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延安时期党史学习研究活动

02-13 次遇见

　　摘要：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历史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是在延安时期由毛泽东主导进行的，可分为三个阶段，并且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为指导，以分辨是非、总结经验、统一思想为目的，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对这场学习研究活动的发动、引导和组织，对党的各个时期历史及人物、事件的分析与评论，对中共党史研究对象、方法、立场、切入点和中共党史分期等问题的论述，不仅有力推动了党内关于党风学风文风的学习改造运动，促进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形成，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史观，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蓬勃发展，对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和中共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历史的研究由来已久。1926年上半年，蔡和森应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之邀所做题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介绍了党的一大到党的四大的情况，被学界称为第一部中共党史著作；随后瞿秋白、李立三、邓中夏、罗章龙、华岗、滕代远、陈云和共产国际东方部的米夫以及陈公博等，都以个人名义用不同形式记述过1936年以前中共党史的片段或某个专题。甚至早在1929年，瞿秋白还在莫斯科设立了“中国党史研究室”，征集党史资料。但是，这些多为个人的随机行为，其著述或是党内的报告、文件，或是在境外完成，或是在国内秘密条件下发布的，传播范围非常小，中共党内绝大多数同志鲜有知晓。毛泽东也不例外，他自秋收起义踏上艰苦转战征途后，和外界的联系就极其有限，无从接触上述著述。因此，他在延安时认为“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历史有组织有计划的系统总结和深入研究是从延安时期开始的，并且由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主导，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切入点和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毛泽东虽然始终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但从不忽略书本知识的重要性。其中，注重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和规律性认识，以指导当前和以后的革命事业，是他工作方法的一大特点。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就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如果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从那时起，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目标的学习热潮在全党掀起并不断持续深入，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  

　　一、学习研究中共党史的缘起

　　延安时期的党史学习研究活动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到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第一阶段。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历程艰苦曲折，经验丰富，教训深刻。毛泽东虽然自遵义会议后就一直致力于党的思想建设，并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但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风在很长时期里并没有在全党范围内真正树立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也无从形成。因此，毛泽东希望通过组织学习研究中共党史提高全党的思想认识，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和以往由个别同志为了向共产国际做报告或为了宣传等目的而分别撰写党史著述不同，延安时期是中共中央有计划地组织全党（主要是高级干部）集中学习研究党史，目的性更明确——分辨是非，统一思想。并且，这次对党史的研究与学习，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学习和研究的系统性之强，在中共历史上绝无仅有。

　　当时引起毛泽东高度警觉的是，1940年3月，王明未经中央许可，把在1931年写的集中反映他“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行第三版，并在第三版序言中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这反映出党中央领导层思想认识方面的不统一。是时，为了给原定在1941年上半年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准备总结既往历史的材料，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收集和审核六大以来的历史资料，对党的历史文献进行编辑，并安排毛泽东具体负责此项工作。毛泽东随即开始亲自编辑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文献集。据胡乔木回忆：在审核这些历史文献的过程中，毛泽东读到许多过去没有看到过的材料，这使他对党的历史有了系统了解和认识，特别是对十年内战后期打倒一切“左”倾错误路线的形成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有了更加深刻的感受。为了保证党的七大能够顺利召开并达到预定目的，为了使党内高级干部的思想觉悟有所提高，为了使全党的认识达到空前统一，我们党就必须组织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活动开展学习与研究。毛泽东陆续挑选86篇重要文献，先是以散页形式发给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其中既有反映错误路线产生、形成、危害及其被纠正的文献，也有反映党在这一时期一系列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制定与形成过程的文献。经过学习，正确与错误一目了然，人们自然得出结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毛泽东决定在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成立一个中央研究组，“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在延安的高级干部通过系统阅读与研究《六大以来》历史文献，明辨了党史上的是是非非，这对于开好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起了决定性作用。毛泽东后来说：“六月后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

　　1940年12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党在大革命时期、苏维埃时期和抗战时期统一战线问题上所出现的右倾、“左”倾、再右倾错误的历史过程及其经验教训，其中集中谈到党的历史上“左”的问题，特别是十年内战后期打倒一切的“左”倾错误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25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进一步从指导现实斗争的角度指出：“还有许多人不明白党在目前时期的政策应当和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有重大的区别。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尤其是土地革命后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不能采用，就是过去也是错误的。”

