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邮政网络与地方体系层级——以安徽省为中心的考察

02-13 次遇见

　　一、引言

　　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大清邮政”正式开办起，现代邮政在中国已经走过了120余年的历史，从行业史的视角对其展开专题研究则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距今也有近百年。一个世纪以来，有关邮政史的研究成果可谓十分丰硕。在成果数量增长的同时，邮政史的研究也走入了瓶颈。其一，整体而言，目前有关近代邮政史的研究多停留于制度史的层面，如对清末邮驿制度嬗递及邮政近代化这一重要历史过程多以叙述的方式呈现，在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看来，“叙事模式之所以引人入胜，就在其能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的特性”。邮政史研究正面临这样的困境，鲜有研究能够对不同时间断面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做立体的、系统的、多角度的综合考述。其二，就区域邮政史研究而言，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类型化、模式化严重，大多都是就邮政谈邮政，关涉面较为狭窄，未能将其置于一个特定的时空下进行考察，缺乏比较的视野和视角的转换。其三，以往邮政史研究多倚重于文献典籍、资料汇编、近代报刊和邮政档案等史料，对邮政舆图、《通邮处所集》(《邮政局所汇编》)、《邮政事务总论》等材料的挖掘、使用程度还远远不够，而这几种史料对于重构近代邮政网络至关重要。

　　“近代中国国内市场网络的流通实态到底是什么样的？”历史地理学者王哲、刘雅媛的两篇有关近代中国、长三角邮政空间研究的论文，另辟蹊径，他们通过泰森多边形法分别估算了成都平原、长三角区域的基层邮政服务区半径，其结果与此前经济史研究中的基层市场半径非常接近，初步论证了利用邮政网络研究基层市场的可行性，并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技术路线，是最近几年邮政史研究中为数不多的创新之作。此外，高廉、袁为鹏将历史数据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相结合，研究经济地理与近代邮政分布之间的耦合关系；王含梅对“邮政时刻表”的形成与晚清邮政时效经营的讨论等，都有很好的启发意义。以上数篇力作的发表，跨学科方法的运用功不可没，赋予了邮政史研究新的生机。

　　清末民初，“国内多故，百业凋敝，独邮政一项是始终维持完整的”。前贤时彦对近代邮驿转型、邮政内涵演变、业务拓展、制度设计、部门架构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成绩有目共睹，但也存在诸多亟待完善之处，在某些基础性问题上仍一步开拓的空间，甚至是学术空白。关于晚清邮政系统与地方体系层级的研究成果极其薄弱，一方面是囿于史料所限，需要搜集大量微观、精确的邮政机构信息，否则难以开展有效的量化定性分析；另一方面由于学科畛域，除了传统史学方法之外，经济学、地理学、统计学等不同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借鉴亦不可或缺。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用以建构中心地层级的主要指标——近代邮政体系，在区域市场研究领域享有盛名，自20世纪80年代“施坚雅理论”传入国内后一度被奉为圭臬，但是“任何理论都不能代替具体的研究，对中国传统市场的研究也不能停留在对市场的模型建构和等级划分，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其实际状况”。鉴于此，本文以安徽省为中心对晚清邮政网络与地方体系层级等相关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二、大清邮政的设立与网络构建

