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848年革命时期拉马丁的法国外交政策与影响

02-13 次遇见

　　摘要：1848年革命作为一场波及全欧的革命，对存在30年之久的维也纳体系构成了致命打击。法国二月革命后诞生的临时政府曾短暂地成为革命的中心，拉马丁作为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其外交理念和外交政策对法国乃至欧洲国际关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拉马丁，他实行的具体外交政策和活动却颇具现实主义特色。在革命之初，他对外宣传和平保守的外交辞令，通过拉马丁通令和重视对英外交等方式成功稳定了周边的外交环境，但之后筹划的三角同盟和用领土换取统一的计划都在三大军团事件等负面因素的影响下归于流产。深究这一系列外交活动与结果背后的历史逻辑，是深层力量的多重影响，以及19世纪法国外交转型的大背景下，拉马丁本人对革命外交、国家外交的抉择。

　　1848年革命是一场席卷了许多欧洲国家的革命风暴，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使统治了欧洲近30年的维也纳体系在民族解放和工人运动的浪潮前风雨飘零，整个欧洲的国际秩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革命源头的法国，守住了共和政体的革命果实，没有重蹈大革命的覆辙，还走上了和平保守的外交路线，时任法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的拉马丁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848年二月革命后，因为较高的声望和人气、在革命中做出的卓越贡献以及良好的口才和演讲能力，拉马丁被推选为外交部长，成为临时政府实际上的首脑。5月10日临时政府被执行委员会取代后，他又成为五人执行委员之一。诚如国际关系史专家勒努万所言：“在外交危机期间，政治家的行为是被某些情感和某些力量所支配的。”拉马丁不仅主导了这一时期临时政府的对外政策，其个人的主观意愿还直接影响了欧洲的外交格局和走向。但随着六月起义被镇压，卡芬雅克成为政府主席，保守派全面掌控政府，拉马丁被迫辞职，最终在12月的总统选举中只获得0.26%的选票，惨败于拿破仑三世后，退出政坛，开始潜心于文学和史学创作。

　　中国史学界对拉马丁在1848年革命中相关政治、外交活动的着墨甚少，只有孙娴的《拉马丁对大革命的反思和他的革命实践》和韩承文的《巴黎二月革命对欧洲国际关系的影响》等略有提及。国外学界的相关研究则较为丰富，尤以皮埃尔为首，他的《二月革命中的拉马丁和其外交政策（1848年2月24日—6月24日）》和《政治家的拉马丁——国内政策》两本书全面介绍了1848年革命后拉马丁实施的国内和国外政策，但限于成书时间较早，两书均止于对相关历史事实的梳理和叙述。而之后的历史研究，像詹宁斯·劳伦斯的《再看1848年拉马丁的意大利政策》以及康斯坦丁的《拉马丁在1848年罗马尼亚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等研究中虽然加入了更多对拉马丁外交政策的历史分析，但大都聚焦于某一国家，缺少从更宽泛的维度对拉马丁的外交政策研究及其影响分析。相关的一手史料有法国外交档案馆整理出版的《法国临时政府外交档案》，其中收集了法国临时政府外交部和驻外公使之间大量的往来信件和电报，以及外交部对外发布的公告、通知、宣言和声明等一系列文件。而《拉马丁通信集1830—1867》则全面收录了拉马丁这一时期与友人、亲属和各政治人物的书信、电报和演讲等大量一手史料。此外，作为多产作家的拉马丁，他本人的史学著述亦是颇丰，其中与本研究内容相关的主要有《掌权三个月》和《1848年革命史》。最后同时期的政治人物回忆录，例如托克维尔的《托克维尔回忆录》和时任法国议长的保罗·让·皮埃尔的《众议院和二月革命》，以及泰勒的《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和威廉·弗特斯克的《拉马丁政治传记》等著作中也有不少值得参考的内容。

　　本文在系统梳理拉马丁外交活动的基础上，尝试从这一时期法国在欧洲国际舞台的整体作用出发，通过分析拉马丁在革命前的外交思想和革命后的外交政策的“错位”，展现决定他外交策略外在和内在因素的历史逻辑，以及拉马丁外交活动对欧洲外交格局的影响。

　　一 革命前的拉马丁与欧洲国际关系

　　拉马丁是法国著名诗人和政治活动家，被誉为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前驱和巨擘，这为他日后步入政坛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诗歌给拉马丁带来的声誉和影响不仅限于法国国内，还散布到了欧洲其他国家，拉马丁在1848年的外交活动也经常受惠于此。1825年8月由外交部组织的年轻外交官比拼中，时任驻佛罗伦萨大使秘书的拉马丁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透露了自己当时粗浅的外交思想。1832年，他游历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下的希腊和黎巴嫩等地时，逐渐完善了他对法国政治、民主和外交（尤其是东方问题）的一系列认知。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后，由于拉马丁在1834—1848年间法国的议会辩论中对于深受民众关注的东方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再加上他在革命前积极地为反对派举办的政治活动——宴会运动出谋划策，和他作为诗人的崇高声望和卓越口才，他被共和派和集会群众推举为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

　　谈及1848年革命时期法国的国际关系，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便是在1814年召开的维也纳会议及其建立的维也纳体系。维也纳会议是19世纪上半叶欧洲国际关系史上十分重要的一次会议，其奠定的欧洲体系一直延续到了1848年革命之前，而它的主要目的就是构建一个防范法国乃至全欧洲革命死灰复燃的多国联盟，限制法国的对外扩张。

