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英国医生乔治•切恩对忧郁症文化内涵的重塑

02-13 次遇见

　　摘要：忧郁症的历史由来已久，其文化内涵往往呈现出天才式忧郁和罪恶型忧郁的双重面相。1733年英国医生乔治•切恩出版《英国病》一书，文中使用的“脾脏忧郁症”等词语是17世纪中后期“忧郁症”概念的新变体。透过《英国病》文本可以发现，切恩笔下的“英国病”是真实的疾病，而非一种忧郁的气质。切恩详细记载了忧郁症的病因、症状和治疗方法，认为18世纪英国的忧郁症是一种“文明病”，与经济发展水平、特定阶层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他成功地将一度遭人耻笑鄙夷的忧郁症塑造为上层人士所特有的一种疾病，体现了医学知识的更新、医患关系的互动、奢侈的去道德化倾向以及忧郁症罪恶面相的消退对疾病文化隐喻转变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英国病 忧郁症 文明病 文化转喻

　　1733年，英国医生乔治•切恩(George Cheyne)出版了《英国病：论各种神经性疾病，如脾脏忧郁症、郁气型忧郁症、元气虚弱、季肋区忧郁症以及歇斯底里症等》,该书在短短两年内再版6次，持续畅销到18世纪末。他也成为最受大众欢迎的、面向一般读者的、撰写实用医学指南的作家。切恩书名中的“英国病”（the English malady)是他对18世纪英国出现的各种神经性疾病(nervous diseases或nervous distempers)的特称，包括脾脏忧郁症(the spleen)、郁气型忧郁症(the vapours)、歇斯底里症(hysteria)、季肋区忧郁症(hypochondria或hypp)、痛风(gouts)、中风(apoplexy)、癫痫(epilepsy)等。本文主要探讨“英国病”中的忧郁症。需要注意的是，切恩在《英国病》中使用的“脾脏忧郁症”“郁气型忧郁症”“歇斯底里症”“季肋区忧郁症”这些新概念，实质上是17世纪中后期“忧郁症”概念的新变体，广义上讲，它们仍属于忧郁症。

　　17—18世纪的英国正处于转型、变革的时代，工业革命的序幕刚刚拉开，经济快速发展，海外贸易繁荣。商业社会的发展加上内战和“光荣革命”带来的政治动荡，不仅引发民众对社会动荡的不安和忧虑，也引发道德冲击下伦理话语的重塑——美德、文雅、荣誉成为18世纪英国的道德新风尚。正是在这一时期，忧郁症成为英国上层社会流行的一种“时髦病”。时人认为，得此病是一种荣耀的象征，代表拥有了“国家层级的敏感性”(national sensitivity)。切恩认为，“这些病是外国人、所有欧陆邻居们强加在我们这个岛国的居民身上的；他们把神经失调、精神紊乱、忧郁症、沮丧等一律嘲讽地称之为‘英国病’”，就像梅毒在意大利被叫作“法国病”，在法国被叫作“意大利病”一样。不过有所不同的是，“法国病”“意大利病”带有污名化的隐喻，而切恩将其笔下的“英国病”塑造为一种“高贵的文明病”，具有英国物质文明富裕繁荣，生活在英国土地上的人民文明优雅、智慧敏捷的文明内涵。

　　那么，切恩笔下的“英国病”是一种真实的疾病，抑或是一种流行的忧郁气质？他是如何将这种被外邦人嘲讽的“英国病”塑造成一种带有光环的高贵的“文明病”的呢？忧郁症的文化内涵在18世纪的英国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关于上述问题，目前国外学界已取得较多研究成果，近年来国内学界也有学者开展忧郁症的研究，相关成果不断涌现，但以《英国病》文本为基础，探究18世纪英国忧郁症文化内涵之转变的研究还未出现，谨以此文抛砖引玉。

　　一、乔治•切恩笔下的忧郁症

　　数个世纪以来，体液论(humoralism)在西方医学理论体系中长期占据核心地位，因此英格兰内科医生常用“melancholia”或(“melancholy”)—词表示忧郁症的概念，如1586年英格兰内科医生蒂莫西•布赖特(Timothy Bright)在《论忧郁症》中使用“melancholia”，占星医师理查德•纳皮尔(Richard Napier)在医案中使用“melancholy”。但切恩在《英国病》中极少使用“melancholia”来表示忧郁症，而频繁使用脾脏忧郁症、郁气型忧郁症、季肋区忧郁症和神经失调(nervous disorders或nervous distempers)。1725年，理查德•布莱克莫尔医生(Richard Blackmore)在《论脾脏忧郁症、郁气型忧郁症、季肋区忧郁症和歇斯底里症》中也论及这些概念。笔者将从词源学出发，具体考察这些新概念在文本语境中的内涵及其与忧郁症的关联，以此阐明切恩笔下的这些词语可以理解为忧郁症在18世纪的新变体，这是一种真切的疾病，并非忧郁的气质。

