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诏的地缘政治观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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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南诏有较为明确、相对完整的地缘政治观，并积极付诸应用，收到以简驭繁、显隐相济之效。南诏的地缘政治观受到唐朝制度与文化的影响，同时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南诏的地缘政治观及其应用，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其中最重要的是南诏如何实现发展，以及如何处理与唐朝、吐蕃两个王朝的关系。对南诏地缘政治观及其应用的初步研究，证明边疆王朝地缘政治观的内容十分丰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相关探讨亦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 南诏 地缘政治观 唐朝 吐蕃

　　所谓“地缘政治”，指与地理因素紧密相关的政治及其有关问题。地缘政治是客观存在，人们关于地缘政治的理论，是对这一客观现实及其应对的认识与总结。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经历逐渐深化的过程，地缘政治观也是如此。地缘政治观的逐渐完备与不断发展，以付诸实践接受检验、相关认识得以深化为前提。

　　中原王朝有经过长期的实践与积累形成的地缘政治观，其表述话语与内容构架，与西方的地缘政治理论有较大差异。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包括全局地缘政治观、与边疆有关的地缘政治观两个部分。基于与边疆有关的地缘政治观，中原王朝施行以下的治边方略：“守在四夷”的方略，强调统一的方略，重视德治与教化的方略，对外施用文化软实力的方略，区别内外关系的方略，远交近攻的方略，分类统治边疆各地的方略。

　　古代的一些文人，认为边疆地区的王朝与政权目光短浅，急功近利，行事缺少智谋。《周书》史臣曰：“（四方夷狄）虽风土殊俗，嗜欲不同，至于贪而无厌，狠而好乱，强则旅拒，弱则稽服，其揆一也。”清人王夫之云：“匈奴之有余者，猛悍也；其不足者，智巧也。非但其天性然，其习然也。”毋庸讳言，就经济发展水平与上层建筑发达的程度而言，边疆地区的不少王朝与政权，难望中原王朝之项背，但中原王朝并非一骑绝尘。一些边疆地区的王朝与政权也有地缘政治观，其与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虽有明显区别，但两者又相互联系，彼此影响。

　　一、南诏有明确的地缘政治观

　　南诏崛起于云南西部。从贞观二十三年（649）细奴逻建大蒙国，至天复二年（902）南诏灭亡，南诏共历13王，统治254年。

　　为抵抗从青藏高原南下的吐蕃势力，唐朝扶持南诏统一洱海地区。之后南诏势力坐大，与唐朝的利益发生矛盾。南诏攻下姚州都督府治所姚州（在今云南姚安），与唐朝公开决裂。唐朝三次出兵征讨，均被南诏联合吐蕃打败。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唐朝无暇西顾，南诏发展为雄据一方的地方政权。南诏极盛时的疆域，包括今云南省、贵州省西部、四川省西南部与中南半岛北部。

　　南诏统治者有明确的地缘政治观。《南诏德化碑》《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蛮书》《南诏野史》等碑刻与史籍，有一些记载证明这一点。以下略举数例。

　　天宝四载（745），南诏王阁罗凤奉唐朝之命，率兵平定云南东部爨氏势力反叛。平定之后，南诏擅自采取军事行动：

　　阁罗凤遣昆川城使杨牟利以兵胁西爨，徙户二十余万于永昌城。东爨以言语不通，多散依林谷，得不徙。自曲靖州、石城、升麻、昆川南北至龙和，皆残于兵。（爨）日进等子孙居永昌城。乌蛮种复振，徙居西爨故地。

　　阁罗凤未经唐朝允许，强迁西爨地区的20余万户百姓于永昌之地，致使今滇东北与滇中一带“皆残于兵”。此举蕴藏了削弱其他势力，及以今滇西为中心建立割据政权的野心，亦表现出阁罗凤有地缘政治方面的谋划。大历元年（766），南诏于都城国门立德化碑，陈述受唐朝官吏欺压的种种冤屈，不得已而叛唐。阁罗凤称日后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德化碑隐瞒了强迁西爨百姓之事。反倒是姚州官吏张虔陀，看出阁罗凤有称霸一方的野心，乃“筑城收质，缮甲练兵”，防备南诏叛变。

　　天宝九载（750），姚州被南诏攻陷。次年，唐将鲜于仲通率兵由成都出戎州、嶲州进讨南诏，阁罗凤遣使谢罪，请还其所掳掠，且言：“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当归命吐蕃，云南之地，非唐所有也。”鲜于仲通不许，囚其使进兵太和城，为南诏所败。阁罗凤称唐朝若不许改过，南诏便“归命吐蕃”，唐朝必失云南之地。可见在唐朝、吐蕃的地缘政治斗争中，南诏据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阁罗凤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以后事态的发展果如其言。

　　天宝十一载（752），南诏击败唐朝的再次进讨，与吐蕃结盟，被封为“赞普钟南国大诏”。大历元年（766），南诏立德化碑，追述与唐朝决裂的经过，并透露对外扩展的计划。其言：

