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期间东北亚国家加入联合国的三种模式论析
02-13 次遇见摘要：东北亚堪称冷战的“重灾区”，冷战期间东北亚各国加入国际组织的进程因此受阻，其典型体现之一就是它们通往联合国的道路都颇为曲折。东北亚国家通往联合国的道路可以分为三种模式，分别为中国的恢复正常权益模式、日本和蒙古国因为阵营阻碍产生的“一揽子交易”模式以及朝鲜和韩国的分裂模式。总体而言，虽然这三种模式都是受到冷战大环境的影响，但是仍然具有各自的特征。同时，这三种模式在冷战期间各国加入联合国的历程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因此值得研究和分析。
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中正常运转的基础在于各个会员国的加入与合作，加入联合国也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获得承认的法理基础，但是在冷战期间，受制于美苏冷战的国际背景，很多国家加入联合国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本文拟以东北亚国家加入联合国的曲折历程为例，探析冷战期间美苏对抗对联合国正常运作的影响。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正常权益模式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成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本应顺理成章地恢复在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大会等机构的合法权益。然而，受冷战的国际背景以及美苏、中美关系的影响，在美国的操纵下，新中国长期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而台湾当局却在联合国非法占据这一席位。面对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益的要求，美国不断变换手段，先后采取“拖延战略”、“重要问题”提案、“双重代表权”案和“逆重要问题”提案等方式，企图阻挠中国本应正常的通往联合国之路，但是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1971年10月，在不懈努力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中国得以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
(一)美国“拖延战略”的提出与实施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0月3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政府将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的表态对于英国、法国和拉美一些国家产生了影响，这是阻碍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益的重要背景。
面对中国提出的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益的要求，美国最初采取的是拖延战略，即避免对该问题进行讨论。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总理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应该在联合国代表中国行使权力，国民党政府已经不具备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法律与事实基础。迫于美国的压力，赖伊未将中国的电报发给联合国成员国，也未进行讨论，只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联合国“非会员国”为由，拒绝了中方的要求。1950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再次致电赖伊，表示中国准备派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中方的意见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苏联向安理会递交提案，希望安理会采纳中方意见，但在美国的操纵下，该提案最终未能通过，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为表达抗议，退出了联合国的相关机构(同年8月返回)。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关系恶化，进一步影响了中国重返联合国的进程。11月4日，在第六届联大即将召开之际，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与英国外交大臣进行商讨时，提出“在第六届联大，要阻止一切讨论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提案”，“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实施无限搁置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策略，那么即使苏联提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主张，也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因而，第六届联大再次搁置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
