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福建沿海地域保甲制度的演变

02-13 次遇见

　　摘要：明代中期（嘉靖、隆庆与万历时期）是保甲法在各地大范围推行，机制日益发展完善的重要时期。就福建而言，由于倭乱肆虐，保甲法实施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由局部实施发展为全省推行，而沿海地域备受重视。这一时期的保甲制大都形成独立的实施体系，细则亦日趋复杂完备，保甲与乡约的联系也日益密切，形成约保一体。在保甲制的具体施行方式上，地方官员可以对上级相关规定加以细化、变通和深化。同时，保甲法带有较强的应时性与反复性，具有实效短、实施不稳定、规程多变的特征，影响实施效果。

　　学术界有关明代保甲制度的研究除了总体概述保甲法演进历程与探讨个别地域实施保甲制的论著外，对于其在各地的具体施行情况，相关研究较为薄弱。正德以前，已有某些地域一度推行保甲法的记载，正德年间右佥都御史王守仁在平定赣南山区的民变后，于其所辖的各府州县推行“十家牌法”，覆盖地域较广，实施方法细致严密，效果显著，后为各地众多官员所重视和借鉴。

　　明代中期（嘉靖至万历）近百年间，在“南倭北虏”的时代背景下，东南沿海地域的治安形势亦极其严峻。关于倭寇，“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地方局势恶化，实际与地方官府对户口控制弱化、卫所制度日益瓦解、基层秩序趋于失控有极大关系，凸显了实施保甲的必要性。南直隶、浙江、福建等地大范围推行保甲制均在这一时期。鉴于福建推行保甲法的力度较大，且较为频繁，相关法规颇为完备，其中不少文献留存至今，可作为保甲法实施的典型地域加以研究；而以往相关研究很少，故笔者尝试收集整理当时官方法规、实录、地方志和时人文集中有关保甲法的记载，对这一时期保甲法于福建（尤其是沿海地域）的实施情况作一具体全面的研究。

　　一、嘉靖年间福建保甲制的兴起

　　明代中期，福建沿海是倭乱重灾区，而内地矿区则同浙江一样，常有“矿徒”聚众与官府抗衡，某些官员为了加强户口控制、有效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提出推行保甲法。嘉靖十五年七月，福建巡按御史白贵奏请在闽北及浙南的矿区居民中推行保甲法。嘉靖中期，负责守备汀、漳二府的指挥俞大猷因倭乱向提督浙闽海防军务朱纨建议在漳州府实行保甲法：“必责巡海道来驻漳州，令能干府官一员亲诣沿海乡村挨门报丁，十家为甲，甲有甲长，十甲为乡，乡有乡长。一家为非，罪连一甲，一甲为非，罪连一乡；一甲有难，一乡救之，一乡有难，邻乡救之。”

　　朱纨鉴于“漳州等府龙溪等县沿海月港等地方无处不造船下海，无船不登岸行劫，外通番夷，内藉巨室，勾引接济，积习成风，官兵受其钓饵，远近受其荼毒，若非修明保甲之法，为收涣防微之计，虽月易把总，日枭犯人，莫之禁也”，于嘉靖二十六年十月下令除漳州府外，泉州、兴化、福州三府所属沿海州县亦一体实行保甲法。笔者拟从以下几方面对其保甲法研究分析。

　　其一，组织体系构建。朱纨的保甲法与多数保甲法相同，将“十家编作一甲”，设立十家牌。朱纨借鉴王守仁于赣南推行保甲的经验，“新建伯云一立牌头，即钤制各家或有侵扰”，故此“十家牌不立牌头”，各家依次轮值，“每月一家轮值三日，第一家轮初一、十一、二十一日，以次分去，第十家轮初十、二十、三十日，互相讥察，轮日者悬牌于门”。

　　保甲并非单纯的职役，而是旨在维护治安稳定，打击不法行为的户口管理体系，故力求将全部户口纳入其中，“官吏、生儒、军匠人等虽有见行优免事例，惟此与差徭不同，不许容情优免，其有职役人氏以家丁报名一体轮直。盖论优免，则假托窝占之弊作，不如不立保甲之为愈也”。其在承担巡夜等职责上也与其他民户一体担当，即便另有公务，须派家丁顶替。同时，“填牌但照今式，勿增报事产等项，使人惊疑”，防止百姓唯恐保甲登记与赋税征缴挂钩而故意隐匿户口，从而削弱保甲的实际效果。