　　“Spleen”一词源于古希腊语，在解剖学上意为“脾脏”，也有“怒气、忧郁”的意思。脾脏是净化人体肝脏、血液中黑胆汁的重要器官，它一方面将一部分营养成分用以供养自身，另一方面将一部分营养传输进胃里激发食欲，然后排出多余部分。但是，脾脏有时或因脆弱而受阻，或无法从血液中吸收多余的黑胆汁，从而导致忧郁。换言之，脾脏的功能障碍容易造成体内黑胆汁过多而引发忧郁。医生可以通过改善脾脏的功能状况达到缓解忧郁的效果。“Vapour”一词原意为“蒸汽、由一些身体器官产生的气体或从低地或沼泽上飘散的雾气”，与体液(humor)密切相关。但从17世纪开始，“vapours”一词比体液更常为人们使用，可能是由于“vapour”与体液不同，是消化不良产生的胀气(wind)。据苏格兰医生戴维•汉密尔顿(David Hamilton)记载，安妮女王曾受郁气型忧郁症的困扰，“1708年女王的疾病主要是痛风和郁气型忧郁症”。“Hypochondria”一词原指“身体腹部的器官”，也表示“忧郁症的一种类型——季肋区忧郁症，其特征是在腹部产生的黑汁和气体”，人们通常称之为腹胀忧郁症(windy melancholy)或肠胃胀气的忧郁症(hypochondrical melancholy)。这一概念的来源可以追溯到盖伦对忧郁症的分类，他“将忧郁症分为三类，一在大脑中，是局部问题；二在血液中，是普遍性的，容易使皮肤发黑；三在腹部——即胸腔正下方区域，由于消化系统紊乱而产生的过多黑胆汁，燃烧蒸发上升至大脑，从而产生忧郁的症状”。“季肋区忧郁症”可以理解为盖伦分类中的第三种类型，即消化系统紊乱导致的忧郁症。

　　忧郁症新概念在17、18世纪的出现，与新科学思潮下医学领域取得的突破密切相关。第一，解剖学在16—17世纪取得进展，尤以托马斯•威利生(Thomas Willis)开展的神经系统解剖实验为代表。传统医学通常以全身的体液平衡与否来解释疾病的发生，即“全身病理学”或“液体病理学”，但是伴随着1543年比利时医生安德烈亚斯•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出版《人体的构造》和1628年英格兰医生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提出“血液循环论”，长久以来占据传统医学核心地位的盖伦医学理论遭受质疑和批判。在新解剖学知识的启发下，越来越多的医生不再简单地沿用传统医学的“黑胆汁过量”说，转而从某些特定器官出发来解释导致疾病的病因，即“局部病理学”或“固体病理学”，“脾脏忧郁症”和“季肋区忧郁症”的概念即由此而来。而且，威利斯通过对大脑神经系统进行解剖，使“神经的”(nervous)成为医学中的流行词汇，切恩也将“英国病”统称为各种“神经疾病”。威利斯认为：“神经（系统）的解剖……已经清楚地显示了我们身体动作与感情真正的源头，这些现象若不用神经作用来解释的话，将难以理解。而这个新开发的领域，应该还可以解释更多的疾病与症状背后隐藏的原因，像过去被认为是女巫的诅咒（所引发的疾病），在将来或许会有比较令人满意的解释。”1790年，巴斯的一位知名医生阿戴尔(James Makittrick Adair)说道：“三十多年前我博学智慧的老师、爱丁堡大学的医学教授威特医生发表了一篇有关神经疾病的论文。在这篇文章出版之前，上流社会那些人完全不知道他们身上有神经这样的东西。但是我认识的一位上流社会的医生曾看过此文，当他的病人询问他们身体不适的原因时，他时常感到困扰，不知该如何回答。当他读到这篇文章时，立刻解决了这个难题——‘夫人，你是神经质！’这个解答实在完美。这个词也变成了一种流行语，而‘脾脏忧郁症’‘郁气型忧郁症’‘季肋区忧郁症’这些词汇很快就被遗忘了。”

