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与愿违：战后初期美苏如何从合作走向对抗
02-13 次遇见摘要：二战后期美苏主导下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为战后形成美苏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历史机遇。雅尔塔体系的基础是大国利益的重合与战略协调，但美苏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质性使双方的战略目标很快发生冲突，其诱发因素之一是苏联在东北亚势力范围的布局中因其在北朝鲜和中国东北建立亲苏政权的需要而激活“世界革命”机制。朝鲜半岛的分裂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溢出”了雅尔塔体系，一个并非事先“计划”的局部性变动导致美苏走向全球性对抗。
关键词：雅尔塔体系；美苏关系；冷战
二次大战后期，1944-1945年间，主导反法西斯联盟的美英苏三国举行了一系列首脑会议，讨论战后世界的安排，通过在这些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发表的宣言和公告、组建的国际组织等构建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由于雅尔塔会议的影响最为突出，故名之为“雅尔塔体系”。
与一战后建立的凡尔赛体系比较，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雅尔塔体系都有明显的进步。
首先，雅尔塔体系表达了反法西斯联盟主要成员国的共同意志，并非狭隘的个别战胜国意图，因而它对战后世界的安排总体上符合盟国的战略目标，而不仅仅是巴黎和会那样的少数国家的“分赃”；
其次，支撑雅尔塔体系的大国力量与战争中形成的实力相吻合，避免了由于力量和利益的不对称而导致机制失效。
从上述意义上看，雅尔塔体系应该是体现盟国整体利益和大国合作精神、能够有效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际机制，而美国和苏联作为战争中崛起的两个新兴大国，当时也存在着形成“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机遇。
然而，随着战争的结束，雅尔塔体系刚刚付诸实践即被主导者引向对抗的轨道，短短几年间，原本的主动型“大国合作”机制即转变为被动型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危机控制”机制，战后国际秩序也由此进入长达四十余年的冷战格局。
导致雅尔塔体系转型的原因何在?美苏如何从合作走向对抗?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对于当前国际体系的调整可以提供历史的借鉴。
一 雅尔塔体系的基础：美苏战后利益的重合与战略协调
雅尔塔体系虽然比凡尔赛体系有重大进步，但本质上仍然延续了大国政治的逻辑。美国和苏联在战后世界的安排上有支配性的话语权，因此只要美苏两家形成共识，即可奠定战后的国际秩序。
在雅尔塔体系的构成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大国一致和合作”、“通过划分势力范围维持大国利益的平衡”。在战争后期的历次首脑会议上，美英苏“三巨头”讨论的中心问题都涉及上述原则，而作为具体的安排，丘吉尔(并代表罗斯福)与斯大林的“百分比协定”和罗斯福与斯大林的“雅尔塔协定”最为典型地贯彻了上述原则。
前者划分了战胜德国后美(英)与苏联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后者划分了战胜日本后美苏在远东的势力范围。这样的安排大致上符合战争结束时苏联军队在西线和东线抵达的前沿，如果说前者基本上以欧洲战场的实际态势为据(百分比协定有所对应性调整)，那么后者主要由罗斯福与斯大林在雅尔塔的交易为约定。
在这样的安排中，既体现了美苏对战后秩序的支配作用，也满足了双方的利益诉求，因此达成了“大国一致和合作”，雅尔塔体系就是在这样的美苏战略协调中构建而成。
显然，在大国政治逻辑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中，美苏两家利益的满足是以牺牲某些盟国的利益为代价的。但是，鉴于反法西斯战争对人类整体利益的维护，以及美苏军队在欧亚战场都起到了“解放者”的作用，反法西斯联盟并没有因为美苏的利己行为而破裂，在战胜共同敌人、维护战后和平的目标下支付代价的盟国仍然支持了有损自己利益的雅尔塔体系，这也是二战与一战的一个很大的区别。
在这个意义上，当时的美国和苏联因为他们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所具有的正面效应而获得了霸权的合法性，同时雅尔塔体系也被战后的世界所接受，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
可见，只要美苏的战略目标和利益诉求不发生变化，雅尔塔体系完全可能稳定地运行，因为在当时世界上没有其他力量试图以及能够挑战他们的权力。后来的问题就出在美苏关系因势力范围控制的实际需要而出现的超出他们预期的变化。
二 苏联国家行为的两重性与美苏关系的变数
美国和苏联作为国力超强的国家都是在二次大战中崛起的。当他们在战争形势下结成反法西斯联盟并共同主导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时，在国际政治层面找到了利益的重合点并愿意就战后世界的安排进行战略协调，寻求“大国一致和合作”的途径。
但是，美苏在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毕竟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并由此而衍生出难以调和的矛盾。
苏联作为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以资本主义世界为对立面，苏联为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将理论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实践中的落后国家现代化及民族解放运动联结在一起的“世界革命”，是对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替代性选择”。
