督，导致易督风潮。赵倜因皖直对其去留态度不同，由媚皖走向恚皖，直到附直反皖，导致直皖易势，这是战争爆发及直胜皖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赵倜随势而动既是基于其派系属性，更是时局大势对个人抉择的深刻影响。但派系竞逐中无论谁胜，最终仅是派系的胜利。他们越深度介入中央，就越意味着国家和政治的衰落和失序。易督风潮成为北洋政府走向衰落的转折之一。
1920年，皖系操控北京政府拟撤换河南督军兼省长赵倜，引起易督风潮，促使赵倜由媚皖走向恚皖，直到附直、反皖，加速了反皖联盟的形成，进而导致直皖战争爆发。易督风潮成为北洋政府走向衰落的转折之一。目前，学界对此事件已有相当讨论，但关注点多在直皖，对关键人物赵倜在易督风潮中的转向及其一系列影响探讨有限，本文拟重点通过档案、时人日记、回忆等资料，考察赵倜的经历和处境，分析易督过程中赵倜的派系身份、活动特征与时局变化之互动，并由此兼及近代权势下移所造成的中央失势、派系崛起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
一、皖系坐大与其易督谋动
1919年至1920年中央政府发生的权势重心转移及由此引起的直皖互疑、对抗加深，引起了皖系的易督谋动。
皖系势力坐大，总统权威下降，是易督风潮的背景之一。1918年10月，徐世昌就任总统，为北洋各派所认可，政局的核心人物冯国璋、段祺瑞甘愿退职，中央政府由北洋集团整体掌控的特征复归，因派系控制中央所引发的政争自然减少，政局得以稍安。但1919年南北议和失败后，徐世昌所掌控的总理钱能训被安福系逼迫辞职，代之以皖系靳云鹏；徐世昌所掌控的国会己未系因失去财源而被安福收服；议和总代表由秉承徐世昌意旨的朱启钤易为安福首领王揖唐。徐世昌在中央的权势被深深削弱，导致“大权全操诸安系掌握”。
皖系在中央居于强势以后，进一步谋求压倒直系、武统南方，导致了直系的疑惧和抗拒。范源廉曾向熊希龄转述1919年初面见段祺瑞时段氏对直系的恶感与武统计划：“渠意颇不满于吴子玉、冯玉祥，谓其心术难靠，而仍倚重于张敬尧。并云，将来终不免于一战，彼将率参战三师以度岭南等语。”这说明段祺瑞始终对南方前线的吴佩孚和冯玉祥深怀戒心，伺机打压之意图十分明显。同年，徐世昌主导的南北议和失败以后，皖系主战之心复炽，压制一向主和的直系，是实现其武统全国的步骤之一。段祺瑞拟联合程潜“四面包围直军”，强制吴佩孚“将第一路全师交付张旅长统辖。即以张旅长升署师长，其余素主和平之两旅长则调充大名镇守使或将军府参军”。1919年夏，段祺瑞派赴郴州联络湘军首领程潜的密使陆鸿逵被南军扣押，计划曝光，愈加激起吴佩孚的不满和抵制。此后，政界还传出了更易直隶督军曹锟、省长曹锐的风声，吴佩孚直接致电总统徐世昌，为曹锟兄弟申辩，称“若无正当理由遽行撤换，不平不公何以服全国之人心乎？诚思因此惹起绝大风潮更无益于国家，亦不利于中央”，其愤怒与准备抵抗之心十分明显。随后中央复电否认。因“皖直两派已呈决裂之象”，出于力图自保的考虑，11月吴佩孚与军政府代表订立《救国同盟条约》。12月28日，冯国璋逝世，“直系顿失中心”，皖系“宜乘此时机，速可统一北洋派”的想法油然而起，“直系恐被压迫，若不自振奋斗，势难自保，现似有此觉悟”，直系加紧联结反皖势力。