　　（天宝）十一年冬，（阁罗凤）亲与寮佐，兼总师徒，刊木通道，造舟为梁，耀以威武，喻以文辞。款降者抚慰安居，抵捍者系颈盈贯。矜愚解缚，择胜置城。裸形不讨自来，祁鲜望风而至。且安宁雄镇，诸爨要冲，山对碧鸡，波环碣石，盐池鞅掌，利及牂欢，城邑绵延，势连戎僰。乃置城监，用辑携离，远近因依，闾阎栉比。十二年冬，诏候隙省方，观俗恤隐，次昆川，审形势，言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陆可以养人民。十四年春，命长男风迦异于昆川置拓东城，居二诏，佐镇抚。于是，威慑步头，恩收曲、靖，颁告所及，翕然俯从。

　　在开拓“寻传”地区（指今云南德宏与缅甸东北部）并“择胜置城”，实现扩展云南西部、西南部地区的初步规划之后，南诏统治者的目光转向今滇中区域。南诏认为安宁地处诸爨要冲，有盐池之利，便于掌控今黔西与滇东北，乃于安宁置城监，责任是“用辑携离”。次年，阁罗凤亲至昆川（今昆明一带），察看地貌形势，称山河可以为屏障，土地足可养百姓。乃将经营的前沿据点，由安宁东移至今昆明一带，在昆川建拓东城（在今昆明市区），性质定为别都，从而确定以洱海、滇池流域为南诏的腹心区域，以洱海地区为重点的经营格局。《南诏德化碑》称拓东城的要务是“佐镇抚”，具体做法是“威慑步头，恩收曲、靖”。唐代曲州，治今云南昭通；靖州，治今云南昭通以北。步头以南的地区与今滇东北一带，遂沦为南诏的遥相羁縻之地，经营之策限于“威慑”与“恩收”。值得注意者，南诏立德化碑是在唐朝初次征讨失败之后，其后唐朝还两次征讨南诏，可见德化碑立于南诏与唐朝兵戎相见、未知鹿死谁手之时。南诏已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明确提出并宣布经营全局的战略构想，并不顾及实现这一构想还前路多艰。

　　兴元元年（784），南诏王异牟寻在辖地封五岳、四渎：

　　封岳渎。以叶楡点苍山为中岳，乌蛮乌龙山为东岳，银生府蒙乐山为南岳，又封南安州神石亦为南岳，越赕高黎贡山为西岳，嶲州雪山为北岳。封金沙江，祀在武定州；兰沧江，祀在丽江府；黑惠江，祀在顺宁府；怒江，祀在水（永）昌府，为四渎，各建神祠。又立三皇庙。贞元二年（786），设官立九爽三托。考疆域，其地东至铜柱、铁桥、蟠桃、玉楡，东南至于交趾国，南至于骠国，西南至于木落山，西至于太石，西北至于吐蕃，北至于神川，东北至于黔巫。八分之地，属以八演，皆中国降人为之经画者。

　　杨慎《滇载记》所载内容大致相同，并言：“（南诏）八方之地，属以八演，从中国教令。都曰苴咩，别都曰善阐，皆中国降人为之经画也。”

　　封五岳、四渎，建神祠、三皇庙，每年春秋按时祭祀，是中原王朝通行的做法，目的是宣传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同时向天下诏告王朝的中心、腹地与地域四至。南诏在郑回等唐朝降臣的帮助下，以阳苴咩城（在今云南大理）为都城，以善阐（拓东）城为别都，以洱海之滨的点苍山为中岳，确定洱海地区至高无上的地位，所封之东岳、南岳、西岳、北岳，以及受封的金沙江、兰沧江、黑惠江、怒江，均在今滇西地区，这一地区是南诏重点经营的区域。南诏封五岳、四渎，划分八分之地，还表明南诏表述其地缘政治观，希望采取与中原王朝相同的方式。

　　贞元十年（794），南诏王异牟寻谋求与唐朝和好，乃遣使至唐，其书信称：

　　异牟寻愿竭诚日新，归款天子。请加戍剑南、西山、泾原等州，安西镇守，扬兵四临，委回鹘诸国，所在侵掠，使吐蕃势分力散，不能为强，此西南隅不烦天兵，可以立功云。

　　异牟寻谋求归唐，主要是不堪吐蕃沉重欺压。异牟寻上书提出南诏归唐，有助于唐朝集中兵力戍守安西等地，“使吐蕃势分力散，不能为强”，表明异牟寻有清楚的地缘政治认识，并希望以此打动唐朝皇帝。