这一时期，苏联出于帮助盟友和增强自己在联合国中影响力的双重考虑，不断向联合国提出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建议，而美国则想尽一切办法阻止该提案的讨论。1952年4月5日，艾奇逊在给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指令中说，“今年联大第一轮讨论中，苏联方面很有可能提出邀请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提案，同时也很有可能提议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合国议事日程中”，美国应该竭尽所能将这一问题排斥在联大议事日程之外。1953年，福斯特·杜勒斯接替艾奇逊成为美国国务卿，在应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基本沿用了“拖延战略”，搁置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
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联合国中势力极其强大，在当时联合国的成员国之中，苏联及其盟友只占6票，其余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美国的影响，美国实际上可以控制表决过程并实行“拖延战略”，千方百计地阻挠联大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使得新中国迟迟不能重返联合国。
(二)美国“重要问题”案的提出
二战之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中的数量不断增加，美国对联合国的控制力日趋衰弱，其之前采取的“拖延战略”无法继续实施，美国不得不面对必须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局面。于是美国改弦易辙，联合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提出所谓的“重要问题”提案，即“中国重返联合国”问题属于“重要问题”，而“重要问题”需在联合国大会进行表决，并在取得2/3多数票同意的情况下方可生效。但是“重要问题”提案本身就是美国刻意制造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当局成为中国唯一合法政权，这只是一个政权更替过程，实际上中国重返联合国只需简单多数通过即可。从美国提出“重要问题”提案这件事，可以看出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已经难以控制联合国的表决进程，必须采取新的手段才能阻止中国重返联合国。
20世纪60年代，中国与亚非拉国家、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取得了重大进展，中法建交意味着资本主义阵营离心倾向的加剧，而第三世界中支持中国恢复合法权益的国家也在不断增多。1969年2月1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等14国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国联合国席位”提案，这预示着美国提出的所谓“重要问题”提案已经失效。美国再度改变手法，提出了“双重代表权”案和“逆重要问题”提案，希望借此遏制中国。
(三)美国“双重代表权”案的提出
“双重代表权”提案正式实施的时间为1970年，但其最早提出的时间为1966年4月28日。鉴于当时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大，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高德博格主张对此采取预防性措施。在致总统约翰逊的信中，高德博格指出，“在明年的联合国大会上，我们很有可能无法凭借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来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我们需要做的是应该确保台湾在联合国中的席位”，“美国应该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方面都在联合国中拥有席位”。该方案真正付诸实施是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联合国大会内的力量对比进一步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在1970年的第25届联大上，18个第三世界国家联合提出“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提案，虽然该提案的最终表决结果为51票赞成、49票反对，未获通过，但是可以看出第三世界国家在票数上已经取得了优势，美国开始意识到，已经难以阻挡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因此，时任国务卿罗杰斯正式提出了“双重代表权”案。