　　除了隐匿户口逃避保甲登记，乡民畏于豪绅巨族威势难以对其实施有效监督，是保甲法效果受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朱纨强调“保甲之法操纵在有司则可，操纵在巨室则不可”，指出“编甲虽以十家为率，然须略较强弱为之节制，如九家单丁独门或贫难佣贱，一家共户分门或共门分爨或富盛势豪，若概编一甲，则牌虽轮直，九家绝不敢讥察此一家。此一家足以奴隶此九家矣”。因此，须将世家大族按实际居住情况进行拆分，“必查共户分门者，每门填入牌内一行，共门分爨者每爨填入牌内一行，富盛势豪者虽无分门分爨，亦照依门面间数分派弟男子侄填入牌内几行，此西汉分王诸侯子弟之近意，也是在有司斟酌体行耳”。

　　其二，保甲的武装动员。明代中期，东南沿海卫所制度名存实亡，防务空虚，故抵御倭寇、盗匪不得不仰赖民间的武装动员。朱纨规定：“甲内每人各置锋利器械一二件，各自随身防护，每一村一巷共置铜锣一面，付保长或总小甲、应捕收掌，居常无事则用以巡夜，照依更数徐鸣，一遇有警则急鸣为号，邻村邻巷一以传十，十以传百，远近响应，各执器械并力擒拿，不许自分彼此，故纵取罪。”可见，朱纨有意将保甲和总小甲这两种互为独立、但有共同目的的机制组织结合起来，加强武装起到应对盗匪的作用。

　　其三，法律责任保障实施效果。保甲制度的建立究其实质乃是国家政权鉴于行政能力有限，为维护统治把原本由自身掌握的查举、打击犯罪活动的职责强制转嫁给民间、乡邻。在贼寇前来烧杀掳掠时，为保障生命财产安全，民众固然愿意联合奋起反抗、守护桑梓，而当违法犯罪行为并非针对自身身家时，或徇于私情、或惟恐生事，往往不愿主动干涉。此外，当保甲法规对日常生计产生影响（如定期武装训练）时，民众也会消极应对。因此，朱纨在保甲法中制订了一系列规定，对违反、抵制、消极对待保甲法实施的行为予以处罚，如使用连坐法强化查举告奸的职责：“每日莅事，但遇一人违犯，同甲不举者即揭前册，查系某地方某甲某日某人，连牌通拘到官，治以不举之罪。”

　　朱纨创设的保甲法是对王守仁保甲法的继承和深化，也是明代福建地区首次在较大区域内系统推广保甲制度。然而，由于朱纨的各项政令严重侵犯了当地士绅豪强的经济利益和他们在地方的权势，受到多方弹劾，最终罢官身死。而朱纨之后，出于形势需要，仍时有官员提出在福建沿海实行保甲法，如嘉靖三十四年，工部右侍郎赵文华陈奏“备倭七事”，其中即建议：“令宁、绍、漳、泉等府编立保甲，自相稽察。凡民出心[必]诘其所向，入必验其所得，严以觉举之法，重以连坐之科。”各县在保甲方面也多自行举措。