　　二、南诏地缘政治观的应用

　　南诏处理与唐朝、吐蕃的关系，充实政权的基础以及向周边地区扩展，均奉其地缘政治观为圭臬。总体来看，南诏在实践中较好地应用了地缘政治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南诏崛起后，确定以洱海地区为统治中心，并以洱海及附近地区为主要区域，逐渐向周边地区扩展，进而形成新的地域统治体系。南诏的核心地区与周边区域的关系，依距离之远近，控制程度呈逐渐减弱的趋势。

　　南诏设置的地方统治机构，主要是十赕、八节度使、二都督府。十赕（赕相当于唐朝的州）集中分布在洱海地区，是南诏重点经营的区域，也是南诏的发迹之地与人众富庶的地区。十赕为云南赕、白厓赕、品澹赕、登川赕、蒙舍赕、大厘赕、苴咩赕、蒙秦赕、矣和赕、赵川赕。八节度使、二都督府，为南诏在十赕以外地区所设的统治机构，管辖的地域范围甚广，管控的有效程度则不如十赕。史籍通常所称的八节度为：弄栋节度，驻弄栋城（今云南姚安）；云南节度，驻云南城（在今云南祥云县）；拓东节度，治拓东城（在今昆明市区）；开南节度，驻开南城（今云南景东）；银生节度，驻银生城（在今云南景洪）；宁北（剑川）节度，南诏前期于宁北城（在今云南洱源）置宁北节度，后移驻剑川（今云南剑川），改称剑川节度；永昌节度，治永昌城（在今云南保山），管辖今云南西部、缅甸东北的一些地区；镇西（丽水）节度，阁罗凤西开“寻传”地区，于镇西城（在今缅甸北部曼冒）置镇西节度，后迁治丽水城（在今缅甸密支那以南），改称“丽水节度”，管辖今缅甸东北的部分地区。二都督府为：通海都督府，治今云南通海；会川都督府，治今四川会理。

　　在中南半岛的其他地区，南诏设立一些城堡，对当地诸族进行有限度的羁縻。《蛮书·云南城镇》称：

　　诸城镇官，惧瘴疠，或避在他处，不亲视事。南诏特于摩零山上筑城置腹心，理寻传、长傍、摩零、金宝、弥城等五道事云。凡管金齿、漆齿、绣脚、绣面、雕题、僧耆等十余部落。

　　其二，为政权的巩固发展并实现区域性的统一，南诏向云南的西部、南部以及中南半岛积极扩展，以此为基础，形成新的地缘政治局面，并产生深远的影响。13世纪元朝设立云南行省，大致沿袭南诏所确立的地缘政治格局。

　　唐朝经营云南地区的目标与汉朝相似，即主要是为了保护由今成都经大理、缅甸地区至印度之“蜀身毒道”，以及由今滇中至今越南河内之“交趾道”的安全，以便利边陲势力向朝廷朝贡及进献方物。因此唐朝不甚重视与“蜀身毒道”“交趾道”关系不大的今云南南部。在今云南南部与中南半岛北部，唐朝的设治相对较少。

　　天宝战争以后，南诏摆脱唐朝的羁绊，积极向外部拓展。据《南诏德化碑》：南诏派兵攻下清溪关道上的要镇越巂、会同，势力发展至大渡河南岸。宝应元年（762），阁罗凤率军亲征“寻传”，并“择胜置城”，设镇西节度管辖其地。南诏还在今西双版纳置银生节度。《新唐书·南诏传》称南诏统治的范围：“东距爨（今滇东、黔西相接处——引者注，下同），东南属交趾（今越南北部），西摩伽陀（在今印度比哈尔邦），西北与吐蕃（今西藏地区）接，南女王（在今泰国北部南奔府），西南骠（在今缅甸中部），北抵益州（指大渡河南岸），东北际黔巫（指今贵州北部与四川南部相连处）。”南诏势力所及，远超前代云南地区的滇国、夜郎与爨氏地方势力。

　　其三，为确保重点经营的区域，南诏放弃价值不大的一些地区，同时与敌对势力明确划定界线。前者主要指原被爨氏势力控制的今曲靖以北、会泽以东的今滇东北，以及被南诏攻下之唐朝姚州都督府的主要区域（在今云南楚雄州北部）。后者大致指与唐军对峙的大渡河南岸，以及与吐蕃对峙的丽江铁桥地区。南诏的上述举措，明显改变了云南地区原有的地缘政治格局。

　　据《南诏德化碑》记载，永泰元年（765），南诏在今昆明建拓东城，目的是“威慑步头，恩收曲、靖”，关注之地限于曲州、靖州以南的区域。南诏在管辖地区设八节度、二都督，在今滇中与滇东北一带，仅置拓东节度（治拓东城），下辖石城郡（治今云南曲靖）、东川郡（治今云南会泽），在今曲靖、会泽以北的地区并未设治，汉晋时期一度繁荣的今滇东北，实则被南诏放弃。原本作为历朝经营云南地区的中心今昆明或曲靖，其地位亦随之下降。

　　其四，南诏多次进行强制性的大规模移民，既充实重点经营的地区，也将曾反抗的部落人口迁至遥远地区安置，此举既有趋利避害的考虑，也巩固了新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