　　1941年三四月间，毛泽东以推动调查研究为切入点，将他在1930年至1934年间所做的11篇农村调查报告汇集成的《农村调查》一书出版，并写了序言和跋。他强调：“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毛泽东以过去进行调查研究的历史经验以及蕴含其中的如何将客观实际与主观认识相结合的理论，教育全党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以促进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从而引导党员干部思想观念的转变。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做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毛泽东痛心地指出当时党内的现状是：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由于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因此，只能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由此，引发了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经典概括，即“‘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研究者多把这篇报告作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形成的标志，但就是这样一篇重要的报告，当时却并未引起多数同志足够的重视，毛泽东后来说“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直到翌年3月27日的《解放日报》才全文发表。

　　有鉴于此，毛泽东希望造成一河大水，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水，实行思想革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彻底改革各部门的工作”。为引起全党重视，毛泽东要求把反对教条主义问题提高到党性高度来认识。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号召全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决定》还规定了开展调查研究的措施和具体方法，并在中央设立以毛泽东和任弼时负责的调查研究局。随后毛泽东在新命名的中央研究院（原马列学院）做题为《实事求是》的报告，“要求大家一定要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随后，九月会议召开，讨论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毛泽东做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他提出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等不正之风的16条办法，并在报告的最后宣读了王稼祥拟定的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的16个研究题目，包括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的历史评价，主观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主观主义与政治策略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问题，主观主义在各个地区及各方面工作的表现，以及遵义会议后主观主义的遗毒等问题，安排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分别准备研究。会议决定在高级干部中开展整风，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1941年12月正式结集内部印行的《六大以来》，成为基本的学习研究素材。

　　这个时期，毛泽东针对全党历史知识贫乏和党史研究落后的状况，向全党提出了学习与研究包括中共党史在内的历史的任务。他从无产阶级政党能否指导当前革命运动的高度来论述其重要性。毛泽东指出：以史为鉴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通过总结党的历史，可以明了“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他认为，只有追溯党的历史，才能深刻理解党的现状，只有把握党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斗争状况，才可能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需要相结合。毛泽东从编辑研究党的历史文献入手，发动党的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分别将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感悟和党的历史文献相结合，共同学习和研究党史，不仅使全党对自身既往的历史脉络有了清晰的了解，对一些重要历史节点形成了结论性共识，并开创了中共党史学学科，而且使之成为开展延安整风和统一全党思想的认识基础。

　　二、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从1941年九月会议召开到1942年3月30日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开展后毛泽东发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为延安时期党史学习研究活动的第二阶段。

　　1942年2月，毛泽东发表题为《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展开。学习党史和研究党史成为推动这次整风学习运动的重要助推器。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深刻阐明了学习研究党史的重要性，而且多次在全党范围内倡导开展广泛深入的党史学习与研究，并带头身体力行。整个党史学习与研究活动，自始至终是在中央总学习委员会负责人毛泽东亲自领导下进行的。3月27日，中央书记处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康生为主任，成员有彭真、胡乔木、陶铸、陈伯达、范文澜、陆定一，同时决定“中央高级学习组从下周起开始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首先请毛泽东报告中共发展三个时期的轮廓”。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做题为《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这篇专题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和同期他在其他著述中对于党史研究的论述，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全面系统地阐明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方法、立场、切入点和中共党史分期，以及如何评价党史人物等问题，不仅为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成为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而且对于进一步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影响，彻底纠正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来说：

　　第一，明确党史研究的目的与对象，即“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他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的历史上所走的道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为了在历史纵深中说明党的产生与发展，毛泽东认为“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因为“现在有很多东西直接联系到那时候”，“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他主张“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所以他后来曾引用《庄子》的“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这句话，回顾党成立之初，“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的情形，说明“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党的发展壮大也是一个辩证的历史过程。为在联系中全面地把握历史问题，毛泽东主张“要研究当时的国共合作，如果只是看共产党的宣言而不看国民党的宣言还不够”“如不讲国民党如何投降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同国民党一起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就看不到内战的必要”“不把地主与农民对土地的所有关系弄清楚，就不会知道土地革命的必要”。