　　第二，牛顿的机械哲学理论为医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新路径。苏格兰医生阿奇皮尔德•皮特凯恩(Archibald Pitcairn)受牛顿力学理论的启发，系统提出机械哲学理论对医学的解释。切恩是皮特凯恩的学生，他在《英国病》中指出神经失调（包括忧郁症）的一般原因：“第一，忧郁症可能是食用过多的燥热类食物，超出身体本身需要而导致的。第二，可能有一些不合适的、坚硬的、固态的、有毒的微粒进入体内，逐渐改变、破坏人体自然的结构和功能。第三，可能是由于血管或者其他管道中的粘液在流动时产生较多的气体阻断了肠道蠕动，导致肠部阻塞。第四，可能是家族遗传、身体先天性缺陷等外在因素造成的。”切恩对神经疾病的病因分析，体现了机械理论在医学领域的运用。

　　综上所述，切恩医生笔下的“英国病”——“脾脏忧郁症”“郁气型忧郁症”和“季肋区忧郁症”是真实的疾病，尽管这些新概念呈现出不同的知识形态，但究其本质，仍属于忧郁症的范畴。切恩认为，忧郁症“与其他身体的疾病……像是天花或发烧一样真切”，“这类神经失调疾病大约占了当代所有疾病的三分之一”。“脾脏忧郁症和郁气型忧郁症作为英国人使用的词汇，是一种宽泛的、松散的表述，是面对无知之人使用的一种托辞。情绪低落、胃胀、打嗝、肠道有杂音、耳鸣、发炎、心神不宁、急躁、焦虑、脾气不好、忧郁、悲伤、恼火、坏脾气、反复无常、无精打采、惶恐不安，总之，每一种没有被归入某种特定的类别的症状，都只是被笼统地称为‘脾脏忧郁症’和‘郁气型忧郁症’。这种病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症状……要数清楚所有的症状、程度和各种各样的郁气是不可能的，也没有意义。”尼古拉斯•罗宾森医生也感叹道：“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我们称之为‘脾脏忧郁症’‘郁气型忧郁症’和‘季肋区忧郁症’的疾病，也不知道应该将它们如何分类。”可见，18世纪英国的医生已经注意到了这些新概念之间的相似性，但无法作出准确区分。

　　二、切恩之前忧郁症的双重面相

　　忧郁症的历史由来已久，其概念名称和病因解释随着历史的演进被赋予不同的文化内涵。在切恩之前，16世纪至17世纪早期的英格兰甚至整个欧洲医学界对忧郁症的正统理解主要基于体液论，源于希波克拉底文集、以弗所的鲁弗斯(Rufus of Ephesus)和盖伦的医学文本，之后几个世纪，这一理论也没有明显突破。在体液论和中世纪宗教神学的长期影响下，忧郁症的文化内涵往往呈现出双重面相，即天才式忧郁和罪恶型忧郁。

　　古希腊医生阿莱泰乌斯医生(Aretaeus)在《论病因与病征》(On the Causes and Signs of Diseases)中描述了一个忧郁症病例：“罹患这种病的人会变得迟钝或苛刻，无缘无故就觉得沮丧或疲累，这是忧郁症的开端。他们也会变得暴躁易怒、郁郁寡欢，容易失眠，并且半夜时常惊醒。不合理的恐惧支配着他们的心灵……他们变得善变、卑鄙、吝啬而偏执，偶尔他们也会显得单纯、铺张、慷慨大方，但这并不是出于灵魂的美德，而是因为疾病病程的多变。假若病情更为严重，我们会看到他们变得愤世嫉俗，避开人群，整日无谓地悲叹、抱怨，希望自己可以死去。许多人由于这样的想法，执着于虚妄与不理性的思维，完全忽略身旁的事物，也忘了自己是谁，过着低等动物般的生活。”从上述描述来看，古希腊时期的忧郁症并不像后来济慈或其他浪漫主义诗人所想的那样，是一种时髦浪漫的忧伤，而是一种痛苦的忧郁。忧郁症患者也不太可能是社会成功人士，因为忧郁症“夺走了一个人敏捷的思维，使他丧失了理解力，不再抱有坚定的希望和信心，也失去了所有刚强的力量和勇气。这样，人就不会再去尝试追求完美，实现自己的价值，也不会取得任何成就——他们已经变得愚笨而迟缓了”。