　　南诏规模最大的一次强制性移民，发生在平定东部爨氏势力之后。阁罗凤派兵将云南东部的20余万户百姓，强迁至“永昌之地”（指以洱海周围、今保山一带为中心的今滇西地区），导致今滇东与滇东北“荡然兵荒”，云南地区的重心明显向洱海区域倾斜。

　　以后，南诏又多次进行较大规模的移民。异牟寻归唐，从吐蕃夺取今丽江地区的铁桥，把当地的一些部落迁往他地安置。南诏还将边远地区的一些人口，迁至拓东节度所辖区域。磨些蛮原居铁桥上下及大婆、二婆、三探览、昆池等地。贞元十年（794），南诏攻下吐蕃铁桥与昆池诸城，俘虏磨些蛮万户，“尽分隶昆州左右及西爨故地”；又迁施蛮、顺蛮、磨些蛮数万户以实拓东地区，从永昌一带迁望苴子、望外喻等千余户分隶拓东城傍，“以静道路”。

　　南诏进攻唐朝辖地与中南半岛诸国，或掳掠数量不等的人口带回，主要是为补充统治地区的劳动力。太和三年（829），南诏攻入成都。“将还，乃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人惧自杀者不胜计。”太和九年（835），南诏攻破距永昌城西南60日程的弥臣国，“劫金银，掳其族三二千人，配丽水淘金。”

　　三、南诏地缘政治观及其应用的特点

　　南诏之地缘政治观及其应用较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受到唐朝制度与文化深刻的影响。

　　贞元十年（794），南诏王异牟寻谋求归唐，给唐朝的呈文称：“曾祖有宠先帝，后嗣率蒙袭王，人知礼乐，本唐风化。”南诏的清平官郑回，原为唐朝的嶲州西泸县令。嶲州被南诏攻陷，郑回被俘。阁罗凤以郑回熟知儒学，更名“蛮利”，“甚爱重之，命教凤迦异。及异牟寻立，又命教其子寻梦凑”。异牟寻继位，以郑回为清平官，“事皆咨之，秉政用事。余清平官五人，事回卑谨，或有过，回辄挞之”。郑回等降臣向南诏积极介绍唐朝的制度与文化，包括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异牟寻等人深受其影响。《南诏野史》因此称异牟寻封点苍山等“五岳”，祀金沙江等“四渎”，建神祠、立三皇庙，设九爽、三托等官职，以辖地为“八分之地，属以八演”，“皆中国降人为之经画者”。明人田汝成说：“郑回者，唐故西泸令也，降于南诏，以中国法教异牟寻，乃僣立五岳四渎，改九爽三托之官，王自称曰元，犹言朕也。”

　　中原王朝自认为是天下的中心，周围的蛮夷势力须服从于己，由此形成中心区域与周边地区主次关系的思想。以先秦的服事观为基础，中原王朝形成守中治边、管控程度由中心地区向周边递减的地缘政治观。南诏接受了上述观念，不仅形成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号令周边区域、机构设置与统治力度由中心地区向周边区域逐渐递减的格局，而且通过在各地设立类型有异的城镇，以及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采取相应的统治方式，实行差别化管理。

　　在“十赕”集中分布的洱海地区，南诏设置较多的城市。这一类城市既是地方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当地的交通枢纽与人口聚集之地，主要有太和城（在今大理太和村）、阳苴咩城（今大理城）、龙尾城（在今大理下关）、龙口城（在今大理上关）、大厘城（在今大理喜洲）、邓川城（在今云南邓川县）、白崖城（在今云南弥渡县）、宁北城（在今云南剑川）。阳苴咩城是异牟寻新建的都城，《蛮书·六赕》对阳苴咩、白崖等城的情形有详细的记载。元人郭松年说，阳苴咩城“西倚苍山之险，东挟洱水之扼”，龙首关置邓州之南，龙尾关位赵赕之北，“昔人用心，自以为金城汤池，可以传之万世”。此体现了南诏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以规划城市的用心。洱海地区之外其他区域的城市，数量较少而且分散，主要有拓东城（在今昆明市区）、永昌城（在今云南保山）、云南城（在今云南祥云县）、开南城（在今云南景东）、银生城（在今云南景洪）、铁桥城（在今云南丽江塔城）、弄栋城（在今云南姚安）。

　　在中南半岛北部，南诏置立城镇有十余处，大都是一些简陋的城堡或驻守据点。据《蛮书·云南城镇》：南诏在永昌以北置越礼城（在今云南腾冲东北），管长傍、藤弯诸部，长傍、藤弯亦置有城。南至些乐城（在今云南潞西），附近有罗君寻城，又西至利城（在今云南梁河以西），渡水西南有押西城，另有寻传大川城（在今缅甸密支那以南），北上有安西城（在今缅甸孟拱）、宝山城，渡过伊洛瓦底江，有金宝城（在今缅甸密支那）。眉罗苴西南有金生城，从金宝城北牟郎城渡丽水可至金宝城。从金宝城西折东北抵门波城，西北达广荡城（在今缅甸北部葡萄），与吐蕃地界相接。由镇西城往南可至苍望城（在今缅甸八莫），东北达弥城，在祁鲜山建有摩零都督城。