二战前的苏联尚处于实现工业化目标阶段，其国力还不能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但已经通过共产国际网络在很多国家组织、支持和推动革命运动。二战期间，苏联为抗击德国而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结盟，由此而中止了“世界革命”。为了更好地与盟国合作协调，斯大林在1943年解散共产国际，从而巩固了与美英等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并通过“三巨头”会议，成功地构建了雅尔塔体系，与美国一起成为主导战后国际秩序的“中心国家”。
在这段时间内，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与美国没有很大区别，其行为遵循了大国政治的逻辑，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色彩。
但是，雅尔塔体系并非苏联追求的唯一目标，苏联在战争结束前后出兵东欧和远东的战略布局已经显示出，除了从“大国合作，划分势力范围”中获取利益，在战争胜利的条件下，一度内隐的“世界革命”的目标也获得了新的动力。
在战争结束阶段的战略布局中，苏联往往采取两手并用的策略，一是通过公开的外交渠道落实雅尔塔体系给自己提供的权益；二是激活共产国际的革命网络为占领地区的政权建构服务。尽管在战后初期这一目标还是与巩固势力范围和安全地带的防御性战略结合在一起，以扶植占领区亲苏政权为主要形式，但苏联制度模式也随之而输出，而正是这种制度模式的扩展对西方国家形成了实际的挑战。
因此，苏联在战争中的崛起包含着两重含义：
一方面，这是一个与美英等西方大国有同样的霸权目标、继承了俄罗斯帝国的传统、在国际事务中按照大国政治逻辑行事的“新兴大国”。从这个角度看，由于苏联在雅尔塔体系中获益良多(领土、势力范围和权益)，因而是该体系的肯定者和维护者。
另一方面，苏联作为一个“革命国家”，其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与西方世界格格不入，两种社会制度的异质性和对抗性既是“世界革命”的依据，也是西方国家对苏联产生疑虑和敌意、并使双方关系趋向冲突的内在动因。
正是后者，使雅尔塔体系难以持久稳定地维持下去，即使双方主观上不想这么做，客观形势的发展也会驱动双方从合作走向对抗。
三 雅尔塔体系转型与冷战格局的形成
其实，雅尔塔体系的转型从1945年8月苏军出兵远东后已经开始了。作为苏联建构远东势力范围的起点，苏军出兵占领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一方面兑现了“雅尔塔协定”，获得了雅尔塔体系给予的权益，同时也改写了远东的政治版图：在苏联占领的北朝鲜地区建立了苏联模式的金日成政权，与美国占领的南朝鲜分道扬镳；在苏联支持下中国共产党以东北为根据地迅速壮大并取得内战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如果说苏联获得远东地区的权益是与美国事先约定的，那么朝鲜半岛的制度性分裂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则是出乎美国意料的，也是美国难以接受的(按雅尔塔体系的安排，朝鲜应由美苏共同“托管”并建立统一国家，中国则应维持国民政府统治)。
从这个意义上说，远东地区政治版图的变化已经“溢出”了雅尔塔体系，因为这一变化的深远影响已经超越了大国关系的国际政治范畴，并显示了“世界革命”的逻辑，这在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看来显然是关涉其制度安全的威胁。
与远东地区政治变动几乎同时，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内也进行了制度模式的输出，即所谓东欧国家的“苏联化”。这些国家的政治变动原本在雅尔塔体系的框架中，因为“百分比协定”给予苏联控制这些国家的权力。但是，东欧的“苏联化”也带来了“溢出”效应，希腊内战中共产党武装的胜利将改写“百分比”，而苏联对土耳其和伊朗的领土及资源要求也使美国和西方世界感受到苏联在未明确划界地区的扩张欲望。
丘吉尔的“铁幕演说”表达了西方世界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也刺激了美国充当“自由世界”领袖和保护者的救世主心态，凯南对“苏联行为”的分析则给出了美国威慑苏联的理由。于是，以“希土危机”为由头，杜鲁门主义应运而生。
正是在接踵而至的一系列事态的推动下和双方的互动式反应下，美苏关系背离了雅尔塔体系精神，走上了冷战的轨道。
就冷战历史进程而言，很难确切地说冷战发端于亚洲还是欧洲，事实上这是一个互相联系难以分割的过程。尽管西方阵营对苏联的“威慑”首先表现在欧洲，但仍然是一种维持雅尔塔体系的反应，而就雅尔塔体系的调整来看，美苏远东势力范围的变化(尤其是中国政权的变化——中共领导的新中国进入了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显然是更具决定意义的事态。
当然，这种调整和变化都不是事先“计划”的行动(对于斯大林来说，这是意外的收获，也是因势利导的结果)，任何一方都没有蓄意去打破雅尔塔体系，而是在具体落实势力范围划分和大国权益的过程中暴露出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并在应对这种矛盾时各方展开的博弈所导致的结果。
冷战的发生，固然与当时美苏两国领导人的具体政策行为有关，但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世界范围制度性分裂的结果。
在二战中曾经联合为一个阵营的反法西斯盟国，战后却因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分裂为“两个世界”，美国和苏联成为各自“世界”的中心，这也就是冷战格局的“二元——两极”结构。
雅尔塔体系是两个异质制度的大国在战争条件下结盟的产物，而战后势力范围的划分及对各自地盘的控制使原来被遮蔽的制度异质性在政权建构中显化了，被划入势力范围的那些国家的本土性革命因素则与大国政治交织在一起，最终将战后世界一分为二，形成了“两个世界”对抗的格局——冷战的根源和本质即在于此。
到柏林危机和朝鲜战争爆发，冷战格局在欧洲和亚洲都已定型，雅尔塔体系最终转型为“危机控制”机制。原本在雅尔塔体系内谋求合作和共同利益的两个新兴大国终究因异质制度衍生的战略目标的冲突而未能建立起持续稳定的“新型大国关系”，个中缘由令人深思，也给当前后冷战时代的大国关系变动以历史经验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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