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原考古所见北魏至隋唐墓葬中的萨珊钱币葬俗 ——兼论萨珊钱币的分布变化及动因

02-13 次遇见

　　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发现的萨珊钱币数量已相当可观，总数近两千枚，分布范围虽然较广，但总体上都与丝绸之路存在一定联系。这些发现已引起学界较多关注与讨论，内容涉及萨珊钱币的分布、分期、类型、功能以及与丝绸之路的关系等。但是目前来看，既往研究主要侧重于综合考察，区域性的个案研究相对较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固原地区北魏至隋唐时期的墓葬中陆续出土了一些萨珊钱币，考虑到固原与丝绸之路的特殊关系，这些发现理应受到更多关注，然而目前仅见个别学者作过专门探讨。罗丰曾讨论了这些萨珊钱币的样式及功能，并以此勾勒出了丝绸之路在固原境内的基本走向；樊军也就固原新出土的萨珊钱币的样式、合金成分以及来源进行了一定的介绍与分析。但随着该地区萨珊钱币的进一步发现以及分布地点的时空变化，相关认识有待进一步深入，比如在罗氏研究的基础上，对该区域萨珊钱币的纵向观察、来源分析以及与丝绸之路关系的微观观察等都需要进一步拓展，这些萨珊钱币的功能差异也亟待认识与区分。因此，本文拟在全面考察固原地区出土的萨珊钱币及相关葬俗的信息的基础上，从分析该区域萨珊钱币的形制特点入手，对该区域萨珊钱币的来源及其在该区域丧葬语境中的性质与功能，以及该区域萨珊钱币与当地入华粟特裔的关系等问题试作探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北魏至隋唐时期该区域在丝路东段所扮演的角色。

　　一. 固原地区考古所见萨珊钱币的形制特点

　　固原地区目前出土的萨珊钱币，经罗丰相关介绍，萨珊钱币主要集中发现于2000年以前，共计3枚；2000年后固原地区又陆续出土了一些萨珊钱币，加之地方博物馆收藏的征集品，截止目前，总数计11枚。对比可知，萨珊钱币的数量及样式均有所变化，钱币上的王冠图案的时代特征明显，形制也略有变化。

　　总体来看，这些萨珊钱币分金、银两种。其中，银币发现9枚，均为卑路斯钱币；金币发现1枚，为仿阿尔达希尔三世（Ardashir Ⅲ）钱币。这些钱币正面居中均为萨珊王右身像，头戴日月王冠；王像之下一般有一圈钱文逆时针排列，全部钱文应作“马兹达（Mazda）崇拜者/神圣/王/卑路斯”，“神圣”一词常被省略；背面居中图案一般为两侍者（祭司）簇拥一火坛，在火焰的左右分别有六角星（或五角星）与新月徽记，侍者右边还标有铸地钱文。以时间早晚为序整理并分类如下：

　　据上表可知，固原地区考古所见萨珊钱币正面的王冠形制主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雉堞冠，主要特征是王冠上的雉堞装饰，表现为环绕冠帽的连续城墙垛，象征琐罗亚斯德教最高主宰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同时冠顶无翼翅，仅在冠顶左侧有两条横置飘带。该类王冠发现有3枚，其中卑路斯银币2枚，阿尔达希尔三世金币1枚。第二类为雉堞组合翼翅冠，主要特征为装饰上以雉堞和展开的翼翅相组合，飘带被翼翅代替，翼翅象征王权受琐罗亚斯德教的战争与胜利之神韦勒斯拉纳（Varathraghna）的保护，同时也有炫耀辉煌战绩的作用。该类王冠发现有7枚，均为卑路斯银币。

　　卑路斯是萨珊王朝中唯一在银币上使用三种样式王冠的国王（图一），王冠样式的变化通常代表了当政期间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如上表卑路斯Ⅱ式银币，即卑路斯与嚈哒第二次战争释放回国后所改用，流行时间为462―467年；卑路斯Ⅲ式银币，则是卑路斯在468年改用直至与嚈哒第三次会战阵亡为止，流行时间为468―484年。而阿尔达希尔三世在位时间较短（628―629年），两年间共发行有两种式样的钱币，如上表阿尔达希尔三世Ⅰ式钱即在628年发行（图二）， 因此其流行时间极短，即使在波斯本土该银币也较为罕见，固原地区出土的阿尔达希尔三世钱币为国内首例发现，材质为金质，单面压制而成，因此很可能为仿币。