　　除设置较多的统治机构外，南诏还学习中原王朝，向重要的城市与交通要道派驻军队。永昌（在今云南保山）是“蜀身毒道”上的重镇。南诏的常备军约有三万人，其中的1/3驻扎在永昌。在新设的城镇与据点，南诏也驻扎数量不等的军队。据《元史·地理四》：牟州位今云南楚雄，南诏遣爨蛮酋抬萼镇其地，“筑城曰耐笼”。黎溪州，开初乌蛮与汉人杂处。南诏据有其地，“徙白蛮守之”。蒙自邻近安南，“南诏时以赵氏镇守”。临安路以西有步日部，南诏“徙白蛮镇之”。

　　南诏之地缘政治观及其应用的第二个特点，是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与战略考量，在云南地区地缘政治的布局方面，南诏有一些重要的安排。

　　南诏强调以洱海区域为统治中心，在机构设置、人口补充、经济建设等方面积极配合，使洱海区域得到迅速发展，很快成为云南地区新的政治经济中心。云南地区的地缘政治重心因此转移，改变了两汉以来历代王朝以今滇东为重点经营云南地区的格局。

　　自秦汉以来，由成都经今宜宾、昭通、曲靖达今昆明的“五尺道”，一直是蜀地联系今云南地区的重要通道。历朝在五尺道沿途设置不少郡县，并从蜀地迁来大量移民。汉晋时期，今昆明、曲靖为云南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华阳国志·南中志》称：晋代的朱提郡（治今云南昭通），“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人士，为宁州冠冕”。隋人云：“南宁州（治今云南曲靖）户口殷众，金宝富饶”；“其地沃壤，多是汉人，既饶宝物，又出名马。”南诏崛起，决然放弃今滇东北，既由于其地在南朝时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五尺道逐渐壅塞，也因南诏迁走今滇东北、滇中一带的20余万户百姓，其地“皆残于兵”。对南诏而言，今滇东北距今滇西甚远，战略利用价值不大，人口大量减少，又使饱受破坏的今滇东北雪上加霜，乃决然放弃这一地区。

　　由成都经今西昌、姚安至滇西的“灵关道”，是行经“蜀身毒道”的必由之路。唐朝建立，出自复通“西洱河至天竺道”（即前代的“蜀身毒道”）的需要，高宗接受嶲州都督刘伯英的建议，遣右武候将军梁建方率蜀十二州兵马，讨平位今楚雄至大理一带的松外诸蛮，谕降70余部，共10万余户。麟德元年（664），唐朝置姚州都督府（治今云南姚安），统辖今滇西地区，主要任务是确保“西洱河至天竺道”的畅通。以嶲州（治今四川西昌）、姚州（治今云南姚安）为重点的今川西南与云南北部，战略地位倍显重要。吐蕃王朝建立，向周围扩展进入洱海地区，“西洱诸蛮皆降于吐蕃”，威胁到“西洱河至天竺道”的畅通。唐朝为此出兵征讨。唐军返回，吐蕃势力卷土重来。唐朝乃扶持南诏统一洱海地区，组织诸部抵御吐蕃。

　　姚州都督府管辖57处羁縻州，其中一些州与南诏辖地相交错。兼之姚州官吏张虔陀于南诏多有牵制，南诏对此深为痛恨。天宝九年（750），阁罗凤遣军包围并攻下姚州，杀死张虔陀，夺取姚州都督府所辖的多处羁縻州，拆毁姚州城。唐朝出兵征讨失败。唐廷命汉中郡太守司空袭礼等再建姚州城，以将军贾瓘为姚州都督。南诏联袂吐蕃，攻破姚州城并俘虏贾瓘。以后，姚州百姓“皆被移隶远处”，南诏在其地新筑弄栋城，“管杂蛮数部落，悉无汉人”。贞元十年（794），异牟寻清理弄栋地区，又将剩余的汉人“迁于永昌之地”，彻底铲除唐朝经营姚州地区的根基。天宝十三年（754），唐军再次进攻南诏，仍被打败。据《南诏德化碑》：南诏、吐蕃联合进攻越雟（今四川西昌）、会同（今四川会理），夺取大量的人口、玉帛、粮食与牛羊，“百里塞途”。次年，唐军夺回越巂，南诏、吐蕃联军再度攻下越巂，占领台登（今四川泸沽）、邛部（在今四川越西东北），南诏的辖境进抵大渡河南岸。

