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疫防治与畜种改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甘南藏区牧业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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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位处汉藏边界地带的甘南藏区拥有的丰富畜牧资源，是南京国民政府加强边疆牧业建设的重要着眼点之一。在西北开发浪潮中，不少官员和专家先后前往甘南藏区考察牧业状况，发现此处牲畜疫病多、受灾重。对此，南京国民政府从兽疫防治和畜种改良两方面入手，设立防疫机构、组织兽疫防治队伍和开展巡回医疗，设立种畜场、培育良种、研究先进的饲养和管理方法等。南京国民政府在甘南藏区推进牧业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兽疫的加剧，培育了一些良种，但面临着经费、人事及其与地方社会关系之种种困境。甘南藏区的牧业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在边疆地区施行边政所遇困境的一个缩影。

　　甘南藏区位于汉藏边界地带，地处偏僻的内陆边疆，但从未被人漠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波澜在此演绎，传统与现代的不同元素在此交错，社会变革浪潮亦对此有所波及，然而它被记住更多是因其蕴藏有丰富的资源。该地拥有富厚充足的畜牧资源和前景广阔的牧业经济，属于国民政府加强边疆建设的重要着眼之处。前往考察的官员、学者和记者等无不呼吁加大对该地畜牧业建设的力度，罗家伦更是认为西北畜牧业建设首在防疫，其次为改良畜种。防治病疫和改良品种是牧业建设中两大技术性关键问题，防治病疫可降低死亡率，改良品种既可提高牲畜免疫力，又可增加畜产品产出。但是，病疫防治与畜种改良都需现代技术的支持，改良品种更需从外国或外地引入优良品种，这均非当地牧民所能自为，县（局）政府亦难做到，实须中央政府予以支持和推进。目前学术界对民国时期甘南藏区牧业发展的研究存在以下几种倾向：第一，将甘南藏区牧业建设作为开发西北和边疆建设的众多内容之一，忽视了牧业建设的独特性；第二，将甘南藏区牧业建设纳入皮毛经济范畴中，简化了发展牧业的丰富内容；第三，将发展牧业的兽疫防治纳入西北医药卫生建设去看待地方社会的近代化进程。有鉴于此，本文将围绕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甘南藏区牧业建设本身，梳理国民政府在甘南藏区这一边疆民族地区实施病疫调查、防治和畜种改良的历史过程，考察牧业建设带来的新旧变化以及边疆牧业建设面临的诸多困境。

　　一、调查：牲畜疫病多、受灾重

　　民国时期，在开发西北的浪潮中，不少有识之士前往西北考察，注意到当地的牧业状况，认为需从兽疫防治和畜种改良入手，加以改善。1934年春，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宋子文与国联医学卫生专家司坦巴博士先后赴西北考察，与甘肃省主席朱绍良洽商畜产改良和兽疫防治事务。同年2月，卫生署为整顿西北卫生事业，选派专员姚寻源及甘肃学院医科教授王景槐等组织西北五省卫生事业调查团，着重调查兽疫及防治问题。随着国民政府的重视，陆续有专家深入甘南藏区调查，为当地牧业建设做准备。

　　甘南藏区是西北有名的牧区，牲畜有黄牛、牦牛、犏牛、山羊、绵羊、藏羊、马、狗和猪等类，其中藏羊毛特长而蜷曲，体大健走，是牧民最喜欢饲养的畜类。蒙藏民族习惯游牧，但“不善经营，兽疫流行，每年死亡率有在百分之五十以上者”。尤其在每年四五月间，海拔较高的甘南藏区天气转换，晴雪无常，枯草已经腐败，而嫩草尚未萌生，牲畜多在此时发病。

　　1935年5月，位于夏河甘坪寺的西北畜牧改良场长粟显倬赴兰州出差，与西北防疫处人员谈及甘坪寺一带病疫流行，牛羊死亡枕藉，邀约前往考察。西北防疫处虑及西北畜牧改良场为预定合作机关，且甘坪寺一带是该处预定防治兽疫实验区，自应派员实地考察。5月30日，该处派员策马前往，分别对甘家滩、晒金滩等地调查兽疫情况，查得此次受灾最严重的为羊，其次为狗。羊疫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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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交通闭塞，调查人员耗费多日到达之时，疫病流行的高峰已过，他们搜集了病畜、死畜和遗骨，分别施以观察、剖检和化验，查得上述地区羊群大面积死亡乃钩虫、绦虫和姜片虫等寄生虫所致，加之天气急变，牧草匮乏，羊群身体衰弱，免疫力降低，无法抵抗风起云涌般疫病。

