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旧大陆旧石器时代琢背刀

02-13 次遇见

　　内容提要:琢背刀是我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叶工业中存在的一类精致石器工具。琢背刀的技术要义在于“修背”技术。旧大陆东西方石器工业对比分析显示，琢背刀在旧大陆西侧拥有更为悠久的演化谱系。修背刀大约距今7万—6万年出现于南非，在距今6万—4万年影响至东非，随后旧石器时代晚期在西亚、西欧和南亚等地区广泛出现，并相对快速波及至黑海北部和东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地区。中国东北和华北琢背刀大约出现于距今3万—2万年左右，应当是更新世晚期现代人在旧大陆扩散历史事件的产物。旧大陆视野下修背工具可能具备多种功能，但主要应当是被镶嵌至骨柄和木柄上作为复合工具使用。

　　在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文献中，存在“琢背刀”“琢背石刀”，以及“琢背小刀”等一类器物，本文统一称其为“琢背刀”。琢背刀在我国自被发现至今，并没有引起学者们足够重视，其在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出现频率总体较低，且往往由于隐晦的修理方式而不容易被发现，以至于目前学界似乎还没有学者专门撰文对其探讨。但是，笔者认为，琢背刀是我国旧石器时代石器工具组合中的一个重要类别。琢背刀不但经过精心加工、造型独特，而且对于研究史前人类的文化、行为和生计具有重要指示意义。本文拟从我国旧石器时代琢背刀的发现入手，结合国外的考古材料探讨琢背刀的源流、功能及文化意义。

　　一、中国旧石器时代琢背刀的发现

　　探讨“琢背刀”，所谓“琢背”，是指对毛坯的至少一个边缘进行较为连续的“修钝”处理，使其刃缘不再锋利，从而成为圆钝的背部小面。这个经过修钝的背部是定义琢背刀的关键，也是与其他石器类型最明显的区别之处。参考国外文献，也可以将琢背刀称为“修背工具”（backed tools）。

　　琢背刀在我国主要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从地域上来讲，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是我国早期琢背刀的两个主要发现地区。在更靠近东亚腹心的华北地区，河北、山西两省份发现的琢背刀最为丰富。

　　在河北省，阳原油房遗址，在1986年试掘中，获得石制品697件，另有断块和残片等2675件，其中琢背小刀2件，标本Y139一侧缘修得钝厚，另一侧缘薄而锋利（图一，7），与细石核、细石叶等技术产品共存。阳原泥河湾盆地二道梁遗址，2002年发掘出土石制品1915件，其中琢背刀1件，毛坯似石叶，长55、宽20毫米，与细石核、细石叶等技术产品共存。遗址内出土动物化石碳十四年代校正前为距今1.8万年左右。唐山玉田孟家泉遗址，1990年发掘出土石制品2.3万余件，其中琢背石刀若干件，与细石核、细石叶等技术产品共存。琢背石刀类型多样，刀背有厚有薄，有的有一个背，有的有两个背，形状有条形和三角形之分。标本048，三角形，长28、宽15毫米（图一，9）；标本049，条形，左边甚厚，右边锋薄（图一，8）。秦皇岛昌黎亭泗涧遗址，在1992年和1993年的试掘中，获得石制品461件，其中有琢背小刀1件，长19、宽11毫米，其与细石核、细石叶等技术产品共存。

　　在山西省，沁水下川遗址，在1973年发掘的上文化层及相关调查中收获石制品1800余件，其中琢背小刀22件，包括三角形、长方形等不同形状（图一，1—4），与细石核、细石叶等技术产品共存；1976—1979年，下川遗址富益河圪梁、小白桦圪梁、棠梨树圪梁和牛路圪梁四个地点发现出土琢背刀100余件。襄汾丁村遗址群，在1977年发掘的77:01地点，发掘出土石制品2736件，其中琢背工具11件，毛坯为石片者5件、为石叶者2件、为细石叶者4件，与石叶石核、细石叶石叶、石叶、细石叶等技术产品共存。标本JP0039，毛坯为细石叶，长25.04、宽6.14毫米。吉县柿子滩遗址，1980年试掘的上文化层中，出土石制品1795件，其中琢背石片8件，与细石核、细石叶等技术产品共存；2002—2005年发掘的S14地点，出土石制品1643件，其中琢背刀2件，与细石核、细石叶等技术产品共存，碳十四年代校正后为距今2.3万—1.8万年；2009—2010年发掘的S29地点，第7层出土石制品42928件，其中琢背刀2件，碳十四年代校正后为距今2.6万—2.4万年。蒲县薛关遗址，1979年和1980年的发掘中，得到石制品4777件，其中琢背小刀2件，其中一件刀背钝而平直，另一侧边未经修理保持石片利缘，刃缘长34毫米（图一，6），与细石核、细石叶等技术产品共存，碳十四年代校正前为距今1.35万年左右。