　　第二，阐述党史研究的方法，“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又称“古今中外法”。毛泽东解释说：“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古今中外法”就是要从历史的具体时间、地点等条件出发，在事物的联系中全面、发展地观察历史。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分析道：“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他指出：“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他认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么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毛泽东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实质上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去正确地研究历史问题的一种必要程序和科学规范。它要求在一定的时间（古今）和空间（中外）界限以内，从纵横两方面全面认识客观现实。而分析的目的在于发现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使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我们研究一个问题，如果能细心地从它的历史发展过程看，从它的内在的基本特征看，从它与周围事物的相互关系看，那么其面貌和性质也就基本上清楚了。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要求，即在对历史问题进行历史的、全面的、辩证的分析研究基础上，对研究对象作出客观的评价。“古今”“中外”研究就是对比研究，正如毛泽东所指出，“辛亥革命以来，五四运动、大革命、内战、抗战，这是‘古今’。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这就是‘中外’”。研究中共党史不能只研究中共党内的材料，还要研究国民党、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材料。只有进行两方面、多方面的比较研究，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第三，阐明党史研究的立场问题，即“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毛泽东这一观点的提出，不仅源于他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一贯思想，而且有具体针对性。长期以来，对共产国际在指挥中国革命中的失误，党内很少有人正视，而全盘肯定或过分夸大其积极作用的却不乏其人。米夫1936年为纪念党成立十五周年而写的《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的十五年》，便是这种观点的代表。王明再版他的代表作时的序言，也与之如出一辙。针对这种偏见，毛泽东批评说：“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他尖锐指出：“如果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党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他强调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共党史学，实际上也是强调要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路线、立场上，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共党史学。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涉及党的整个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根本原则，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这一根本原则不仅指导着如何研究既往历史，更指导着党的未来；不仅是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一切事业发展的根本指针。

　　第四，指明详细占有史料是研究中共党史的前提和基本切入点。毛泽东曾建议，为了系统研究中共党史，要编两种材料：一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年月先后编排。后来不久问世的《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两部党内文件选编，就是在此思想指导下编辑印发的。不仅如此，毛泽东认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他历来注重调查研究，从客观事实出发，力求实事求是。他曾谈到在兴国调查中得知，“地主人口只不过百分之一，富农人口不过百分之五，而贫农、中农人口则占百分之八十。一方面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另方面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则仅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因此得出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因此，他强调，研究党史必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第五，确立党史分期和分期的依据。毛泽东把党的历史分为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日时期，主张通过分析党的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和政治路线及其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和相互联系，动态地描绘党的历史发展进程，总结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本人正是在全面深入分析研究党在各个时期的历史之后，概括出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两大特点：“（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二）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他认为：“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由两大历史特点出发，他进一步引申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三大法宝”是毛泽东对党领导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中共党史基本内容及其所反映的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概括。

　　第六，历史地、辩证地、发展地评价党史人物。毛泽东主张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避免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譬如，他曾多次讲到陈独秀，一方面毫不含糊地指出：陈独秀所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同时又充分肯定了建党前后，陈独秀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的历史地位：“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他强调“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当然只看客观原因是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他分析过去党在反对陈独秀、李立三等人的斗争时指出：这些斗争在方法上有所失误，“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错误的详细方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毛泽东深刻阐明研究党史和评价历史人物功过问题的正确态度是，“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楚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推动延安时期党史研究学习活动和奠定中共党史学学科基础的，绝不仅是《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这一篇专题著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袖和党的历史重要参与者，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发表的其他一些重要著述，如《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论新阶段》《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农村调查序言和跋》等，无不凝结着对中共党史深入研究的思考，无不充溢着对中共党史各个发展阶段和重要事件、人物等的结论性阐述，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宝库的最新贡献。这些著作所集中阐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更是成为研究中共党史最具指导意义的方法论。换句话说，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为延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最锐利的思想武器。

　　三、系统总结党史促进全党思想统一

　　从1942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四三决定”，到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延安时期党史学习研究活动的第三阶段。

　　在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的过程中，为更好地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推动全党深入开展党史研究和整风学习，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规定了整风学习的十八个文件：（1）毛泽东二月一日在党校的报告；（2）毛泽东二月八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3）康生两次报告；（4）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5）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6）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7）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8）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9）毛泽东关于改造学习的报告；（10）毛泽东论反对自由主义；（11）毛泽东农村调查序言二；（12）《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13）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14）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二章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节；（15）陈云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16）红四军九次代表大会论党内不正确倾向；（17）宣传指南小册子；（18）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

　　1942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增加整风学习材料及学习时间的通知》中又增加了四个整风学习文件：（1）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2）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3）斯大林论平均主义；（4）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任弼时4月21日在陕甘宁边区整风学习动员报告中强调：整顿三风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则是要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的精神与方法，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是历史的血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干部要以文件作标准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和本部门的工作。