　　近来，笔者注意到一些学者对于海子塬墓地北魏墓葬M14：3的铸币性质存在异议，这里针对该问题尝试作一些回应。《宁夏固原发现的萨珊银币及相关问题研究》一文作者认为M14:3应为卡瓦德一世（Kavad Ⅰ）Ⅰ式钱币（图三），理由是该枚钱币背面祭坛左侧铭文可转写为阿拉伯数字“13”，对应公元纪年499年，其主要参考了大卫·赛尔伍德（David Sellwood）《萨珊王朝货币史》一书铸币钱文所反映历法的相关说法。

　　笔者以为，该认识虽然指出了海子塬M14:3或许符合卡瓦德一世Ⅰ式钱的部分特征，如正面有较多新月装饰图案等，但在定性及来源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理由有三：其一，根据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卡瓦德一世钱币的情况来看，仅发现有两处（分别为陕西耀县隋舍利塔墓出土，埋藏年代为604年，呼和浩特西北坝子村古城，埋藏年代为6世纪末7世纪初），均为卡瓦德一世Ⅱ式钱币（铸币年代为499—531年），这似乎说明卡瓦德一世第二次执政时期铸币流通至中国境内的时间应在北魏以后，而卡瓦德一世Ⅰ式钱目前在国内还尚无任何发现，这也较为符合卡瓦德一世复位统治伊始，根基未稳，因此Ⅰ式钱实际流通性不强的史实，因此从“孤证不足征也”的角度来看，Ⅰ式钱是否直接来自于波斯本土仍值得商榷；其二，从钱币本身的形制本身出发，卡瓦德一世钱币与卑路斯钱币确有一定的相似性，二者的雉堞冠样式相近，但自卡瓦德一世复位统治开始（第二次执政时期），萨珊钱币正面图案中的联珠圈外的3、6、9点钟位置首次出现了新月抱星的装饰，甚至到了库思老二世（Khosro Ⅱ）之后的萨珊钱币，背面联珠圈外也都加上了同样的装饰，其做法得到了普遍地沿用，因此如果确如上文作者所述该枚钱币为卡瓦德一世Ⅰ式钱，那么钱背左侧祭司身后的铭文“13”（意味着铸币年代可能在卡瓦德一世第二次执政时期）便会与之相悖；其三，检视M14:3的细部特征可发现，钱币背面火坛左右分别为五角星与新月，右侧祭司身后铭文的拉丁文转写可能为“VH”，即“Ven-Ardaxšīr, Seleucia”，这一判断无误，而左侧祭司身后的铭文则有一些争议，前文作者认为其可转写为拉丁文“SIJDEH”，即对应阿拉伯数字“13”，但从钱文书写的角度来看，至少“1”、“13”以及“33”均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极容易造成讹误，而一般认为从卑路斯开始，钱背左侧的铭文仍尚未固定，王名或年份均有出现，而右侧铭文则固定为铸地，钱背左侧出现纪年铭文的做法直至卡瓦德一世第二次执政时期才比较普遍，因此，即便假使“13”纪年的说法成立，至公元499年已进入卡瓦德一世统治的后期，那么钱币式样也与该纪年不符，可见不管是铭文出现位置还是年份均有待商榷。同时，钱币联珠纹圈内出现的新月、六角星图案也并不能作为卡瓦德一世Ⅰ式钱的直接证据，因为从卡瓦德一世以前的铸币情况来看，此类装饰性图案均有不同程度的发现，只是数量远不如卡瓦德执政后期铸币。卡瓦德一世钱币的钱径通常较规范，但重量合格率较低，如中国境内发现的卡瓦德一世钱币虽然钱径均为2.8—2.9厘米，但重量却为3.8与4.2克，差别较大，这一情况也与私人收藏家石刚所藏15枚卡瓦德一世钱币的情况相类似。而海子塬M14:3重量则为3.7克，钱径2.6厘米，与M14:4卑路斯Ⅲ式钱尺寸、重量完全一致，应属于较规范制造的铸币，因而与卡瓦德一世执政时期的铸币整体情况也不相符合。此外，从彭阳海子塬墓地北魏墓葬M14的年代来看，似乎也不太可能出现卡瓦德一世Ⅰ式钱，因为，M14出土的盘口细颈罐与内蒙古呼和浩特几处北魏初期墓（如美岱村、市区）出土的陶罐形制相似，前者继承了后者的部分特征，颈部均有明显的凸弦纹，鼓腹圆肩；与同一地区的北魏墓相比，其陶罐形制也与固原南郊北魏太和年间的墓葬M1盘口罐较接近；可见，海子塬M14的年代至迟应不晚于北魏太和末年，如果该判断无误，那么彭阳海子塬M14的相对年代大体上应略早于或与卡瓦德一世执政时期相当，按照萨珊钱币流入内地的时间差来看，卡瓦德一世Ⅰ式钱也有较小可能出现于M14中。综上，笔者倾向于认为M14:3更可能是卑路斯Ⅱ式钱币，而非卡瓦德一世Ⅰ式钱币，根据其钱币“飞边”以及钱背铭文不清、不规范的情况，或许可以认为其为中亚地区的仿币，这一点从中亚地区5世纪末至6世纪初萨珊钱币仿币大量出现的情况已见端倪。

