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成就
02-13 次遇见摘要：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突破国民政府的严密封锁，全面启动与反法西斯盟国的外交，借助联合国制宪会议全面展示中共外交主张，致力于在民主、和平、平等基础上参与构建战后世界新秩序。中国共产党的外交突破乃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其一，反法西斯盟国反对中国国共关系恶化，希望保持中国全民抗战状态；其二，中国获得联合国创始会员国资格，在联合国创建问题上拥有话语权。联合国制宪会议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外交突破的历史契机，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冲破国内政治阻力，成功启动并圆满完成了联合国制宪会议外交，为新中国外交提供了借鉴。
抗战时期，中国国民政府在外交层面是代表中国的中央政府。但在抗战后期，中国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代表团中，却有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既往研究在涉及联合国创建问题时多聚焦于国民政府的外交作为，而甚少关注中国共产党的联合国政策和主张。实际上，中国共产党能派出代表参与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是战时中共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努力实现外交突破、争取国际社会支持的结果。
一、对盟国外交的全面启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反法西斯盟国基于对战争走向的管控，以及对战后和平的构想，致力于创建新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作为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根基。
1943年10月，随着反法西斯战争形势逐渐明朗，美、苏、英、中四国代表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签署了《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布：“它们承认有必要在尽速可行的日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所有这些国家无论大小，均得加入为会员国，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美、苏、英、中四大国获得联合国发起国资格，并正式启动联合国的筹建工作。而四大国中的中国也由此正式获得国际社会的法律认可和普遍认同，正式以发起国身份参与联合国创建。
反法西斯战争是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历史契机，联合国的创建是中国大国地位确立的重要载体，而中国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全民持久抗战则构成了中国大国地位的根基。中国的抗战不同于其他反法西斯盟国的抗战，在这场中国民众全面参与的伟大战争中，形成了国民政府领导的正面战场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相呼应的战争局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全民持久抗战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同时也是盟国大战略的拥护者和践行者，对于中国抗战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重大贡献在国内外都争取到了一定的话语权。
很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很早就表达了积极参与战后国际秩序构建的愿望，并且希望能够将抗日民族统一阵线政策进一步推进到国际合作层面。1941年8月19日，中国共产党高度评价《大西洋宪章》，认为“这不但是英美苏三国人民从法西斯威胁下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而且是我们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家宣言》正式签署，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阵线政策从国内层面的“国共合作、全民抗战”，发展为国际层面的“与反法西斯国家合作和推动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毛泽东指出：“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人民不但在抗日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战后世界和平上将起极大的作用，在保障东方和平上则起决定的作用。”从某种程度而言，反法西斯同盟的缔结，完全符合中国共产党对于国际抗日民族统一阵线政策的预期，也推动着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团结盟国，构建战后世界新秩序。