　　剑南道（治今成都）以南的东钦、磨些诸蛮，“春秋受赏于嶲州，然挟吐蕃为轻重”。异牟寻深恨其反复无常。贞元十年（794），南诏弃吐蕃归唐，并联合唐军扫荡嶲州以南的地区，把一些部落迁往他地安置。异牟寻死后，南诏沿“灵关道”数次攻入今四川，“前后俘获约十万人”。由于南诏大肆掠夺与多次战争的破坏，“文宗时，（南诏军）大入成都，自越巂以北八百里，民畜为空，又败卒贫民因缘掠杀，官不能禁”。以后，南诏与唐朝在嶲州地区又反复进行拉锯战。南诏、唐朝的关系长期紧张，南诏进攻蜀地必经的“灵关道”严重封闭。在这样的情形下，南诏明显忽视遭受严重破坏的姚州及其以北地区，并无恢复、重建其地的打算。汉晋至初唐近千年间，越巂、姚州等地人烟繁盛、交通繁忙的景象，乃成为明日黄花。

　　南诏对辖地诸民族施行统治，明显受到管控程度由中心向周边递减之地缘政治观的影响。

　　南诏王室来自乌蛮。南诏与各地的乌蛮部落保持密切的联系。居于秦藏（今云南禄丰）以南地带属于乌蛮的独锦蛮，与南诏世代联姻。异牟寻之母为独锦蛮，异牟寻之姑嫁与独锦蛮首领，异牟寻亦娶独锦蛮女子为妻。天宝年间，今滇东一带的爨氏白蛮内争，南诏倾向出自乌蛮、嫁与爨归王为妻的阿姹，以后支持阿姹自立为今滇东乌蛮部落之主。洱海及周边地区的居民以白蛮居多，南诏立国、施政都主要依靠白蛮。《南诏德化碑》碑阴载参加立碑官吏之名，在可见姓或名的64人之中，有段、杨、赵、王、张等姓属于白蛮的30余人。南诏平定爨氏白蛮，强行迁今滇东、滇东北的爨氏百姓20余万户至今滇西一带，促进白蛮族系在较大范围的融合。南诏联络乌蛮、团结及依靠白蛮的做法，使其政权具备厚实的统治基础。

　　通过战争与掠夺等方式，南诏从唐地获得大量的汉族人口，这些人口大都落籍今滇西等地。南诏笼络、重用汉族的官吏与士人，郑回即为其例。南诏从成都掳掠工匠、织女数万人，“自是南诏工巧埒于蜀中”。论迁入汉人数量之多与影响之深远，南诏远超汉、晋两代。南诏通过诸多途径迁入人口，补充腹心地区的劳力与兵源，是洱海及周围地区获得较快发展的一个原因。

　　在广大的山区与南部边远地区，居住着乌蛮、白蛮以外的其他民族。对这些民族，南诏设官吏进行较宽松的统治或羁縻，出征时则召为前锋。《蛮书·名类》称：在南部边远地区与中南半岛北部，居有扑子蛮、寻传蛮等部落，“皆为南诏总之，攻战亦召之”；“当阵面上，如有不前冲者，监阵正蛮旋刃其后”。南诏从永昌地区迁望苴子蛮等1000余户至拓东城，“分隶城傍，以静道路。”南诏的做法带有压迫的性质，但也使这些地区难以摆脱其羁縻，并有助于云南腹地与周边地区结为一个整体。

　　四、南诏地缘政治观及其应用的演变过程

　　南诏施治及处理与唐朝、吐蕃的关系，精于计算成败利钝，并顺时应变，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改变策略，南诏的地缘政治观及其应用亦是如此。

　　南诏统治的254年，大致可分为皮逻阁、阁罗凤、异牟寻、异牟寻后诸王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的形势有明显的变化，南诏的对策也相应有所改变，在南诏的地缘政治观、南诏的地缘政治格局，以及南诏采取的地缘政治方略等方面，均清楚地体现出来。

　　贞观二十二年（648），乘唐朝出兵平定西洱河叛蛮之机，蒙舍诏主细奴逻攻灭以白崖（在今云南弥渡）为中心的白子国。次年，南诏以蒙舍川（今云南巍山）为中心建立政权。其时吐蕃势力南下，影响“西洱河至天竺道”的畅通。唐朝为组织当地力量抗御吐蕃，扶持南诏统一洱海地区。南诏认准这是发展的大好时机，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旧唐书·南蛮传》称：“剑南节度使王昱受归义（皮逻阁）赂，奏六诏合为一诏。”在唐朝御史严正诲的参与及策划下，南诏先后并吞石桥、剑川、越析、邆赕、浪穹、施浪诸诏，统一并控制了洱海地区，以太和城为王府。开元二十六年（738），玄宗遣使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云南”一词源自蜀汉在今云南祥云所置之云南郡，表明唐朝认可南诏对洱海及附近地区的占有。