　　固原北魏至隋唐时期流入的萨珊钱币主要见于墓葬中，发现数量为1至4枚不等。目前，根据固原地区萨珊钱币的埋藏年代与形制差异可将其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北魏时期。7枚。彭阳海子塬北魏墓葬M14发现卑路斯Ⅱ式、Ⅲ式钱币各1枚，羊坊村北魏墓中发现卑路斯Ⅱ式钱1枚、Ⅲ式钱3枚。可见大约在484年以后，卑路斯Ⅱ、Ⅲ式钱币可能均已流入固原地区，这一时间也与固原雷祖庙北魏漆棺墓的年代大体相当，与波斯本土卑路斯Ⅱ、Ⅲ式钱币的发行时间也相去不远。

　　第二阶段：隋至初唐时期。3枚。钱币均有穿孔现象，并出现了仿萨珊金币。史铁棒墓（670年）墓发现的仿制阿尔达希尔三世Ⅰ式单面金币，与该钱币实际发行年代（628年）和萨珊波斯灭国（651年）时间均相去较远，可见仿币并非来自波斯，而是中亚。同时，自北朝晚期开始，固原地区的墓葬中也开始出现随葬东罗马金币的习俗（表二），这些东罗马金币也大都穿孔，每座墓葬大都只随葬1枚。

　　与周邻地区相比，固原地区发现的萨珊钱币的埋藏方式存在明显差异。目前，据康柳硕统计，中国境内发现的卑路斯银币数量已近500枚，自西向东依次为新疆吐鲁番、青海西宁、甘肃武威、临夏及天水、宁夏固原、陕西西安及周邻、河南洛阳、湖北安陆和广东英德、遂溪等地。埋藏方式分窖藏与墓葬两种，分布区域较广，埋藏时间从5世纪末直至7世纪，并且主要集中于隋至初唐时期。固原地区考古所见卑路斯银币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一方面，该地区的卑路斯银币均发现于古代墓葬中，数量以北魏居多，这些墓葬的墓主多为鲜卑人或汉人，却较早使用了萨珊钱币随葬的习俗；另一方面，隋至初唐时期该地区的卑路斯钱币还出现在了一些粟特裔墓葬中，每座墓葬仅出土1枚，放置于墓主口部。

　　换言之，固原地区虽然处于中国境内萨珊钱币自西向东流传道路的中间地带，但是使用萨珊钱币随葬的年代却普遍较早，其来源与葬俗形态也较为特殊，因而以下试从该地区萨珊钱币类葬俗的功能入手予以考察。

　　二. 固原地区所见萨珊钱币的性质与功能

　　过去，罗丰对于固原地区所见萨珊钱币葬俗的考察，关注点多在隋唐墓葬口含葬俗的来源问题上，认为该地区口含金银币的葬俗是受中亚影响而产生。结合前人研究所获，以下尝试根据固原地区已发现萨珊钱币的出土原境，重点分析萨珊钱币葬俗的功能与流变。

　　整体上，固原地区所见萨珊钱币依据其功能差异可分为宝物、通货和丧葬用品三种类型，并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