　　在维也纳会议召开前，整个欧洲大陆刚刚经历了拿破仑战争，欧洲各国之间的联系无论是在政治、外交、军事还是经济活动上都越发密切，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及其与国际关系的结合，使得在国际条约和国际会议中建立一个欧洲国际秩序体系成为可能。在欧洲反法联盟攻入巴黎后，1814年5月30日，法国与反法联盟缔结了第一次《巴黎和约》，其中第32款规定：“此次战争参加各方应在两个月内派遣全权代表到维也纳，以便在全体大会中决定本约条款所必须补充的各项安排。”随后在9月举行的维也纳会议中，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通过重新划分欧洲的疆域，在法国周围建起一道缓冲区，防止法国再度军事崛起，并极力扼杀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将欧洲重新还原为诸封建王朝的统治。虽然欧洲列强通过构建新的维也纳体系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但是其对民族主义的轻视，对革命的镇压，如同恩格斯所讲的那样“分配赃物和奖金并商讨能把革命前的形势恢复到什么程度，民族买进和卖出，被分割和合并，只要完全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和愿望就行”。这些不满和矛盾最终为1848年革命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在维也纳会议之后，为了维护和完善这一新建的欧洲秩序，欧洲列强又相继出炉了一系列补充条约。1815年11月20日，英、俄、奥、普签订了《四国同盟条约》，以组建一个军事同盟的方式预防波拿巴家族对法国的再次统治，并规定定期举行国际会议，以解决事关共同利益和全欧局势的问题。而在1818年11月5日的亚琛会议上，复辟王朝的法国加入“神圣同盟”和国际会议中，名义上恢复了与列强平等的国际地位。至此，当时全欧最强大的五个国家通过举行定期会议的方式，处理共同问题避免战争，这在形式上被称为“欧洲大国的协调”。

　　1820年，西班牙、葡萄牙、那不勒斯、撒丁和希腊先后爆发革命，西属拉丁美洲殖民地争取独立运动也是方兴未艾。对此，神圣同盟各国于1822年10月20日至12月14日在奥属威尼斯的维罗纳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但在会议上，因为英国坚决反对法国出兵干预西班牙，最终英国退出这一体制，正如1826年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在议会下院所说：“我唤起新世界来矫正旧世界的平衡。”英国的外交重心转向扶植拉美新兴国家来改变欧洲极度保守的现状。维罗纳会议的结束标志着原本稳固的欧洲协调体出现了裂痕，但维也纳体系依然存在，它所强调的正统主义和君主专制犹如阴云一般笼罩在整个欧洲大陆的上空，对各国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革命加以扼杀，而对法国的限制和防范则犹如一道枷锁牢牢限制住了法国政治、外交的发展。因此拉马丁在上任之初的首要任务便是如何应对和消除维也纳体系中保守传统的正统主义力量对革命政权可能的外交和军事压迫，而与神圣同盟三国出现嫌隙的英国无疑是重要的外交突破口，而事实上拉马丁的外交第一步便是重建和英国的外交关系。

　　二 消除危机：“拉马丁通令”和对英外交

　　在1848年革命之初，拉马丁为了消除欧洲各国对新政权的不信任，对外宣传其和平保守的外交政策，保证不主动对外煽动或是武力输出革命。如同马克思所说：“年轻的共和国认为自己的天职就是不要恐吓任何人，自己反而要对一切都害怕，而且要依靠柔顺和不抵抗主义来保全自己和制服敌人，它向国内特权阶级和国外强横的国家高声陈述了自己爱好和平的情怀。”在对外关系上，拉马丁认为维护同英国的和平十分重要，因为此时的英国对于共和国的生死存亡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1.荷兰、比利时和撒丁王国等法国周边的小国此时都希冀英国的外交帮助以对抗可能的法国军事入侵，尤其是荷兰和比利时，它们惧怕法国重新实现在莱茵河的“自然边境线”，认为“我们，当然有权利要求英国人的保护”。2.神圣同盟三国也都在积极拉拢英国，沙皇要求英国和俄国一起采取行动，如果法国破坏了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领土划分，普鲁士和奥地利也要求英国和它们一起建立防御性同盟。3.自英法“七年战争”以来，英国一直有资助别国和法国对抗的传统。拉马丁认为“如果没有英国的金钱和外交支持，欧洲的其他国家便难以组成联盟，有效地对法国临时政府构成威胁”。因此他的首要任务便是加强同英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在2月24日，当巴黎的街垒战还没有完全停息时，拉马丁便致函当时的英国驻巴黎大使诺尔曼比爵士，一方面询问英国对于二月革命的外交立场，一方面向他承诺绝不试图改变法国在欧洲的地位，也不会改变法国前政府与欧洲列强的协议。而在四天后的会谈中，当诺尔曼比爵士提出因为英国和临时政府之间暂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他可能需要回国述职时，拉马丁甚至恳求他留下为英法关系再尽一份力：“你（英国）是我目前最关注的事务！现在所有的一切都靠你了，如果英国能够将你今天对我的个人承诺迅速兑现并公之于众，我们就都得救了，而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之间长期友好的关系也能得到重建，我们本该一直是朋友。”

　　对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来一系列针对法国的条约（后文简称1815年条约），拉马丁一方面出于迎合国内的激进态度，指派了巴斯蒂德（一位资深的共和主义者）担任外交次长，作为对国内激进分子的保证人，并表示将坚决抵制1815年条约。另一方面他在上任伊始便匆匆向各国驻巴黎外交部门发了一份短小的公报：“共和派所建立的新政府无意去改变法国在欧洲的地位，也无意去破坏和各个国家的和谐关系，只是希望保持国家独立和世界和平。我很荣幸……去提示欧洲和平、自由原则再次同时出现在法国。”这种对1815年条约的矛盾态度在拉马丁著名的“拉马丁通令”（又称拉马丁宣言或告欧洲书）中体现得更明显，这份公报于3月4日向各国驻法公使发出，要他们转告自己的国家, 法国政府不会为废除1815年条约而发动战争。通令中提到“君主制和共和国，在真正的国务活动家的眼中，并不是导致进行殊死斗争的绝对对立的两种制度。在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时，它们也是可以相互适应的”。拉马丁希望借此证明两种制度不存在必然的战争冲突。之后他在宣言中比较了第一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的不同，他认为二月革命不存在1789年那样严重的阶级区分和不平等，因而不会导致大规模的对外战争。