　　随着赋予疾病更多道德含义的基督教时代的来临，疾病渐渐与罪恶形成了一种更紧密的关联。人们把悲伤、失望、恐惧、倦怠、无所事事这些忧郁症的特征与基督教“罪”(sin)的概念联系起来，这些行为被认为是违反基督教教义的。因此，在中世纪，人们更多用道德哲学解释忧郁症，把忧郁症与道德和精神上的恶习联系起来，把忧郁症与属于宗教意义上罪的范畴的忧愁和懒惰关联，认为这是“罪的忧伤”。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学家、哲学家斐奇诺(Marsilio Ficino)对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天才式忧郁”的论断加以复兴，认为忧郁症患者虽承受病痛，但拥有天才般的禀赋和创造力。斐奇诺不仅吸收了柏拉图的“神性迷狂”观念和亚里士多德的“所有取得伟大艺术成就的人都是忧郁的”论断，将两者糅合了起来，而且还加诸中世纪时期西欧流行的占星学说，最后得出“忧郁是天才的一种特征”这样的结论，形成了一种属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新的忧郁天才观。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如果忧郁来自土星，那他会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论断，即忧郁是一种独特而神圣的恩赐。”

　　17世纪的牛津大学作家兼牧师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在《忧郁的解剖》中也有相似的论述。他说：“看到学者们的苦恼样儿，就知道缪斯是忧郁的人。”在所有人里面，忧郁的人最聪明了。（他们的忧郁症）会让那种神圣的喜悦放大很多倍，还让他们富有激情……这使他们受到激励，成为出色的哲学家、诗人和预言家等。”伯顿还写道：“当我独自沉思，怀想形形色色已知的事物，当我沉湎空中楼阁，无忧亦无惧，用美好的幻想麻痹自己，时间飞逝……我的快乐竟是如此愚蠢，只有忧郁如此甜美真实。”对于伯顿而言，生活在这个卑贱的世界，身边环绕着暴君、守财奴、窃贼、造谣者、通奸犯，还有各色恶劣愚蠢之人，是一件令人忧郁的事。而他以小德谟克利特作为自己的笔名，应与这位古希腊哲学家深感人类可笑又复可怜，因此选择遁世的情操有关。

　　在切恩之前，忧郁症往往呈现出天才与罪恶两副面孔。大多数未能展现惊人天赋的忧郁症患者和疯癫患者一样，时常遭受他人异样的眼光，或是被嘲弄和耻笑，他们的病因有时被认为是道德堕落的惩罚，有时被认为是魔鬼附身，有时甚至被认为是在装病博取同情。有人认为：“那些时髦的、整天抱怨自己身体有多疲惫倦怠，听他们唠唠叨叨地讲着一堆死不了人的身体不适，实在让人觉得好笑；冷血的旁观者多半会认为，这些人不过是在装病而已。”几乎不会有人愿意被诊断为患有此病，甚至家人也把他们排斥在外，更不会有人羡慕遭受如此病痛的人。人们通常认为这种疾病是“一种羞耻”，称之为“轻微程度的发疯，是大脑热病的前兆”，更多人干脆认为这些病纯粹是出于想象，不过就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体液失调，情绪失控或是个性孤僻而已；若发生在了女性身上，就会被认为是在装优雅、幻想，甚至是在卖弄风情。布莱克莫尔医生曾经沮丧地评论道：“这个疾病在女性被称作‘郁气型忧郁症’，在男性被称作‘脾脏忧郁症’，但是结果却两边都不讨喜。尤有甚者，任何医生胆敢冒险给出这样的诊断，无疑是在拿自己未来的事业作赌注，医生通常不会因为想告诉病人他们精神失调真正的原因以及（名声不佳的）疾病，结果搞砸自己的场子（即从贵客手中赚取财富的机会）。”布莱克莫尔很清楚他是在说哪一件事情：他的同事拉德克利夫(Radcliffe)曾经冒险告诉当时的安妮公主（即后来的安妮女王），她身体不舒服的症状是由于歇斯底里症，结果突然就被开除了。