　　（一）. 北魏时期

　　固原北魏漆棺墓发现有1枚萨珊银币。墓主为鲜卑贵族冯始公夫妇（489年）。该墓因地质钻探大量灌水随葬品位置有所变动，但大都集中于墓主身边，推测可能原置于死者口中或手中，根据该地区北魏墓葬随葬萨珊银币的整体情况来看，属于手握葬俗的可能性较大。经孙机考证，该墓一方面具有浓重的鲜卑色彩，另一方面在包括漆画墓主像坐姿等绘画风格、随葬联珠纹舟形耳杯等方面却极力仿效嚈哒风格，反映了中亚文化对北魏鲜卑贵族的影响。同时，该墓卑路斯银币的埋藏时间在萨珊卑路斯王与嚈哒大战丧生之后，此时大量来自波斯的战争赔款以及嚈哒继续仿效萨珊波斯钱币式样所制作的仿钱持续流入中亚，使得484年以后流入内地的萨珊钱币也可能主要来自嚈哒地区。文献中关于嚈哒与北魏频繁的交往早有述及，例如《魏书·西域传》中有嚈哒国遣使贡狮途经高平，遇万俟丑奴谋反因而逗留的记载；此外，稍晚的考古发现中也有固原地区与嚈哒持续联系的相关线索。因此，不管是从埋藏时间接近制币年代，还是墓主显赫的地方大员身份来看，这枚萨珊银币很可能是被用作宝物或贡献之物下葬，其可能是北魏灭北凉使西域通道畅通后，由中亚地区商贾所引入。不管怎样，该枚萨珊银币必然是符合墓主身份等级之物。

　　固原彭阳海子塬墓地北魏墓M14中发现有2枚萨珊银币，分握于墓主的左右手，其余隋唐墓葬汉式铜钱的出土位置大多也为死者手中，墓主经人骨鉴定也介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与现代东北亚蒙古人种之间，所以推测其手握钱币下葬的方式属汉地习俗。分析来看，M14同时出土卑路斯Ⅱ、Ⅲ式钱，而带有北魏太和五年（481年）纪年信息的萨珊钱币遗物在河北定县也曾被发现，因此判断该墓出土萨珊钱币的埋藏年代至早应在462―481年之间，可能稍早于固原北魏漆棺墓。2枚钱币中卑路斯Ⅲ式银币正、反面均有压平痕迹，制造较为粗擦，磨损度也较高，似乎表明该银币在下葬前是一种反复转手使用的物件，并在墓主死后与之下葬，即可能作实际通货之用，因此多枚萨珊银币随葬的现象说明了其有财富象征含义。同样的情况也见于固原羊坊村北魏墓发现的4枚萨珊银币上，而其中M3出土的刻有“维大代熙平元年（516年）岁次丙申二月二十四日凉州槃和郡民戴雙受之墓”字样的砖铭还预示着墓主可能系北魏攻灭北凉后徙至高平军镇的移民，这再次说明这些银币可能是通货交换所得。

　　总结来看，固原地区北魏中期，萨珊钱币业已流入当地并作为随葬品与墓主一同下葬。固原地区出现萨珊钱币的时间比新疆地区稍晚（4世纪末至5世纪初），与青海、河西地区大致相当（5世纪末），而比大同、洛阳及河北等地则稍早（太和年间后期）。与以上区域相比，固原地区较早使用了萨珊钱币随葬的习俗，反映出一定的地域性特色，推测其原因有二。

　　其一，固原北魏漆棺墓中胡汉杂糅的现象以及对中亚文化的吸收借鉴，体现了太和年间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墓主冯氏家族既是汉化改革的支持者，同时也是域外文化的倡导者，从这一角度来看，固原北魏漆棺墓出土的萨珊钱币，无疑应代表了该时期鲜卑贵族对生前及死后世界的选择，再次证明了墓主“兼收并蓄”的文化态度。而多枚萨珊钱币随葬的现象则说明其可能作为珍稀品在该地区并不常见，因此均用于随葬。其二，北魏时期固原地区的族群构成也不应忽视，因为，据隋史射勿墓志记载，其祖父史波波匿任魏摩诃大萨宝、张掖县令，说明史氏徙居固原的时间当为北魏中期，与上述萨珊钱币传入此地的时间相接近。因此，入华粟特裔与墓葬中域外特色器物的同时出现并非偶然，其反映了固原地区北魏时期出现的萨珊钱币，可能确由中亚粟特裔族群贸易交换所带入，并且一经引入，便很快与汉地手握钱币的葬俗相适应，而这一情况的发生也离不开特定的历史环境因素。