　　在展现了自己的和平诚意后，拉马丁也表示法国虽然渴望和平，但绝不惧怕别国主动挑起的战争，在他看来，在法国国内政局不稳、军队无力的情况下更不能示敌以弱，“共和国不应该成为一个急于和平、惧怕战争的胆小鬼；它应该尽可能保证和平，但绝不乞求和平”。此外通令声称：“法兰西共和国从来没有考虑要对任何人发动战争……在法兰西共和国看来，1815年条约已经不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这些条约中有关领土的条款却是事实，共和国将以此作为它同其他国家关系的基础和出发点。但是如果1815年条约现在只是作为会被共同协议修改的事实存在，或者如果共和国宣布它的使命是用正式、和平的方式修改条约，那么共和国所拥有的良好意识、温和态度、道德和审慎对欧洲来说便是比这些经常被欧洲人违反或修改的条约文字更好、更高贵的保证。”拉马丁在这里含蓄地表达了在外交辞令上对1815年条约的否定，以迎合国内舆论、满足国内激进派的要求，扭转七月王朝时期在外交上所受到的屈辱。但为了避免进一步激怒其他国家，他同时也宣布承认条约中的领土划分，并不打算用武力的方式推翻它。

　　三 主动出击：与瑞士的同盟

　　拉马丁通过宣言书和加强对英国的外交关系等方式来换取各国对法国临时政府的承认，甚至为了强化和英国的外交关系，不惜放弃了对爱尔兰独立派的支持和七月王朝时期的西班牙联姻政策。在获得了英国的外交友谊，稳定了周边的外交环境后，拉马丁开始施展自己的外交计划和外交抱负，其中最重要的是和瑞士、意大利的三角同盟以及领土换统一计划。从拉马丁于1848年1月28日在议会发表的一段对七月王朝外交政策的批评中可看出端倪：“难道你们从未想过阿尔卑斯山脉能为你们对抗（北方三国），是隔断意大利和法国的前线堡垒，是防御瑞士的棱堡，连接着莱茵河和两片大海？难道你们从未觉察到如果和有着2 600万人口的统一的意大利为盟，我们就能避开所有的风暴，尤其是来自北方的袭击？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叛离我们一直以来重视从马里尼亚讷到马伦哥广大区域的外交政策，为什么你们非要和一个在制度上和法国大相径庭，既非宪制也非自由，在地理位置上，没有瑞士和意大利重要的国家结盟。这是因为你们的外交政策全都因为与西班牙联姻而深陷在马德里的泥潭中，只要你们的政策多偏重西班牙一天，你们的外交行动就往错误的方向多前进了一步。从那时候（注重西班牙）起，法国就必然背离了它的本性，浪费时间对抗自己的传统，最终成为教皇党之于罗马，僧侣之于伯尔尼，奥地利人之于皮埃蒙特，俄罗斯人之于克拉科夫，普鲁士人之于波兰，自由的法国人无处藏身，而反动势力遍布全欧。”可见拉马丁认为七月王朝将外交重心错误地放在了西班牙，这对于法国来说无疑是反动的，且会使法国将国力浪费在和英国争夺伊比利亚半岛上。

　　拉马丁认为法国边境安全最重要的地区是阿尔卑斯山脉和其周围的意大利、瑞士，法国外交的核心是建立和意大利与瑞士的良好外交关系，甚至是同盟关系。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由“法兰西共和国、宪制意大利、联邦瑞士组成的三角同盟，以抗衡北方三国”。这一同盟组织是一个更大联盟的基础，拉马丁将自己目前外交上的主要敌人定为反动的奥地利和俄国，因此为了对抗这两个国家，这一更大的联盟必然包括莱茵河彼岸的德意志诸邦和普鲁士。这在拉马丁和其派往普鲁士的特使西尔库尔的谈话中可以看出：“组织或准备在三大强调和平政策的强国——普鲁士、法国、英国之间建立一个从莱茵河到阿尔卑斯山相互均衡、和平的体系的基础；而比利时、西班牙、瑞士和独立的意大利也需要缓慢地融入到这一体系中；任何加入到该体系的成员国可以有自己独特的政府组织形式、传统和需求；借助该体系的构建，用联盟取代孤立，和平取代休战。”

　　在《宣言书》公布后不久，拉马丁就开始对瑞士发起外交攻势。他首先给法国驻伯尔尼外交大使发去一封信件，信中告诫他“要对瑞士加以全方位的关注和考察”，并向瑞士政府转达法国的善意，告诉他们共和国将完全抛弃七月王朝时期对瑞士的敌意，新的法国政府希望两个共和国之间能够建立起亲密的盟友关系，而且瑞士政府必须意识到“中立政策不足以同时满足瑞士和法国的国家利益需求，现在有必要建立法兰西共和国和瑞士共和国之间的联盟，这一联盟并不具有对别国的攻击意图，而是一个建立在相互认同原则和利益之上的和平联盟。”尽管拉马丁展现出了足够的善意，但令他失望的是瑞士政府完全拒绝了他的请求。实际上，瑞士国内各方对于法国的态度也很复杂。二月革命成功后，的确有部分瑞士州政府向法国外交人员表示了祝贺，而在联邦政府层面仅是非正式地承认了法国现政府，对于进一步的举动却表现得十分冷淡。当议员法齐（Fazy）提议正式承认临时政府遭到瑞士主要领导者的否决，之后当激进派成员进一步提出和法国结盟一事时，即便有激进派领袖乌尔里希·奥克辛本(Ulrich Ochsenbein)以辞去议员职务一事相威胁，仍未能在议会获得通过。究其原因，在瑞士政府首脑看来，瑞士作为一个小国，地处德、意、法三国中间，不想因为与一国的协议而破坏原本和平、中立的状态，进而招致别国的报复。当然这一中立政策也不是绝对的，在1848年下半年当奥地利针对瑞士提契诺州下达最后通牒，并在两国边境上集结军队时，瑞士政府便一改立场向法国表达了建立共同防御联盟的意见，只是此时拉马丁早已下台，而法国外交政策也受限于英法调解协议难以满足这一提议。