　　此次羊疫对夏河的影响甚大，以致次年再去夏河考察的马鹤天对此颇为关注，他在考察日记中详细记录了病疫流行情形和死亡概况。3至6月间，夏河县属四大牧区均发生了羊疫，疫病症状为“额下或颈下浮肿，下痢”，在2~8周内死亡，死后剖检，胸腹水增量，为寄生虫所致。其中“桑科滩原有羊67400头，死亡2400头，现存65000头，发病率5%，死亡率62.8%。科才滩原有羊52200头，死亡7200头，现存45000头，发病率20%，死亡率63.1%。兹韦原有羊13400头，死亡1400头，现存12000头，发病率15%，死亡率69.6%。洼地原有羊21100头，死亡2100头，现存19000头，发病率13%，死亡率76.5%。合计原有羊154100头，死亡13100头，现存141000头，发病率平均13.2%，死亡率平均68.0%。”综合马鹤天的记载与西北防疫处的调查看，预计有2万多只羊在此次疫病中死亡，损失不可谓不大。

　　1935年8—9月间，整个甘南藏区的牛群爆发了急性传染病，拉卜楞寺以南各牧场当属最为迅猛和严重。有的疫病症状为恶寒战栗、食欲不振、多泪流涎、口腔粘膜有烂斑，下痢且混有血液。患病之牛多在4~10日间倒毙，亦有发病三日不下痢而死者，存活者甚少。西北防疫处派员于8月14日前往调查，他们在拉卜楞地区发现传染性肋膜肺炎正在流行，十余头已被传染的病牛“症候显著，大抵皆体温上升，约三十九度，以上脉搏频数，食欲不振，泌乳减少，时发咳嗽，且呼吸困难，而有鼻漏，亦有胸部及鼻部发生浮肿者”。因正值红军长征过境甘南，地方战事吃紧，调查人员未便久留，仅从当地民众口中得知患病症状。牧民言道，病牛肺脏已经病变，“肺与胸膛之病变有时或可治愈，本病肺部之病变，若由肺部尖端向气管部蔓延者，则无治疗之希望，反之，若由气管向肺胞处蔓延者，则可痊愈云云”。在距离拉卜楞寺一百五十里的几母仓，“死牛一万余头，患畜传染甚速，六七日即死”。藏民对此毫无医治之方，预防之法收效不显，免疫率仅20%。此次疫病对甘南藏区的畜牧业造成了巨大损失，据统计，仅“夏河县城牛畜原数850头，传染率33.6%，死亡率98%，死亡概数280头。桑科滩，牛畜原数5500头，传染率22.3%，死亡率80%，死亡概数1100头。科材滩，牛畜原数2500头，传染率19%，死亡率97%，死亡概数460头。共计牛畜统数8850头，传染率平均25%，死亡率平均95%，死亡概数1840头。”

　　另外，调查人员在卓尼录巴寺发现牲畜正流行炭疽病，因病死亡1000余头，患畜发病一二日即死。夏河的羊因炭疽病死亡1800余只，因误食病羊肉而患病的牧民有10人，其中7人死亡，3人幸免。调查人员对患炭疽病的牲畜进行剖检，死尸流出黄色液体或黑血，脾脏肿大，腹腔内有大量黑色液体。途经卓尼车巴沟时，他们看见有数百头牛患有口蹄疫，大多病牛的口黏膜已经糜烂，多处溃疡，食欲不振，它们的蹄部亦已溃烂化脓。经询问得知，口蹄疫在当地已流传10余日，因病死亡的牛达40余头。

　　1941年，夏河县兽疫工作站人员前往距离拉卜楞寺二百五十余里的西仓部落调查兽疫，“适逢该地区口蹄疫流行，据本地居民报称，是疫五月份发起，六月最烈，至今疫势已趋减，死亡率百分之十五，发病率百分之九十，全疫经过八十日”。他们在夏河县科才部落查得口蹄疫亦在六月最烈，“现在疫势仍在流行，该地某户畜牛五十三头，现已有三十二头染疫，倒毙十一头。正月间此地发生羊痘，二三月间疫势最烈，染疫者占全羊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死亡率百分之二十，且小羊较壮羊死亡率尤大。”