1970年7月11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提交给尼克松总统的备忘录中，陈述了国务卿罗杰斯就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益的看法，“罗杰斯强烈主张美国应该坚持既定方针(即双重代表权案)，虽然这很可能失败。他主张应该在联合国中给台湾当局留有一席之地”。为此目的，罗杰斯主张美国应该坚持两个基本立场，即“第一，美国的目标是确保台湾在联合国中仍然保留一席之地，而不是一味地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尼克松总统正在缓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敌对关系，同时美国政府正在促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更广泛的交流与合作。这样做会为我们留有后路，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重返联合国，我们也不会因此蒙羞”。
1971年7月15日，罗杰斯正式提出“双重代表权”案。同日，阿尔巴尼亚与阿尔及利亚等国提出了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提案，并且主张新中国重返联合国后，立即将台湾代表从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中驱逐出去，这一观点彻底否定了“双重代表权”案。在26届联大上，“两阿提案”得以通过，至此，“双重代表权”案已无实际意义。
(四)美国“逆重要问题”案的提出
面对“两阿提案”中的中国重返联合国之后必须立即将台湾当局代表在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中驱逐出去的要求，美国提出了“逆重要问题”提案，即将台湾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及其一切附属机构的提案，也属于“重大问题”，需要得到联大2/3多数票赞同方可通过，但是由于该提案甚至没有得到其盟友的支持，最终不了了之。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召开，会上就中国的代表权问题进行表决，最终表决结果为: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两阿提案”以压倒性优势获得通过，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
在冷战期间，美国先是出于与苏联对抗的需要，后来是为了遏制社会主义阵营在联合国中的力量，最后是为了维护与台湾当局所谓的盟友关系，不断变换手段，给中国重返联合国制造重重障碍。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过程，在通往联合国之路的国家中属于正常权益恢复模式，这一模式具有特殊性。中国正常恢复合法席位用了22年的时间，走过了曲折的历程，是冷战时期的特有现象。
二、“一揽子交易”模式与绕不开的阵营阻碍：日本和蒙古国
冷战时期的美苏较量同时也是两大阵营的较量，以美国和苏联为代表的每一方都试图扩大己方力量，限制对方的影响。其在联合国中的表现，就是阻止亲近对方的国家加入联合国，而这在东北亚地区最为典型的体现，就是日本和蒙古国加入联合国的历程。在它们加入联合国的进程中，甚至出现为了规避单独加入的障碍而采取“一揽子交易”方案，结果日本的“一揽子交易”模式功败垂成，而蒙古国则是经历过两次“一揽子交易”模式才获得成功。
(一)日本加入联合国历程中的苏联因素
联合国宪章中虽然列有关于“敌国条款”的规定，但是同时也规定“接受宪章所载之义务，经本组织认为确能并愿意履行该项义务者得为联合国会员国”。因此，日本具有加入联合国的资格，但是这种资格的获得是在1952年，而不是日本战败投降的1945年，原因在于从1945年到1952年是美国占领日本的时期，日本被剥夺了包括外交权在内的绝大部分主权，因而不具备加入联合国的独立国家的法理条件。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得以恢复国家主权，之后日本力图通过外交活动重返国际社会。不久，日本迅速向联合国提交了加入申请。然而在加入联合国的实际操作中，日本的道路一波三折，其直接原因就是苏联在安理会行使了否决权。
日本加入联合国的进程可以划分为4个时间节点。第一个节点是1952年。6月23日，日本驻纽约总领事岛津久大向赖伊递交加入联合国的申请书，表明“日本国民渴望参加联合国事业，并把宪章的目的和原则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日本国民对联合国要推进各国之间的和平与合作的目的也表示赞同。日本政府满怀热情地提出申请加入联合国，并保证采取一切手段履行联合国会员国应尽的义务”，但是当时朝鲜战争正在进行，冷战形势严峻，而“旧金山体制”也意味着日本选择了向美国“一边倒”的外交路线，日苏关系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这成为日本加入联合国的最大障碍。在9月18日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日本政府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得到了安理会11个成员国中10个国家的赞成，但是却被苏联一票否决，理由在于日本没有真正摆脱外国占领，并且没有与苏联和中国缔结和平条约，日本第一次加入联合国的努力因此失败。