　　这一时期由各地集中在中央党校一部和二部学习的中高级干部（分别是旅、地级和县团级以上），几乎无一例外，都须按上级要求参加整风和干部审查，对照上述文件精神，认真撰写并向组织递交个人自述（思想自传）。其中，记述各自的革命经历，总结每个人对自己亲身经历历史的感悟，是自述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在延安还分别召开了红一军团史座谈会、红五军团史座谈会、闽西苏区党史座谈会、潮梅地区党史座谈会、湘赣根据地党史座谈会、湘鄂赣根据地党史座谈会、赣东北党史座谈会、闽粤边抗日时期党史座谈会、华北会议和中共西北局高干会等多个不同地区与部队、不同层次的座谈会。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等中央领导亲自与会参加讨论。这些座谈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扬民主，系统总结各自历史，由局部到全局，从纵到横，全面分辨党史上的是是非非，所有与会者既是研究某段历史的主体，又是接受熏陶提高认识的客体，最终达到了教育同志、统一思想之目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西北局高干会。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西北局高干会议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号召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使新老党员都更提高进步。11月2日起，在陕甘宁边区党内有很高威信的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等相继讲话，举出种种确证，揭露当年“左”倾路线是怎样危害革命工作，危害党内团结和党同群众关系的，要求犯错误的同志承认错误。陈云多次在会议上讲话，他在14日的讲话中指出：干部犯错误，一个是路线问题，一个是品质问题，但主要是路线问题。他结合自己的经历谈道：过去之所以犯错误，主要是革命经验不足；革命知识少，中国大事、中国现状知道不多；马列主义理论缺乏。今后要避免犯错误，就要求同志的肚子里多装一些“真正的、老实的、不是假的”东西——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这一条，“我们将来还是要吃亏的”。11月21日、23日，毛泽东用两天时间向与会者讲解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十二条经验，他逐条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实际进行阐述，借马克思主义之“箭”，“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之“的”。在讲话中，毛泽东鲜明地提出“实践是考验真理的标准尺度”，并指出：“党公开地承认错误，揭露产生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郑重的党的标志。”最后，他总结说：“这个十二条，很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一下。这是我们全党的‘圣经’，是‘圣经’，而不是教条，是可以变化的。”毛泽东的报告推动了西北高干会从检讨历史问题到检讨现时党内思想倾向的问题，同时创造了以整风运动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新经验。11月24日起，会议采用大会讨论的方式集中批评当前工作中的偏向，从县级团级干部起，直到边区许多高级负责人止，70多人都发言并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对当时党内闹独立性、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等倾向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对1935年秋陕甘根据地错误肃反的历史，做了进一步清算，对主持肃反的中共北方局代表等主要责任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作出组织结论。这样就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使边区党在路线、政策、组织和思想上达到了统一。

　　通过组织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分辨是非、统一思想，促进全党思想统一的最重要的举动，是起草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继1941年九月会议，毛泽东提出“过去我们党的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之后，10月13日，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由毛泽东领导，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和彭真参加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毛泽东在会议上对党过去20年的历史做了初步概括：五四运动至大革命时期——在指导思想上是唯物辩证法的时期，我党生动活泼的时期；1927年下半年——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指导思想的机械唯物论时期；立三路线与苏维埃运动后期——这是“左”倾机会主义时期，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六届四中全会虽在形式上克服了立三路线，但在实际政策上没有执行正确的转变，四中全会决议对于当时形势与工作政策没有具体决定，只说明交政治局讨论，但新的中央政治局没有完成此任务；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又恢复按辩证法行事，即按实际办事；抗战4年以来，我们党的阶级自觉性比五四时更提高了，党更加生动活泼，更能灵活地运用辩证法。22日，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会议提交了关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领导路线问题的结论草案，即《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以下简称《结论草案》），共16个问题，约2万字。《结论草案》指出这条中央领导路线的性质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而在形态的完备上，在时间的长久上，在结果的严重上，则超过了陈独秀、李立三两次的错误路线。毛泽东特别强调“王明同志与博古同志领导的这条路线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原则错误的，集各方面错误之大成，它是形态最完备的一次错误路线”。这篇《结论草案》后来成为《决议》的蓝本，其中的主要思想都为《决议》所吸收。据胡乔木回忆，当年毛泽东就在这个文件的封皮上题写有“历史草案”四个字。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延安整风进入纠正错误思想和审查干部阶段。在此背景下召开的1943年九月会议仍把研究党史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但重点是总结抗战以来的历史，特别是1937年十二月会议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的历史，同时也联系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历史。9月30日的会议决定，从10月开始的5个月内，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和七大代表二三百人，讨论党史文件和联共（布）党史。