　　此前，边疆游牧民族甚少受到关注，其牧业状况鲜有了解，牲畜因疫病蒙受损失无人知晓。只有经过详细调查方才知晓兽疫种类、病症状态、传播媒介和危害程度等，然后才能进行有针对地实施兽疫防治计划。随着调查的细致与深入，越来越多的官员、专家和学者深入牧区，对边疆地区的兽疫状况有所掌握。甘南藏区家畜流行病疫种类繁多，直到1937年，政府尚未对流行疫病的种类调查完全。从各种兽疫诊断报告中得知牛、羊、马等牲畜的传染病各有差异，下文将分门别类加以概述。

　　（1）牛瘟俗称烂肠病，乃一种极细病菌，病原物经过三四天至七八天的潜伏期，才显现病状。具体症状为“眼漏，下痢衰弱，耳冷而垂，口腔烂斑，经过七至十二日不等”，多因病而死，其中牦牛死亡率最高达80%~90%。“因为毛（牦）牛常居深山，很少接触病毒机会，毫无抵抗能力，一经感染，便大批死亡”。所以，藏民最怕牛瘟。

　　（2）牛传染性胸膜肺炎，乃为球状菌所致，此菌经呼吸道传入，可在肺内生存两三个月。“病初咳嗽带湿声，鼻孔有粘液流出，即诊所得肺部多浊音，听诊所得呼吸中带水声，流产，泌乳停止，胸腔内有黄液体。解剖其肺部肝化，充满石灰质，肺之肝化部与胸膜粘着，有时溃烂，传染性极重。”病畜死亡率为30%~50%。

　　（3）炭疽病，该病病源为炭疽杆菌，人畜皆有被感染的危险。该菌从伤口传入，“十二至二十四小时以内，则在传染之点，发生恶性脓包，继则附近部分皆是水肿现象，至均传全身，共五六日内即致人死命”，死亡率高达80%。该菌如从呼吸道传入，则发生剧烈不规则的肺炎；如从消化道侵入，则发生急性肠炎和便血，然后全身虚脱而死。藏民在病发初期，用套管针从羊肋下斜刺入腹腔而穿刺脾脏，若有黑色液体流出，则病畜有痊愈之可能。

　　（4）鼻疽病，病源为锤形杆状菌，奇蹄兽类最易感染。病症为急性发热，皮肤、呼吸道、肌肉等出现蜂窝织炎、坏死、脓肿和肉芽肿。分急性和慢性两种，由病畜的排泄物、鼻涕、脓水等传播，死亡率高达90%。

　　（5）口蹄疫，它是由口蹄疫病毒引发的一种急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偶蹄动物易感染，病状为口腔黏膜、蹄部和乳房皮肤发生水泡。该病可经水泡液、粪便、乳汁、尿液和涎水等媒介从消化道和呼吸道传播，传播速度甚快，死亡率为10%~20%。

　　（6）羊痘，它是各种家畜“痘”病中最烈者，生长于头部、四肢内侧、眼睛和口腔周围，极具传染性，消除甚为困难。多由呼吸道或消化道而入，羊羔被传染的几率最大。每值春暖夏初之交，羊痘爆发，成群传染死亡颇多，其中壮羊死亡率40%、幼羊死亡率80%。

　　（7）肝胵虫病，由肝胵虫寄生肝内致病，藏民称此虫为肉蛾，该病在夏河比较多见，藏民对此无任何医治方法。

　　（8）疥癣，它是疥虫侵袭毛发浓密处，导致瘙痒、红疹、皮肤溃破感染等症状，牛羊患病甚多。该病虽不致死亡，但对皮毛损伤较大。

　　（9）寄生虫病，该病由钩虫、绦虫和旋毛虫寄生牲畜体内造成，“人食蒸调不适当之病畜之肉时，则受传染”。西北防疫处查得甘南藏区的羊群受寄生虫病之危害甚多。

　　（10）颚凹淋巴腺肿胀，这是调查人员在郎木寺一带的牛群中发现的，患处初为硬固，继则转软，病牛体温升高，呼吸困难。此病传染速度较慢，死亡率约5%。病初时，牧民用针刺穿肿胀处，将黄色液体放出，即可痊愈。