1942年7月7日，《新华日报》刊发《中共中央宣言——为抗战五周年纪念》，表达了对于参与战后世界重建的愿望：“去年八月大西洋宪章的宣布，今年一月二十六国的宣言，最近英苏同盟的签约以及苏美协定的签订，都规定了战后世界是自由的、民主的、和平的世界。不扩张领土，不干涉别国内政，各国人民有选择政治制度的自由，不让法西斯有抬头的可能，凡此一切，都被中苏英美及一切反侵略国所共同承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我们拥护这些宣言，我们愿意本着这些宣言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各爱国党派协同一致，参加战后新世界与战后新中国的建设。”1942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再次重申：“战后的世界必定要是自由、民主、和平的世界。法西斯主义的侵略，必须根绝。相互间决不侵犯领土，不干涉内政，经济必须繁荣与互惠。民族必须平等互助。凡此一切，去年所宣布的大西洋宪章，今年一月的二十六国宣言，以及英苏同盟条约，苏美互助协定等文件中，都已规定得很明确。这些，都与中国人民的愿望相吻合，与新中国的建设相辅相成。”中国共产党对于同盟国历次会议、文件精神予以支持，并将建设“自由、民主、和平的新世界”和“独立、自由、民主、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作为战后重建的基本原则。反法西斯同盟的缔结为中国共产党按照民主原则构建战后世界新秩序提供了机遇，而这种机遇也使得中国共产党有可能通过盟国外交维护国共合作，加强抗战力量，建立国内民主政府。
抗战后期，中国国内的军事和政治状况处于迅速变动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武装力量已经成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中流砥柱，并在政治上提出了改组国民政府的主张。伴随反法西斯盟国之间的军事配合和战略协作不断增强，并基于皖南事变和平解决的经验，中国共产党敏锐而准确地判断：反法西斯盟国反对中国国共关系恶化，希望维持中国全民抗战局面，以避免损耗抗战力量。于是，中国共产党决定全面加强对外联络，在国际层面展现中共军事价值和政治主张，借助国际社会的力量向国民政府施压，促成国共合作、参与政府重组和战后秩序重建。
由于在抗战后期美国对中国抗战进行了援助、对中国大国地位给予了认同，因此，美国便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外交活动的重心，中共希望通过建立与美国政府官方联系使美国全面了解中共主张，利用与美国的合作向国民党施加压力，避免国共摩擦。早在1942年5月，中共中央便通过驻重庆代表周恩来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明确表示希望美军派出正式代表团访问延安，并委托斯诺转交中共军队对日作战的材料给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居里。11月，周恩来和林彪通过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范宣德和三秘谢伟思，表达了希望借助美国对国民党的影响力推动中国民主进程、改善国共关系的愿望。1943年1月23日，美国驻华使馆三秘谢伟思提交了题为“国共形势”的备忘录，提请国务院关注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尤其是国共间的日趋分裂状态，以及战后难以避免的内战。谢伟思提醒政府充分重视中共武装力量的军事价值，以及中共政治主张的群众基础，并且建议派遣调查团突破国民党的封锁，对共产党统治区作实地调查研究。美国国务卿赫尔、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对此均作出了积极回应，然而美国远东事务资深顾问霍恩贝克却保持谨慎态度。2月1日，美国驻华大使高斯的回复认为：“国共关系仍旧保持使馆于1941年8月20日报告中所描述的那样，短期内几无可能爆发内战。”根据美国驻华使馆的反馈，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形成了关于国共关系的备忘录：国共对峙不利于抗战，并且存在导致国共内战于抗战结束前爆发的多重因素，为了促成和推动中国统一，避免内战，美国必须考虑采取适当行动，其中包括派遣官方人士访问共产党控制区。这一举措将会一箭双雕，既可以向中国表明美国对事态的整体关注，又可以收集多层面的更多情报。
1943年3月16日，周恩来通过美国驻华使馆二秘戴维斯再次发出邀请，希望美国派遣官方观察团进入山西和陕西，中共将协助美国收集日军军事情报。5月6日，周恩来通过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范宣德发出第三次邀请，他强调国共内战的危险，并且希望美国立足于对日决战而派遣军事观察团进入中共根据地。6月27日，中共代表林彪与美方代办艾奇森会见时也表达了对于国共关系的担忧，并且希望借助国际社会对于中国事务的影响力，积极寻求美国对国共关系的谨慎处理。6月24日，戴维斯在华盛顿提交了题为“美国利益和中国团结”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基于对国共两党以及中国政局的深度分析和解读，提出国共对立不仅会将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甚至直接引发美苏对抗。美国必须放弃不介入的消极政策，积极制定对华政策，保障美国在亚洲的利益，为此美国官方需要获取关于中共方面的情报，以避免受制于国民党单方面的外交影响。派出美国政治和军事观察团前往中共根据地的决定应该由华盛顿高层向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然而中共寻求与美国建立官方联系的外交努力并未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国民政府通过美国驻华使馆高层，以及直接游说美国国务院，明确表示：强烈反对不受中央政权控制的中共政权以及苏联支持中共的立场。鉴于国民政府的强烈反对以及内战于抗战结束前爆发的较低几率，美国国务院并未立即派遣观察团前往中共根据地，但是持续保持对于中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密切关注。