　　三、切恩对忧郁症文化内涵的重塑

　　进入启蒙运动时期，理性压倒一切的呼声使“天才式忧郁”的光环褪色，忧郁症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疾病。正如罗宾森医生所言：“不久之前，一位非常博学而聪明的绅士严重背离自己的理性，认为自己变形为一匹木马，并且要求前来探访的朋友一定得骑在他的背上。我必须承认，任何一种我所精通的哲学都无法让他放弃这个荒谬的想法。直到他服用了大量的药，我才让他错乱的神经恢复原有的运作，让他看到自己错误。”切恩也多次遭受忧郁症的侵扰。第一次是他离开伦敦回到家乡阿伯丁时，他感觉到远离朋友产生的沮丧和忧郁。他写道：“我被朋友抛弃，我的身体就像一个雪球在夏天融化，无精打采，忧郁。我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通过服用矿物质药物、隐居乡间，我可以长时间不被打扰，用来沉思、反省（然后我的官能比从前更加清楚、敏捷)。”第二次是他采纳克罗伊登的泰勒医生(Dr. Taylor)治愈神经性疾病的方法后，在体重减轻的同时感到或多或少的忧郁。第三次是他在遭受丹毒病痛折磨时产生的极度恐惧和忧郁：“在夏天米迦勒节的时候，我不断感到一种不适，情绪低落、小心翼翼、出疹子和忧郁症，持续了6~8个月。我已经无力支撑生活，我的痛苦达到了一种极端。最后，我的痛苦无法表达，我很少能够不带恐惧地描述或回想到这些。不间断的焦虑和不安定，失眠或没有胃口……我无法忍受我的病人、或没有每天和我待在一起的熟人的目光，也无法忍受一个人独处，我总是担心丧失身体官能或生命。只有上帝能够维护它们，就像只有上帝能够赋予它们一样。”面对令人痛苦的忧郁症，他运用自身的医学知识，有时也采纳其他内科医生的建议，通常采用温和催吐、饮用矿物质水、控制饮食和戒酒、骑马锻炼、服用一些含铁的药物制剂或少量麻醉剂来缓解痛苦。

　　根据切恩的观察，“近来神经失调（包括忧郁症）的发病率比以往所观察的高，而且常常听到人们将其归因于房间湿气重、床单潮湿、感冒或身体不适、吃了不干净的食物或一次性吃太多，而不愿承认该病是人们长久的奢靡和懒散所导致，因为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愿意一直这样生活下去。而且，他们也不愿意让博学的内科医生将发病率高的原因归结为性交、咖啡、茶叶、巧克力、鼻烟等”。他不否认季节、气候、星相、空气等其他因素也会引起或加重神经失调的症状，但认为这类因素造成的影响是比较轻微的，属于偶然性因素。切恩还细致地观察到，烹饪方式也发挥重要作用，如法国料理和西班牙、意大利菜品中使用的各种蘸料、调味品，容易使人的食欲大增、食量变大。切恩认为，18世纪的忧郁症受到城市环境、民众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影响，是文明发展的产物，本质上是一种“文明病”。

　　实际上，切恩并非第一位观察到18世纪英国忧郁症流行率高的人，在他之前，布莱克莫尔医生在《论脾脏忧郁症、郁气型忧郁症、季肋区忧郁症和歇斯底里症》中使用“英国脾脏忧郁症”（the English Spleen)表示英国人的独特特征。18世纪法国游记作家奥布里•德•拉莫特雷(Aubry de La Mottraye)曾三次到英国游访，据他描述，“不超过一个月，甚至不到一周，就听闻有人自缢或跳进泰晤士河或举枪自尽……有位游客到英国游玩，也被这种疾病侵扰，离开人世”。

　　在切恩看来，原始人类基本上不太会得这种疾病，因为“节制、运动、打猎、劳动跟从事生产，让人身强体壮”，而且所有人都“简单、朴素、诚实又节俭”。现代化生活却充满了刺激、焦虑和压力。同时，在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富有的商业社会的过程中，英国人“翻遍世界各角落，搜集了成堆的物质供人挥霍与享乐，引起浪费……富足到引发感官上的极大胃口，甚至到了暴食的地步”。