　　四 功败垂成：对意外交和领土换统一

　　至于三角同盟的另一个主角意大利，其情况就更为复杂。早在1847年，拉马丁就有了在意大利事务上施行“武装调停”这一外交概念，其目的是在意大利和奥地利爆发战争时，能够及时保护意大利，同时又避免和奥地利直接的军事冲突。此外，计划中还隐藏着他个人的领土野心，1848年6月拉马丁退下政坛时写给意大利爱国者的一封信件中透露了这一点：“相反你赢了，你成为意大利国王，控制了2 600万人民，而非难以对旁人产生威胁的几百万人口……我们将考虑加强边境上的防范，我们在里昂到土伦这段无险可守的国境上，部署的防御力量十分薄弱。虽然目前看来是足够的，但面对拥有两千六百万人的统一的意大利时是不足的……萨伏伊和尼斯需要归还给法国，任何法国政府，无论是王国还是共和国，在没有控制阿尔卑斯山脉的情况下就允许撒丁王室征服并控制整个意大利都将成为法国的叛徒。”而在1848年夏季，拉马丁更是公开向他的同事承认：“组建阿尔卑斯军团的原因之一是为了在阿尔卑斯山脉另一头发生剧变时，能够使法国重新控制萨伏伊和尼斯作为补偿。”可见“武装调停”的目的和阿尔卑斯军团所肩负的任务绝不仅是保护意大利人那么简单，如果皮埃蒙特胜，则可以通过武力威胁换取两地作为支持意大利建国的补偿，如果败，则作为出兵保护撒丁王国的补偿。

　　皮埃蒙特很早就察觉了法国扩张领土的野心，此外法国对撒丁王国君主体制的不满和对可能的煽动共和的担忧，以及对自己领导完成意大利统一大业能力的盲目自信都注定了萨伏伊王室拒绝了法国的帮助。英国政府也在此时向撒丁王国对接受法国援助可能出现的后果提出警告：“如果接受援助，必然将伴随撒丁王国部分领土的割让作为代价。”再加上4月初爆发的萨伏伊军团事件，在种种因素的合力之下，与拉马丁预计相反，法国和意大利人的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随着皮奥战争的爆发日趋恶化。到了4月份，皮埃蒙特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尽管拉马丁和英国屡屡建议撒丁王国君主查理·阿尔伯特见好就收，但是面对有利的谈判条件，查理拒绝谈和，他的目标是统治包括伦巴第和威尼斯在内的整个意大利北部，而其国内的激进情绪也不允许他有任何后退。此时，拉马丁的策略已经变成支持皮埃蒙特建立北意大利王国，但不包括威尼斯和南意大利。在劝说查理无果的情况下，他将目标转向了新生的威尼斯共和国。

　　拉马丁对威尼斯的态度十分复杂，一方面法国国内的民众和激进派要求政府支持任何新生的革命政权，另一方面拉马丁也清楚奥地利的谈判底线是要求威尼斯名义上臣服奥地利。这使得拉马丁虽然在4月17日同意卖给威尼斯共和国2万支枪以示支持，但他不久就改变了主意，以避免激怒奥地利人，并在威尼斯特使面前将责任全推给奥地利人和皮埃蒙特的阻拦。

　　整个4月份，面对如火如荼的皮-奥战争，拉马丁不动声色的外交政策终于激怒了法国国内的激进势力，他们通过报纸和俱乐部等各种手段向政府施压，鼓动介入到意大利战争中，并猛烈抨击拉马丁的外交政策是七月王朝时期软弱无力、自甘低人的延续。《真正共和党报》讽刺道：“我们能够理解出于他的外交背景，这位伟大的外交部长相信，在他的宣言书中迁就欧洲贵族的情感是有必要的。但我们认为，现在仍然维持中立，对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保持冷漠，是对人民的一种背叛。”到了4月底，意大利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来自各方的情报都显示，在英国的周旋下，撒丁王国和奥地利有可能达成秘密协议，法国驻都灵大使比克肖建议拉马丁立刻采取行动：“目前有两种选择：继续观察或是采取行动。继续当一个纯粹的观察者只会被慢慢排除在谈判桌外。至于行动又分外交和军事两种。军事上，在几天内让意大利召唤法国的帮助很简单，目前米兰的恐慌或是和平协议即将形成的谣言都可以成为出兵的理由。”