苏德战争爆发前，作为当时对中国抗战提供援助最多的国家，苏联足以影响到中国国内事务，因而成为中共的外交重点，中共的对苏外交立足于争取援助增强中国抗战力量，以及借助苏联钳制国民党分裂企图两个层面。皖南事变的和平解决正是中共寻求苏联介入，利用共产国际积极争取国际支持，向国民党施压，维系国共合作的例证。苏德战争爆发后，虽然由于物资援助减少导致苏联对华影响力下降，然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重塑了苏联在华地位。1943年，面对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决定“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在强化对美外交的同时，加强与苏联之间的联系。1943年7月8日，周恩来向美英等国驻华使馆通报了国共关系恶化的信息，以及中共的立场和政策。7月9日，毛泽东亲自会见苏联塔斯社驻延安记者，希望其向苏联以及前共产国际领导人报告中国国共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争取其积极介入。8月8日，苏联做出积极回应，塔斯社著名记者罗果夫发表题为《对于中国政府的批评》的文章，公开批评国民政府放任国民党对于中共的封锁和袭击，破坏民族团结和削弱抗战力量，是对中国人民的背叛和对抗战大计的背离。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取决于国民政府认识到真正团结一切民主力量的重要性。罗果夫的文章是抗战以来苏联对中国政府的首次公开批评，苏联藉此释放出清晰信号：苏联对于中国国内事务高度关注，反对武力解决中共问题，并将积极介入国共争端。
对于国共危机，苏联的反应在美国预料之中：苏联是中国的利益相关国，对于中国国共问题的任何考量必须将苏联因素考虑在内。早在1943年6月16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即提出，国民政府将会通过怀柔或者武力方式清算中共武装，苏联对于中共的支持将成为掣肘力量。6月18日，美国国务卿赫尔直接指示美国驻苏大使斯坦德利，令其调查苏联对于国共对峙的态度和立场。苏联和美英等盟国对华政策的核心是一致的，即保持中国统一、政权稳定，利用中国抗战配合盟军、牵制日军，而国共交恶必然会产生内耗从而危及抗战大局，因此美苏之间为此开始交换意见。7月14日、8月5日、8月11日，苏联先后通过其驻华使馆人员向美国驻华使馆人员表示：国民党企图以武力消灭共产党的行为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并且明确提出“一旦国共发生武装冲突，美国是否会继续援助中国”的问题。美国再次确认苏联对于中国问题的关切以及对于中共的支持，苏联的介入将会使中国问题更加复杂，出于抗战需要和盟国团结，美国必须采取措施遏制事态发展。8月18日，霍恩贝克约见宋子文，明确表示“美国政府严重关切国共双方的公开冲突，这种冲突应该加以避免”。史迪威和美国驻华使馆也开始向国民政府施压，促使其放弃对中共的军事围攻。
中国共产党争取美苏等盟国政府介入国共危机处理的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9月1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宣布，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并派出王世杰、邵力子和董必武会谈，愿意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国共问题。中共也公开表示“延安欢迎政治解决，不愿破裂”。
1943年，中国共产党全面启动盟国外交。缓和国共危机，乃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准确把握：其一，立足于反法西斯盟国军事胜利，建立在国共合作基础上的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可以凝聚中国抗战力量，形成全民参与对日作战的局面，因此美、苏等盟国必然会阻止国共冲突，产生内耗危及远东战局；其二，考虑到战后远东政治格局，美国对于中国政治将会持续产生影响力，而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心则集中于保持中国政权的稳定。因此，中共需要加大对美外交力度，利用美国促成战后中国政府改组；其三，有鉴于盟国战后合作，美国对华政策的任何调整必然考虑苏联对华问题的关切，中共可以借助苏联扭转美国建立在对国共信息来源的不对称基础上的现有政策。中共的盟国外交取得了显著成效，坚定了中共继续通过盟国外交参与战后重建的信心，而中国作为创始会员国参与联合国创建无疑是难得的契机。
二、对战后国际秩序构建的主动参与