　　从上可知，甘南藏区的兽疫种类多，它们与畜种、年龄、地域等有关，传播途径多是呼吸道和消化道，死亡率与疫病种类及其发展阶段有关。加之，边疆民族虽生养于牛羊畜群之中，但十分缺乏现代兽疫防治知识，“罔知隔离、消毒、毁尸、乳肉食品检查及一切卫生之道，倘畜群一旦罹疫，则人民直接间随时有受其传染之危险”。所以，病疫对畜群危害甚大，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亦有不少疫病可传染至人体，危及民众健康。与此同时，调查人员发现民众虽能掌握一些粗陋的配种技术，但沿袭日久的品种已属不佳，免疫力较弱，急需引进新品种予以改良。可见，甘南藏区兽疫多、受灾重，亟待实行有效的兽疫防治，以减少经济损失、提高经济收益和降低疫病对牧民生命健康的危害，并施以畜种改良，这才是民国时期甘南藏区牧业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当务之急。

　　二、多管齐下防治病疫

　　畜牧业本为边疆社会经济的重要支柱，兽疫防治则是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兽疫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就会“直接侵害家畜之繁荣，农村经济之损失，及农村事业之发展”，进而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随着丝茶出口贸易衰落，皮毛等畜产品在出口贸易中的份额不断增长，成为对外贸易的大宗之一。20世纪30年代，兽疫在牧区广泛流行，输入我国皮毛的英、美等国以病害危险为由，对我国畜产实施种种限制，以致西欧畜牧学教科书中赫然记载“中国所出口之皮毛，多含有炭疽病菌之胞子”，是故，兽疫流行还关系对外贸易之信誉和国家经济之贫富。兽疫防治工作刻不容缓，国民政府积极筹措实施。作为当时全国重要的畜牧基地，甘南藏区的牧业建设在边疆地区中比较突出，国民政府在此设立防疫机构、组织兽疫防治队伍和开展巡回医疗等。

　　1934年3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署呈准行政院在兰州设立西北防疫处，负责兽疫诊断、训练兽医人员、制造医治兽疫所需血清和预防兽疫之菌苗等。中央防疫处处长陈宗贤兼代处长，陈文贵代理技正，马光礼、张逢旭、刘鸿勋和孟培元为技佐。其后，实业部认为兽疫防治为刻不容缓之事，已有机构不敷使用，通令各省从速筹设。中央防疫处在兰州加设制造所，全国经济委员会在甘肃省设立卫生实验处。西北防疫处与中央防疫处兰州制造所、甘肃省卫生实验处三家单位相互合作，其中西北防疫处实地调查兽疫情况，兰州制造所负责制造血清疫苗，卫生实验处负责防治兽疫的推广事宜。不久后，西北防疫处派员前往夏河县调查，与位于甘坪寺的西北畜牧改良场洽商合作事宜：西北畜牧改良场总、分场皆为西北防疫处防治兽疫的中心地点，西北防疫处负责照料西北畜牧改良场的兽医事项，以最低价格向改良场提供血清疫苗。西北防疫处联合甘肃省卫生实验处与西北畜牧改良场创办了西北畜牧兽医推广人员养成所，延揽人才，教授以基本的畜牧兽疫防治知识和方法。众多机构的建立及其展开的合作事宜，既是兽疫防治的重要内容，也为深入甘南藏区开展实际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为深入牧区开展工作，西北防疫处增设派出机构，于1937年在拉卜楞设立夏河防治所，1938年在新城设立临潭防治所，它们成为甘南藏区最早的专业性畜牧兽疫机构。1940年，成立于岷县的西北羊毛改进所下设兽医组，针对包括甘南藏区在内的洮岷地区施行兽疫防治。这些机构组织兽医人员深入各部落进行巡回治疗，加强病疫知识的宣传和研究防疫方法。1940年，拉卜楞寺联合夏河县各单位组织人员深入河曲草地迎接自拉萨返锡的第五世嘉木样活佛，西北防疫处派两名医生随行，借机在沿途各部落进行病疫防治。6月17日，两名医生在科才奇顿滩为一些牛羊注射了防疫针。