　　中国古代官方信息的传递主要仰赖于驿传系统，这一体系发展至清朝已渐臻成熟，并在康雍乾时期达到了顶峰。此后，随着其内部矛盾的逐渐层累叠加，又适逢新式邮政的引入，传统驿传受到了极大冲击，而这种冲击本身不仅仅局限于邮驿嬗递、新旧交替的过程之中，更多的是对其背后所蕴藏的价值观念的革新。传统驿传与现代邮政之间，除了在服务对象、交通工具、经费来源等外化方面有所不同外，两者最大区别应当是内在办邮(驿)宗旨上的差异。传统驿传的功能主要定位于“置邮传命”，由于驿传机构的官办性质以及政府对官方信息资源的严格管控，使得驿传体系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和封闭性，只能官用不能民用，岁费巨帑，但社会效益微弱。清末，中西交流不断增多，程度也随之加深，现代邮政标榜的“裕国便民”之功效正好迎合了彼时囊中羞涩的清政府，而社会效益的凸显亦是其取代驿传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实早在“大清邮政”正式开办之前，中央层面有关设立官办邮政机构的讨论已开展了多时。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1896年4月9日)，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致信总理衙门，信中回忆道：“伏忆总税务司拟议此章，屈指三十余载，于今钦奉谕旨饬办。”此处的“三十余载”意义深重，其起点当可追溯至同治四年(1865)。是年末，赫德将其所著《局外旁观论》一文呈送中央政府，在该说帖中他鼓吹改革，并提出了变革方案，内容涉及清朝内政、外交、财政和向西方学习等多个领域，文中强调“外国所有之方便，(中国)民均可学而得”“中国应当调查研究而且仿用西方轮船、火车、工厂机器、电报和现代钱币铸造”。其中的“电报”即包含邮政等现代化通讯工具。翌年冬，总理衙门将代寄各国驻京使臣文件的邮递事务划归总税务司署办理，以董其事，此为海关兼办邮政之始。1896年，清廷批准推广海关试办邮政，正式开办国家邮政。《大清邮政光绪三十年事务通报总论》中对于大清邮政设立后的运行状况、邮政局所分等、邮界划分等情形有着详细描述：

　　至论及大清邮政现在办法，其邮政总署系在北京，所有各项事宜，均归邮政总办承由海关邮政总司核准办理。现就十八行省及满洲全部划分邮界三十五处，每界各有邮政司管理，除北京总局系在北京大邮界外，其余各界总局，均在该界之通商口岸地方。凡有邮界较大者，并经分设副界。现计共有五处，每处派有巡察司事驻扎该界省城。每一总局或副总局仍有各项属局。统计系分三等：一、分局。……一、内地代办。……一、邮政信箱。

　　全国共划分为35个邮界，视邮界大小决定是否分设副邮界，每一邮界之中设置邮政总局或副总局。大清邮政开办之初，具体设置邮局的城市有：北京、保定、通州、牛庄、天津、大沽、唐山、北戴河(夏季邮递之所)、烟台、登州、威海卫、重庆、宜昌、沙市、汉口、汉阳、武昌、武穴、九江、牯牛岭(夏季邮递之所)、芜湖、南京、下关、镇江、扬州、清江浦、上海、吴淞、苏州、宁波、镇海、杭州、温州、福州、罗星塔、厦门、汕头、广州、黄浦、三水、梧州、琼州、北海、龙州、蒙自、河口、思茅，分属28个税务司管辖。综观以上设邮地点发现，因为与海关联系紧密，此时邮局的分布也多位于沿海、沿江等通商口岸和政治商业中心等城市。

　　国家邮政正式开办后，采取了多种措施促进邮政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并广设邮政局所提高投递效率。这些努力取得了良好效果，人们对邮政的印象也在逐渐改观。为了保护邮政官员，襄赞初生的邮政事业，清政府诏令各邮政总局官员将执事人员名单转报地方政府，“光绪三十年九月，外务部咨行准黑龙江将军咨称：以后派遣邮局执事，应知照地方官，以便识认保护。札行总税务司遵照办理”。安徽省在此前后也接到同类公文，“皖省奉文后，自光绪三十年八月二十二日起至十一月二十五日止，扣合西历三个月为第一届。以后，按届由两总局将设立处所及派遣执事人员衔名开折，送由芜湖关道具文按期转报”。此一政策的出台，扭转了之前邮政主管部门在推进邮政事务过程中单打独斗的窘境，在一定程度上获致地方政府的支持，而这种“支持”亦可以在《邮政事务总论》中寻找到蛛丝马迹。