　　二、万历年间保甲法在福建全省的推行

　　隆庆年间，保甲法在福建各地亦继续实施，以叶春及在泉州府惠安县推行的保甲法为代表，其建构了“都（坊）—铺—甲”基层管理体系和“二牌（各家牌、十家牌）三册（约册、铺册、保册）”的户口管理制度，囊括了遵戒谕、严讥察、谨巡逻、联守望、时操练、均劳费、禁侵暴、治奸谗等强化监督，打击不法的核心内容。到了万历年间，全国局势大体稳定，但沿海、沿边地域仍常有动乱发生，保甲法的地位进一步上升。明神宗登基后昭告天下，诏书中提到“其保甲一事，尤为弭盗良法，兵部便行文各处，着实举行”。其后又下诏“敕户、兵二部：……所在流民着设法招抚安插，仍申严保甲，缉捕盗贼”；“谕户、兵二部：近闻各灾伤地方劫掠公行，民生不安，前有敕旨着各处申严保甲，缉捕盗贼，即今保甲有无通行，盗贼有无宁息，雨雪有无霑足，流民有无复业，各抚按官每月一次，从实奏报”；“谕兵部：朕念各处灾伤，地方盗贼易起，所司往往避事偷安，不行用心缉捕，甚则隐匿不言，玩寇养乱，各该抚按官还严行稽察，务督率所属申饬保甲，实练兵壮，潜消祸本，无得疏懈”。这表明保甲法已受到朝廷的重视。然而，朝廷并未颁布全国统一的保甲法实施规则，保甲制的实施仍然由各地官员主导，推行重点仍然以沿海、沿边地域为主。万历间，许多周备细致的保甲章程络绎而出，如吕坤在山西推行的乡约保甲制、石茂华在陕西行都司各卫所推行的保甲制等。在督抚长官推动下，福建全省多次颁行保甲法，而沿海地域是实施的重中之重。笔者拟通过对耿定向、许孚远、黄承玄所颁保甲规条的梳理分析，揭示万历前、中、后期福建保甲法的推行情况。

　　（一）万历初年耿定向保甲法

　　万历六年，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耿定向巡抚福建。在此之前福建各州县已通行保甲法，“卷查万历元年准兵部咨题奉钦依修举，该前院规画申饬既详且严，各该州县乃多废格不行，即行之鲜效者”。耿定向探寻了保甲法未得有效贯彻的缘由，总结弊端为“有司苟无为民之真心，不悉制法之初意，漫因文法，督责行之，则上重毒于下，下益不顺于上矣。夫上之毒下者其弊七，而下之所以不顺上者其疑三”。针对既有保甲法实施中存在的弊端，耿定向“蚤夜反覆思之”，认为推行保甲法“莫若即饬保甲于里甲之中，行乡约于保甲之内，使上下相通，大小相恤，庶乎其可耳”。耿定向拟定的保甲条款中有以下特点。

　　1.保甲编排方式的地域差别

　　耿定向因地制宜设置保甲编排方式。“人烟辏集”的“城郭坊隅镇市村店”，“遵照先贤十家牌法申饬力行，不必纷更，但中有窒碍者随宜润色”。这些地方位置重要，人口密集且五方杂处，流动人口较多，既有的里甲黄册户口登记难以满足治安管理的需要，因此需要根据实际户口情况制作十家牌，建立新的户口管理体系。

　　而对于“山村乡落民居零散者”，即偏僻的乡野，则“饬保甲于里甲之中”，在固有的里甲体系基础上，“即一排里甲中推一甲长，以统十里。一图（里）中推一图（里）长，以统十排。查一乡(都)原几图(里)推一乡(都)长以统各图(里)，不必别为保长等名色，令良善以为羞称也。……其甲长即原甲中户长，图长即原里排中户长，稍有身家，素无过犯，为众所信服者充之。如素行不协里中者，则另举更置。至于乡(都)长为数图（里）表率，则尤宜慎选，必其行谊素孚于一乡(都)各里排所共推服者，当堂责令各图公举，有司记籍而延访之，士绅佥同而后定佥”。乡野流动人口不多，并非治安管理的重点区域，加之居民分布零散，往往交通不便，推行十家牌有种种困难，故此由原有的里甲头目代管治安维护事宜。但偏僻村野同样存在人口迁移的现象，对此耿定向规定迁徙人户按实际住所地管理，“户籍丁粮原属别图（里）而住居与此图（里）比邻者即附此图（里），以小附大，以少附多。如军屯官佃但住居相连者，一概附编，听其约束稽察，互相救援。不遵听者呈究。但催征粮差仍属本图（里）”。

　　滨海港湾是耿定向推行保甲的重点地域。明代中期，福建沿海倭寇猖獗，而滨海居民的户口管理松散，“沿海各澳居民籍多隐漏，不报在官，奸弊之丛正由于此”。为强化对滨海地区的户籍管控，耿定向特别强调“应将各澳甲俱编入里甲图内，择里长有身家者即为澳甲，并各澳船户姓名与腹里居民一例俱编入册”。