进入1920年，皖直一方谋吞并，一方谋抵制，河南因其重要的政治地理位置，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陇海、京汉铁路经过河南，尤其京汉路“北连政治中心北京，中经地处中国中部的河南，南接商业巨埠武汉，地理位置极为显赫，因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京汉铁路“全长1214.5公里，河南境内551.9公里，占全线总长的45.4%”。其时直隶、长江三督、东北三省暗中组成反皖同盟，分据南北。而陕西、河南、安徽横向连成一线，陕皖由皖系控制。河南居于几省中间，所以皖系若掌握河南，则可将反皖同盟拦腰斩断，使之首尾不顾，易于逐个击破。反之，直系若控制河南，反皖联盟则可连成一片，并将皖系陕西、长江等处军队阻于河南。谁占据河南，谁就扼制了贯通南北的咽喉。河南的归属一定程度上可改变直皖势力的对比。故对皖系来说，“赵倜不去，则直系之兵势连锁无法破坏。拔赵帜以易吴帜，皖系横梗中央，则八省同盟首尾不能相应。故豫省系直皖两系生死存亡之关键，为两系必争之点，无论如何，不肯轻易放手”。
所以，1920年2月，皖系一面调吴光新进军豫南兵逼赵倜，一面准备以其所控制的内阁下令免除赵倜的职务，并以吴光新为河南督军、王印川为河南省省长。此议由皖系核心人物“十三日夜间”在段祺瑞私宅“府学胡同之会议”上决定。经过一段时间的筹谋，26日在内阁会议上讨论通过，随后送总统府盖印。由于总统徐世昌始终力图维持直皖均势，防止一方独大，以收中央居中调节之效，勉力维持中央权威，因而并不同意易督，只同意省长由王印川担任。无论总理靳云鹏如何劝说，都拒绝以吴光新代赵倜为督军。随后，在各方压力下，段祺瑞暂时放弃更易豫督的计划。
皖系易督的谋动虽未达成，但却引发了时局一系列重大变化，其中豫督赵倜的转向则起了关键的作用。
二、因势而转：赵倜的立场
袁世凯去世后，北洋派势力重心转移，赵倜因与各派系历史渊源浅淡，故因时而动，想在中央政府寻找权势依靠，以求自保。易督事起，因皖直对赵倜去留的不同态度，使赵倜的立场发生迅速转变。
赵倜的出身和崛起路径令其在北洋政府中缺乏奥援。赵倜早年追随毅军马玉昆，屡受提拔。1908年马玉昆去世，姜桂题继任武卫左军总统官。同年，“赵协助姜治理军务，颇著劳绩，升任武卫左军全军翼长”。1910年，经姜桂题奏保，赵倜以总兵交军机处记名，次年清政府“以记名总兵赵倜为广东高州镇总兵官”。1913年，姜桂题委赵倜为毅军行营翼长，该军“所有驻豫各统领、管带以次，均归节制调遣”。赵倜随姜桂题之势而起，姜桂题又是袁世凯“世交长辈”，“袁极尊重之”，而“赵倜是姜部下有功大将，且自民国以来，屡次调遣作战，赵均表现驯顺服从，较之正统北洋将领，有过之无不及，于是在袁心目中对赵倜有良好印象”，袁世凯的赏识，是赵倜在民初政坛获得高位的又一重要资本。1914年，白朗起义被剿灭，政府叙功，河南巡按使田文烈力辞所兼督理河南军务一职，并保赵倜、王汝贤继任，段祺瑞倾向王汝贤，袁世凯“拟按功行赏，准赵继升”，故8月袁世凯任命赵倜为宏威将军，9月改授其为德武将军，督理河南军务，成为河南最高军事长官，为赵倜掌控河南打下了基础。由于袁世凯的关照提拔，赵倜对其“深感知遇，必图一报”，因而袁世凯和赵倜有深厚的主从关系。所以，袁世凯在世，北方势力重心在袁世凯这边，政局相对稳定，赵倜以事袁世凯为中心，地位稳中有升。但袁世凯逝后，赵倜失去倚靠，其出身令其至多只能算北洋旁支，升迁轨迹又与北洋派分化而来的各分支关系浅淡，故在政界属于相对缺乏奥援的地方首脑。
袁世凯去世后，段祺瑞任总理执掌内阁，为北洋派新的势力重心，赵倜忧虑“嗣后段氏当国，恐必不相容”，开始媚皖以求保持权位。1917年3月，段祺瑞因与黎元洪对德问题分歧不能弥合，负气辞职，赵倜即表现出强烈关心，说段祺瑞“一人进退，关系全局安危”，电请段祺瑞派大将傅良佐、徐树铮“设法挽留”。5月，黎元洪与段祺瑞矛盾更加激化，18日赵倜列名督军团要求解散国会。段祺瑞23日被免职，刺激了北洋派同仇敌忾之情，督军团准备独立，但在谁先发难问题上各势力还在观望，不愿先出头，赵倜这时率先独立，成了急先锋之一，一定程度鼓励了其他督军响应。