　　最终改变了拉马丁先前和平等待意大利的召唤、被动介入意大利事务的外交方针。5月初立宪议会选举后，包括拉马丁在内的五人执行委员会成为国家实际权力机构，激进派在选举中惨败，五人委员会中只有赖德律·罗林偏向激进派。为此，在5月15日，法国国内的激进派鼓动群众，借由政府在波兰问题上的软弱冲进议会，意图重演二月革命，重立政府。这场暴动的失败使得保守派实力大涨，不断对政府的各项政策发出激烈的抨击，成为政府新的威胁。左右两个激进派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因为暴动的失败而平息，反而愈演愈烈，一场新的革命正在孕育。拉马丁意识到内战正在逼近，而卷入到意大利战争将是转移国内矛盾的最好方式，因此他向执行委员会提议：“是时候命令阿尔卑斯军团前进了，现在有必要拯救意大利，并通过战争煽动爱国情绪，保障法国安全。为了阻止意大利再次落入哈布斯堡的魔爪中，为了防止共和国被排除在这场厮杀之外，执行委员会应该采取有力的行动，向军队下令跨过阿尔卑斯山，等行动结束后，再将它呈交给国民议会审批。无论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执行委员会都将收获光荣。”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5月份欧洲许多国家都注意到法国似乎正越来越走向武装干涉意大利。奥地利作为当事人最为敏感，当即表示如果受到法国的攻击，将会召唤所有德意志邦国共同抵御；撒丁王国也屡次要求法国保证，未经撒丁许可，不得进入意大利；英国一方面督促皮-奥双方尽快达成和平协议，一方面要求法国遵守外交承诺。对于各国的要求，拉马丁能用多种外交辞令加以敷衍，但对于执行委员会，却难以糊弄。赖德律·罗林虽然支持入侵，但他不仅要求对奥地利开战，还要求推翻撒丁国王的专制统治；阿拉贡和马利都表示了反对，他们担心战争扩大，同时认为意大利并不会站到法国这边；加尼埃·巴热则没有明确表态支持与否。面对此情此景，拉马丁最后选择了退缩。5月23日，拉马丁在议会发布讲话，确认共和国在未收到意大利召唤的情况下不会主动干涉。法国的外交政策最终又回归到担任奥地利和皮埃蒙特中间人的角色。

　　五 革命外交的困扰：三大军团

　　查理·阿尔伯特之所以对拉马丁政府极度不信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萨伏伊军团的恶劣影响，与此类似的事件还有比利时军团和德意志军团，三支军团在4月份的行动为拉马丁外交活动蒙上了一层阴霾。

　　法国二月革命，在法国各地逗留的不少外国革命人士和难民都直接参与了革命过程，受革命成功的鼓舞，想要返回母国参与当地的革命事业，其中的萨伏伊人也开始效仿建立自己的组织。拉马丁在3月19日会见一支萨伏伊代表团时的讲话也鼓舞了他们的士气：“我们不会打破世界的和平，但是如果在我们之外，世界的和平因为对意大利独立的袭击而被打破，我们会尽快向你们提供帮助，我们将前往意大利，加入到你们的队伍中。而如果欧洲的地图被他人撕毁，并攻击我们，萨伏伊的人民请放心，地图的碎片依然会在你我的手中。”拉马丁的讲话和萨伏伊可能在不久之后并入法国的前景，使萨伏伊人错误估计了形势，认为只要少量的军队出现在萨伏伊，革命就会立即成功。此外，在法国的萨伏伊人主要居住在里昂，里昂在革命后由于经济衰退，大量工人失业，不少失业的本地工人认为是外国难民抢了他们的饭碗，极力排斥外国人。为了平息工人的极端情绪，临时政府开始努力遣返外国工人，其中不少的萨伏伊工人便被鼓动起来，由之前组织的俱乐部的机构提供武器，再加上一些法国共和人士，一共1 500多人组成了萨伏伊军团，于4月2日进入萨伏伊地区。

　　在他们进军前，里昂的政府代表、执行委员会的阿拉贡的儿子对他们的行动表示了担忧，这一想法得到了拉马丁的支持，并委托他通过阻断武器补给、终止由政府发给萨伏伊人的补助等方式阻止萨伏伊军团出城，但是他的努力收效甚微。革命起初一切顺利，但他们的举动并没有得到当地民众和上流的支持，反而在第二天被当地农民和国民卫队赶出了城市。对此拉马丁在议会发表演讲，声明没有任何政府成员参与到萨伏伊军团中，甚至表示“如果法国真的想介入，即便是非直接的方式，战斗将会比现在激烈百倍”。总的来说，萨伏伊军团激发了皮埃蒙特人对法国的不满和愤怒，使他们普遍怀疑拉马丁对维护皮埃蒙特独立和完整的承诺是否有效。此后拉马丁在撒丁王国的外交活动愈加举步维艰。

　　与之类似的还有比利时军团。19世纪，许多法国民众认为比利时应该是法国的一部分，这使得当时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在1848年感受到两大威胁，一是法国侵略，第二是民众起义。尽管拉马丁对比利时的外交政策也是以和为贵，保证比利时的独立和君主统治，但是对于法国其他共和党人和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并不信任比利时政府，更何况利奥波德一世和前国王路易·菲利普还有联姻关系，其继承人利奥波德二世便是路易·菲利普的外孙。此时寄居在法国的比利时难民也纷纷动员起来，准备回去推翻君主统治，其领头人斯皮勒度（Spilthoorn）找到时任法国临时政府内政大臣的赖德律·罗林，表明需要10万法郎作为资金。尽管计划遭到拉马丁的反对而没有得到资金支持，但赖德律·罗林还是准许他们翻越边境，并提供运输工具，甚至秘密提供了一批武器。这支比利时军团在国境线上就被早已准备好的比利时军队击溃。该事件在外交上给拉马丁造成了比萨伏伊军团更大的困扰，因为不少政府成员都直接参与其中，拉马丁很难撇清政府和入侵的关系。拉马丁在与神圣罗马帝国利涅亲王会面时，否认临时政府的干预和任何企图，并再次重申比利时的独立地位。