　　2.保甲册籍的简化

　　以往地方官推行保甲法，往往规定须填报诸多册籍，其中内容也尽可能详尽，前文叶春及制订的“二牌三册”即为典型。但耿定向则认为“往时保甲册殊为繁费无益”，提出“各该县止将本县发下图格一张，将乡（都、图、里）长姓名填报以凭查考。各该州县仍将此图推广其意，每图里各填一张，或图里内人多处，每乡村各填一张，务将见在丁口查报详尽，置之座右，即一览间一县之川腴硗夷险，生民之登耗奸民尽在胸中，政亦易举矣，如此方为称职”，而“其沿海要害港澳另为小揭，序列澳甲姓名并船户总数开报”。

　　3.明确赏罚，强调连坐责任

　　从前文中耿定向对于保甲“七弊”“三疑”的分析可以看出，其深知无论是富户还是贫民，都不认为自身是保甲法的受益者，因此难免对官府推行保甲法持消极应对的态度。如要保甲法真正发挥功效，必须出台强制性措施，将保甲法的执行与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密切挂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推行连坐制度，“匿情容隐以恶作良，或阳为从善阴犹作恶者连坐”，以强化百姓查举告奸的责任。耿定向将连坐制首先施用于通倭案件上，规定“但有一家通倭接济者，九家据实报官，本犯处以极刑，财产籍没，全给充赏，敢有容隐者连坐外，一家窝贼，众家觉察，妄坐指诬者罪”。而对措施得力、取得成效的保甲头目，官府则予以奖励，“有能保御一乡（都）经岁无盗贼者量赏，三岁无盗贼者重赏。若能化诲一乡三年盗息讼少，列名旌善亭或举兴乡饮”。

　　4.保甲与乡约结合

　　保甲和乡约均与家家户户息息相关。官府通过保甲加强户口管控，预防和查举不法行为，而乡约则旨在贯彻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消除“不良”思想，缓和社会矛盾，显然具有预防不法行为的共同目的，因此保甲和乡约时常为官府结合推行。即如耿定向所谓“行乡约于保甲之内”，“乡（都）长只令表正一乡（都），督率各图（里）讥察奸宄，举行乡约，解息忿争，不必责之出官奔走。……访闽俗民间朔望，礼拜社神，婉有古初里社之意，盖缘先贤礼教未泯也，就中行令乡长举行乡约，宣教圣谕，令民知相亲相恤之谊。盖教化行而民心得，而后法制可举也”。

　　（二）万历中期许孚远的保甲法

　　耿定向之后，万历十七年巡抚福建的赵参鲁也曾推行乡约保甲法。其后万历二十年许孚远出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提督军务，再一次于全省范围重申保甲法。许孚远的保甲法有以下几个主要特色。

　　1.先乡约后保甲，保甲出自乡约

　　上文提到，耿定向“行乡约于保甲之内”，而许孚远的保甲法与此不同。他认为“旧法先编保甲，次议乡约，本为有理。但保甲长出于里胥之供报，约正副出于保甲之阿私，二者常患不得其人，所以行之无益而有害”，因而决定“先定乡约，后定保甲”。

　　乡约的约正、约副，其选拔任用重在品德。地方长官请教地方士绅，“亲临庠序谋诸通学英俊之士”，请他们推举城乡民众中能胜任约正、约副的人选。“其人以心术光明行谊高洁者为上，宅心忠实操履端谨者次之，才识通达素行无亏者又次之，首推士夫，及于耆老，及于举监生员，随地方人才多寡为率，短中求长，咨访必确”。确定人选后，地方官再“以礼敦请，或亲造其庐，或具简行学，遣生员代请，期以吉辰，议举乡约”。由此可见，乡约的宗旨在于贯彻礼教，而地方官对于约正、约副需以礼相待。