　　切恩认为，那些拥有敏锐感受且过度活跃的心灵，无论他们的特质是上天的恩赐或是诅咒，都特别容易受到这个疾病的侵扰，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感受力。为了逃离焦虑与忧虑，他们不断寻求转移的方法，以释放自身的紧张状态。“聚会、音乐会、戏剧、玩牌，还有掷骰游戏”，无一不损害他们的健康。“太讽刺了，社会与文艺的精英，这些具有良好天赋的人，比较容易罹患这个疾病：就像忧郁曾一度是‘大臣的纹章”一般，如今只有粗鲁的农人可以免于这个疾病带来的苦痛。”伯顿在《忧郁的解剖》中也有类似的感叹：“英国人把闲散当成了贵族的标识，不从业，不劳作，怕这样会有损身份；只旁观，当闲人，生来仅是为了吃掉地里的瓜果。我们素不为必要之教务和国事而忙碌，只知起床吃闲饭……把时日都浪费在了放鹰、打猎诸事上。这类的消遣和娱乐，诚如我国决疑论者所批评的，几近成了我们贵族仅有的锻炼和日常活动，他们实在是沉迷过甚。由此，城镇之中才会有如此之多的人饱受身心疾苦，忧郁症才得以迅速蔓延，以至现在泛滥到了整个欧洲的贵族中间。”18世纪伟大的哲学家大卫•休谟在写到人性的时候也说：“一个做散工的人的皮肤、毛孔、筋肉、神经，与一个名门绅士的各不相同；他的情绪、行为和态度也是这样。”

　　这些描述表明，18世纪英国物质水平的高度丰裕和上层社会的生活闲散是忧郁症发病率高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时期的忧郁症本质上是文明发展的产物。切恩打破了天才式忧郁和罪恶型忧郁的传统内涵，将忧郁症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特定阶级、饮食娱乐方式紧密联系起来，将忧郁症塑造成一种上层阶级特有的、高贵文雅的疾病，一种荣耀的象征。患有这类疾病，意味着具有细腻的感受力，只有气质优雅的人才会受其困扰，因此它是社会地位的一种象征。传记作家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则更是对号入座，承认自己的上层阶级身份，以“季肋区忧郁症”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自传体散文。他曾自夸地说：“我们忧郁者，在阴郁中痛苦万分时，只能想着自己是因为这种高人一等的身份而被烙印上痛苦的标记，稍稍能够自我宽慰。”不久后，乔治三世也坚称自己没有发疯，而只是神经质。

　　四、影响切恩重塑忧郁症文化内涵的因素

　　乔治•切恩在《英国病》中将一度被理性精神唾弃的、遭人嘲讽的忧郁症重塑为物质文明发达的产物，一种社会地位高贵的象征。那么，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哪些因素发挥了作用？

　　首先，解剖学的进步和新医学知识的出现，使忧郁症的病因解释取得重要突破，即神经系统故障导致的大脑功能失常。这一发现为忧郁症提供了科学可靠的病理依据支撑，使医生能够从客观专业的角度证实忧郁症是一种真实的疾病，确实会给病人带来痛苦，而并非无病呻吟。18世纪的罗宾森医生写道：“很明显地，当心智感觉到不舒服、精神低落或是垂头丧气的时候，它会表现出来。根据万物的本性，由心智力量所驾驭的机器也会因此受到影响……当神经处于良好的状态，各种感官透过它们所传达的讯息，都会被调整到适当而清晰的状态；理解力则依此，根据自然规律的运作，对周围事物做出判断跟决定……但是如果这些器官的构造或是机能不小心出现故障，就像机器里面的弹簧失调了，心智必然会接收到不一样的讯息，因此会受到这种异常的影响……（所有不同形式的精神障碍）从轻微如脾脏忧郁症或是郁气，到最严重的疾病，如忧郁症或是发狂……都不是个人的奇想或是幻想，而是货真价实的心理疾病，发病原因则是身体这台机器在物质或动作上出现故障，让大脑运作程序偏离了常态。”在医生提供的忧郁症发病机理的理论支撑下，忧郁症的患病群体（主要是上流社会人士）获得了有力的话语武器，来抵抗外界对于忧郁症的嘲讽耻笑，推动了对忧郁症传统认知的转变。

　　其次，从医患关系来看，医生需要招揽贵族病患，通过获取信任来建立牢固长久的恩惠关系，成为贵族的专属家庭医生，以博取声望和高额收入；贵族忧郁症患者则希望医生能够为其所患的疾病“正言”，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是医生和患者协商构建了忧郁症的社会内涵。这种医患之间的供需关系和双向互动，在18世纪忧郁症文化内涵的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那些脆弱敏感的贵族患者，医生们往往会采取一些温和的治疗手段，甚至对贵族病患阿谀奉承，加上一点点麻醉剂来辅助。如切恩在《英国病》中常常将他的忧郁症患者描述为“体质敏感纤弱”，“道德高尚，怜悯博爱”，并详细记录了患者的病情、症状表现以及所采取的治疗方法：