　　具体来讲，则可能与北魏朝廷对待境内、外胡族的“羁縻”政策有关。宁夏固原彭阳县曾征集有前秦建元十六年（380年）梁阿广墓表云：“秦故领民酋大、功门将，袭爵兴晋王，司州西川梁阿广”，证明前秦时期此地存在“领民酋大”。所谓“酋大”，即部落首领，受护军监护，但是内部可保持原有部族组织。而北魏护军治下亦如此，这一时期朝廷委派首领管理部民，其辖内的部民不必交纳赋税，但多要承担兵役。这种政策起到了保护北魏境内徙居胡族的组织、语言及风俗的作用，也符合北魏朝廷经略西域的考量。而彭阳县曾出土的《员标墓志》（502年）载墓主员标为“五部都统”，显然也与当地部落组织有关，进一步佐证了固原地区北朝时期曾聚集了数量可观的内迁胡族，并保持着部落化的居住方式。因此，北魏太延二年（436年）先在固原置高平军镇，正光五年（524年）又改镇置原州，辖高平、长城二郡，很可能与该地区内迁胡族壮大，朝廷加强对该地区的管理政策有一定的关联。

　　综之，北魏基于以上羁縻政策与经略西域的整体布局，一方面保障了自西域通往京畿地区朝贡以及贸易路线的畅通无阻，使得具有域外特色的货物、珍宝传入汉地；另一方面在吸引了史波波匿等境外胡族积极入仕的同时，也较大程度地保留其聚族而居的习惯。结合该地区北魏时期从鲜卑贵族到平民墓葬中均发现萨珊钱币的现象来看，固原由于其宽松的文化环境与相对胡化的地缘文化背景，更易于在丧葬文化等方面吸收较多的中亚特色。可以想见，固原地区考古所见北魏时期萨珊钱币的墓主虽然多为鲜卑人或汉人，但是其出现的原因恐怕与入华粟特裔的徙入不无关系。

　　（二）. 隋至初唐时期

　　固原隋史射勿墓（610年）发现有1枚萨珊银币，同时在其他5座史氏家族墓中也发现有将外国金银钱置于死者口中的现象，可见口含外国金银币随葬是该地区隋唐时期入华粟特裔族群主要的葬俗选择。

　　固原地区另有1枚萨珊银币见于南塬初唐墓葬M15中，穿有小孔，出土时置于墓主盆骨附近，骨架中部还发现有2枚开元通宝，可能原握于墓主手中。而同为初唐时期的史道洛墓，该墓也同时出土有开元通宝与东罗马金币，开元通宝发现14枚，位于墓室地面，东罗马金币1枚，位于棺床附近。显然，该墓中两类钱币的丧葬用途有所不同，史道洛墓仅使用东罗马金币口含入葬，族群认同感不言而喻。

　　较多使用仿制外国金币随葬是固原史氏墓地的一大特点，除上文所列史铁棒墓（670年）出土1枚仿萨珊金币外，史氏墓地还发现4枚仿东罗马金币。以史铁棒墓为例，该墓出土的仿制阿尔达希尔三世Ⅰ式金币，重量近7克，远超过萨珊银币与东罗马金币的一般重量，其背面与琐罗亚斯德教信仰有关的火坛图案也并未出现，王冠上的新月托球图案也被省去，可见仿制者是有意回避钱币上的宗教类图像元素，结合史铁棒的入葬年代来看，与阿拉伯人控制中亚的时间相当，因此才会依照伊斯兰教规对仿制币有所要求。无独有偶，蒙古国巴彦诺尔壁画墓中出土的41枚金币均为仿制品，其中10枚也是仿萨珊银币图案的金币。这些仿制金币制作技术并不复杂，较为粗糙，其制作与传播者很可能即为中亚粟特裔族群，他们对黄金之钱的仿效代表了一种对可汗威仪的向往。因此，结合两地的发现来看，将只印有萨珊银币单面图案的金片穿孔佩戴并随葬，既言明了仿币的大致制作年代，也反映了萨珊钱币在中亚至漠北草原地区具有国际货币的作用。