　　“乡约已定，然后就乡约中佥保长，就乡约中编保甲。”保长的任用考量与乡约有所区别，重在民间威望，而品德与威望兼具者可以兼任约正、约副与保长之职，“必有身家行止，足以统率众人者为之。编保甲于乡约，则其法公；佥保长于乡约，则其人当。为保长者亦可以为约中之执事，而执事于乡约者亦可以为甲中之保长，使之勠力同心，一面讲谕，一面纠察，则保甲之法通融于乡约之内，而乡约之意流贯于保甲之中，庶乎政教相资，一举两得之道也”。

　　对于保长，尽管无需如约正、约副般以礼相待，但也不能向其滥加求索苛责，“地方有事，责在保长。然须一切宽假，毋为束缚，毋限以朔望参谒，毋苦以往来送迎，毋委勾摄以启需诈之端，毋批词讼以生告奸之衅，毋以逋负滞狱责之拘捕而重违慢之罚，毋轻信细民一纸之词而坐之桎梏以伤在事之气，要使上下相安，大小相得，乡保之法方为长久可行，有司者留意焉”。

　　2.保甲法在各地各阶层中普遍施行

　　对于保甲的编排，许孚远强调其普遍性，即将所有人户，不分远近、阶层，悉数纳入这一体系。“审编悉照旧法，十户为甲，十甲为保，或多或少，亦不必拘。甲有甲长，保有保长，不分乡宦、举监生员、军民之家一体次第编号，如鱼鳞格式填注牌面，送该州县官亲笔标点，不许遗漏一户一丁。盖此系排门保甲，无事欲互相保守，有事将逐户挨查。”

　　僧道、乐户等特殊人户不仅纳入保甲，且因其特殊性而成为稽查重点，“各处寺庙庵堂多有停留远方游僧游道，斋化不明之人，或倡行邪教蛊众图财，或盗贼隐名怀奸窥伺，为害地方不小。仰各照例与民家一体编入保甲，以便稽查。其乐户之家尤奸盗藏匿之所，亦各就近附于甲牌之末，毋令遗漏以滋他弊”。

　　保甲法的实施在这一阶段延至穷乡僻壤，无论沿海港湾或内陆山区，“山海寓居人户，如种菁、栽蔗、砍柴、垦荒之菁客，与蓝、雷、盘三姓之畲人，及矿徒、盐贩等十百成群，结藔重岗密涧之中，又有渔人海贾傍澳而居，驾船而往，亦十百成群，出没岛屿波涛之外，总之莫非吾民而藏奸阶乱最甚。除盗矿、私盐严禁外，批山有山主，佃田有田主，澳居有澳甲，船居有船号，各宜藉以保甲之法，或给簿，或轮牌，或递结，或禁夜，随宜处置”。

　　3.进一步强化保甲组织，凸显其职责和法律责任

　　许孚远指出：“地方之事莫大于火盗人命，各保甲务要用心提防，每日直牌者执牌往各家查点一遍，如有某丁无故出入，及遇面生可疑之人，各甲务要公同劝戒[诫]，互相发觉，省谕驱遣或报于保长，公同擒拿送官究治。”在武装动员方面，他强调保甲组织日常的武器装备配置，“每一户各置枪钯或刀棍一根，每一牌共置锣一面、铳一竿，凡遇火盗生发，各甲鸣锣放铳为号，一以传十，十以传百，各要齐执器械并力救护”。

　　防盗、御盗之际，保甲人员如若擅自缺席、救援不力，则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御盗）事毕之时，保长共收十甲牌面查点，有不到者量罚谷石以备赏劳，不听罚者呈官究治，有能获贼送官，定行重赏。邻近乡村及追贼所过地方俱要一体互相援应，敢有各分彼此，闻号不救，致贼脱走，定行一体重究不恕。”

　　许孚远对于“十家连坐制”较前也有更具体的规定：“敢有容纵，十家同罪。直牌不行查点，甲长记名罚谷。”“凡强盗窝主等项，各家不行发觉举首，倘遇拿获或躧访得出，定将邻右十家从重连坐究问，除知情同谋问拟重罪外，其余徒杖以下仍用大枷枷号一个月警众，绝不轻贷。”