中国共产党在成功化解国共危机后，继续努力在国际舞台释放中共对于国际事务的观点、立场和见解，增强国际社会对于中共的了解和关注。1943年底，莫斯科外长会议、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先后召开，中国作为参与战后世界规划的四大国之一的身份得以确认，中共亦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表示欣喜，并对参与战后规划展现出浓厚兴趣。中共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为舆论宣传平台，表达了对于莫斯科外长会议以及开罗会议的高度重视，以及中共愿意承担作为联合国四大发起国的责任参与联合国筹建，并阐发了中共对于战后世界及联合国组织的规划原则，尤其是非殖民化原则，例如强调“中国及其它殖民地的解放和民主”，坚决反对“独霸世界之谬说”“列强共管之妄论”，以及“计划瓜分殖民地”等帝国主义思想。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基本已成定局，联合国的筹备作为战后世界规划的核心工作已经启动，中共希望能够将政治问题作为中国民主化进程加以推进，并且希望能够参考欧洲国家组建联合政府的做法，在战后建立包含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联合政府，共同参与战后规划和重建工作。
中共再次于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中找寻对中共的有利因素：其一，中国抗战局面出现有利于中共方面的转机。日本发动的大规模攻势迫使国民党军队后撤，中国正面战场出现大溃败，而中共敌后战场开始局部反攻的价值开始受到盟国关注。其二，中苏关系因为新疆问题日趋恶化。国民政府希望美国直接介入中苏纠纷，美苏同盟关系因之受到影响。其三，中共舆论宣传引发国际舆论关注，而国民政府的新闻封锁适得其反，激发起盟国记者对中共的兴趣。为了打破国民党对于中共外交活动的封锁，中共南方局于1944年1月提前为董必武祝寿，向国内外各界人士介绍中共的民主立场和统战主张，打开了外交新局面，一方面促成了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另一方面推动美国派遣军事观察组考察延安。1月24日，戴维斯在其提交给史迪威的报告中指出，国民党对于中共的封锁促使其逐渐依靠苏联力量，美国必须立即派遣军事和政治观察组到中共地区搜集情报，包括发动对日反攻、调查中共实力，并在苏联进攻日本时汇报战况和考察苏联对北方中国的政治影响。戴维斯的报告引起罗斯福的重视，罗斯福自2月10日起连续三次致电蒋介石，要求立即派遣美国观察团至西北中共控制区，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蒋介石在3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美国必期派员视察延安，实则联络共党，以为牵制我中央政府之计也，其心用甚险，余惟以照理力拒而已。”直至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蒋介石才最终同意。美国军事观察团分作两批分别于7月22日和8月7日到达延安，从而“构成了美国政府对延安政权的一种准官方承认”。
基于美国对中共政策的调整，以及“抑蒋联共”政策的施行，中共加强了在军事和政治上与美国的合作，但同时对于国内外形势依旧保持了清醒认识。8月16日，以董必武为首的中共南方局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报告，指出了美国政策的两面性：一方面需要“联苏联共”打败日本，因此执行“压蒋联共”的政策；另一方面不会赞成中共成为中国政治中心，不会放弃对中国的影响力。据此，中共中央决定将对美外交与国内政治相联系，利用美国促成国内政治环境的改善。8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国际统一战线的中心内容是共同抗日与民主合作”，“在目前最重要的是外交工作”。9月15日，得到中共中央指示后，中共驻重庆代表林伯渠等人公开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中共利用美国与中共之间正在运行的准官方关系开始大幅调整中共政治主张，完成了从“谋求国民政府民主化”到“强调组建联合政府”的政策转变。然而，中共虽然希望和美国之间的合作可以由军事合作达到文化合作、政治合作和经济合作，但也充分认识到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心仍旧是支持国民党，因此对于中共和美国合作保持审慎态度，目前阶段不应希望过高。而这种审慎的外交立场在赫尔利使华期间也有集中体现。
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特使身份使华，首要任务是解决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其次是调解日趋紧张的国共关系。罗斯福指示赫尔利“帮助蒋介石解决中国政治问题，例如中央政府与中共的关系问题”。虽然来自中共方面的信息开始从中外记者、驻华美军、军事观察团等渠道反馈至美国政府，但是从罗斯福给赫尔利的指示看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依旧是对国民党的片面支持。此时，中共仍寄希望于美国促成联合政府的方案，因为如无外力介入，国民党断然不会放弃独裁权，因此，中共中央热情欢迎赫尔利访问延安。赫尔利在国共争端的核心问题，即联合政府和军队改编的问题上缺乏深刻理解，在访问延安期间，赫尔利与毛泽东签署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协定》（《五条协定草案》）后，赫尔利非常满意，并向罗斯福汇报：“协议中几乎所有的原则都是我们的。”但是中共对于协定草案保持谨慎态度，11月9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周恩来指出，蒋介石所谓的让我们参加政府和我们主张建立的联合政府是有区别的；但赫尔利却把二者混而为一。毛泽东希望推动美国影响国民党方面，他通过赫尔利转达信件给罗斯福，表示“愿意和蒋主席取得用以促进中国人民福利的协定”，并感谢罗斯福“为团结中国以便击败日本并使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成为可能的利益之巨大努力”。