　　总结来看，3枚萨珊钱币均有穿孔，可能系墓主人生前佩戴。经上所述，固原地区所见隋至初唐时期的萨珊钱币葬俗基本是围绕两个侧面展开：一是承继了该地区自北魏以来的丧葬传统，主要以手握葬俗为主，功能与开元通宝类似；另一则与入华粟特裔族群在此地的聚居有关，具体而言，有如下证据。根据固原史氏墓地墓志记载来看，其史氏分原州平高与河西建康飞桥两支，另有甘州康氏、岐州岐阳安氏女嫁入，其身份很可能也是粟特裔身份。因此，目前已发现的史氏粟特裔共计31人。以史索岩为例，其家族自史罗北魏入仕至史道德子史文瑰，已逾6代，可见史氏在固原地区扎根已久。而隋唐原州城除因军功入仕的粟特家族外，也有不少平民身份的粟特裔寓居于此。据统计，固原南塬、九龙山两处墓地隋唐时期的48具人骨中，有10具显示出高加索人种中亚两河类型的特征，而分属6座墓的10具人骨有8具为夫妇合葬墓，这显示了该地区中亚族群聚居的规模，同时还说明其内部维持着稳定的族内婚俗。九龙山M33还出土有一件金冠及一件下颌托，其形制与图案均与史道德墓所发现金覆面相似，具有中亚拜火教信仰遗痕，是该地区入华粟特裔仍保持其本民族信仰文化的有力证据。

　　据于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蠡测固原地区考古所见隋至初唐时期萨珊钱币的用途。《唐律疏议·杂律》“私铸钱”条疏议曰：“若私铸金银等钱，不通时用者不坐。”唐代并无官方铸造金银之钱的记载，此处“金银钱”可能主要指萨珊银币与东罗马金币。而私铸银钱不流通不坐，意味着反之则论罪。因此，该记载侧面反映了萨珊钱币在当时的两种用途：

　　其一，初唐时期“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的情况仍然存在，并且经由丝绸之路而来的金银钱只要非私铸，则有流通的可能，这方面也有不少证据，如唐初玄奘在河西地区就看到凉州西域商胡布施金银钱给寺院的情形，西域商胡大量布施金银钱，可见至少在凉州等地萨珊银币可作为流通货币使用。固原地区的情况则稍有不同，此地隋末唐初出现的萨珊钱币均为穿孔钱，数量与河西等地相比较少，主要用于随葬，即可能非当地实际流通的货币。但是另一方面，寓居于此的粟特裔族群因职业需要，则有使用萨珊钱币进行丝路贸易交换结算的可能。据固原史氏墓志记录，史诃耽、史铁棒、史道德三人曾任牧监从事着马政管理，牧监职责包括牧养、购买良马及配种等，须与中亚及漠北地区频繁联系，粟特裔出身的史氏无疑是绝佳人选。因此，使用丝绸之路的通用货币萨珊钱币进行马匹交易应合乎情理，史铁棒墓所见仿金币以及草原地区发现的类似仿品即可为辅证。此外，唐代萨珊银币的东输与朝廷向突厥等内附胡族征收税钱有关的观点，对于靠近六胡州的原州地区来说，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见，固原地区隋唐时期出现的萨珊银币，还可能是粟特裔群体内部所使用的通货。

　　其二，朝廷明令禁止私铸的金银钱作流通之用，那么仿造的金银钱则也可能被用作葬仪品或装饰品等用途。这方面的例子同样不胜枚举，唐代两京地区初唐至盛唐时期的一些墓葬，萨珊钱币与首饰等放入木盒或铜盒中，这些金银钱仿品可能是作为贵重之物随葬。固原地区隋唐墓葬所见萨珊钱币或东罗马金币葬俗，与汉地传统不同，一般墓主只口含1枚穿孔佩戴的外国金银币，丧葬功能较为突出。汉族墓葬虽然也只随葬1枚萨珊钱币，但却与开元通宝共出，分握于死者两手中，可见两种传统虽然有相似性，但仍有一定差异。因此，史氏粟特裔墓葬所见萨珊钱币葬俗所代表的丧葬文化，应具有一些深意，其葬俗的外部形态可能主要受汉地影响，但在丧葬意涵的表达可能具有中亚化的特点。