　　1941年4月，西北防疫处与受日军侵华影响从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迁至兰州的蒙绥防疫处合并，组建了西北兽疫防治处，专门研制兽用防疫生物药品、疫苗、血清，并积极防治各种流行兽疫。随着机构的合并重组，西北防疫处夏河防治所更名为西北兽疫防治处夏河防治所，杜世杰为主任，下设2名技术佐理员和1名书记员。该防治所在1941、1942两年间就诊治患者7336人，医疗牲畜3698头（只）。他们下乡进行防疫治疗时，还找牧民进行个别谈话和巡回演讲，普及兽疫知识和提高民众防疫意识，其中谈话达340余次，演讲5次，听众300多人。1941年9月，卓尼爆发痢疫，传染甚速，而当地并无相应医疗防疫机构，诊疗乏术。甘肃省卫生处联合西北防疫处选派医生万福田，携带大批牛痘苗、伤寒霍乱苗、白喉类毒素及一般治疗药品前往，以纾民困。该员抵达卓尼后，在禅定寺代理僧纲宋堪布等陪同下奔赴各旗巡回治疗，接种预防疫苗等。1942年5月，夏河盛行牛瘟，黄正清和县长李永瑞请得兽疫防治处派员前往医治。1945年，拉卜楞直属区党部书记绳景信前往岷夏公路沿线视察，带领医疗队深入各部落施诊，医生在医治藏民患者之余，还对患病牲畜进行治疗。不过，这些治疗多是疫病爆发后的补救举措，即使地方组织的巡回医疗也多属偶然举措。

　　各防疫机构定驻在市镇，工作范围多限于市镇周围，不能深入广大牧区进行普遍治疗。逐水草而居的牧民不便于牵牛赶羊前往医院就治，划拨专款成立巡回医疗组织实施流动医治，既符合现实需要，又能提高医疗效果，获得牧民好感。是故，甘南藏区政教精英人物阿莽仓活佛、杨生华和李识音等人联名向甘肃省参议会提议，请在拉卜楞医院下设巡回医疗队，以满足牧区防疫事业的需要。组织固定的医疗队伍，既受经费限制，又需要解决人才缺乏的难题。国立拉卜楞初级实用职业学校设有畜牧班，教以兽疫防治相关知识，可最终毕业且在当地服务者寥寥无几。1946年，甘肃省建设厅分令各县推广人员，要求他们限期前往省会兰州参加省府与青年干部学校西北分校合办的兽疫防治人员训练班，“着重各种防疫血清疫苗之家畜注射技术，俾训练期满后，将以分往各县，从事实地家畜防疫工作”。可这种培训缺乏延续性，受训者屈指可数，对各县局防疫工作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西北兽疫防治处下设4支巡回防治大队，其中第二防治大队于1947年开始在夏河牧区展开调查，计划在夏河、临潭、卓尼等地实施巡回防疫，预计为五千头牛注射牛瘟疫苗75000cc。

　　兽疫防治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人才和医药，还需要普通民众的积极配合。首先，要提高民众的防疫意识。“一有疾病发生，不管是传染病与否，最好能够立刻报告县政府或县立农场，那么县政府或县立农场立刻可以派员视察，如果确定为传染病，即可指导怎样实施防疫工作的进行”，以免病疫扩散。其次，在交通便利、环境适宜的地方设立模范牧场，通过模范牧场的运营去影响和指导普通民众进行科学管理和预防病疫。此外，牧场可附设牲畜诊疗所，并设立大规模血清制造厂，以备医疗和防疫之用。然后，派员深入牧区，帮助牧民注意牲畜卫生，施以科学管理方法，以血清血毒及菌苗之注射预防和治疗，对已毙者施行尸体毁灭。最后，指导牧民自行组织防疫机构，成立兽疫防治委员会，“对家畜及疫病之调查统计，发病报告，通禁病畜赴集市买卖，实施消毒隔离及疫畜死尸之处理”。由此，可在政府和专业机构的指导下，在广大牧民的参与下建立一套有效的兽疫防治机制，即病疫尚未爆发前，民众应注意预防，做到未雨绸缪。病疫一旦发生，民众应积极主动向相关部门报告，切忌秘而不宣。病疫一旦流行开来，各家各户应通力合作，共同防治，如果发展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牧民应在防疫人员的指导下将区域内少数家畜忍痛屠杀，将病疫控制在有限范围之内，免于传染更广。