中共对于《五条协议草案》的审慎估计随后得到印证，国民政府表示绝不接受协议草案，并提出了三点反建议。基于赫尔利对国共关系的介入，11月17日，罗斯福任命其为驻华大使，持续施加美国影响力。罗斯福急于缓和国共关系，除了军事层面统一军队反攻日本的考虑之外，苏联因素的影响逐渐增强是重要因素。虽然此时以谢伟思和史迪威等人为代表，提出了放弃对于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的片面支持，立足于美国在华利益重新衡量美国对华政策，甚至加强与中共联系的主张，但是美国的对华外交依然依照惯性，继续支持国民党表面民主化改造的国共关系解决方案。
中共在对美外交遭遇赫尔利调停国共关系的停滞，甚至美国逐渐采取压制共产党、支持国民党的倾向时，再次开始外交调整，一方面向美国释放强硬信号“拉美压蒋”，另一方面则加强对苏外交的力度。周恩来已经感受到赫尔利的态度在向“扶蒋抑共”方向转化。11月27日和12月2日，赫尔利两次与周恩来会谈，希望利用美国对中共军事援助换取中共接受国民党方案。中共试图通过强硬立场“拉美压蒋”，12月8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后致函赫尔利，表达对赫尔利致力于国共合作和中国统一的谢意，同时表示中共将应各界公众要求公布《五条协议草案》。中共立场引发美国强烈反应，赫尔利致函周恩来，指出如果中共公开《五点协议草案》就意味着国共谈判的失败，中共为此承担主要责任。中共中央决定暂缓公布《五条协议草案》，避免与美国对立，并且在赫尔利斡旋下，于1945年1月重启国共谈判。与此同时，中共捕捉到来自苏联方面的积极信号，早在1944年11月6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就公开谴责日本是侵略者，释放出对日作战的信息。次日，中共在《解放日报》做出回应，高度评价“苏联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消灭阶级的国家。因此，苏联的民主体制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更优越。广大人民群众是这个国家的真正掌权者”。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也提醒罗斯福关注苏联对日作战后对中国事务的影响以及对中共的支持，这将会使远东局势更趋复杂。
1944年，中国共产党的外交集中于对美外交的突破，美国军事观察团的派遣以及赫尔利直接介入国共和谈使中共将对美外交作为重点，然而在国共和谈陷入僵局时，中共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心依然是确保亲美的蒋介石政权。为此，美国需要与苏联协调远东政策，对中共主张加以抑制，但是抗战结束前，出于对日反攻的需要和美苏同盟的合作，美国不会断然关闭与中共沟通的大门，但是窗口期会越来越短。
三、联合国制宪会议上的成功外交
中国抗战在军事上形成国民政府主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相互配合的局面，这一特征有别于其他反法西斯国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对于中国抗战抑或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意义重大，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国共联合政府”以及“参与战后国际秩序构建”的提议是实至名归的。然而抗战后期，中国国内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并现，国共双方的分歧和矛盾不断加深，美国作为第三方介入中国内政，促使中国国内形势更加错综复杂。这种复杂的国内政治折射在外交舞台同样使中国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大国的特别之处。在联合国创建问题上，美、英等国将联合国宪章草案在国内各阶层以及各党派之间先行达成共识，并分别由政府出面组成包括执政党和在野党的联合代表团参与联合国的筹建。而国民政府则将《联合国宪章》草案的拟定局限于国民党内部，希望由国民党独揽出席国际会议的代表团名额，尤其着意排挤中国共产党代表，这一做法在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中国共产党不断扩大国际交往，借助联合国制宪会议的召开，提出派遣代表参与旧金山会议的请求，并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战外交层面的公开首次亮相。