　　《邮政事务总论》是具有年鉴性质的邮政史料，由清代海关邮政总署始编于光绪三十年(1904)，此后，历经清邮传部邮政总局和中华民国交通部邮政总局逐年续编，连续更新至1943年，对于晚清民国邮政发展历程有着详实的记录。据总论所载，截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全国共有邮政机构176处，其中邮局164处，代办所12处。次年，尽管代办所暴涨至153处，但仍然落后于邮局的293处。这一局面在1903年被打破，是年共有邮局354处，而代办所则多达609处，后者在数量上开始大幅超越前者，直至清朝覆灭前夕也未能改变这一格局。宣统三年(1911)，邮政局所的数量已增长至6201处，邮局和代办所分别达到957处和5244处。邮路运营里程也由1904年的“十万一千里”延伸至1911年的“三十八万一千里”，数年间增加了三倍有余。在经过十余年的惨淡经营后，“大清邮政”已经逐步摆脱开办初期的筚路蓝缕，渐成蔚为大观之势，全国邮政网络雏形初构。

　　三、邮政版图拓展之路径及其形塑因素

　　1896年“大清邮政”甫一设立，置邮地点尚多依附于通商口岸，数量并不庞大，随着邮政事务的有增无减，邮政局所也得到了迅速扩张。如此众多的邮政机构，早已超出了各通商口岸所能覆盖的地域范围，遍布全国多地。为了能够更为直观、准确、具体地掌握邮政局所的空间分布和科学设计邮政发展方案，邮政舆图的绘制则势在必行，“缘舆图乃推广之先导也”。1903年，清政府印制了《大清邮政公署备用舆图》，黑红两色套印，中英文对照，此图系第一次印行之全国邮政专用地图。同年，管理外国通商局总税务司绘制了《大清推广邮政舆图》，计32幅，图中绘出了各总局所辖分局之邮政路线。1907年，在上述两图的基础之上，上海通商海关造册处出版了一套能够切实反映清末邮政分布情况的地图集——《大清邮政舆图》，各图详细标注了邮界、邮路、铁路、火汇局、旱汇局、电报局等地物。如此精审的邮政舆图，为研究清末邮政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大清邮政舆图》)系按各省分页刊印，已开各局均用墨书，邮寄之路纵横毕具，就图观之，即可知邮局如何扩充，省界邮路如何联络。”邮政舆图的功用不只在于能为邮政管理部门提供精细化的信息参考，以为邮政的长远规划谋篇布局，它也可以让我们从中解读出更多与之关联的时代信息。

　　海关邮政总署在国家邮政开办起初便制定了方案，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将全国切分为若干个邮区，彼此勾连互通，但邮区之总数、界线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邮政发展的实际需求适时做出调整。“至于邮界每区之大小，当日所限定者，系视道途之远近，户口之简繁，并视各该界内信件多寡……其法系以通商口岸之总局为中点，由此直达各处省城，以作邮政大路。即于该路左近联络府县城镇，俾均归此大路，以便该界各处均与总局相连。所有经过总局者，均以上海、天津、广东三处停有外国邮船之界为总枢。”邮界的划分并未依照行政区划的管辖范围来进行，而是按海关例以通商口岸为准则界分邮区，邮界面积大小根据邮区内各邮局之间里程远近、户口繁简和信件数量的多少而因地制宜。邮路的设计方针，大致是以通商口岸为中点，将直达省城的邮路作为主干道，呈放射状向周边府县扩散。就全国邮局的宏观分布态势来看，天津、上海、广东三地当为中枢，是邮件的总集散地，如此便可以形成一个点线面结合的多级邮政网络结构。从随后几年邮政发展的路径观之，也基本遵循了这一理念。

　　这种借力通商口岸带动区内邮政发展的策略，在一开始就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大清邮政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骄人业绩亦得益于此，但随着邮政版图的日益拓展，清政府意识到此法非长久之计，必须及时调整。由于邮界与行政区划边界的背离，一省分属不同邮区和同一邮区跨越数省的现象屡见不鲜，由此产生一个严重的问题：邮局与地方政府之间并未形成一种良性的机制化互动，仅仅依靠运动式的诏令很难保证“支持”的连贯性和持久性，长此以往，邮政发展必然会受到掣肘，效率衰减，而调整的方向就是尽可能让邮区与省区边界趋于一致。这一点在安徽、河南等省邮区中均有所反映。宣统二年(1910)，“芜湖、大通两副邮界(安徽省)，此两界虽仍各自为界，然已归驻扎安徽省城安庆之管理界务巡察司事直接管辖”。1903-1907年，归德(商丘)、信阳、南阳等邮局先后由镇江、汉口划归开封邮政总局，河南境内邮政开始统一管理。此一政策的转变，为民国初年邮政承续晚清发展势头奠定了坚实基础。