　　在河南省，舞阳大岗遗址，在1989年和1990年的发掘中，在其第4层发现石制品327件，其中修背石片3件，与细石器、细石叶等技术产品共存。新密李家沟遗址，2009年在发掘南区第4层出土石制品725件，其中琢背刀1件，标本09XLS:347毛坯为细石叶，原料为黑色燧石，长2.14、宽0.66厘米（图一，5），与细石核、细石叶、早期陶器等技术产品共存，碳十四年代校正后为距今1.05万—1.03万年，属于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许昌灵井遗址，2008—2013年发掘中，第5层出土大量细石器，其中琢背刀7件，碳十四年代校正后为距今约1.35万年。

　　在东北地区，吉林东部琢背刀的发现最为丰富。延边和龙市柳洞旧石器地点，在2002年调查中，发现石制品89件，其中有琢背小刀1件；2004年复查中，发现石制品142件，其中琢背小刀1件，毛坯为石片。这2件琢背刀与细石核、石叶、细石叶等技术产品共存。辉南邵家店遗址，在2003年和2004年的调查中，共获得石制品57件，其中琢背刀3件。延边和龙石人沟遗址，在2004年调查中，发现黑曜石石制品40件，其中琢背小刀2件；2005年试掘，获得石制品1291件，原料以黑曜石为主，其中琢背小刀3件，毛坯为石片。和龙青头遗址，2006年复查和试掘中，共发现石制品216件，其中琢背小刀2件，原料为黑曜石，毛坯为石片，与细石核、细石叶、石叶等技术产品共存。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昂昂溪大兴屯地点，1982年发掘中，发现有琢背刮削器，与细石核等技术产品共存。讷河神泉遗址，在2002年发掘中，获得石制品3029件，其中琢背石叶2件，毛坯为石叶，与细石核、细石叶等技术产品共存。海林市杨林西山遗址，2008年调查中，发现石制品165件，其中修背刀1件，毛坯为石片，与石叶石核、细石叶石核等技术产品共存，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齐齐哈尔富裕县老虎屯遗址，2011年调查中，发现石制品201件，其中琢背刀3件，与细石核、细石叶、石叶等技术产品共存。

　　整体来看，我国的早期琢背刀主要发现于秦岭—淮河以北的中国北方地区，应当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后段突然出现的石器类型，并且几乎全部与细石叶工业共存，显示出我国早期琢背刀与细石叶工业的密切关联。同时考古材料显示，大多数遗址中，琢背刀的发现数量都是非常有限的，原料为燧石或黑曜石等优质原料，毛坯包括石片、石叶和细石叶，属于精致工具，显示出当时石器生产者有较高的流动性与时间压力。

　　二、旧大陆西部早期修背石器

　　在旧大陆西部，修背技术最早可以追溯至南非的中期石器时代（Middle Stone Age，简称MSA），并以Howiesons Poort工业最具代表性。Howiesons Poort工业是南非中期石器时代与Still Bay工业齐名的两大技术传统之一，时代为距今6.5万—6万年，大多分布于赞比西河以南，至少涉及到以Sibudu、Klasies River 和Rose Cottage Cave 等遗址为代表的32处遗址，其标志即为修背工具，并且毛坯多为小型石叶。非洲早期修背工具的尺寸可以很大，长度达到5厘米，有时达到10厘米。近年来，南非Pinnacle Point遗址出土的修背小石叶所在层位的光释光年代达到距今7.1万年左右，是目前所知全球最早的典型修背工具。

　　时代稍晚，大概距今6万—4万年左右，东非地区也相继出现修背工具。东非核心区域包括非洲角（现今的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地区，是连接非洲和阿拉伯半岛的重要地区），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等。位于坦桑尼亚的Mumba岩厦遗址出土修背石叶层位的光释光年代达到距今5.7万年左右。位于肯尼亚的Enkapune Ya Muto遗址距今5.5万—4万年的MSA层位出现少量的修背工具，而其上的LSA层位则存在大量的修背石叶，大概相似的发现也存在于坦桑尼亚的Mumba Rockshelter遗址（图二，1、2）。位于埃塞俄比亚西南部的Mochena Borago岩厦，年代距今4.5万年（校正后）左右，该遗址T组地层首次出现修背工具（图二，3），其毛坯多是小的长石片。埃塞俄比亚东部的Porc-Epic遗址和Goda Buticha遗址都在中期石器时代的地层中发现了修背工具（图二，4、8）。东非的中期石器时代出现修背工具，但其数量不如晚期石器时代（LSA）丰富。