联合国四大发起国于1943年至1945年先后召开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雅尔塔会议，就《联合国宪章》草案进行详细商讨，并就大国地位问题、联合国创始会员国问题、安理会表决程序问题以及托管制度问题等逐渐达成共识。1945年2月12日，雅尔塔会议发布会议公报，由美、英、苏、中四大联合国发起国向所有反法西斯盟国发出会议邀请，定于1945年4月15日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签署纲领性文件《联合国宪章》，建立联合国。经历反法西斯盟国历时数年的精心酝酿和筹划，并被确立为战后国际秩序的根基，联合国即将由设计蓝图成为国际法主体。
联合国制宪会议对于中国意义重大，根据《联合国宪章》，中国作为核心机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被确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东方的中国在经历近代百年的屈辱和全民族持久抗战后，终于以崭新的面貌重归大国行列；同时中国可以凭借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积极参与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对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远东亚太地区利益以及推动非殖民化运动均具有重要价值。国民政府从1945年3月即开始就与会方案的拟定、与会方针的确立以及与会代表团组成开展工作。为了遏制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国民政府在组建中国代表团时，决定由国民党独占所有名额，排斥中国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而中共决定充分利用这一难得的国际外交平台开展会议外交，对内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对外扩大中共国际影响力，促成有利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国内外局势。
雅尔塔会议后，中共中央通过舆论宣传、统战联合、直接交涉以及国际施压等方式，展开系列斗争，致力于组建包含国内各党派、各阶层民主人士的代表团，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1945年2月17日，《解放日报》刊登社论提出，中国以发起国身份参加旧金山会议是中国人民的光荣，是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结果，应该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著名无党派人士共同组成代表团出席会议，并请美、苏、英三国加以考虑。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表示，中国共产党要派出代表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同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致电赫尔利：“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国民政府，既不能代表解放区的千万人民，也不能代表国统区的民众意愿，因此不能由国民政府垄断代表团名单。”中共方面希望赫尔利履行承诺，由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三方组成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并向罗斯福总统转达中共意愿。然而，赫尔利有鉴于国共谈判破裂，希望以代表团组成为筹码，压制中共接受美国对中国军队的统一指挥权，因此以“受邀参会的是政府代表而非党派代表”为由，委婉拒绝了周恩来的意见。拒绝组建联合政府的国民政府同样排斥联合代表团的设想，决定派遣完全由国民党员组成、规模3-5人的小型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
为了营造国内民主政治氛围，中共中央充分利用国内统战力量，推动联合代表团的组建，共同争取参加旧金山会议。2月25日，毛泽东指示王若飞，“真正能逼蒋让步的条件，还没完全成熟”“国共谈判也不能望其速成，而只能运用公开谈判的形式，以援助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发展”，而旧金山会议“有利于国内民主运动的推动”。在中共统战工作的推动下，民主同盟负责人章伯钧等公开表示：“中国要在旧金山会议中获得成就和应有的地位，必须先以民主而统一的中国出现在世界人士之前。”当得知美国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由民主共和两党代表各半组成后，中国民主力量呼吁：“世界和平非一党所能决定，和平机构不能为一人一党一国而工作。”中国各界要求组建联合代表团出席旧金山的呼声因此高涨。中国妇女代表刘清扬号召妇女应为民主而奋斗，“旧金山会议我国应产生由各党派组织的举国一致的代表团去出席”。张申府指出，中国只有“适应世界民主潮流，在国际上才有地位……我国旧金会议的代表，应包括各党派，最好还是对国际组织问题素有研究的”。与中共设想相契合，中国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群众也希望通过组建联合代表团参加旧金山会议，推动因国共谈判破裂而停滞的中国民主化进程。