　　4.赋予保甲组织教化之责

　　保甲法与乡约一体，保甲组织除查举盗匪，维护治安外，还承担教化职责，对违反礼教的行为负有检举的义务，“各保甲人等止于每月初二日赴会所申明乡约、保甲规条一次”。“每月初二日保长率诸保甲随约正俱赴乡保会所行礼。若实有事故或疾病不能赴者，即先期告于约正，其无事托故不赴会者即非良民，约正、保长逐一掣牌查点，量情罚谷公用。”由许孚远编制的各项条款可见，保甲组织有责任调解邻里纠纷、化解矛盾争端，对于囤积粮米、包揽赋税、伪造金银、寻衅滋事、妇女入寺观烧香、家族经营寺庙、不准“义女”婚配、亡人火葬、溺死女婴、出卖祖宗坟地、买卖妇女、恶少横行市井、夜间无故出游等各种违法或有悖于封建礼教的行为均有告诫阻止及检举揭发的义务。

　　（三）万历后期黄承玄的保甲法

　　黄承玄于万历四十三年出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尽管“移风易俗莫如乡约，弭盗安民莫如保甲，八闽通行非一日矣”，然而“昔贤成规于今为烈，而有司虚应，易地皆然。有率循往例掇拾旧文，悬一示便谓举行，申一牍便谓遵奉者，有劝相无术、查点太烦，官未收立法之益，民先告行法之害者，或严于城市而疏于乡村，或琐屑于细氓而阔略于巨室，上既习为苟且，下将安所率由”，“保甲牌册向多舛缪难凭，如数户止开一户，数丁只报一丁，甚至素行不轨亦混载耕商，此隐匿之弊也；如住址左右之淆溷，年齿老少之倒置，甚至□寻旧册，依样抄謄，此苟且之弊也”，以致当地局势“风俗嚚嚣，盗贼充斥”。鉴于此，黄承玄于福建全境贯彻改进的保甲法。

　　1.保甲体系建构上的继承与改革

　　（1）乡保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在保甲体系的建构上，黄承玄继承许孚远的“保甲出自乡约”与“约保一体”的原则，规定“以约统保，以保统甲，以甲统户”，“化导与除之事，约正总其要；守望稽察之役，保长任其劳”。在乡约和保甲头目的选任上，指出“约正宜择老成，保长宜择强壮。约正德为主而才为辅，其贫富俱不必问；保长首论才而兼论德，非殷实不可充也”，与许孚远的选任标准一脉相承。

　　黄承玄进一步规定了保甲与乡约头目的任期，“保长、保副三年一更，甲长一年一更，因事坐革者不在此例。至于约正表率一方，颇难其选，倘果得人，不必更换，惟不称职者易之。约副、约讲或依保正之例，或稍久其职，亦视人何如”。他同时也强调地方官员对于乡保头目的礼遇与善待，“毋令朔望参谒，毋令往来迎送，毋拘以文法而伤任事之气，毋委之勾摄而启需诈之端。在城捕官不许借十家点灯之名沿门骚扰，公差人役不许假奉委挨缉之故生事追呼，要使上下相安，大小相得，庶法可久行也”。

　　与许孚远一样，黄承玄认为保甲的设置应因地制宜，便于沟通稽查，“其分保分甲各随便宜，如本地止有十二三户，亦共编作一甲；止有七八户，亦就编作一甲；若独家孤村，即将近邻孤村编作一甲。或地狭户多，即十有余甲止作一保；地广户稀，即数甲亦可作一保。大要不拘户口多寡，惟酌地方远近耳”，“畸民小户散处方隅，有贯在一都而住近二都者，有贯在上里而住近下里者，若必依贯编属，则远者长鞭既所不及，近者臂指又恐不连，弱者孑无应援，黠者巧生规避，卒有缓急将何恃焉？今凡有零星人户，即就近编入近保，第于牌内注明本贯都里，在保为寄甲，在甲为寄户，平时两地稽察，有警一体救援”。