第二个时间节点为1954年的“准加入方式”努力及其失败。1952年的尝试失败之后，日本外务省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案:第一，集体行动的“正式加入方式”，即日本与社会主义阵营及亚非拉各国同时申请加入联合国，以确保不被苏联否决；其二是“准加入方式”，即日本可以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讨论，但是不享有投票权，这一方式为美国提议；其三“向联合国渗透的方式”，即日本积极参加联合国的各个组织，为以后的加入做些铺垫和准备。在上述三种方案中，只有“正式加入”是获得联合国正式席位的方式，是日本的最优选择。1954年4月27日，日本表示“尽管实现正式加入机会很小，但也要努力尝试”。然而美国认为正式加入很难成功，如果苏联“再次行使否决权，美国很难让日本以及其他非会员国加入联合国”，因此建议日本采取“准加入方式”，但美国也指出，“采取‘准加入方式’加入联合国只是权宜之计”，“将继续大力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迫于形势，日本被迫同意了美国的建议，但美国的“准加入方式”提案只获得了埃及、印度、阿根廷等少数国家的支持，致使该提案胎死腹中，日本的努力再度失败。于是，通过“一揽子交易”的模式集体加入就成为日本的努力目标。
第三个时间节点是1955年的再次努力及其失败。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美苏之间的关系逐渐走向缓和，这种缓和反映到联合国层面，就是自联合国成立以来的“会籍僵局”有可能被打破，从而使得美苏之间有争议的国家加入联合国成为可能。日本看到了这一机会，再次为实现加入联合国的目标积极活动起来。1955年4月，日本政府派代表团在亚非会议上展开会场外交；6月，日本参加了纪念联合国成立十周年特别大会。这些行为旨在为日本加入联合国制造有利的舆论氛围。为了规避苏联的反对，日本选择了加入联合国的“一揽子交易”方案。1955年12月8日召开的第十届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了新西兰等国提出的日本、蒙古等18个国家同时加入联合国的一揽子决议案，苏联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是进入12月13日的安理会审议环节时，当时还占据联合国席位的台湾当局对该提案(主要是针对蒙古国)行使了否决权。作为报复手段，苏联随即对日本的申请也进行了否决，日本加入联合国的尝试又一次功败垂成。
第四个时间节点是1956年，日本最终如愿以偿。日本的申请两次被苏联直接否决，即使“一揽子交易”方案也无法规避，这使得日本意识到，只有实现日苏关系的改善才能达成加入联合国的目标。“争取早日加入联合国，是日本参与国际政治的一个台阶，而恢复日苏邦交则是踏上这个台阶的梯子。”于是从1955年开始，日本和苏联之间开始围绕领土、被苏联扣押的日本人和北太平洋捕鱼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谈判并最终达成了妥协。1956年10月，《日苏共同宣言》签订，两国最终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日本得到了苏联对其加入联合国的支持，从而拿到了加入联合国的“门票”。12月7日，日本驻联合国观察员加濑俊一向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递交了加入联合国的申请。12月12日，安理会同意推荐日本加入联合国。12月18日上午，联合国大会也通过了日本加入联合国的申请。至此，日本成为联合国第80个会员国。
(二)两次“一揽子交易”与蒙古国的加入
1924年蒙古国成立。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以苏联出兵东北为由，迫使美国在雅尔塔协定中同意维持外蒙古现状，并以同样的条件使得国民政府在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正式承认蒙古国。随着冷战和中国内战的爆发以及蒋介石败退至台湾，台湾当局逐渐拒绝承认蒙古国，同时坚决反对其加入联合国。美国、苏联、台湾当局(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未重返联合国)三方的态度，成为蒙古国能否成功加入联合国的重要因素。
苏联积极支持蒙古国加入联合国，以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在联合国中的力量。1946年，蒙古国申请加入联合国，但是一直遭到美国和台湾当局的抵制。为了减少阻力，蒙古国决定采纳美国主张的“一揽子交易”方式加入联合国。前文提到的1955年提出的18个国家一起加入联合国的一揽子协议，其中就包括蒙古国，最终16国成功加入联合国，但是蒙古国和日本未能加入联合国。蒙古国未能加入联合国的主要原因在于台湾当局行使否决权。
美国起初一直和台湾当局一起大力反对蒙古国加入联合国，但是进入60年代以后，其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1960年12月3日至4日，安理会讨论了接纳新成员国问题，最终否决了苏联主张蒙古国加入联合国的提议，但是却决定考虑毛里塔尼亚加入联合国的决议(美国支持毛里塔尼亚加入联合国，反对蒙古国加入联合国)。”苏联借机提出了另一个版本的“一揽子交易”方案，即如果美国支持蒙古国加入联合国，苏联就同意毛里塔尼亚加入联合国，这就是“蒙古国—毛里塔尼亚同时加入联合国”的“一揽子交易”。
苏联的提议对美国产生了吸引力，原因有二:其一，当时主张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呼声高涨，在此背景之下，美国愿意与苏联就蒙古国问题达成妥协。其二，当时很多非洲国家高度关注毛里塔尼亚问题，如果得到美国支持的毛里塔尼亚能够成功加入联合国，美国就可以扩大其在非洲的影响力，从而可以拉拢众多非洲国家共同反对新中国重返联合国。因此，美国开始支持蒙古国加入联合国。1961年5月23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给肯尼迪总统的备忘录中，提到“美国应当重新评估对于蒙古国的政策，并且应采取一些必要的行动”，同时指出“美国应该征求美方的盟友对蒙古国加入联合国的看法”，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台湾当局对蒙古国加入联合国的态度。