3月7日，周恩来致函王世杰，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要“能代表全国人民的公意”，代表团人选“必须包括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方面的代表”。同时从两方面向国民政府施压：其一，美英等盟国宣布代表团成员包含各重要政党代表；其二，国民党垄断代表团名额表明分裂立场，中共对于其所作之一切言论和行为保留自己的发言权。3月9日，周恩来将信函内容转告赫尔利，并要求赫尔利“尽速告之”罗斯福。3月10日，罗斯福致电毛泽东，赞誉中共为国家统一做出的努力，并希望国共之间能够保持真诚合作致力于抗战胜利和国家统一。这封电报并未提及中国代表团组成事宜，但是却向国民政府释放出信号：为抗战计，国共仍需继续致力于国内政治统一。3月15日，罗斯福总统根据赫尔利以及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的建议，通过电报向蒋介石明确表达他对于中国代表团组成的意见：中国共产党曾要求代表团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代表，赫尔利婉言拒绝了中共的提议，他本人与大使的意见一致。但是代表团包含中共以及其他党派代表并无不利影响，而且还有利于中国树立良好国际形象以及推动国内团结的考虑。罗斯福还以美国代表团就包括两党的代表，以及其他国家亦会以此为例组建代表团作为示范。
尽管罗斯福倾向于中国代表团应包含中共以及其他党派代表，但国民政府顽固地坚持垄断代表团人选，并且在3月19日组成了八人代表团。国民政府内部对此方案也出现异议，顾维钧就曾表示，真正代表全国的代表团应有广泛的基础，应包含各种不同政治主张的代表。然而来自国内的不同政见并未改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决定，直到国际干预再次发挥重要作用。3月23日，罗斯福的电报辗转到达蒋介石手中，罗斯福措辞委婉却坚定，蒋介石经过反复确认和再三权衡之后，被迫做了一些让步。3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公布了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十人名单：宋子文、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李璜、张君劢、董必武、胡适、吴贻芳、胡霖。其中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各一名，无党派人士三名。中共代表由中共提出的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三人缩减为董必武一人，中共中央为大局计，由周恩来指示王若飞转告王世杰：虽然对缩减中共代表名额表示不满，但同意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出席旧金山会议。中共打破国民党垄断，成功推动国民政府组建包含各政党、各阶层联合代表团，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
组建包括各党派、各阶层代表的联合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是中共抗战后期外交活动的延续和发展。利用反法西斯同盟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的时机，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开展会议外交，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局势、国共关系、中共主张，对于提升中共的国际影响，促成有利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外部环境出现，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
中共代表董必武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交付的国内外双重统战使命。4月6日，董必武与秘书章汉夫、翻译陈家康等从延安飞往重庆，当日在中国民主同盟举行的欢送宴会上，董必武向各界人士发表重要讲话：一方面介绍中共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表示中共与民盟今天共同奋斗的目标是“争取中国实现民主团结，以便达到抗战建国的成功”“有了民主的联合政府，人民的各种自由权利才能实现，中国人民才能在抗战中表现自身的力量与作用，才能内合全民要求，外符国际期望”。另一方面表达中共顾全大局致力和平的立场。“本党中央派本人出席旧金山会议，本着爱好和平、力求民主团结的委曲求全精神，为国际和平而奋斗，本党‘深信民主为世界大势所趋，必须实现，否则，中国永无和平，中国人民永无自由’。”左舜生、黄炎培、章伯钧、沈钧儒、张申府等民盟领导人认同中共主张，并希望代表团成员“把中国的现状表达于国际人士，谋取国际同情”“发动华侨共同从事于民主运动”。4月7日，董必武出席由张申府、王世杰、邵力子等人在参政会举行的饯行会；4月8日，出席重庆妇女界举行的茶话会。通过行前系列活动，中共成功促成了国内各派民主力量的合作，民盟普遍接受中共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希望利用旧金山会议获取国际民主人士和民主力量的支持。
董必武一行经纽约短暂停留后于4月24日抵达旧金山，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公开出席重大国际活动，对于中共而言是难得的外交机会和平台，董必武圆满完成了国际统战工作。