　　南诏兼并洱海地区诸诏，“服群蛮，破吐蕃之众兵，日以骄大。每入觐，朝廷亦加礼异”。天宝初，唐朝修建自安南都护府（治今越南河内）经步头（今云南建水）、安宁（今云南安宁）连接“西洱河至天竺道”的“步头路”。剑南节度遣越巂都督竹灵倩至安宁筑城。今滇东的爨氏白蛮反叛，唐朝令皮逻阁率兵讨之。南诏施尽软硬兼施之法击败爨氏势力，势力扩展到今滇东等地，并擅自把今滇东地区的爨氏百姓20余万户徙至今滇西，《南诏德化碑》所载的地缘政治格局乃初见端倪。南诏称霸的野心逐渐暴露，与唐朝的矛盾加剧。天宝九年（750），姚州被南诏攻占，唐朝三次出兵征讨，被南诏联合吐蕃打败。南诏舍弃唐朝投靠吐蕃，使唐朝经营云南地区百余年的成果付诸东流。

　　南诏实现《南诏德化碑》所言的地缘政治布局，开篇为“西开寻传，南通骠国”。《南诏德化碑》谓此举在唐朝征讨失败后的天宝十一年（752）冬，唐人樊绰则称发生于张虔陀失陷姚州的天宝九年之前。倘如樊绰所言，阁罗凤扩充四至、称霸云南之心其时已昭然若揭，《南诏德化碑》对此未敢坦然承认。

　　数十年后，南诏与唐朝、吐蕃的关系又发生变化。起因是南诏、吐蕃多次合兵进攻唐地，屡遭失败，吐蕃怪罪于南诏。南诏王异牟寻惊惧，迁都阳苴咩城，筑城垣15里。“吐蕃役赋南蛮重数，又夺诸蛮险地立城堡，岁征兵以助镇防。”面对波诡云谲的形势，异牟寻进退失据。他听从郑回关于唐朝重道尚义、应予修好的建议，积极谋求归唐。异牟寻避开吐蕃，与唐使盟誓于点苍山：“吐蕃神川、昆明、会同已来，不假天兵，牟寻尽收复，铁桥为界，归汉旧疆宇。”贞元十年（794），吐蕃为争北庭与回鹘大战，求援兵于南诏。南诏出奇兵破吐蕃于神川（在今云南维西县），攻下铁桥（在今云南丽江塔城）、昆明（在今四川盐源县）等地，收复城堡16处，降其众10余万，实现了“收复铁桥为界”的誓言。以后，吐蕃势力向北面退却，“盛屯昆明、神川、纳川自守”。

　　南诏与吐蕃决裂，唐朝遣使至云南册封，双方恢复友好关系。唐朝授予异牟寻“贞元册南诏印”，实则承认南诏对所控制地区享有管辖权，与开元二十六年（738）唐朝册封南诏首领为云南王，限其权于洱海及附近地区，两者显然有别。

　　南诏与唐朝和好，云南等地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改变，重要者首推唐朝企盼多年的“交趾道”连接“西洱河至天竺道”得以实现。唐朝宰相贾耽称这条道路为“安南通天竺道”，为唐朝“入四夷七要道”之一。《蛮书》详细记载“安南通天竺道”每日宿营的地点及间隔距离，称由晋宁馆（在今云南晋宁）至拓东城一日，从拓东城至安宁馆一日。《蛮书》又言：“安宁镇，去拓东城西一日程，连然县故地也。”《南诏德化碑》称：“安宁雄镇，诸爨要冲。”《新唐书》云：“晋宁驿，戎州地也。又八十里至拓东城，又八十里至安宁故城。”拓东城建于南诏与唐朝决裂之后，所言“安宁镇”或“安宁故城”，指天宝初被爨氏势力所毁安宁城的旧址。可见《蛮书》所言之“安南通天竺道”，建成于贞元十年（794）南诏归唐之后。

　　“安南通天竺道”建成后，由中国东南部沿海港口出发的海船，所载使臣、商旅可在交州以东弃船登岸，沿“安南通天竺道”进入云南地区。在当时航海条件较差的情形下，此举可避开海洋季风的威胁。使臣、商旅行经云南地区，再分赴今东南亚、印度等地。海上“丝绸之路”与西南“丝绸之路”实现联运，意义十分重大。

　　异牟寻死后，南诏政局动荡，继任诸王少见杰出者。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再度破裂。其间虽有过短暂友好，但类似皮逻阁、异牟寻执政时期，双方荣辱相依、相携而行的情形不复存在。南诏再次联合吐蕃，然密切的程度亦难与阁罗凤时相比。在这一时期，南诏的地缘政治方略模糊混乱，导致南诏的地缘政治观徘徊甚至倒退，地缘政治观的应用亦多败笔。