　　“一位年轻女士接受我的治疗，（她是）一种自然的、脆弱的体质，过去习惯肉食和高热量的食物……（她）有时候大笑，跳舞，做出各种愚蠢的行为，有时候哭泣、大喊、叹息、忧郁。经常表现出昏厥的特征和痉挛：一会儿感觉冷，一会儿感觉热和发烧……她的父母非常担心她……把她完全交给我照料。（我）对她有完完全全的照顾权，无论在饮食上还是在药物上，我依照我认为的最好的方法（对她进行治疗）。首先，我尝试了所有普遍的治疗神经和抗歇斯底里的药物，在正常的饮食下却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我决定让她完全素食，不食用任何红肉、鱼肉和发酵饮品（即酒）。她不喜欢喝牛奶……会使胃膨胀，导致病情加重。最后，在整个过程中我唯一使用的药物是温和的催吐剂……有时骑马，有时散步，在她喜欢的情况下，或在她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在这种饮食和药物治疗下，几乎所有之前所观察到的不适症状都消失了。有时她确实会出现比较严重的情绪低落、头痛或难受，但是催吐会使她得到缓解。这样治疗了两三个月，她渐渐明显好转。不到两年的时间，她的所有病症几乎被完全治愈……”

　　可见，切恩在治疗上层忧郁症患者时，不仅尊重患者的主体意愿，而且采用如骑马、散步、催吐和素食等温和的治疗方式，来获取患者的信任和好感。

　　再次，18世纪的英国物质文明空前繁荣，奢侈消费在社会上引发广泛讨论，经济学家和道德学家们针对奢侈的定义、奢侈与社会道德、奢侈与经济、奢侈与健康等主题展开讨论，其中关于奢侈与健康、奢侈与道德之间关系的认识对忧郁症的内涵重塑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观念中，奢侈损害身体健康，造成精神堕落、狂躁、懦弱，使得男人变得女里女气。”这种观念在此后的时代里一直存在，切恩也对此表示认同。在他刚到伦敦行医时，为了融入伦敦贵族士绅的社交圈，拓展自己在伦敦的人脉，他几乎整日陪同伦敦的贵族士绅们沉醉在小酒馆、咖啡馆和餐馆里。他在《英国病》一书的自传部分写道：“自我来到伦敦以后，突然改变了整个生活方式；我找到了酒友和爱好吃喝玩乐的人，也就是那些年轻的绅士。他们是最容易接触的，也是能够最快结交友谊和熟识起来的，除了开怀大吃，放肆豪饮，没有什么其他追求。自然地，我的胃口慢慢变大……几年后，我的健康开始出现严重问题。我变得超级肥胖，呼吸急促，容易嗜睡和疲倦。”但“奢侈有损健康”的这一论断，在18世纪遭到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道德哲学家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的驳斥，他认为：“追求感官享乐者亦像任何人一样悉心在意自己的身体，洁净的亚麻布和法兰绒同样使人虚弱。锦缎墙围、精美油画或华丽墙板，并不比不加装饰的四壁更有益健康。西班牙和佛兰德尔的纨绔子弟，穿着精美的花边衬衫，头戴香粉假发，却表现得理智而勇敢。说到奢侈使一个民族孱弱和丧失活力，我现在对此的恐惧已经比以前大为减弱了。”此外，在18世纪关于奢侈与社会道德的讨论中，“近代早期包括一些重商主义思想流派在内的思想家都旗帜鲜明地支持奢侈的去道德化”。这一转向使18世纪的民众对奢侈的追求显得正当化，而忧郁症这一奢侈生活的产物也随着奢侈的去道德化渐渐远离世人的鄙夷嘲讽。