董必武在旧金山制宪会议期间顾全大局，与各位代表协同完成《联合国宪章》的修正和完善工作，其谦逊的作风和对于国际事务的熟稔助其成功塑造了中共良好的国际形象。5月1日，中国代表团全体代表举行记者招待会，期间董必武被问及旧金山会议的成功，是否将有助于造成中国内部团结与和谐？董必武当即坦率说：“是，但不是直接的。”董必武准确、简洁而有分寸的答复赢得了热烈掌声，维护了中国的国际声誉。中国代表团的团结一致为联合国宪章提供了完善空间，相对于其他大国，中国是唯一长期遭受侵略压迫的国家，因此“全世界被束缚之民族，尤其是东方民族，都希望于中国的支持”，把中国“看作他们前途的象征和希望的源泉”。中国代表团致力于会员国主权平等、赋予安理会权威、托管倾向独立等主张，不仅完善了《联合国宪章》，而且保障了弱小国家和民族的权利，从根本上奠定了联合国深厚的生命根基，使之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推动非殖民化进程的中流砥柱。中共抛弃前嫌、顾全大局，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共同参与《联合国宪章》的完善，成功推动了联合国的创建。
董必武还利用会议间隙深入华侨聚居区，先后参观了中华会馆、中华学校和东华医院等。6月3日，董必武出席旧金山救国总会举行的侨众宣传大会并发表讲话指出：“海外侨胞希望我国早日实现民主政治，国内同胞也具同一目标，切望大家一致努力，争取我国的民主政治早日实现。”6月5日，董必武受邀参加旧金山华侨宪政会、致公党大会，做了主题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的演讲，全面阐述了中共“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民主”的基本政策，介绍了中共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力量的卓越战绩，以及中共为建立联合政府和民主政权做出的努力和贡献，为海外侨胞了解中共提供了翔实资料。中共借助旧金山会议不仅团结了国内民主同盟，而且加强了对于海外民主力量的动员，构建起反对独裁、共建民主的广泛爱国统一阵线。
董必武在旧金山会议期间并未与各国政要进行正式且密切的接触，而是将工作重心放在向新闻媒体和海外侨胞宣讲中共方针政策和介绍解放区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国民政府制定了严格的工作原则，核心原则是禁止与会代表谈论国内政治，代表须以国家而非党派的身份接受采访；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共的外交重心再次出现调整，中共在继续保持与美国关系的同时，逐渐加大对苏外交力度，利用苏联抑制美国对国民党的单方面支持。1945年3月13日，苏联《红星报》公开批评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和拒绝中共建立联合政府提议的行为。4月5日，苏联政府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苏联对日作战已成定局，中共中央外交重心逐渐由美国转向苏联。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共的外交政策必须是联合苏联，苏联是1924-1927年间唯一援助中国革命的国家，也是第一个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国家，而且“太平洋问题的最后的彻底的解决，没有苏联参加是不可能的”。同时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国共产党对于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顿橡胶园会议所作的建议和克里米亚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欢迎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已经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旧山金会议，借以表达中国人民的意志。”旧金山会议于6月25日圆满结束，董必武以中国代表身份正式签署了《联合国宪章》。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以来便十分重视对外交往，无论是在新中国成立前身处内忧外患、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中，抑或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穿越冷战进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当今世界，中国共产党始终立足于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复兴、立足于中国和世界民主化进程，不忘初心、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和发展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因此，围绕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中共外交研究，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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