此举正合段祺瑞的想法，段祺瑞“极为心感，从前不满情形因此融化不少矣”，赵倜地位暂时无忧。张勋复辟被剿平后，段祺瑞再任总理，赵倜凭借在此期间的积极表现，想进一步向段祺瑞靠拢。“赵倜派驻北京的办事处长，专走段的门路，卑词厚礼，结交徐树铮，表示甘愿作段的驯顺部下”。冯国璋继任总统后，对南主和，而段祺瑞主战，双方从多年老友加同事关系逐渐走向对立，段祺瑞压倒冯国璋成为大势所趋。在北洋派内选边站队远比此前选择攻击黎元洪更复杂，赵倜望风而动，或独立通电促冯国璋对南用兵，或追随主战派向中央施压，或积极运动段祺瑞复任，其媚皖于此凸显。
皖系势大时，赵倜多随皖活动，但实际上“仍持其不党主义”，“与直皖两系均极力联络”，对两系“是不敢作左右袒的”。1917年段祺瑞拟征南向各省征兵时，赵倜的参谋长建议“我豫至少亦出兵一混成旅，以迎合段意，以保我位置”，赵倜“以我豫土匪甚多，军队不敷分布，不能出兵”为由反对，且态度坚定，“一兵不派”，“因之开罪于段，而我豫从此摇摇欲动矣”。随着皖系深度介入中央，他们压制直系和主战意图日渐强烈，段祺瑞计划“先将北方异己各督次第更换，易以己系将领。俟北方各督统一，均隶于自己旗下，将直系推倒，再大张挞伐，以统一西南”。1919年8月，段祺瑞曾通过徐世昌召赵倜入京，拟令皖系张敬尧督豫，赵倜调热河，而“赵以反对张敬尧为词，不得解决。星夜回汴”，当时即引起段祺瑞不快，“段有非去赵不可之势”。时评称赵倜“不力行安福政策，故北政府视为安福派势力伸张中之弱点”。所以揆诸赵倜之行动，多是口头支持，他对皖系表示亲近，目的是保持权位，在自身利益与皖系利益冲突时，坚持维护自身利益。故政潮愈演愈烈时，皖系对占据要津的他愈加猜疑自在情理中。相比长江三督互相声援、直隶曹锟军力强盛，赵倜既缺乏可靠同盟，又“实力未充，易于更动”，皖系遂决定更换之。
易督风声传出后，赵倜四处求援并准备抵抗，其立场转为附直、反皖。赵倜本来“党派臭味甚浅淡”，历年来“欲步武阎锡山，以河南效仿山西”，没有党派可援。因而起初赵倜“意态消极，不欲恋栈”，实际并不甘心，后在其部属鼓动下，认为利用皖系与中央、直系间的矛盾或可自保，从而准备求援抵抗。由于情势迫切，赵倜开始主动联系与其本无渊源、甚至曾一度对立的直系和护法军政府要人。1919年，政府有意授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赵倜不愿再多一层领导，因而授意河南省议会连电反对，态度坚决。南北议和总代表换为皖系王揖唐时，吴佩孚坚决反对，赵倜为王揖唐辩护，与吴佩孚针锋相对，称“乃因对人问题吴师长忽持异说”，“是先自缚于党见矣”。如今，曹锟、吴佩孚及长江三督却都成为赵倜重点求援的对象。南军靖国豫军首领王天纵是以往赵倜防范追剿的对象之一，此时也成了赵倜的拉拢对象。赵倜还与军政府岑春煊联系，表示愿“强随诸君后”，对抗皖系。赵倜鼓起勇气转向说明直皖对立深重，即便他与直系缺少渊源，仍可借助直皖矛盾一搏。在结有外援的情况下，赵倜愈加强硬，其积极布置军队，准备抵抗。此时吴光新军队已开进河南，赵倜将军队编为三军，向直豫边界、省城、京汉路沿线等要地移动。且将省城戒严并以“各团体呈请调队镇摄地方”为由拒绝中央令其军队调回原防的命令。同时言辞激烈、意有所指地拒绝中央派军队入豫协防。赵倜的抵抗令北方形势骤紧，时评谓“如北京政府果欲于此时撤去赵倜，则开封将成战场”。
三、赵倜转向与直皖易势
易督发生于直皖矛盾渐趋激烈、极易点燃的敏感时期，复杂时局激发了赵倜再次转向。赵倜的转向令其更深地介入政局核心，刺激了反皖势力加速结合与抵抗，是直皖战争爆发乃至直胜皖败的重要原因。