　　清末共有县级政区1549个，若以1907年为时间节点，平均每个县级政区拥有邮局约0.36个，代办所1.45个，即使到了1911年，这一数字也只分别达到0.62个和3.39个。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邮政服务网点188637个，平均每个县级政区开设邮政网点66个。也就是说，尽管晚清邮政成绩斐然，但距离实现邮政的普及化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路程。在这样一种“县多邮少”的局面中，每一个邮政机构设立之前都必须经过审慎考量，绝非简单的一哄而上，而邮政版图的最终成形亦是多种因素共同合力的结果。

　　1 政治因素

　　1907年的邮政舆图标注了各处设有邮政局所的地点，但图中只有总局、分局和代办邮政铺商(邮政代办所)之区别，并未对邮局自身实行更为细致的等级分类。事实上，晚清时期，邮政总局对其所辖邮区内之各等局所负有领导责任，掌管本区邮务事项，等级最高。邮政代办所多设于市镇、农村，办理一些简单的邮政业务，如出售邮票、代寄信件等，在整个邮政体系中等级也相对最低。通过对安徽、河南邮政舆图所包含局所信息的统计，安徽省内除芜湖、大通两处设有邮政总局之外，共有邮局14处，分别分布于安庆府、寿州、运漕、六安、亳州、徽州府、屯溪、庐州府、三河、巢县、柘皋、宁国府、南陵、太平府。在此之中，位于府(州)县治的有10处，占比71%，位于非府(州)县治的只有4处，分别是运漕、屯溪、三河、柘皋，占比29%。河南省的情况更为显著，位于非治所的邮局只有道口、周家口和荆紫关3处，占比15%，其余17处皆设于治所城市。两组数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甚至可以说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办邮之初设邮地点的选择与一地之政治地位息息相关，邮局的设置也多倾向于府、州、县治。其实，在国家邮政开办初期做这样的一种安排并不难理解，尚处幼年时期的邮政事业，需要更多呵护，再加上邮政的官办背景，将大量邮局置于一地之政治中心是出于现实考虑，府(州)县治相较于普通市镇、农村来说，有大量公务文件需要邮局寄送，在大多数人对于邮局业务尚处于迟疑顾望之际，政府率先垂范使用邮政能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况且地处政治中心地的邮局在资源的获取和占有方面具备先天优势，而这一点是民信局和客邮所无法比拟的。

　　2 市场因素

　　与上文对邮局的统计一样，我们对舆图中设有代办所的地点做了计量分析后发现，安徽省中位于治所城市的共有43处，占代办所总数的61%，位于村镇的共有28处，占比为39%，相较于邮局来说，代办所设于非治所城市的比例有些许提高，河南省的这一数字则分别为86%和14%。总体而言，与邮局相仿，治所城市对代办所来说仍然是最具吸引力的地方，而那些设有代办所的村镇亦非普通聚落。如安徽省凤阳府寿州之正阳关，位于寿州、凤台、颍上、霍邱四州县接壤之地，北临淮河，地当冲要，陆路设有正阳关驿站，“水路上通汝颍，下通洪泽湖”。宁国府宣城县之湾沚镇，位于宣城县西北八十里，地处宣城、芜湖、南陵三县交界，“青弋江所经，盐艘鳞集，商贩辐辏”，众多盐商巨贾云集此镇，是沟通长江与青弋江之间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徽州府歙县之深渡，“在府南四十五里，新安江经此。《寰宇记》云：与睦州分界处。峰峦掩映，状若云屏，实百城之襟带”。自深渡出发，顺新安江而下，直抵浙江省之淳安、建德、桐庐诸县。安庆府怀宁县之石牌，“通潜、太、宿、望四邑，有上下二集，商旅辐辏”，其邻县桐城之枞阳镇，亦是“商民萃聚”之地。河南省南阳府南阳县之赊旗店，地界南阳、唐县、裕州三县交汇处，“为池盐总汇之所”。开封府祥符县之朱仙镇，“在城南四十五里……今商旅所经，以朱仙镇为水陆会集之所，南舟北车，从此分岐”，是古代北方地区水陆交通和商贸重地。彰德府内黄县之楚旺镇，东接直隶、山东二省，“滨临卫河，各州县将经征漕粮运赴该处入仓暂贮，兑交帮船领运”，是清代漕粮转运的枢纽之地。以上列举的几个市镇，虽然都不是治所城市，但它们的地理区位十分优越，经济基础较好，商业繁盛，有的甚至是其所属政区及其周边区域的经济中心地。这一点与治所城市多凭借政治权力获得优先考虑开设邮局的模式完全不同，代办所在选择设置地点上，除政治因素外，市场前景亦是不能忽视的关键性指标之一。