　　即便有了之前两个失败的例子，在法国的德意志民主人士依然没有放弃跨越莱茵河的打算。3月8日，临时政府司法部长克雷米约（Crémieux）收到了有6 000人签名的德意志代表团的信件，信中要求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但他回绝了这一请求，因为此时拉马丁正力图和普鲁士国王达成协议。尽管遭到了拒绝，但他们并没有灰心，相反，他们自行设计了红黑金三色的德意志共和国国旗，甚至传到了普鲁士，连国王在柏林革命后都悬挂了这一旗帜。他们在巴黎蒙马特街64号的英格兰宾馆建立了自己的活动中心，并四处张贴海报：“在巴黎的法国和德意志公民们！巴黎的德意志民主人士已经组织了军团，和他们的兄弟一起去建立德意志共和国——它是建立在德意志和法国人民之间的兄弟情谊之上的。我们现在急需武器、弹药、金钱和衣物。我们十分欢迎你们的捐款和物质援助，它们将帮助我们前往德意志乃至波兰。”拉马丁的态度是可以出钱出力，但绝不能配有武器，以致酿成武装入侵。而德意志方面的回应是愿意和平接受这些难民和民主人士，可以开放边境通道，前提是不得携带武器入境。但难民和德意志军团拒绝和平返回，声称民主建国的条件没有被接受。这引发了德意志南部对武装入侵的恐慌，德意志各个邦国政府也通过了一些反法国的法案。尽管法国的领事宣称法国政府并没有参与其中，可收效甚微。4月26日法国才出台相关法规，禁止法国的德意志难民跨越边境并将违反者视为敌人，而这时最后一批德意志军团已离开超过48个小时了。德意志军团于4月12日展开了行动，但是他们对巴登的入侵很快就被当地军队瓦解。这一事件在外交上给德法关系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本来革命后的普法关系因在波兰等问题上的意见一致而不断获得改善，但这一事件唤起了德意志人民对于1789年的记忆，以致不再相信拉马丁的话。

　　作为浪漫主义诗人，拉马丁没有延续1789年革命后以武力输出革命、扩张领土为特色的激进革命外交，而是采纳了现实主义的国家外交手段，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和平演变：这是拉马丁在担任外交部长之初所采取的一种变相的革命外交手段。在当时的外交背景下，法国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地位，在军备上也没有武力对抗神圣同盟的把握，而且拉马丁本人也不愿意通过战争的方式传播民主、共和的革命理念，因为这可能会招致拿破仑式的独裁在法国重演，同时也避免勾起欧洲人民对拿破仑战争的不良回忆。在这种情况下，拉马丁一边公开向各国外交人员保证绝无任何传播革命的企图，并坚定和平外交的立场，一边向各国派出外交特使，例如普鲁士的西尔库尔，都灵的比克肖和巴枯宁等人，在传递外交信息的同时，联络各国的革命者和民主人士煽动革命。最终成功等来了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国革命的爆发，变相实现了传播革命的目的。

　　（二）国内稳定高于一切：这是拉马丁和临时政府成员在明知道三大军团会对法国对外关系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下，依然默许甚至暗暗支持他们跨越边境的原因。革命后的法国国内局势很不稳定，接连爆发了3月17日事件和4月16日事件，激进的工人和民众在这两场事件的游行示威中展现了巨大的力量，造成法国的国内局势持续动荡，左右两派的内斗愈发激烈，最终导致了六月革命的爆发。有鉴于此，临时政府考虑到对外遣返流亡者和民主人士可以平稳国内的局势，同时减少失业工人数量，故而才有此举，即便这会造成当事国的外交抗议和不满，但这点损失相比临时政府自身的安危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了。

　　（三）战争谋取现实利益：拉马丁虽然名义上奉行和平保守的外交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拒绝了战争，尤其是在处理意大利问题上，他个人收回尼斯和萨伏伊的领土野心便是建立在用战争帮助意大利实现统一的基础上。而到了5月，当拉马丁意识到国内的局势已经糟糕到处于内战的边缘时，甚至主动提出介入意大利的战争以转移国内民众视线，同时满足激进派用战争方式输出革命的需求。

　　拉马丁这种现实主义的外交手段与他在文学作品中所透露出来的外交观念并不一致。1841年，拉马丁在他的诗作《和平的马赛曲》中极力赞颂和平是一种美德。此外，他在1840年发表的著名文章《东方问题——战争和部长》中也表达了他对战争的极度憎恶。可见，拉马丁实际上是和平的支持者。而在《对摩尔达维亚青年人的赞歌》中，拉马丁创作了不少赞美革命的诗歌，表达了他本人对共和、民主概念的支持。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从他的文学作品来看，很难想象拉马丁在掌权之后会变得如此保守和现实，在和平和战争、革命和保守之间反复徘徊。以笔者看来，导致拉马丁外交风格如此嬗变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外在因素——深层力量的制约，即法国的国家实力和人民观念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是从长时段看，法国外交体系从封建保守的王朝外交转向民主国家的现实主义外交过程中，拉马丁本人对国家外交和革命外交两种外交理念的矛盾、取舍的结果。

　　六 拉马丁外交决策的历史逻辑及其对欧洲外交格局的影响

　　（一）外在因素——深层力量

　　勒努万在其著作《国际关系史导论》中提到：“为了理解外交行动，应当力求去感知那些曾引导着进程的影响力。地理条件、人口的变动、财政与经济利益、集体心态的特征、重要的情感倾向，凡此种种皆是一些深层力量，这些力量构成了人类群体之间的关系框架，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特点。政治家在做出决策或制定计划时，不可能忽略这些力量。他得忍受它们的影响，并不得不去了解它们如何对他的行动施加强有力的影响。” 根据这个理论，影响拉马丁和当时法国外交政策的，就是法国的地理位置、人口变动和军队数量受限、经济实力下滑和民族主义在欧洲的抬头。

　　法国和英国隔英吉利海峡而望，在海军实力明显弱于英国的情况下，把与英国保持稳定的外交关系作为外交的重心无疑是明智之举；而环绕在法国周围的，依次有比利时、德意志、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诸国，拉马丁也积极谋求和瑞士、意大利建立三角同盟，并争取和比利时、德意志的友谊；与法国不相邻的奥地利和俄国，则被拉马丁视为潜在的敌国。这一外交策略乍看似乎与远交近攻的传统策略相违背，但却与拉马丁和平、保守的外交风格相一致。此外，萨伏伊和尼斯作为法国通向阿尔卑斯山的门户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同样使得拉马丁想得到它们，而三大军团问题的产生也离不开地缘因素的影响。