　　欧洲早期修背细石器大体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初。法国Quinçay洞穴遗址Châtelperronian石器工业年代大体为距今4.5万—4万年，石器工业为典型小石叶工业，修背尖状器是工具组合中的重要特征。时代稍晚，格拉维特（Gravettian）工业通常将小石叶的一侧边修陡，背部较直，并且修理出尖部，被加工为形态窄长的修背尖状器（backed point），在欧洲有较为广泛的分布，以德国Geiβenklösterle和Hohle Fels遗址为代表。意大利南部的GrottaPaglicci遗址的23层系早期格拉维特（Gravettian）文化，时代为距今2.9万—2.7万年（未校正）。该遗址发现的修背尖状器（backed point）毛坯往往是小石叶或石片（图二，5—7）。格拉维特文化的修背工具很好地延续至马格德林文化时期，德国南部的马格德林文化生产的石叶和小石叶往往被加工为修背小石叶和修背尖状器。

　　对于西亚黎凡特地区而言，修背工具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初开始出现，以Ksar’Akil遗址为代表。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偏早阶段，修背往往是修理局部，只是轻微改变毛坯形状，到了旧石器时代末期，修背强度很大，并且数量占据统治地位。修背程度的增大，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毛坯的形态要求，在旧石器时代末期的纳吐夫文化中，长石片也可以被制作为修背石器。

　　三、旧大陆修背工具的起源、扩散和对东亚的波及

　　中国早期琢背刀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伴随细石叶工业兴起的一类新兴器物，在我国旧石器时代早中期并没有根基。考古资料显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欧亚大陆狩猎采集人群成功开拓高纬度地带新的生活环境，横贯欧亚大陆高纬度地带的欧亚草原带，大型食草类动物资源丰富，并且地形平缓没有大山大河阻隔，很适合猎人高速流动追寻动物群，可能是当时东西方交流的重要通道。在此人群扩散交流过程中，中国北方传入石叶技术、细石叶技术和小型两面器技术。中国早期琢背刀的出现很可能与上述历史进程相关。

　　目前旧大陆晚更新世出土考古材料整体显示，修背工具在旧大陆西侧有着更为深厚的底蕴，最早在距今6万年左右出现于南非，在距今四五万年影响至东非，旧石器时代晚期在西亚、西欧和南亚等地区广泛出现，并相对快速波及至黑海北部和东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地区。这些国外考古材料显示，我国华北和东北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琢背刀应当是在更新世晚期现代人扩散的历史浪潮中传播而来的。与此同时，我国北方的琢背刀最早出现于距今3万—2万年左右，与欧洲格拉维特文化大体相当。考虑到欧亚草原带东西交流重要路径，我国北方琢背刀的来源与欧洲格拉维特文化以及同时期的西伯利亚诸文化似乎具有更为密切的关联。

　　与之相对应的是，与我国西南地区邻近的南亚地区的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家近年来也发现一系列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基于小石叶技术的琢背石器和几何形（新月形、梯形和三角形等）细石器，其中代表性遗址是印度西北部的Patne遗址和东南部Jurreru河谷的Jwalapuram第9地点，以斯里兰卡的Fa Hien和Batadomba-lena遗址，琢背石器出现时间大概为距今3.5万年。但是，南亚地区的琢背技术似乎没有进一步东传，与该地区相邻的东南亚及我国西南部并未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琢背石器。

　　现有证据显示，中国北方最早细石器技术出现于距今约2.9万—2.4万年（校正后），包括近年来发掘和测年的山西柿子滩S29地点第7文化层、陕西宜川龙王辿遗址第5、6层等遗存，而这批遗存已经包含琢背刀，但未见小型两面器。中国北方已报道的具有明确层位的小型两面器，最早见于距今约2.1万—2万年（已校正）山西柿子滩S29地点第3层、距今约1.9万—1.6万年（已校正）黑龙江省伊春桃山遗址第4层和距今约1.85万—1.72万年（已校正）甘肃石峡口遗址第1地点等。这些证据似乎更为支持旧石器时代晚期欧亚大陆人群扩散与文化交流进程的复杂性，可能包含多次扩散事件，即细石器技术和琢背技术最先传入（碳十四年代校正后早于距今2.4万年），而小型两面器技术（碳十四年代校正后晚于2.1万年）随后传入。当然，这些认识有待今后更多考古材料的佐证。