　　3 交通条件

　　传统时期，驿传载体较为单一，依靠人力、畜力来完成信息、物资的传递，效率低且安全性差。清末，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引入让运输方式开始多样化，在1907年的邮政舆图中将有铁路、轮船通达地方之邮局标注为“火汇局”，以示与步班、马班邮路可到达的“旱汇局”区分开来。而此时安徽省内的“火汇局”基本都是只通轮船不通火车的，如芜湖、大通、庐州(合肥)各邮局，直到民国初期“安徽省仅在东北部有津浦铁路外，没有其它铁路，所以陆路交通很不完善，反之水路交通运输纵横交错，所以自古以来省内外的交通运输多依靠民船”。以上三地依托水运所构筑的邮路——安庆—大通—芜湖—太平和庐州—巢县—运漕—芜湖一线——是皖省邮政主干线路，多条支线交汇于斯，而皖北之淮河、涡河、颍河，皖中之巢湖、运漕河，皖南之清弋江、句溪、新安江等沿岸两侧亦是邮政局所的主要聚集地。反观河南一省之邮路，与皖省迥然有别，1907年全省共有邮局20处，其中彰德府(安阳)、卫辉(汲县)、道口、新乡、郑州、许州、郾城、遂平、确山、信阳、河南府(洛阳)、开封府(祥符)等12处分别位于京汉、道清、汴洛铁路线上，占邮局总数的一半有余。近代以来，交通条件的改善和火车、轮船、汽车、飞机等新式交通工具的出现，大大延展了邮路里程，而邮局的选址也更加偏爱于交通便利、通达性强的站点附近。

　　4 文化水平

　　文化因素对邮政网点布局的影响，在安徽境内表现最为明显。从历史文化地理的角度来看，安徽一省南北民风截然不同，皖南尤其是传统徽州一府六县，是文化的中心区域，商人众多且读书之风盛行。商业社会需要人们拥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能够算账，能打算盘，这就使得徽州一般民众也具有较为良好的文化素质，对于文化也有一定的追求。故而戴震指出，徽州人“虽为贾者，咸近士风”。这也是当今有大量徽州文书存世的重要原因。书信寄递的需求催生了众多邮政局所选择栖息于此。相较于皖南徽州地区文化的中心地来说，清时的皖北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文化的边缘圈层。安徽省俗有“穷不过凤阳，富不过歙县”的谚语，与皖南的徽州不同，以凤阳为中心的周边府县则是另外一番文化景观。这里的“凤阳”一词是泛指安徽省长江以北的绝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淮河两岸，近数百年来，自然灾害十分严重，导致了该地普遍的贫穷化，人民生活质量不高，在文化建设方面多有缺失，加之普通百姓受教育程度较低，对于书信寄递的需求也就随之减弱，邮政局所失去赖以生存的基础，其数量也必然无法得到较快提升。这种文化发展水平的区域性差异，时至今日仍然未能消除，2015年全国各邮政网点平均服务面积最小的是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紧随其后的是江苏、浙江、广东等东部沿海省份，服务面积最大的则大多位于西部地区，抛开其它因素不谈，文化素养、教育水平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很要紧的一个因子。