　　以往耿定向的保甲制采用王守仁的“十家牌法”，十家轮替，不设甲长，而许孚远保甲制规定“甲有甲长，保有保长”，但似乎到黄承玄上任时，许多地方仍未设置甲长。黄承玄明确规定保甲需设甲长，“此中往例有保长而无甲长，虽云简便不烦，终是涣散无统。今仍于十家中择一殷实有力者为甲长，庶保长便于督率，人心易于联属”。然而，保甲内的稽查仍采用各家轮替的方式，“每甲置十家牌一面，每家各置本户牌一面，每保置十家总牌一面，仍置总册一本”，“其十家总牌，每家轮值一日，悬挂其门，是日觉察、守御、救援之事，俱责令督率，惟年老寡幼委无壮丁者止载牌册，免其轮值。至于一甲尾户，即二甲紧邻，觉察救助尤为切要。每甲牌后仍将上甲尾户、下甲首户一并填写，平居互相觉察，有事并力救援，毋得迟误”。

　　（2）户口登载与稽查的进一步强化

　　《约保事宜》明确保甲的户口登记职责：“各有司宜晓谕约保督率人户，毋问士农工商、军民主客，俱要挨户从实开载，不许遗漏一户一丁……如户丁有增除、生理有迁换，俱于本家本甲牌面自行改正。每保每约牌册即于会中一月一改，县中底册每季约会领出改正。”世家大族同样纳入保甲体系，依法登记户口，但在具体操作上有所变通：“宦家巨室有不便入编户者，及有大姓一户之内族丁盛多，亦不便入甲者另设一牌，将本姓户丁自填牌内，仍与该保甲互相稽察，一体应援，听从其便。”

　　沿海地区的船民依然是保甲稽查的重点，黄承玄沿用传统的“澳甲”制，“海港澳各立总甲一人，将本澳船只不论大小尽数报官编定字号，每船尾大书刊刻‘某州县某澳某字号，船户某人，澳甲某人’，以便稽查。如新造船只必先告明编刻字号，方许下水。每十船为一甲，责令互相保结，仍置总册二本，一存该县，一付澳甲收贮。如有私贩通倭者，澳甲及同甲船户即时举首，定行重赏。若本澳不举而他处擒获者，澳甲一体连坐”。

　　内地山区垦殖的民众、僧侣、乐户等亦仍旧纳入保甲，加以严密稽查管控，“凡耕山种植多系异乡之氓，寺观庵堂每停行脚之侣，境内但有此项，俱应编入保中。在耕山者立一人为寮长，在寺观者即以主持为长，仍给总牌，听保长一体稽察。至于乐户尤为藏奸之所，须附甲牌之末以便稽查”。

　　黄承玄指出，“外寇之来必藉本地奸民勾引藏匿，今行保甲首以稽察为主”，对于稽查人口的流程，《约保事宜》较以往的保甲条规更为细致周详。日常稽查由保甲人户轮流执掌，“每日甲内人等有事出外及亲友寄宿、客商借寓者，俱要先报甲长及直[值]日之人。每至黄昏时分，逐户挨查，如一人不在，未经报知者，次日转告约保纪簿示惩。或者夜境内失事，即以盗坐之。如别甲、别保及外境之人有在户内歇宿，未经报知者，即时驱逐，次日仍告约保纪簿示惩。”甲内左邻右舍亦有互相监督，遇事上报的职责：“挨查之后复有夤夜私出及奸人潜来者，两邻即报甲长及直[值]日之人，当时□诘，仍告约保呈官究治。同甲十家亦宜互相稽察，如有纵容，事发之后首罪甲长，次两邻，次直[值]日，次十家各连坐不贷。”客居的流动人口是保甲组织稽查监控的重点，“流寓之人一时偶集，来历未明，多系奸细。然此辈意有所觊，则不惜厚赀以饵歇家，听其久住，不行盘诘，最为误事。以后甲内凡有生业者方可停歇，仍用纸书其姓名来历，并按投宿日期粘之门上，次早去则揭之。倘无故淹留，事有可疑者即报知约保盘诘呈究”。

　　保甲稽查不仅涉及“入”，而且涉及“出”，也就是甲内人口的外出情况。“甲内之人有事佣商手艺出外生理者，报知甲长为某事，往某方，约某月日回家，转报约长约簿，如越期不归与归而倏往倏来者，即系踪迹可疑，同保同甲之人须密密严防，遇地方有事，即呈官查究，毋得徇私容隐，事发一体连坐。”