　　政府设立防疫机构、组织防疫队伍和开展巡回治疗等，但民众的现代防疫意识依然淡薄，他们多以相沿成习的地方性知识经营畜牧，有限的科学防疫工作在广阔的甘南藏区牧地只能零星地、流动地和有限地发挥作用。对于当时整个兽疫防治工作而言，地方性防疫知识和技术仍广泛存在，且所占比重绝不容忽视。本土兽医等利用放血、毒血接种、隔离和转移牧场之法与病疫做斗争，如拉卜楞的兽医每年春季开始携带药物巡回牧地，用自己配制的药物喂养或用输血法，能使百分之六十的病畜终身免疫。对于牛热病，本土兽医“则以利刃刺其颈放血数升，即以其血和乳喂入病牛口中，以牛粪敷其伤口，顷刻即愈”。对于疥癣病，他们多用烟草水涂抹，颇有疗效；对于传染性肋膜肺炎，将甘草、冰糖与本地生红叶草煎熬，将药汁灌入病畜口中，对初发之牛颇有疗效。这些令外人诧异的兽疫医治方法虽不能完全治愈，但却有相当的挽救功效，由此，在缺少充足的现代防疫条件的广大牧区，本土兽医仍持久地发挥着作用。

　　综上可见，国民政府为在甘南藏区施行兽疫防治做出了种种努力，尽管开展的有限工作给甘南藏区带去了现代兽疫防治技术和实践，但因人才、经费和战时环境等种种限制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同时，藏民旧有的防治方法仍在发挥作用，成为现代防疫工作有限的补充。由此，传统与现代、外来与本土的防疫技术并行，兽疫防治出现了多管齐下、新旧杂陈的局面。

　　三、设甘坪寺种畜场，培育良种

　　有效防治兽疫可以减低牲畜死亡率，但要想从根本上提升牲畜质量，促进畜牧事业发展就需对牲畜品种实施改良。只有培育优良品种，才能增强牲畜防疫和免疫能力，才能提高经济效益，与外国畜产品争衡。

　　1934年，栩舟在论及发展畜牧业与开发西北的关系时，提出西北牲畜品种亟需改良，劣质品种广泛流传，体质较弱，生产较低，即使改进管理方法也收效不佳。为了从根本上予以改善，他建议政府设立大规模的种畜场，“聘育种专家，搜集本地及外国的各种名种，行杂交繁殖法及严格的选择，造成优良而适于地方情形的理想新种，次行近亲繁殖法固定之，然后再以上法普及于民间”。此建议富于远见。

　　拉卜楞畜牧业较为发达，位于甘青边界夏河县境内甘坪寺一带，水草丰美，为一面积辽阔的盆地，适宜羊种培育，所产小尾藏羊，性赋灵活，毛质纤细，皮质秀丽，在附近颇有名气。该地东南距夏河县40里，西离青海省同仁县70里，北达兰州440里，为拉卜楞寺属甘加部落和仁爱部落的游牧之地。1934年6月，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处长赵连芳前往视察，认为该地水草便利，颇适于发展畜牧，加之附近畜产量丰富，所产绵羊品质尤佳，决定在此设立西北畜牧改良场，负责畜种繁殖、改良、推广和指导，家畜纯种的饲养与保护，对家畜进行畜种比较、杂交育种试验，培育和栽植优质牧草，栽培饲料作物，开展饲料营养试验，对畜牧产品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畜牧产品及其运销合作情况等。该场直属全国经济委员会，被定位为“特定经济建设”项目和牧业示范改良中心。1934年9月26日，全国经济委员会第十次常委会专门讨论办理西北畜牧业事宜，其中第一步则为“设立西北畜种改良场”。随后正式建立，粟显倬为首任场长，综理全场事务，同时在甘肃省永登县松山设立分场，阮荫棠为分场负责人。