　　太和三年（829），南诏大将王嵯巅率军突袭邛州、戎州与嶲州，攻陷之。随后攻入成都，掳掠子女、工技数万人而归。“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按：指唐朝）埒。”南诏尝到掠夺的甜头，屡次对唐朝辖地发动战争。蜀地加强防卫，南诏改攻安南，安南都护曾衮逃入邕州（今广西南宁）。唐朝大臣庐携称：

　　咸通以来，蛮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盗西川，遂围庐耽，召兵东方，戍海门，天下骚动，十有五年，赋输不内京师者过半，中藏空虚，士死瘴厉，燎骨传灰，人不念家，亡命为盗，可为痛心！

　　唐朝大臣李德裕言：杜元颖任西川节度使，“（南诏）遇隙而发，故长驱深入，蹂剔千里，荡无孑遗”。在这一时期，掠夺财物、人口为南诏发动战争唯一的动机。《新唐书·南蛮中》称：咸通间，“南诏知边人困甚，剽掠无有，不入寇”。因此，南诏为掠夺四处出击，并无一定的章法，既破坏了相对合理的地缘政治格局，给唐朝辖地造成极大的破坏，也耗尽南诏的国力，促使南诏走向衰落。《南诏野史》云：南诏“（后期）用兵五十余年，帑藏不给，横敛于民，上下俱困”。《滇载记》亦称：“自（南诏王）世隆嗣立以来，为边患殆二十年，中国（按：指唐朝）为之虚耗，而其国亦弊。”

　　五、总结与启示

　　综上所述，可作如下总结。

　　南诏统治者有较为明确、相对完整的地缘政治观，并积极付诸应用，收到以简驭繁、显隐相济之效，这是在其统治前期，南诏大致能行稳致远一个重要的原因。

　　南诏的地缘政治观，包括确定核心区域、重视腹心与周边的关系、注重防守的区域、积极开拓新的地区、明确辖地的范围、分封五岳四渎、大幅度调整人口布局、合理使用交通线等诸多内容。南诏地缘政治观的结构较为合理，认识亦较清晰。南诏将其地缘政治观付诸应用，大体实现了所规划的地缘政治图景，总体上有利于南诏政治经济的发展。

　　南诏的地缘政治观，受到唐朝制度与文化深刻的影响。南诏受唐朝的扶持而崛起。在崛起后的数十年间，南诏深受唐朝的恩宠，亦怀有感恩之心。南诏施政，多处可见受唐朝制度与文化影响的印痕。南诏善待唐朝降臣。在郑回等人的帮助下，南诏的地缘政治观增添了中原文化的色彩。

　　南诏的地缘政治观及其应用有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基于其地缘政治观，南诏较早谋划了未来的地缘政治图景。并采取一些措施，推动所规划的地缘政治布局逐步落实。这些措施主要是：积极拓展辖地，对辖地诸民族实行区别对待的治策，进行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积极划分并及时调整政区，努力发展经济与文化，建设不同类型的城镇与据点，在各地派驻数量不等的军队。

　　南诏还根据趋利避害、顺时应变的原则，在不同的时期，根据时代背景与形势的变化，对地缘政治的格局与方略进行调整，大致做到稳定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吐蕃因此抱怨南诏：“常为两头蛮，挟唐为轻重。”

　　南诏的地缘政治观及其应用，受到不少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南诏如何实现持续发展，以及如何处理与唐朝、吐蕃的关系。种植业是南诏主要的经济部门，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在社会经济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在南诏的农业地区奴隶制较为流行，广大山区与边远地区则长期落后。由此决定南诏必须发展种植业与其他的经济门类，同时通过战争等途径，从周边地区获取财物、奴隶与生产技术。为此南诏与唐朝、吐蕃战事不断，南诏为掠夺而发动战争亦不少见。在扩展与争斗的过程中，正确处理与唐朝、吐蕃的地缘政治关系，是南诏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南诏为此进行过几次地缘政治布局的重大调整。

　　通过本选题的探讨，可得到如下启示。

　　以南诏为例，可知一些边疆地区的王朝与政权有自己的地缘政治观，而且内容与相关实践，并非如一些人认为的那样粗陋或简单。对此类问题，迄今还缺少系统与深入的研究。

　　除南诏以外，吐蕃、夏、辽、金、蒙古汗国、后金等边疆地区的王朝，笔者认为也有其地缘政治观，而且各有不同的特点。进一步而言，一些边疆王朝的地缘政治观，对中原王朝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元朝由蒙古汗国的一部分发展而来，清朝由后金发展而来。研究元朝、清朝治边的地缘政治观，尤其是继承了边疆王朝地缘政治观的哪些部分，以及如何实现与中原王朝传统地缘政治观的对接，都具有宝贵的价值。

　　深入探讨上述问题，不仅有助于弄清边疆地区的王朝与政权施治的情形，对进一步了解边疆地区的王朝与政权同中原王朝形成合力，推动中国的历史疆域与边疆地区的形成发展，以及历代王朝尤其是元朝、清朝治边与营边，其地缘政治观的内容及所产生的影响，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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