　　不光是拉马丁执政时期，从更长的时段来看，法国的外交政策之所以从18世纪末期的扩张型革命外交转向19世纪中期以保守型国家外交为主，与法国在19世纪的发展缓慢有着密切联系。从人口方面说，19世纪最初10年至20世纪40年代，法国人口增长十分缓慢，而18世纪末，法国拥有2 800万左右的人口，占欧洲总人口的15%—16%，同期不列颠人口不足900万。庞大的人口储备为革命政府的武力扩张提供了基础。到了1859年法国人口总数为3 570万，此时的英国总人口已接近2 800万人，此后法国的人口增长进一步放缓，在19世纪的后60年里，法国人口仅增长了14%，而英国是78%，荷兰是64%，比利时是56%，德国是57%。人口优势的减弱导致军队数量不足。在革命之初，临时政府控制的总兵力只有30余万人，而根据路易·勃朗的计算，至少需要50万人的兵力才足够完成防守任务。这是拉马丁被迫选择和平、保守外交的原因之一。

　　从经济数据上来看，尽管18世纪中叶英国率先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大幕，但是基于法国庞大的经济总量和人口基数，奈夫认为“在1735年到1785年间，法国的工业产出增长率和大规模工业显然至少与英国的发展同样快，甚至可能还要更快一些”。赫克歇尔在其著作中估计，1789年法国的生铁产量仍可达到英国的两倍。但是到了1850年，从工业革命的两大重要指标——煤和生铁的产量上看，英国煤炭产量是5 700万吨，生铁产量是220万吨，而法国分别只有450万吨和40万吨。经济尤其是工业的缓慢发展，使得法国的国家实力不断下滑，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其国际地位的下降和外交政策的趋于保守。拿破仑三世执政后，为恢复法国在欧洲大陆的统治地位而采取积极外交政策，是与19世纪中叶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发展和工业革命在法国的进一步推进有着密切的联系，相反，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20世纪前后重新回归保守的外交政策也与普法战争对法国国力的重挫有关。总的来说，纵观整个19世纪的法国外交政策走向，从拿破仑帝国的积极革命外交到七月王朝和第二共和国的保守国家外交政策，再到第二帝国积极的进攻型外交的重现，最后到第三共和国的回归保守，这其中虽然有掌权者个人主观意志的推动，但更多的是受到国家自身实力的制约。

　　正统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变的国际大背景对拉马丁外交政策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维也纳会议后建立的维也纳国际体系完全受神圣同盟和四国同盟所支配，这两个同盟在政治上所坚持的原则就是正统主义，维护各正统王室的专制统治。1848年革命后，正统主义一蹶不振，民族主义大行其道，之后欧洲大陆上的两场大规模冲突——意大利统一战争和普法战争皆打着民族统一的旗号。1848年革命作为这两个时期的转折点，在它之前的一段时期里意大利、波兰和爱尔兰等地的民族统一和民族独立运动此起彼伏，拉马丁察觉到了时代的变化，他的外交政策中也无不体现了民族主义的思想特点，开创了不少19到20世纪民族主义滥觞时期常见的外交政策：譬如坚持本国民族利益至上原则，为此甚至不惜放弃对其他民族，例如对爱尔兰、波兰人的支持；在和他国外交过程中坚持某国的事务由某国本民族解决，例如在波兰问题上坚持由波兰人自己解决，而意大利事务也奉行只有当威尼斯、米兰或皮埃蒙特自己要求法国参与时才出兵的原则，即便是在法国境内组建的三支革命军团（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军团），也多是由逃亡到法国的本国流亡者组成，正是因为对民族主义或者说是民族自决原则思想的迎合和实践，才使得拉马丁的外交政策十分保守。总的来说，拉马丁不再奉行革命外交中使用本国军队武力推广革命的做法，而是审时度势，尊重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外交利益和要求，使用和平的金钱外交，鼓动他国人民革命，从而达到“和平演变”之目的，他坚信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为全欧洲带来自由和民主的革命思想，打破正统主义的王朝统治。

　　（二）内在因素——国家外交与革命外交

　　除了外在因素的制约，根据勒努万的理论，在研究国际关系时也不能完全忽略一个外交家的个人想法、方式和情感，而从拉马丁个人的外交观念来看，他似乎一直努力在革命外交和国家外交两种矛盾冲突的外交观念中寻找平衡。1848年革命是一个转折时期，在整个欧洲从正统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变的同时，法国也从一个君主制的王朝国家逐渐向民主共和制的民族国家转变，其外交政策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从传统的王朝扩张型外交向民族国家的现实主义国家外交转变，并掺杂了革命时期民族国家特有的革命外交政策。综合各方面的外交表现来看，拉马丁毫无疑问是国家外交的坚定拥趸，尽管拉马丁在革命前一直鼓吹革命，但他也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在他初掌外交大权时，在上文所提到的多种客观因素的影响下，采取保守、防御性、和平的国家外交，在处理三大军团事件、波兰问题和意大利问题时，也坚持法国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坚决不采取任何有损本民族国家利益的外交决策，强调法国的国内政策压倒外交政策，例如拒绝向三大军团成员和波兰人提供金钱以及武器援助，甚至向撒丁王国要求萨伏伊和尼斯作为支持的代价，都是这种思维推波助澜的结果。正因为如此，这种稳步推进的国家外交策略使法国缓和了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使它们淡忘了1789年革命后法国咄咄逼人的那一幕，改善了法国周边的外交环境。但同时法国作为革命的主导者，却弃欧洲其他各地如火如荼的革命于不顾，不仅为日后1848年革命全面失败埋下了伏笔，也遭到了国内激进民众和外国流亡者的强烈反对。