　　1936年8月，西北畜牧改良场转隶实业部（战时改为经济部），更名为西北种畜场，因地处甘坪寺又称“甘坪寺种畜场”。转隶后的种畜场职能有所变化，为“家畜繁殖与改良、纯种饲养与保护、种畜比较试验、畜产制造、饲料作物栽培、种畜品评、民间牝畜配种、种畜推广及指导、畜产调查、家畜卫生及医疗等”。种畜场的队伍也有所扩大，下设畜牧、兽医、畜产制造和总务四组，畜牧组配设技正2人、技佐10~20人、练习生5人；兽医与畜产制造组分设技正1人、技佐5~10人、练习生5人；总务组设主任1人、事务员5~10人、雇员5人。队伍壮大后的西北种畜场陆续开展工作，在夏河八角城种植100余亩苜蓿，在永登松山土沟滩种植500余亩苜蓿，在绥远萨拉齐种植5000余亩苜蓿，在兰州黄河北庙子滩建立牛乳实验室等，筹设了洗毛厂和毛纺织厂。

　　西北种畜场专家对当地牧民的育种方法进行调查，发现他们在选种时只注重那些躯体高大强健的牲畜，从未注意和考虑羊毛的颜色、细度、密度、曲度、长度、光泽和含油质等条件。所以，在甘南藏区的草原上，细毛羊与粗毛羊混在一起，粗细程度殊不一致。对此，他们先选购本地优良种畜进行饲养。至1937年4—6月，种羊交配126只，后产仔134只。然后，他们计划引进外国优良种畜与本地良种进行杂交，以图改良，即引进毛质细密的美利奴（Merino）羊与本地种羊杂交改良，使良种羊“毛质又细又长，又匀净，又坚韧，可纺织高等的呢绒哔吱”，每年可产毛30磅；将美国黑福特牛或短角牛实施良种推广；将伊犁马与本土马杂交以作改良，并研究出适宜新品种牲畜的饲养方法。

　　可是，外国品种的确优良，但在引入时须进行严格检验，确保引入品种并无携带传染病，“且亦不会与有病之牲畜接触过”，运输牲畜的车船经过检查和兽医的严格监督，只有获得健康证明的牲畜才能引入，否则引进种畜之时也使新型传染病侵入，危害国内畜牧事业的安全。如我国牛羊并无传染性胸膜肺炎和玛泰岛热症，它们均是由外国输入的乳牛和乳羊传进中国的。因此，西北畜牧改良场从美国选购的黑福特牛、荷兰牛及美利奴羊等品种登岸，经牲畜入口检疫机关检查后，被送至安徽祁门牧场进行观察饲养，确保种畜绝对健康优良和适应中国的气候后才运至种畜场。经过一番周折和努力，西北种畜场才制定种畜预算编制，即100只美利奴种羊、1000只本地土种羊、20头外国种牛、150头本地种牛、25匹伊犁种马、100匹国内其他种马和10只藏獒等。但是，受交通运输等种种限制，进口种畜一直暂寄他处，甘坪寺种畜场的育种工作迟迟未能完全开展，“惟仅有空名，一切尚未实施也”。

　　各项工作尚处千头万绪之际，种畜场与当地部落社会的关系日益紧张，加剧了培育良种工作的难度。对于甘南藏区社会而言，这个直属中央部委的西北畜牧改良场或西北种畜场，都是“外来户”，它所拥有的牧场和牲畜都会挤占当地社会的生存空间，以致当地藏民非但没有理解国家建立示范牧场的深意，反因维护自身利益而处处掣肘。如藏民禁止种畜场牲畜接近他们的帐篷周围。后来，种畜场改由地方经营管理，机构级别降低，工作人员减少，经费缩水，场务不振。加之人事更迭频繁，管理不善，工作人员的工作方式不当，导致种畜场牲畜死亡率甚高，更助长了藏民的轻鄙之意，双方误会颇多。1940年初，因种畜场牧工管理不善，畜群误入仁爱部落的冬季牧场，仁爱藏民极具报复性地将自己的牲畜赶至种畜场附近，将场周围五里以内的牧草早早食尽，以致场内种畜只能吮食断草剩根，许多牲畜相继倒毙。其后经夏河县长丁明德召集各僧官、头目等详加劝说，该场分得一块临时牧地，种畜才免于死亡殆尽。6月，种畜场人员与仁爱族部落再起冲突，将2位藏民打死，藏民围攻场部，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派员前往调处，场方依照部落习惯法赔偿2个命价后方才平息冲突。