首先，赵倜反皖附直促成了北洋内部反皖八省同盟的建立。易督风声传出后，河南以皖系“此种专擅行动如坐视不阻，则各省督军皆可更换，无须商诸各省之志愿”[64]为由求援，切中了此时反皖势力唇亡齿寒的心理，得到了积极回应，所以才有“外间所传之八省联盟及十一区域联盟固皆以豫潮而发动”之说。至3月底，南军已得到确实消息，称赵倜“现已与直隶督军及长江三督联兵拒段”。其中，曹锟以直系首领孤悬北方，危机感强烈，所以一边致电中央表示反对易督并从中调和，一边暗中联络利害相关省份抵制。针对皖系欲借易督风潮倒靳云鹏拥段祺瑞，曹锟致电政府“主张段勿再出”，表示河南一旦发生冲突拟“为赵鸣不平”。并电靳云鹏警告“如易汴督北洋势将解体”。在中央易督决策上，曹锟向赵倜建议同意王印川为省长，换取皖系保留其督军职位的让步。在地方，曹锟提出令吴光新军队退出豫境，赵倜撤回原防的建议。3月初，直系连日开会商议，“目的在维持现阁，团结北系，撤回前军，促成和局”，条条都为克制皖系而发。曹锟还联合豫、鄂、苏、赣、东北三省等诸省，共同拟定了针对皖系的攻守同盟条款，八省反皖同盟正式结成。时评即认为由易督而起的八省同盟是徐世昌被举为总统后时局最重要的发展，因为自此老北洋派分裂为三，即八省同盟、皖系、中立派，并预测“总统现拟从中调处，如无效力则不久将发生真正风潮”。所以，易督激化了积蓄已久的直皖矛盾，导致八省同盟建立，直皖对抗由暗流涌动转向公开对峙。1920年春，直皖“势不两立”，战争已“箭在弦上”。
其次，易督直接刺激了驻扎湖南的吴佩孚决心撤防北归。这是八省同盟采取的改变直皖均势、引起直皖战争的重大事件。自1918年至1920年易督前，吴佩孚屡有撤防计划，但因与皖系矛盾尚浅而不迫切，所以均未实施，因为“一旦若回师北向，则形同叛变”，吴佩孚不敢轻易发动。但这次易督是皖系决心扼制直系的实质行动，河南归属关系两系兴亡，吴佩孚遂下决心撤防。吴佩孚得知易督消息后情绪激动，2月23日通电称“疆吏非一家之私产，政权非一系之营业”，要中央“勿为安福所利用，立饬吴光新军队仍回原防以弭战祸，并宣示决不轻易赵督”。29日，吴佩孚见中央无所表示而中原战云密布，他又致电质问“未识持是政策者果何恃而若是坚决耶？”两电词锋锐利，直指皖系，说明易督已激起吴佩孚强烈危机感。同时，吴佩孚托岑春煊转告赵倜“抗拒勿交，敝军立即撤防，以实力援助，决不令其蹈吉、鲁两督之故辙也”。随后，吴佩孚派代表赴豫进一步协商，表示“政府为便私图不顾大局，措施颠倒深所痛心，如有需用臂助之处请即电达”。在观察时局后认为中央仍有易督之心后，吴佩孚即决定“全军以武装撤防”。吴佩孚的撤防，既能破坏皖系武统计划，又将改变直皖在北方的军力对比，是直接对抗皖系。当时各方对此认识明确，段祺瑞愤怒于吴佩孚“不听节制，力图破坏中央的统一政策”，认定其行为是“拥兵抗命，公然诋毁中央”而决心严惩。南军认为这是“直皖两系决裂之动机”，积极推动，意图从中取利。多方作用下，吴佩孚的撤防对时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时人称之“实为直皖战争之起点也”。而吴佩孚之所以决心撤防，是皖系易督直接促成的。
第三，河南是吴佩孚的军队撤防的必经之路，直皖均对河南非常关注，赵倜对直皖的一迎一拒事实上打破了直皖均势，是双方短兵相接的关键一步。易督风潮在多方反对下虽于3月基本结束，但直皖博弈却进一步催迫赵倜加速附直。原来，赵倜始终以保持其在河南的统治为中心，故即便与直系结盟，因其时地位较安，不愿直系驻留河南胁其地位，并担心由此进一步得罪皖系。而5月皖系拟以援陕为借口进军河南，防堵吴佩孚北归，却反促使赵倜接纳吴军进驻河南。17日，段祺瑞召开团河会议，调兵准备对吴佩孚发动军事进攻，拟自驻郑州迎击吴佩孚，对外借口是陕甘匪乱、吴师撤防湘边不宁。实际仍是皖直因易督而互疑加深引起的互谋扼制的行动，其时参与总统府机要的许宝蘅总结“盖自吴自堂欲得汴督后，直奉苏各省有所结合，对于合肥颇不满意……又闻合肥有定陕之举，虑有他故，故非撤回吴军不可，而合肥方面亦虑吴军北归有所动作不利于己，故有令自堂赴湘之举以为箝制”。