　　当然，拉马丁也没有完全抛弃革命外交，在他看来，革命外交固然可以用武力打破维也纳体系，迅速提高法国的国际地位，实现法国昔日在欧洲的统治地位，但是其负面影响和失败结果是他本人乃至整个法兰西民族都难以承受的。因此，拉马丁放弃了用武力输出革命的外交方式，而是意图采用“和平演变”来传播革命理念。用他个人的话来讲就是：“1848年的革命宣传是用笔和思想，而非军队。”他在掌权之初对在法的其他国家的革命者十分宽容，虽然不同意给予军事援助，但还是鼓励他们返回本国参与革命。在拉马丁对民众的演讲中，为了安抚充满革命热情的民众的情绪，他也被迫将自己扮演成革命外交的支持者，而在与各国外交使节的通信中，拉马丁又变成了一个不支持输出革命，坚守和平国家外交的拥护者。

　　从实际效果来看，拉马丁对国家外交和革命外交的两相兼顾并不成功，尤其是在意大利事务上。拉马丁支持意大利革命者在意大利各地尤其是米兰和威尼斯的革命活动，并在皮奥战争中站在撒丁王国这一边。但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他又要求撒丁王国割让萨伏伊和尼斯作为交换，这种既想完成革命目的，又想赚取实际国家利益的外交活动最终导致了彻底的失败。

　　综上所述，拉马丁在执行国家外交时不够坚决，而在执行革命外交时又过于软弱，最终既没能实现和撒丁王国的同盟，也没有促成意大利革命的成功，但若以此为结果来评价拉马丁的外交成就未免有失偏颇。从更长时段来看，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虽几经反复，但法国逐渐从波旁王朝统治下的封建体制转型成共和政体，外交政策也随之发生转向。波旁时期王朝外交的主要目的，是依靠对外扩张和征服来为统治政权获取国内外的威望和统治合法性，而到了共和政府时期，所奉行的国家外交则是以人民需求和社会精英的利益为基础，同时作为革命政府不可避免地会掺杂革命外交，用武力或其他方式传播革命。拉马丁作为二月革命后法国外交的主导者，同时也是革命的领导者和受益者，能够不为人民的革命热情所迫，不为自己的浪漫主义情怀和领土野心所挟，坚持自己和平、保守的现实主义外交，努力减少革命外交的影响，避免了可能带来的革命恐怖和独裁统治，防止了整个欧洲再次陷入全面战争。他的外交政策也为之后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所继承，从这个层面上说，拉马丁无疑是法国现实主义国家外交的先行者。

　　（三）对欧洲国际体系的影响

　　从短期来看，拉马丁外交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维也纳体系的作用上。二月革命所诞生的临时政府彻底颠覆了维也纳体系在大革命后强加给法国的封建统治，并打破了维也纳条约中对法国的束缚，拉马丁在《告欧洲书》中明确提出：“1815年的条约在法兰西共和国公众眼里已经没有合法的存在地位。”法国重新开始谋求在意大利和波兰等地的影响力。但是拉马丁的对外政策是忍让、和平而非通过战争输出革命。对他国革命袖手旁观，只有外交和经济上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对整个维也纳体系的影响有限。二月革命虽然迫使欧洲列强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和改变了对外政策，鼓舞了其他国家的革命者，但整个欧洲国际关系并未受到重大影响。因此，与其说拉马丁领导的法国打破倒不如说是重新融入了维也纳体系，从原先国际体系防范的对象，成为了这一体系的操控者之一，反过来又成为栓在欧洲革命者脖子上的枷锁，日后拉马丁的继承者们对意大利革命的镇压也无疑印证了这一点。但是，这不代表拉马丁的外交政策是消极的、反革命的。如同拉马丁在回答波兰代表时所说“我们爱波兰，我们爱意大利，我们爱所有被压迫民族，但我们最爱的是法国”。相较于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拉马丁更重视法国的现实利益，在他看来，仅仅凭借法国是难以彻底打破由神圣同盟构建的维也纳体系，最好的方法是取得列强对法国革命的谅解，重新加入到国际体系当中，拉拢与普、奥、俄面和心不和的英国，并尽力争取普鲁士，从内部击破维也纳体系。

　　从长期来看，拉马丁的外交政策影响了之后二三十年法国的外交政策，并借助拿破仑三世之手，完成了他在1848年所未完成的外交目标。例如借助东方问题，成功挑起英国和俄国之间的矛盾，最终引发了克里米亚战争，并利用这场战争，在增进英法之间外交关系的同时，削弱俄国实力，疏远俄国和奥地利、普鲁士之间的关系，从而最终瓦解了神圣同盟和维也纳体系。而在意大利问题上，拉马丁用领土换援助政策也得到了拿破仑三世的全盘继承，最终得偿所愿吞并了萨伏伊和尼斯两地。此外，二人都反对撒丁王国完全统一整个意大利，拿破仑三世更是在统一意大利南部地区和罗马地区时频频作梗。最后，拉马丁拉拢普鲁士打压奥地利，支持普鲁士取代奥地利统一德意志的外交计划也不幸为拿破仑三世所采纳，最终导致德国崛起并完全改变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均势。从这个结果来看，虽然有些讽刺，但拉马丁的外交政策的确影响了欧洲后来的发展局势。诚如皮埃尔在其论著《拉马丁与二月革命外交政策》的最后结论中所说：“拉马丁的努力绝非徒劳，也绝对没有白费。”

　　本文是2016年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概念的形成与思想的谱系：西方近代概念史研究（17—19世纪）”（16JJD770016）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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