　　四、旧大陆早期琢背刀的使用方式

　　关于早期琢背刀的功能，一方面应当考虑其形态和尺寸；另一方面，应当结合实验和微痕研究进行验证。结合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琢背刀发现，其对刃缘的修钝显然不是作为切割刃缘使用，尺寸通常较小，发现的琢背刀的平均长度约19、平均宽度约14毫米，到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发现的琢背刀长21.4、宽6.6毫米，尺寸更小以至于几乎无法手持使用。基于此，国内许多学者认为，琢背刀应当镶嵌至骨柄或者木柄上作为复合工具使用。

　　目前我国国内进行琢背刀的实验和微痕研究尚未广泛开展，但国外修背工具相关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南非Howiesons Poort工业修背工具的实验和微痕研究显示，其是装柄后作为复合投射工具使用，同时一些修背工具上的撞击断裂方式显示，其可能作为矛头的尖部使用。Sibudu遗址的小型石英修背工具可能与最早的弓箭技术（bow-and-arrow technology）有关。西亚距今2.3万年（未校正）的OhaloⅡ遗址由于独特的保存环境，发现了木器、绳索和大量植物种子，同时在出土的修背石器上发现了呈黑色和白色的黏合剂。细石器作为投射武器的侧边配件有两种主要的形式，一种是平行式（parallel），另一种是倾斜式（obliquely），或称倒钩式。通过对投射尖状器的损坏方式、黏合剂的分布位置以及细石器的形态尺寸的分析，我们可以推测修背工具的装配方式。另外有学者指出，不同的修背工具应当有多种不同的用途，其中包括切割功能。澳大利亚全新世时期修背工具微痕分析显示，修背工具的加工对象包括多种动物和植物资源，而使用方式则包括刮削、切割和戳刺等，并不局限于投射尖状器。更有说服力的是，国外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镶嵌修背工具的骨柄尖状器。俄罗斯乌拉尔山区Talitsky旧石器晚期遗址发现了双刃骨柄尖状器（bilateral bone projectlie），其侧边有镶嵌修背石器的证据（图三，1）；法国潘斯旺遗址也发现了骨柄尖状器，其侧边有镶嵌修背石器的证据。此外，俄罗斯中石器时代早段的Oleny Ostrov遗址（图三，2）、波兰中石器时代早段的Tlokowo village遗址（图三，3）、俄罗斯的Nyzhnee VeretjeⅠ遗址（图三，4）等也有类似的发现。在骨柄尖状器的侧边镶嵌石器，不仅可以产生长而锋利的边缘，而且可以增加尖部的宽度，这些可以使尖状器对猎物造成更深的伤口和更多的血液流失，进而增强狩猎成功概率。修背处理不但可以使石器的形态和尺寸更为规范，而且其修理出的陡背为一个粗糙的小面，更有利于使用黏合剂将其固定于骨柄之上（图四）。

 

　　五、结 语

　　旧大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可以说是与人类的迁徙与扩散同步进行的。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是断续而有限的。但是，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材料显示我国北方地区成为了东西方狩猎采集人群深度交流的前沿阵地。在此期间，我国北方地区大体同时出现了一批包括琢背刀及小型两面器在内的新兴石器工具。以本文所探讨的琢背刀为代表的新兴器物，在旧大陆东侧并没有深厚根基，但在旧大陆西侧特别是在非洲的南部和东部拥有着更为悠远的底蕴。这些新兴的石器技术伴随着现代人的扩散及其复杂社会交流网络，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达到了空前的传播速度，在欧亚大陆通过欧亚草原带渗透至我国北方地区。位于欧亚草原带中部的阿尔泰山地区至贝加尔湖地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东西方交流过程中应当扮演了中转站的角色。

　　旧大陆晚更新世的考古材料整体显示，修背工具可能具备多种功能，但其主体应当是被镶嵌至骨柄和木柄上作为复合工具使用。复合工具的出现，一方面对于理解现代人复杂行为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以弓箭、骨柄石刃尖状器等为代表的复合装柄工具，不但制作更为复杂化和精细化，而且可以更为高效地更新和维护，并为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末期技术复杂化及其在新石器时代的高度发展奠定重要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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