河南是双方争夺的关键，阎锡山的消息源说，皖系出师陕甘、吴佩孚回师北上，实际“目标皆在河南”。皖系援陕既威胁赵倜地位，又威胁吴军安危。赵倜得知消息后，转告曹锟，吴佩孚接到曹锟电报后“即力电中央，请撤防休息。中央延不允准。吴佩孚以事情紧急，有命亦撤，无命亦撤，事在必行”，故赵倜的消息加速了吴佩孚的撤防。随后双方经过接洽，赵倜同意吴师驻豫，以占据京汉线为中心，拟驻扎“驻马店、确山、许昌、郾城、新郑、郑州、黄河桥、磁州、顺德一带”。6月9日，吴佩孚通电以“藉资休整”为由驻扎河南。随着吴军入豫，“南北之要冲，先已扼定，直豫鄂打成一片”，赵倜迎吴佩孚入豫打破了皖系夺豫阻止吴佩孚的计划，使直系连为一体的同时又将周边皖系军队纳入监视、牵制、分割之中。而因直系得以屯兵要隘，占据京汉、津浦两路，“段(祺瑞)派异常恐慌”。曹汝霖解读吴佩孚自河南分兵进驻近畿对段祺瑞有“宣战之势”，[95]进一步推进了对皖备战的布置，使直系在北方有了与皖抗衡的实力。这令吴佩孚有底气在13日通电明确向皖系挑战，将直皖推向热战边缘。赵倜不但允许吴军入境，且在直系备战及战争爆发中均有积极表现。如5月，赵倜即与曹锟、奉军许兰洲联系，准备接济陕西民军郭坚攻击皖系陕督陈树藩。6月，赵倜与曹锟密派商德全旅一个团开赴德州监视工厂。[98]7月，战争开始后，还曾调军防堵皖系军队前进。这些都是明显的附直反皖活动。战时赵倜的转向令直军省去后顾之忧，且其积极供应直军军需，并配合直军，或防堵或牵制或收抚皖军，对直系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结论
团结与分裂，是透视北洋派盛衰的核心视角之一，赵倜的起伏，实际是北洋派盛衰之折射，此次易督事件更深植于北洋派衰落的大背景下，加深了时局的混乱失序。
赵倜骑墙观望、随势而动既基于其派系属性，但更是在北洋派日趋分裂下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是时局大势影响个人抉择的深刻反映。赵倜出身毅军，与北洋派渊源浅淡，承平时期，其身份之于其政治命运的影响尚不明显。但袁世凯去世后，赵倜失去庇护，北洋派也彷徨无主，其内部各势力间畛域之别愈发明显。赵倜作为弱势地方军政首脑，无力引领时势，只能随时局的演变、政权势力重心的转移而改变依附对象以自保。随着中央权威进一步削弱，政权中派系色彩强烈，置身皖直矛盾激化的处境时，赵倜出于其自保的本性，选择了附直反皖。
而赵倜转向，加深了时局动荡，乃至推动了战争的爆发。皖系欲占据河南压迫直系，进而进军西南统一全国，易督决策表面出自中央，但实属皖系从中操控。这刺激了反皖势力敏感的神经，加速了反皖势力的结合和抵抗。赵倜主动投入直系，令吴军顺利北归并由河南分兵要隘，使直系具备了与皖一战的实力，打破了北方直皖均势，其在战争中的积极活动又为直系助力不少。故赵倜的转向导致了直皖易势，这是战争爆发及直胜皖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易督在正常情况下本是中央政府调派地方长官的正当权限，但在派系色彩浓重、皖系深度介入的政权中被赋予了打压异己的含义，由此受到反方联盟抗争，直至兵戎相见。战后，直奉深度介入中央，中央权威进一步被削弱，政象混乱更甚于前。赵倜仍被深深卷入直奉之争，很快流亡于外。而无论派系竞逐中谁胜，最终仅是派系的胜利，他们越深度介入中央，就越是意味着国家和政治的衰落和失序，所以此次易督风潮也是北洋派由盛转衰的节点之一。
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