　　1944年春，整风运动开始进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阶段。3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党的历史，认为对当年苏区的历史不能一概否定。毛泽东发言强调：“当时我与博古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就是如何打蒋介石，就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问题上，六大决议是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争论是没收土地后博古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我是不同意的。”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讨论党的历史问题会议上发表题为《学习和时局》的报告，进一步强调指出：“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毛泽东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现象做出结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亦有缺点，例如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极大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极大的重要性……但无论如何，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我党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关于党内历史上的宗派问题，他指出，“我党历史上存在过并起了不良作用的宗派，经过遵义会议以来的几次变化，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目前剩下的，只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想形态的残余，我们继续深入地进入整风学习，就可以将它们克服过来”；关于“山头主义的历史根源，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特别广大和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而党内教育不足则是其主观原因。指出这些原因，说服同志们去掉盲目性，增强自觉性，打通同志间的思想，提倡同志间的互相谅解，互相尊重，以实现全党大团结，是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这份报告最后向全党发出号召：“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

　　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牵头，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博古为成员，负责起草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的决议，准备在党的七大上正式通过。任弼时很快就以毛泽东的《结论草案》为基础写出《决议》初稿，其中写道，“七大认为教育党员和干部最好的办法，就是号召全党来研究中国革命运动和中国党的历史，首先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去研究和总结中国党的各方面斗争的历史经验。只有用中国革命的理论，用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来教育中国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才能收到更迅速的和直接的效果，而且一定能够避免许多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无限地增加党员和干部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5月21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会议持续举行了11个月，是党的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审议党的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多次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和《决议》草案。《决议》草案在七中全会期间经胡乔木、任弼时、张闻天等多人多次修改，毛泽东本人前后亲自修改了七次。毛泽东在第一次修改稿上明确《决议》是“对于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结论”。他认为“关于抗战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因为抗战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这样，就确定了《决议》的时限和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为了不因用较多篇幅总结十年间党内机会主义错误的表现即社会历史根源而误导读者对党的历史的全面性认识，毛泽东在第五次修改稿中加写了一段话：“中国共产党自从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他简要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与抗日战争时期24年间光辉历程与业绩，从而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事业的伟大贡献和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而奠定了《决议》的基调。

　　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征求意见和讨论修改，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决议》。《决议》对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给予极高评价，指出在全党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对于党在历史上的若干问题，特别是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作了全面系统的批判，并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作出了正确总结；对历史上犯错误的同志本着“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进行了诚恳的批评。毛泽东在会议发言中强调：“《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要对全党与全国人民负责的。”他还特别指出：“《决议》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我的错误缺点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而是没有挂，为了党的利益没有写上，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

　　经过系统学习研究中共党史、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及深入全面地进行整风，全党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得到根本破除，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由此开始深入人心。全程参加延安高级干部整风活动的杨尚昆回忆说：“回想起来，我觉得延安整风学习马列，研究历史，分清路线，整顿‘三风’，特别是毛主席提倡‘实事求是’，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是很伟大的，不然，全党的思想统一不了，七大可能开不成功，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也不会那么快取得胜利。”即使是王明，也在七中全会闭幕前夕致信中央表示：“我对于七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正确路线以及近年来全党同志在整风运动与党史学习的认识，而作出的对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所犯严重的错误的内容实质与其重大的危害以及产生此种错误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根源底分析和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这条路线的错误和危害，早已由历史实践所充分证明。”

　　《决议》从1941年10月13日决定组织清算过去的历史委员会和22日毛泽东提交《结论草案》开始，到七中全会讨论通过，再到在七大期间修改和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最终定稿，前后历时近4年，凝聚了全党智慧，不仅体现了整风运动的胜利成果，使全党对党的历史有了统一认识，为全党团结和党的七大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发动制定《决议》的过程，就是系统梳理研究党的历史和奠定中共党史学科基础的过程，它的问世对中国共产党以后的历史发展和中共党史学科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5年4月23日，已经拥有121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七大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召开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落走向复兴的伟大转折点；党的七大又是在中国人民面临两种道路、两种命运抉择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不仅确定了彻底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和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路线，描绘了建立社会主义中国的宏伟蓝图，而且正式确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党的七大以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党的七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为争取建立一个光明的中国，开始书写中共党史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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