　　四、邮政局所的空间分布与地方体系层级

　　施坚雅模式是解剖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变迁状况的分析模式，包括市场体系理论和宏观区域理论，前者主要关注中国乡村社会，后者则致力于城市化的研究。施氏提出这一理论的初衷，“不过是要矫正人类学家只着眼于小社团的倾向，但结果几乎完全消灭了他的对手(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到他在美国学术界影响之大)”，在此之后，“一整代的美国史学家，都以为中国的村庄，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高度结合于大的贸易体系”。此一模式传入国内后亦引起了广泛讨论，不少学者通过各种方式对该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赞同、接受与批评、质疑之声并存。

　　“中心地学说”是施坚雅模式的核心内容之一，正是在这一学说的基础之上，经过数次的充实、修正形成了解释中国基层市场社区和城市化等级的理论。此学说实导源于德国地理学家沃尔特·克里斯塔勒的《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一书，受其启发，主要论述一区域内之城镇等级、规模、职能间的关系，以及空间结构的规律性；并借以研究如何在一匀质平原区合理分布不同等级的多级城镇，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由相应的多级城镇及其市场所组成的网络体系。施坚雅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二编《空间的城市》导言中指出：“经济中心地已形成了城市的地区体系，每一体系都是一个多阶次的层级，这种层级因其各组成部分的经济集中程度及其在该区的核心——边缘结构中的地位而存在着内在区别。”如何划分出不同的城市层级，其标准又有哪些，在他看来，将邮政机构等级视为衡量晚清城市层级的中间介质不失为一个合适的选择。“我在显示经济中心地位比较外观时依赖最多的单一指标，是中心到1915年止的邮政地位。”不同等级的邮政机构，其所包含的服务内容、业务种类、营业额度等会呈现很大差别，这种差别本身即可以起到一个间接性的指示作用。例如，单从经济发达程度来看，一等邮局一般设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其所提供的服务内容、业务种类非常完备，营业额度也是普通邮局不可企及的；二等、三等邮局多分布于府县和重要市镇，在各个方面也会相应地略逊一筹；而等级更低的邮政代办所则选择与有一定实力的商铺合作，多置于普通村镇之中。鉴于本文是以晚清安徽为中心的时空范畴，我们不妨从邮政机构等级的视角，对安徽省内不同区域间的地方体系层级做一个中观尺度的探讨。

　　由表 1可知，安徽省13个统县政区均设有邮政局所，但各自拥有的数量却迥然不同。若以统县政区为单位，邮政机构的分布似乎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均衡性原则，照顾到了每个府(州)，这也符合邮政一贯坚持的“便民”宗旨，但是在将考察的行政区划单位缩小至县级政区后，得到的数据则与上述结果大相径庭。以县级政区而论，设有邮政机构最多的县是休宁和宣城，均为5处，歙县、合肥、桐城各有4处，其余县份都在1至2处之间，凤台、英山、颍上和霍邱无分布。由表中信息可以计算出安徽各县级政区平均拥有邮政局所1.45个，具体到各府(州)的情况是，徽州府所辖县级政区平均拥有邮政局所2.5个，依此类推，庐州府2个、安庆府1.8个、宁国府1.7个、池州府1.5个、和州1.5个、太平府1.3个、凤阳府1.3个、泗州1个、滁州1个、广德州1个、六安州0.7个、颍州府0.7个。这一数据与统县政区设有邮政局所数量的排序上，除安庆府略低于庐州府外，前几名的顺序并未发生大的变化。两组数据的相似性使我们有理由推断，以县级政区而论，除芜湖、大通两个邮政总局所在地外，休宁、宣城、歙县、合肥亦是次一级的区域中心地，而凤台、英山、颍上、霍邱则为区域的边缘地带。那么，这样的推断是否合乎实际呢？此处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第一，晚清时期邮政机构虽有总局、邮局和代办所之区别，但邮局内部的等级分层并未细化。第二，邮政舆图没有将支局纳入其中。以上问题对该推断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大清邮政舆图》(安徽省)共标注邮局14处，分别位于9个统县政区，除庐州府独占4处之外，其余10处散布于8个府(州)，设置相对分散，而庐州府治合肥已在中心地之列。支局一般设于业务繁忙、等级较高的邮局所在地的城内，如芜湖，但数量极少。因此，上述问题对于结果的影响当较为有限。