　　最后，忧郁症罪恶内涵的消退，即忧郁症与宗教神学解释下的“道德堕落说”“魔鬼附体说”脱离，也对重塑忧郁症的文化内涵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有些人意识到忧郁症跟原罪无关，忧郁症之症状与宗教原因导致的良心困扰不同。如蒂莫西•布赖特医生解释说，“罪”引发的良心困扰是不同于忧郁症的另一种情况，后者的症状是恐惧和悲伤，源于身体的体液紊乱影响了灵魂的“想象力”（fancy)；而前者纯粹是意识到“罪”和神的愤怒而引起的悲伤和恐惧，发生在身体和心理健康完好的人身上。更重要的是，忧郁症是一种可以通过药物缓解、治疗的状况，而良心困扰则要用属灵的话语来安慰，最终只能通过上帝的恩典来救赎。“忧郁症要受到时髦精英的追捧，有一点很重要：不应该再把忧郁症等同于宗教问题，或者至少也要把基督教徒替换成别的人群。有很多人争论18世纪到底有多世俗，公平地说，整个18世纪，在不同的社会群体内部，宗教狂热程度都不一样。正如罗伊•波特所言，让精神紊乱独立于上帝，不把它看作上帝的启示，或者独立于魔鬼，不把它看成对罪行的惩罚，才清除了这种疾病背负的道德污名。虽然在文艺复兴时期，有世俗思想和人文主义者美化天才的先例，但就像伯顿的《忧郁的解剖》里面体现的那样，强烈的宗教元素仍然是一个阻碍，让启蒙时代新的神经性忧郁症至少在形象上很难扩大普及范围：脱离了邪恶的人和粗俗的人的污染，精英就能沉溺在自己的本性里，随便摆弄自己那些奇特的心理和情感特质，最后还把它包装成了迫切的文化需求，就像人需要具备艺术才华、细腻的感情、崇高的品格，或渴望成为‘与众不同的人’。这样，神经紊乱优雅变身，跻身上流社会。”

　　综上所述，在医学方面，神经系统的解剖学发展使医生能够为贵族忧郁症患者提供专业可靠的病理论证，即忧郁症是一种货真价实的疾病，有助于消除“无病呻吟论”和“天谴论”对忧郁症患者的道德嘲讽。在社会方面，当忧郁症作为真正病理学意义下的一种疾病得到社会正视时，它开始逐渐与传统宗教神学解释下的罪恶论、天谴说脱离。同时，医生为建立、维持与贵族患者的恩惠关系，将忧郁症塑造为上层人士特有一种疾病。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医生和患者协商共建了忧郁症的社会内涵。从经济发展来看，18世纪英国物质丰裕引发的经济学家、道德学家们关于奢侈与健康、奢侈与道德的讨论，也为民众追求奢侈生活提供了有利辩护，即忧郁症并非奢侈生活的必然产物，奢侈也并非有损道德。此外，也不应忽视这一时期识字率的提高和印刷出版市场的繁荣为切恩《英国病》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因此他对忧郁症文化内涵的重塑才能为更多的人了解、熟知。

　　五、结语

　　切恩医生的《英国病》一书，不仅凭借本人真实的疾病体验、亲近的口吻、箴言式的劝告和详实的病例记录赢得大众的喜爱，也生动展现了18世纪英国物质文明对疾病的塑造。透过《英国病》的文本可以看到，切恩笔下的“英国病”并非一种忧郁的气质，而是真实的疾病。医学知识的更新推动新医学概念——脾脏忧郁症、郁气型忧郁症、季肋区忧郁症的诞生，开始替代古典医学理论中的忧郁症概念。

　　与此同时，医学与文化的交融也赋予疾病本身更加丰富立体的色彩。“并非所有文化都能产生时髦病……对于某个特定的社会，要使其具有疾病的流行状态，需要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以支持能够参与医疗消费主义的、渴望提高社会地位的少数阶层和一种发达的公共环境。”18世纪的英国正好具备这一条件。这一时期英国物质文明的空前繁荣，在切恩重塑忧郁症文化内涵的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以至于他大胆地将这种疾病打上民族标签，将其描述为英国人，尤其是英国贵族、精英阶层所特有的一种疾病。他认为，“英国病”并非一种天然的疾病，过度奢靡、挥霍无度的生活是忧郁症的主要病因，18世纪的英国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增进民族荣耀的同时，也对国民健康造成了损害。

　　即使奢侈有损健康，也无法阻止忧郁症在上层社会的流行。18世纪的奢侈消费大讨论为奢侈生活提供了另一种支持的声音，在一些道德家看来，这种“精致的纵欲”是商业社会中实现富裕的道德代价。18世纪民众对优雅、斯文、体面、精致的奢侈生活的追求和渴望，为忧郁症社会内涵的转变提供了舆论动力。需要注意的是，18世纪乔治•切恩对忧郁症文化内涵的重塑，并不意味着忧郁症完全成为一种令人称赞甚至艳羡的疾病，人们对忧郁症的认知仍然有多种声音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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