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美国不断向台湾当局说明利弊，使之同意蒙古国加入联合国。1961年8月1日，肯尼迪总统在华盛顿会见台湾当局代表陈诚时指出，“巴基斯坦已经表明，去年是它最后一次在联合国支持美国反对新中国重返联合国了，尼日利亚与巴西也表示会改变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肯尼迪还向陈诚作出保证，“我们(美国)更关注蒙古国加入联合国给美国带来的好处(毛里塔尼亚可以加入联合国，从而取得众多非洲国家的支持，进而扩大反对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力量)”，即支持蒙古国加入联合国是间接帮助台湾当局保住联合国席位的重要举措。台湾当局几经权衡，并且在得到肯尼迪反对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保证下，最终接受了美国的观点。1961年10月25日，“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中，以9票赞成，1票弃权(台湾当局)的结果，蒙古国成功加入联合国”。
出于冷战对抗的需要，美苏双方都反对对方阵营中的国家加入联合国，导致在一段时间之内出现联合国的“会籍僵局”，从而构成了加入联合国进程中的典型阵营阻碍，东北亚地区的日本和蒙古国就是典型例证。为了规避这一问题，日本和蒙古国计划通过“一揽子交易”的模式加入联合国，但是在1955年的“一揽子交易”模式中，蒙古国和日本都失败了，最终日本只能选择改善日苏关系的办法，蒙古国则通过第二次“一揽子交易”的模式获得了成功。日、蒙双方加入联合国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和阻碍，属于最为典型的阵营阻碍，这在冷战期间是一种常态，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模式，可以说冷战期间大多数有争议的国家加入联合国都属于这种模式。
三、分裂模式：朝鲜和韩国
在二战和冷战的背景之下，朝鲜半岛分裂为两个国家，它们加入联合国的历程不仅受到阵营对立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两个政权相互敌对的制约。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宣告成立；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朝鲜半岛正式分裂，随后两国分别被纳入了美苏阵营，其加入联合国之路也因为受到阵营的阻碍和朝鲜半岛的特殊情况而困难重重。
(一)四五十年代的初步尝试
朝鲜和韩国建立之后，都认为自己是朝鲜半岛上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哪个国家得到国际社会上的法理承认，就更具存在的合法性，也会更加具有代表性，因此两国先后提出了加入联合国的申请。早在1949年，两国就分别提出了加入联合国的申请。1月19日，韩国外务部长官致信联合国秘书长，表示韩国要求加入联合国。2月9日，朝鲜也向联合国秘书长发出电报，请求加入联合国。此时美苏冷战已经全面展开，并且愈演愈烈，这一问题很快成为美苏之间争斗的一个焦点，并在整个冷战期间持续影响了朝鲜和韩国的加入联合国之路。2月15日，联合国安理会开始讨论这一问题，苏联态度强硬而鲜明，坚决反对韩国加入联合国，理由是韩国仍然处于美军占领之下，韩国政府是在外国军队占领的情况下产生的，不能反映人民的意愿，是一个傀儡政权，不适合加入联合国。因为美国的反对，朝鲜的申请甚至没有被列入议事日程。
1951年12月22日，韩国再次提出申请；1952年1月2日，朝鲜也再度提出申请，但是当时朝鲜战争正在进行，所以安理会并没有审议这一问题。朝鲜战争结束之后，1954年10月25日，联合国受理了美国在内的13个国家提出的韩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会议投票的结果是49票赞成，9票反对，但是由于苏联最后在安理会上行使了否决权，韩国未能加入联合国。
同日本一样，韩国也曾经试图通过“一揽子交易”的模式摆脱加入联合国的困境。最初在1955年新西兰提出的关于会员国加入的一揽子方案中包括韩国和南越(越南共和国)，但是当时美国担心由于韩国和南越问题影响新西兰等国家的加入，于是决定把韩国和南越排除在外。因为美国这一做法，加上当时正值美苏关系缓和，苏联也相应放弃了对朝鲜和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申请的坚持，这样朝鲜和韩国则失去了通过一揽子方案加入联合国的机会。之后，一直到50年代末，朝鲜和韩国相继几度提出加入联合国的申请，但是毫无进展。1957年，苏联提出“应该将越南和南北朝鲜加入联合国问题一起打包解决。与此同时，苏联认为如果越南不能统一，就不能加入联合国(南越加入联合国后会支持美国)，但苏联仍主张南北朝鲜应同时加入联合国”。然而，随着柏林危机的爆发，美苏关系再次陷入僵局，这一问题不了了之。
(二)六七十年代的继续努力
20世纪60年代朝韩双方的申请较少，除了1961年韩国提出申请再度被苏联否决之外，两国再也没有申请加入联合国。70年代是美苏缓和的一个高峰时期，这似乎给朝鲜和韩国带了一线希望。1973年，韩国出台了新的北方政策，宣称在“平等互惠”原则下，韩国将向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不管其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是否存在差异。这一政策表明韩国准备改善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意味着韩国政府对所宣称的“全朝鲜半岛人民唯一代表”的实质性退让。这一政策反映到加入联合国这一问题上，是韩国不再坚持单独加入，而是提出了“同时加入”的方案。