　　中亚粟特裔族群的丧葬文化中，惯以东罗马金币与萨珊银币随葬，且以口含葬俗居多。一方面，可能与东罗马与萨珊波斯帝国对中亚地区文化的持续影响有关；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出于善于行商的民族对欧亚草原地区广泛流行的两种钱币的喜好。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以上两种钱币相继流入汉地，并迅速融入到了汉地既有的口含葬俗当中去。而作为贵金属制品，除了代替原有汉式铜钱的丧葬功能以外，在传入汉地伊始，其还带有彰显财富与身份的意义。如在固原地区，北魏至北周阶段内发现的大型墓葬，萨珊银币与东罗马金币出土数量往往多于两枚，北周田弘墓更是同时出土5枚东罗马金币，较符合其身份地位。与汉人较多使用外国金银钱随葬相一致的是，入华粟特裔族群也并不排斥使用汉式铜钱随葬，北周康业墓就曾手握一枚汉式铜钱入葬，即代表着其接受了制度化改造与国家认同。进入隋唐以后，中西文化交流频繁，因此作为国际货币的萨珊银币与东罗马金币在汉地继续出现，而在墓葬中，仿外国金银钱则逐渐专门成为了一种丧葬喜好，随葬数量大多仅为1枚。入华粟特裔族群墓葬此阶段内所使用的外国金银钱葬俗即可能主要受汉地葬俗影响而产生，而此类葬俗虽然具有“俗同华戎”的特点，但是并不妨碍这些粟特裔群体的本土化表达，因此，我们可将固原地区隋唐时期入华粟特裔墓葬中随葬外国金银币的葬俗，视作一种折中的丧葬形态。正如荣新江所言，固原粟特裔虽然较早地接受了汉族的土葬方式，但其汉化速率却不如凉州、长安、洛阳的粟特裔，因此其墓葬中必然有着浓厚的中亚文化色彩。

　　综上，固原地区所见北魏至隋唐时期萨珊钱币，并非直接来自波斯本土，而是可能主要受入华中亚粟特裔群体的影响而出现，因而与其他地区相比异大于同。固原地区作为丝绸之路东段的重要据点，曾为萨珊钱币在中国境内的东渐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也有必要以萨珊钱币的发现为线索，探讨固原地区在陆上丝绸之路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

　　三. 固原境内萨珊钱币的分布变化及动因

　　如所周知，不论来源如何，固原地区所见北魏至隋唐时期的萨珊钱币应与陆上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既有研究对途经固原的丝绸之路已有充分的讨论，但仅就该地区萨珊钱币的发现来看，研究所能达到的深度往往有限。罗丰以固原地区北魏萨珊银币的发现为线索曾探讨了高平与平城一线的交通，增益了关于途经该地区的丝绸之路走向的认识。笔者以下尝试从整体到局部的观察视角，结合新发现，全面梳理并完善固原地区萨珊钱币的传入路线及背景。

　　首先，从陆上丝绸之路整体交通来看，萨珊钱币最初仅分布在新疆如高昌、吐鲁番、乌恰山几个地点；时间越晚，萨珊钱币分布区域逐渐向东扩展，至7世纪萨珊钱币已广泛发现于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以吐鲁番地区和两京地区较为集中，其他地区则分批次零星发现。经前人研究总结，萨珊钱币传入中国的陆上路径主要可分为主线与辅线两条。主线起点自新疆乌恰向东沿库车、焉耆、吐鲁番、张掖、西宁、临夏、天水、西安、陕县，直至洛阳；辅线则从武威向东经固原、呼和浩特、大同、定县至辽宁朝阳。辅线使用时间较主线稍早，主要集中在北魏时期，孝文帝迁都洛阳及至隋唐则较多使用主线，整体上发生了由北向南的转移。

　　其次，从固原地区北魏至隋唐时期萨珊钱币的分布来看，一方面传入路线大体符合以上所述由北向南的变化，另一方面与其他地区相比区域性特色有逐渐加强的趋势。虽然个别考古发现并不足以证明某条线路的存在与否，但是如果这些地点在时空分布上具有固定模式，则有助于我们尝试复原其走向。据此，我们可将固原地区萨珊钱币传播路线可分为南北两线：北线主要集中在北魏时期，由西北向东南传入，自武威经须弥山石窟（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始凿）、固原、彭阳向东至庆阳镇原一带，该线路内北魏时期已知萨珊钱币埋藏地点为固原、彭阳两地。这一时期（主要在太和后期，即484年以后）由于嚈哒实际控制了中亚通往内地的通道，因此出现于文献中的所谓波斯使者可能多为中亚粟特商贾所冒充。南线则主要集中于隋至唐初时期，较北魏时期略向南移，由北至南传入，已不再经过彭阳而可能向南从平凉前往两京一带，该线路内隋至初唐时期已知萨珊钱币埋藏地点主要集中于固原一地。而这一时期中亚粟特裔族群的内迁原因除却贸易交流的因素以外，还可能与阿拉伯帝国的东向扩张有关，因此，席卷粟特城邦的圣战浪潮也导致了粟特裔族群主动选择东迁躲避战乱。可见，固原地区萨珊钱币的流入与分布地点的变化均与特定的历史背景相联系。