　　一旦保甲内部发现不法行为，邻里须立即出首告发，“甲内但有窝盗行劫及造船通番、私炉鼓煽，一切踪迹有据者，同甲十家即告约保，共行举首。或虑漏泄，即许一人径首，定行重赏，毋得徇情畏祸，私相容隐。以后但有他处发觉，定查原籍甲长两邻及同甲十家分别坐罪”。

　　除了强制实施同保甲连坐制度外，为加强侦缉不法行为的效果，黄承玄效仿王守仁，将“警迹人”制度纳入保甲体系中，责成有劣迹人员承担侦缉职责，“其素行不轨者许从今日为始投递甘结,愿改向业，即就名下直书以便稽查”，“窃盗配满回籍或在配逃回，仍为民害者，各约保公呈该县严行拘禁。其余乡中惯贼非希大盗者，自行约之日为始，保长各将所辖不分有案无案尽数开报，责令齐赴会中，朔望投递甘结，改过自新，不必赴县点卯，致复群聚为非。倘有地方失事，即呈官将伊与民捕同比，如获真赃真贼量行给赏。三年之后果擒盗有功，或虽未擒盗而能真实改行者，该保约公举除名”。

　　2.武装动员的实施

　　《约保事宜》除了对保甲人户的器械装备配置作了详细规定，还专门制定民众武装抵御盗匪的方式策略：“凡御盗之法，与其拒之当场，不若遏其去路……大约十家之中定以一人鸣锣，二人先驰传报，七人执铳捍御追逐。若盗不纵火，则鸣锣执铳者皆行，如若纵火，则留三人救火，五人追贼。”保甲抵御盗匪重在联合团结，从人数上取得压倒性优势，并利用地形地利取得胜利。黄承玄利用世家大族凝聚力强、便于团结协作的特点，动员宗族势力组成乡兵抗御盗匪，“凡保中当家大姓，其族众、义男、干仆率以千百计，宜于保甲之外另集乡兵以资防御，各照上中下户，多者出三四丁，少者一二丁，则其中由谋力者以为乡勇，或再募教师一人督率训练，然不强之必行，即行亦不籍名报官，官不差人查点，第于练成之日，该保呈县转报院道以凭颁赏，用示激劝”。

　　3．强调地方官员监督职责

　　鉴于不良吏胥往往假借稽查保甲制实施之机勒索地方，黄承玄在《约保事宜》中强调地方官自身的监督责任，如利用审理诉讼案件时核查户口等情况，“以后凡有词讼到官，俱要明开第几保几甲下，各该有司或自理或转奉，俱查告犯册内有名，方与出票拘摄。如无名者不与准理，仍责治改正。其词内中证、被犯亦将原册稽查，如无名者一体责治改正，仍各坐保甲以原编漏丁之罪”。保甲的武装动员、乡约讲读等实行情况也须由地方官亲自监督，以求实效，“自立约之后，有司或单骑遍行，或不时密访，有奉行如法者重加赏劝，如怠玩不行，行之不实，乡约讲读无法，约束不严，保甲牌册不符，器械不备者定行重究，惩一戒百，毋容辜贷，但不得更差一官一役查点骚扰”。

　　三、总结

　　由上述对明代中期嘉靖、万历年间福建（尤其是沿海地域）保甲法的推行情况来看，这一阶段保甲法的实施范围不断扩大。嘉靖、隆庆年间，福建保甲制主要颁行于沿海地域，而到万历年间已从沿海扩大到内地，开始全省一体施行，而沿海地域则作为实施重点。

　　此外，这一阶段保甲法实施机制日益完善，保甲规程日渐完备，奖惩规范逐步具体强化。保甲法与乡约联系越加密切，进而形成约保一体，监督威慑与道德感化并重。而保甲制除以加强户口管理、查举不法行为、抵御盗匪侵害为首要宗旨外，在教化、防灾救灾等方面亦发挥作用。

　　同时，明代中期福建保甲法是在海疆不宁、治安不靖的大背景下，由历任地方长官根据实际局势颁行的，带有较强的应时性与反复性，具有实效短、实施不稳定、条规多变的特征。万历年间保甲法在该省多番推行，前任官员与后任官员颁行的保甲规程往往差异较大，不能有效承接，无疑影响了保甲法的实施效果。

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