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化解苏联的反对，另一方面也是应对美国无力单独掌控联合国的一种现实策略，同时也是受到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申请同时加入联合国的启发。韩国的主张得到了美国的肯定。1973年6月18日，美国就韩国的提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韩国提出这样的政策是为了在今秋将要召开的联大上先发制人，以退为进，扫除加入联合国的障碍。更为重要的是，韩国的这一政策将以朝韩双方相互理解的方式，实现半岛和解”。在美国看来，韩国的政策一方面有助于其加入联合国，另一方面即使韩国未能成功加入联合国，该政策也能在朝鲜半岛上实现一定的和解。1973年7月1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给基辛格的备忘录中指出，“美国已经向韩国做出保证，支持韩国提出的政策。同时，美国也会让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了解美方的态度”。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75年，韩国再度提出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并且强调不反对朝鲜同时加入，但是这一提议在安理会只获得了7票赞成，未能通过。在此之后，两国的多次申请都未能通过。
(三)八九十年代形势的变化及走向成功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国际局势再度发生重大变化，韩国先后与东欧国家和苏联建交，联合国内支持韩国单独或者朝、韩两国同时加入的国家急剧增多，而支持朝鲜单独加入的国家则迅速减少。朝鲜一直反对韩国单独加入联合国，因此最终不得不接受一起加入的模式。1991年7月，朝鲜再度提出加入联合国的申请，8月，韩国也提出加入申请，他们的申请得到了安理会的推荐。1991年9月17日，第46届联大同意接受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
二战后朝鲜和韩国加入联合国的历程属于分裂模式，它既受到美苏冷战的影响，也受制于半岛分裂的特殊情况。与其相类似的是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它们在1973年分别加入联合国，而朝鲜和韩国的历程更为复杂和艰难，这也反映了东北亚地区冷战局势的复杂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东北亚国家加入联合国的历程可以概括为三种模式，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恢复正常权益模式，日本和蒙古国因为东西方两大阵营阻碍而产生的“一揽子交易”模式以及朝鲜和韩国的分裂模式。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恢复正常权益模式，其余两种模式并非是局限于东北亚地区的个案。1945年10月26日，联合国正式成立时，创始会员国为51个。时至今日，联合国已经发展成拥有193个会员国的最大的国际组织。以苏联解体为冷战结束的标志，其中只有26个国家是在冷战后加入联合国的，其余的国家均是在冷战期间申请并加入联合国的。与朝鲜和韩国的分裂模式类似的是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在1973年同时加入联合国，而通过“一揽子交易”模式加入联合国的国家，也基本上属于曾经面临东西方两大阵营阻碍的国家。因此，东北亚国家通往联合国之路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通过对东北亚国家加入联合国模式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结论:
首先，东北亚是冷战对峙特征最为明显的地区之一，这不仅影响到东北亚各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一度造成了东北亚壁垒分明的对峙局面，而且也影响到东北亚国家的对外关系，是阻碍东北亚国家正常加入联合国的重要原因。东北亚国家加入联合国虽然可以分为三种模式，但总体而言都是冷战大环境造成的特定现象，这也反映了东北亚地区在冷战中的特殊地位。
其次，东北亚国家通往联合国之路的曲折与坎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苏冷战的范围已经波及和扩展到国际组织层面，冷战期间的国际组织难以正常发挥作用。由于美苏冷战，导致联合国在冷战期间缺乏正常的运转环境，成为美苏斗争的战场和重要工具。美苏在国际组织层面的竞争不仅仅限于联合国，许多国际组织都成为美苏争权夺利的战场。
最后，否决权在三种模式中是最为关键的问题，也是导致冷战期间联合国一度出现“会籍僵局”的主要原因。相对于国际联盟的“全体一致”原则，否决权是一个进步，它是联合国运行的重要基础，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但是在冷战期间，它成为美苏政治角逐的工具。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的任何一个行使否决权，都将使得联合国的某些行动无法进行下去，这种状况也是呼吁联合国进行改革的一个基本背景。安理会改革尤其是对否决权的适度改革，历来都是各个会员国尤其是常任理事国关注的焦点，其走向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联合国功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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