　　前三任场长粟显倬、朱桦和甄晓主持场务不善，弊病丛生，与地方冲突不断。直到1940年8月，佟树蕃就任场长，才努力改善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对过去轻视和欺驱藏民的做法力加改善，以取得当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在拉卜楞保安司令部的协助下，与当地部落约定合作放牧办法，向当地招募一般事务人员、牧工和杂务人员，便于同当地牧民打交道；努力奋勉，以实际行动和具体成效去感化藏民，以改变他们轻侮外来者的传统心理。他领导全场人员积极工作，“先注意减少牲畜死亡率，增加生产数量”，努力消除彼此间的误会和矛盾。他高价收购优良种畜，引入场内配得良马21匹，通过科学方法对疫病施行预防和治疗。同时，该场与西北防疫处合作，派人前往甘坪寺一带防治兽疫，减少了疫病流行带来的损失，获得了藏民的一些信任。虽然佟树蕃艰苦勤勉，但迭因经费和人事等方面的限制，仍无法力挽颓势。

　　甘南藏区牧业发达，南京国民政府将牧业示范建设的目光投向夏河县甘坪寺一带，设场经营十一年之久，在百般困难中尽力工作，为边疆社会的牧业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将中央直属的改良场设于甘南藏区，表明甘南藏区这一边疆社会早就进入国家规划边疆建设的蓝图之中，但最后因各种原因未能取得满意的成效。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对边疆社会的认识尚显不足，不能有效地处理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无法获得边疆民族的足够信任和支持。

　　结 语

　　畜牧业是甘南藏区最主要、最可资开发的经济产业，正因如此，地处边徼的它才从未被漠视。甘南藏区所在的安多藏区被称为“马区”，畜牧资源相当丰富，在全国牧业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且还能彰显边疆因素。在广袤的蒙藏牧区，青海玉树以西藏区的皮毛多经印度销往外国，利润为外商攫取；玉树以东藏区的皮毛大半经天津、上海等港口销往外国。藏边地带的畜产品在丝茶贸易日渐衰落的背景下，成为了对外贸易中的大宗之一。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边疆危机日深，畜牧经济大受影响，随着日本势力向内蒙古东部渗透和蒙古王公自治运动的高涨，西北蒙藏地区的皮毛大量滞销，既严重影响了国家经济，又不利于缓解边疆危机。西北开发的热潮应运而生，包括甘南藏区在内的安多藏区畜牧资源的开发成为重要内容之一。在安多藏区畜牧产品的运销中，青海湟源、甘肃拉卜楞和临潭旧城是三大重要集散地，青海湟源受马家军阀控制，利益亦多由其所占，而拉卜楞和旧城属国民政府中央直接控制的甘肃省，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强力渗透的重要地区。随着抗战日亟，甘南藏区成为国民政府努力建设和控制之区，故而发展该地畜牧业的边政建设具有控驭边疆的重要意义。

　　甘南藏区是边疆建设的重点区域，开发该地丰富的畜牧资源很早成为牧业建设的典范。自1930年代初，陆续有中央官员、技术人员和专家前往甘南藏区进行牧业调查，发现该地畜牧条件优良，但病疫严重，有畜种不佳和管理不善等问题。国民政府遂从兽疫防治和改良畜种两方面入手，加强牧业的示范建设。1934年，卫生署设西北防疫处于兰州，在夏河和临潭增设派出机构，组织医疗队伍进行巡回防治。在投入人力物力时，他们努力提高牧民防疫意识、开展防疫实践等，但效果并不明显，相沿已久的本土兽疫防治仍占相当比重。1934年，全国经济委员会在夏河县甘坪寺设西北畜牧改良场（后改西北种畜场），计划引进外国或外地优良种畜培育适合当地的优良品种，但因经费、人事及其与地方社会关系之种种限制，这一牧业示范建设成绩不佳，将外国品种与本地品种进行杂交改良的工作迟迟未能开展起来。这些中央直属机构及人员配设在国家权力尚未深入的甘南藏区，自上而下开展牧业建设，给地方社会带来了种种不适，以致引得当地藏民强烈抵制。新的兽疫防治和改良畜种本来符合当地实际需要，但其暂时性和战时性使其无法达到理想状态，它们与相关的地方性知识和技术彼此交叠，新旧杂陈。甘南藏区的牧业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在边疆地区施行边政所遭遇种种困境的一个缩影。不过，兽疫防治和畜种改良给甘南藏区这一边疆社会带来了现代牧业建设的知识和理念，一定程度上推进其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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