表1 《大清邮政舆图》(安徽省)中邮政机构设置情况

　　从县级政区的尺度，已经分析了邮政机构等级、空间分布与地方体系层级之间的关系，如果从更大的区域视角出发，又会是怎样的呢？安徽位于南北方过渡之间，地跨江淮，自北向南分成皖北、皖中、皖南三大区块，分别占全省面积的39%、34%和27%。与此恰恰相反的是，其对应邮政机构数量占比分别为21%、33%和46%。导致反差的原因前文已有涉及，此处不再赘述。从三大区块邮政机构等级、数量以及邮路里程来看，皖南地方体系层级总体高于皖北，其地区性城镇的分布也比较均匀，如休宁、宣城、歙县、当涂、南陵等，同等级的城镇之中，皖北则相对较少。此外，我们认为在晚清安徽地方体系层级中，长江沿岸城市发育程度最高，尤其是芜湖、大通、安庆等城市或市镇，它们或为政治中心，或得益于开口通商，或拥有广阔的腹地并借助现代航运开启转口贸易。在宣统元年(1909)《通邮局所汇编》之安徽省中，标有“*”符号的“轮船、火车已通之局”共有15处，分别是安庆府(怀宁)、大通、芜湖、荻港、采石、庐州府(合肥)、巢县、忠庙、刘家渡、施口、寿州、运漕、乌江、雍家镇、西梁山。将这些邮局点在地图上连起来可以勾勒出两条清晰的曲线：一条是长江沿岸，尤其是大通以下靠近江苏南京段；另一条是肥河—巢湖北岸—裕溪河与长江连通一线。经两线串连之区域与近代以来安徽省经济增长极契合度非常高，以近年各市人均GDP为例，前几名多由合肥、芜湖、马鞍山和滁州占据，与上述空间范围几乎完全吻合。除合肥之外，此地区紧邻全国经济中心长三角，受其影响强烈，而合肥则通过水路与长江，进而和长三角实现联动互通。可见，晚清时期现代交通格局的改变，特别是内河航运的兴起，促使安徽东部一带与长三角的联系愈加紧密，并为时下热议的“长江经济带”提供了历史的注脚。

　　五、结语

　　清末，现代邮政的引进较好地解决了传统时期官民分途的二元递运模式，打破了两者之间在信息传输方面难以逾越的鸿沟，建立起官民合一、无阶层差别的信息流通平台。“大清邮政”的开办是符合世界历史潮流的因应之举，它的出现既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历史合力的必然产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与之关联的周围事物发生或多或少、或快或慢的变化，这种新的信息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中国人在经济、政治、文化和人口迁移方面的新需求。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近代信息输送载体的新陈代谢，邮政的产生使得传统驿传、民信局黯然失色，后者终究敌不过时代的更迭而消逝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晚清安徽省内不同地区城镇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南北之间、城村之间、沿江与内地之间差异较大，一时间难以弥合，这是导致邮政局所在设置初期很难实现平衡的深层次原因。放眼全国，安徽一省决非特例，它只不过是晚清邮政发展史在空间演变上的一个缩影，正如杨念群先生所言：“按照现代化理性的‘祛魅’逻辑，现代因素越是深入非西方的社会结构中，传统生活世界的空间就越趋于萎缩，直至最后消失。”诞生于西方工业化背景之下的现代邮政，在信息、物资的传递上要比驿传更加高效，社会效应也更为广泛，如此一来，驿传生存空间持续受到邮政的挤压，但彼时的清王朝并未完全做好迎接新生事物的准备，现实的国情也无法创造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生成环境。故而，邮政局所也不可能以均质、匀速的拓展形式根植于清朝的各个角落，只有那些较早完成传统与现代对接且地方体系层级较高的城镇才会成为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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