　　北魏中期入华粟特裔开始徙入固原，将萨珊钱币带入该地后迅速融入了汉地的钱币随葬习俗中，被当地的鲜卑人或汉人所使用，因此萨珊钱币分布地点较为零散，分属固原东郊、南郊及彭阳县等地；而在隋至初唐时期随着固原入华粟特聚落的形成，使得萨珊钱币主要集中于固原南郊附近，这些由粟特裔族群所带入的萨珊钱币以及将之穿孔佩戴于胸前并入葬的习俗，也影响了当地汉族的丧葬习惯，被其吸收借鉴。总体而言，固原地区北魏至隋唐时期出现的萨珊钱币主要由粟特裔所带入，受当地较为宽松的政治与文化因素影响，一经传入并迅速融入当地手握钱币的葬俗中去。从北魏时期作为宝物全部入葬，到隋唐以后受粟特裔族群葬俗影响，穿孔佩戴于胸前，死后随墓主入葬的丧葬功能的变化，代表了粟特裔族群的丧葬文化对当地葬俗的影响，这也是北魏至隋末唐初墓葬中萨珊钱币数量在迅速减少的主要原因。

　　综之，固原地区北魏至隋唐时期出现的萨珊钱币绝非偶然，一方面，出于政治原因此地始终是京畿与河西交往的桥梁，与以上两区域相比，固原地区的地缘优势在于作为传播的中间地带，可以在文化交流过程中较好地平衡汉地传统与域外风格，并最终表现出兼收并蓄的特点；另一方面，固原地区北魏至隋唐墓葬所见萨珊钱币的出土地点愈发集中，隋末唐初，汉族与粟特裔族群墓葬中钱币随葬习俗既相区别，又有融合的趋势，这说明随着粟特裔聚落的形成，与当地汉族间的文化交流也更加深入。

　　四. 结 论

　　邢义田曾指出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两种可行性方法论：其一为指出文化传播的过程和路线证据；另一则为说明什么力量或媒介促成了传播。该提示与本文的研究路径不谋而合，于本文的讨论范畴来看，萨珊钱币的传播路线与陆上丝绸之路的线路基本吻合，应受到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但从萨珊钱币的分布区域与葬俗功能来看，则主要与区域性文化与特定人群的出现有关。

　　依照固原地区萨珊钱币的丧葬情境出发，其做法主要有手握与口含两种：手握葬俗均发现于鲜卑人或汉人墓葬中，北魏至隋末唐初均有发现。进入隋唐以后，口含葬俗则主要发现于入华粟特裔墓葬中，萨珊钱币穿孔只随葬1枚的习俗还影响了当地的汉族墓葬，表现为手握习俗与穿孔萨珊钱币随葬习俗相融合的特点。这说明伴随着粟特裔居民聚落的逐步形成，其与当地汉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也在加深，使得丧葬文化兼具了中亚与汉地的特征。此外，粟特裔墓葬的葬俗形态还应具有一定的本民族丧葬文化的意涵表达，体现出了寓居于此的粟特裔居民特殊的汉化模式，即一种“兼收并蓄、胡汉杂糅”的二元性结构，因此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较明显的差异。

　　既往研究过度重视了北魏时期波斯与中原王朝的交流，认为北魏时期的萨珊钱币主要由萨珊波斯使者或商人带入，但是从本文的分析可看出，至少固原地区北魏至隋唐时期墓葬中发现的萨珊钱币，与中亚地区的关系更为密切，可见该地区与中亚的文化交流可能至少在北朝中期即已经展开。此外，陈寅恪还曾指出中亚胡族迁徙的三种背景：“其远因为隋季之丧乱，其中因为东突厥之败亡，其近因或因为东突厥之复兴”。这一论断曾解释了隋唐时期中亚胡族大规模迁徙的主要原因，但从本文的研究出发或许还可以说，北朝至隋唐时期汉地大量出现的外国金银币以及逐步形成的胡人聚落，证明了中亚粟特裔族群的内迁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渐进展开并逐步到达波峰的一次漫长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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