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释窟说法”与“帝释请般遮”——克孜尔第92窟主室正壁上方和前壁图像及相关问题探讨

　　内容提要：克孜尔第92窟开凿于谷内区，主室平面呈方形，纵券顶。该窟主室正壁上方半圆端面、前壁各绘一幅壁画，分别为“帝释窟说法”和“帝释请般遮”，一前一后构成连续的故事情节。这两个题材将主室券顶的山中禅修图统摄在一起，将整个洞窟笼罩于帝释窟所在之毗陀山的环境下。克孜尔第92窟被视为早期洞窟，其洞窟形制及壁画组合与后世陆续开凿的中心柱窟相似。中心柱窟的功能偏重于礼佛供养，主室内部以菱形山峦、动物形象等模仿了山林环境，透露出山中禅修的气氛。

　　佛教艺术中的“帝释窟说法”最早见于公元前2世纪印度帕鲁特大塔周围的栏楯，在秣菟罗、犍陀罗艺术中均有表现。犍陀罗雕刻“帝释窟说法”中的佛陀有时具有尊像的性质，佛陀坐于山窟内，周围是烘托出山景的动物、树木以及礼佛的诸天等（图1）。“帝释窟说法”故事的基本内容为：佛在摩揭陀国北毗陀山因陀娑罗窟中入火界定。天神帝释决定拜访佛祖，他和诸天一起来到毗陀山，并令乐神般遮翼（五髻乾闼婆）先行，在佛窟旁边奏乐娱佛。听到美妙的音声，佛从禅定中醒来了。帝释天和诸神随后而至，问候佛祖，并向佛祖提问。“帝释窟说法”在龟兹极为流行。公元5~7世纪，克孜尔中心柱窟较广泛地表现了这一题材，洞窟主室正壁龛内原塑释迦佛坐像，龛外残存泥塑山峦及固定泥塑形象的凿孔，除山峦外，在山间也曾插塑小动物等，营造出释迦在山窟中坐禅的景象（图2）。或者在佛龛两侧分别绘礼佛的帝释天和奏乐的五髻乾闼婆等（图3）。龟兹出土的一些木雕坐佛的佛座也装饰有象征山峦的菱形格图案，这源自“帝释窟说法”对山林的表现。关于龟兹石窟中的这一题材，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很早就意识到了。姚士宏先生对部分克孜尔石窟中的“帝释窟说法”做了较详细的记录、分析，并对此类图像中的梵天形象作了探讨。李崇峰先生将犍陀罗雕刻“帝释窟说法”分为A、B两型，认为克孜尔中心柱窟的“帝释窟说法”接近B型，主要依据的是与《长阿含经·释提桓因问经》相当的佛典，并指出克孜尔的“帝释窟说法”对山体结构的表现与秣菟罗雕刻近似。朱天舒女士探讨了克孜尔中心柱窟“帝释窟说法”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关系。1990年，霍旭初先生提出此类图像为“梵天劝请”，后再次撰文，阐述了“梵天劝请”在龟兹石窟中的佛学内涵，并对“帝释窟说法”一说提出质疑。姚士宏先生认为这类图像中的梵天并不作为核心构图的因素，认为“帝释窟说法”仍较为适宜。“梵天劝请”在龟兹石窟的菱格故事画、因缘佛传图中有其固定的表现形式，核心构图为梵天王跪在佛前合掌祈请，与中心柱窟主室正壁的图像并无相似之处。可见，龟兹中心柱窟的这类画塑题材为源自犍陀罗、秣菟罗艺术中的“帝释窟说法”。

　　本文不拟对龟兹石窟中的“帝释窟说法”作系统梳理和研究，而是针对克孜尔第92窟主室正壁上方半圆端面和前壁壁画及相关问题作一探讨。克孜尔第92窟壁画属于德国学者所说的第一种画风，德语窟名为“雌猿洞（Höhle mit der Äffin）”。“三种画风”的分期理论最初是由格伦威德尔提出的，勒柯克、瓦尔德施密特继承了这种观点，后者推测第一种风格壁画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500年前后。霍旭初先生由艺术风格等因素也将第92窟划分为早期洞窟，约处于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中。1906年，格伦威德尔考察该窟，对洞窟现状作了记录，并识别出正壁“帝释窟说法”的故事。与同属第一种画风的克孜尔第77、118窟一样，第92窟券顶的早期山林图及其反映的禅修色彩颇引起学者的注意，如宫治昭先生对克孜尔第一期洞窟券顶的山岳纹及禅观图像等作了探讨，包括克孜尔第77、92、118、212窟。第92窟主室正壁上方绘“帝释窟说法”，对此格伦威德尔已指明。不过前壁上方的壁画照片图版并未公开出版，且由于烟熏严重，画面细节不易辨认，前人推测为弥勒菩萨或笼统地称之为佛传故事。宫治昭以“兜率天上的弥勒菩萨”和“帝释窟禅定”来解读洞窟的图像结构。但是，经我们对壁画的仔细辨认，推定前壁上方画面整体上也属于“帝释窟说法”故事的一部分，可命名为“帝释请般遮”，而非中心柱窟常见的“弥勒菩萨兜率天宫说法图”。该窟主室正壁上方、前壁的图像实际上构成了连续情节，并且具有统摄主室券顶壁画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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