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陀汉化之过程

02-13 次遇见

　　内容提要：沙陀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源自新疆、融于汉族，并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后裔。沙陀的汉化经历了内迁前与汉文化的初步接触，内迁初期对汉文化的主动接受及建立政权后全盘汉化三个过程。沙陀的汉化为华夏民族增添了新鲜血液，使中华文化内涵更加丰富，中华民族性格更加多元。

　　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最终实现汉化的例子不胜枚举。汉化是少数民族移居中原之后，面对先进的封建文化而做出的必然的历史抉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如恩格斯所指出：“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历史上源自新疆、融合于汉族，并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唯有一例——沙陀。本文拟对沙陀的汉化过程略作阐述。

　　一 内迁前沙陀与汉文化的接触

　　沙陀原是活动于东部天山地区的一个弱小部落，内迁之前其主体构成部分是处月和射脾两个部落。处月和射脾后为西突厥征服，成为西突厥的属部，因此文献多称其为“西突厥别部”，有的则径直称其为“沙陀突厥”。

　　沙陀对汉文化的接触较早，早在唐朝统一西域之前，沙陀就已经与唐王朝进行了往来。根据《册府元龟》记载，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十月乙亥“处月遣使入贡”，揭开了沙陀与汉文化接触的序幕。“处月遣使入贡”也显示出西突厥开始走上衰亡的道路。因为，作为西突厥属部，处月断无单独遣使朝贡之权。处月单独遣使朝贡，说明西突厥对属部发号施令之权已大打折扣。贞观十三年（639年），统治天山东部处月、处密等部落的西突厥上层发生内讧，其原来的首领阿史那弥射为其兄阿史那步真驱逐，“以贞观十三年率所部处月、处密部落入朝”，阿史那步真自立为咄陆叶护。由此，处月部一分为二，小部随阿史那弥射入唐，而大部仍留原地。追随阿史那弥射入唐的小部处月人很可能参加了日后阿史那弥射征讨西突厥的行动，并在唐军平定处月部之后与留驻西域的大部处月人合并。阿史那弥射率处月小部入朝，使处月部对汉文化的认识进一步加深。

　　“处月遣使入贡”之时的西突厥统治者沙钵罗咥利失可汗，尚对唐朝实行睦邻友好政策。但是乙毗咄陆篡夺可汗之位后，全面推行反唐政策，处月则紧随其后。自贞观十三年（639年），唐朝政府发动数次大规模“行军”征讨西突厥。地处西突厥对抗唐朝军队前沿的处月同唐朝“行军”数度交锋，遭受重创。贞观十六年（642年）“（乙毗）咄陆以处月、处密围天山而不克，孝恪追北，拔处月俟斤之城，抵遏索山，斩千余级，降处蜜部而归”；“永徽（650～655年）初，（阿史那）贺鲁反，而朱邪孤注亦杀招慰使，连和引兵据牢山。于是，射脾俟斤沙陀那速不肯从，高宗以贺鲁所领授之。明年，弓月道总管梁建方、契苾何力引兵斩孤注，俘九千人”；显庆元年（656年）“八月辛丑，葱山道行军总管程知节击西突厥，与歌罗、处月二部战于榆慕谷，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处月追随西突厥对抗唐军之时，作为沙陀主要构成之一的射脾部落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在其俟斤沙陀那速率领之下归顺唐朝。归唐之后，唐政府将原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部之管辖权转授沙陀那速。唐朝平定西突厥之乱后，将处月残部置于射脾俟斤沙陀那速统治之下，由此掀开了处月与射脾合并的道路。经过长期融合，处月与射脾部融合为沙陀族，“处月”与“射脾”之名遂退出历史舞台。

　　就在唐朝征讨西突厥的战争硝烟尚未散尽，处月尚有余部追随西突厥对抗唐朝之时，刚刚归顺唐朝的处月部就与以汉人为主的西州发生了联系。永徽年间，处月随阿史那贺鲁叛唐，处月之朱邪部为唐朝组织的弓月道行军打败。永徽四年（653年）唐朝正式撤销瑶池都督府，以处月地置金满、沙陀二州，以其部落首领为都督，至此处月之朱邪部以羁縻州府的形式正式纳入唐朝政府的统治。处月归唐不久，即派遣使者出使西州，吐鲁番出土文书为我们透露出这一信息。阿斯塔那208号墓出土有《唐典高信贞申报供使人食料账历牒》，其中有如下记载：“请赐处月弓赖俟斤等”。该墓同时出土有永徽四年张元峻墓志一方，说明此件文书所记载之事亦应发生于永徽四年前后。从这件文书来看，处月在归顺唐朝之后不久，就与以汉人为主的西州建立了联系，处月归唐加深了其对汉文化的了解。

　　唐朝平定西突厥统一西域揭开了沙陀与汉文化接触崭新的一页。首先，沙陀参加了由唐朝组织的一系列征讨及平叛活动。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回纥首领比粟毒勾结同罗、仆骨进犯唐朝边境。高宗令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燕然都护刘审礼、左武卫将军薛仁贵为副总管，鸿胪卿萧嗣业为仙萼道行军总管，右屯卫将军孙仁师为副，共同率军讨伐。沙陀部首领沙陀金山奉命扈从薛仁贵一同征讨，立下战功。8世纪中叶安史之乱爆发，沙陀在其首领骨咄支率领下随回纥助唐平叛。史载：“(哥舒)翰为副元帅,领河陇诸蕃部落奴剌、颉、跌、朱邪、契、浑、蹛林、奚结、沙陀、蓬子、处蜜、吐谷浑、思结等十三部落，督蕃汉兵二十一万八千人,镇于潼关。”由于沙陀在平叛中的突出表现，唐封其首领骨咄支为特进、骁卫上将军。其次，沙陀归顺唐朝之后，为唐朝忠心护土守疆。高宗龙朔元年，沙陀金山奉命扈从薛仁贵一同征讨回纥，因作战有功，被授予墨离军讨击使，长安二年，又进为金满州都督，累封张郡公。再次，沙陀为唐朝护土守疆的同时，仰慕中原文化，曾多次前往长安朝贡。先天元“十月突厥汝（沙）陁金山，十一月突厥十姓，十二月吐蕃、新罗并遣使来朝”；景龙二年“十二月壬戌，沙陀金山等来朝，宴于内殿”。

　　通过上述可以看出，早在唐朝统一西域之前，沙陀对中原王朝已经有所了解，与汉文化亦有所接触，“处月遣使入贡”已经显示出沙陀心仪华夏的迹象。其后虽发生短暂的处月追随西突厥对抗唐朝的逆流，但是由于射脾部大义归唐，并在唐朝授意下整合处月、射脾两个部落，最终使整合后的沙陀部成为一支为唐朝护土守疆的劲旅。归唐后的沙陀与中原地区交往日增，其内心深处开始产生民族认同思想。《后唐懿祖纪年录》记载有沙陀内迁之前其酋长朱邪执宜与其父朱邪尽忠的一段对话：“吾家世为唐臣，不幸陷虏，为他效命，反见猜嫌，不如乘其不意，复归本朝。”当时朱邪执宜仅“及冠”之年，涉世不深，但他却自觉将自己视为“唐臣”，将唐朝视为“本朝”，说明沙陀人在同唐朝接触的过程中已经潜移默化地产生民族认同思想。

　　20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从中国掠走大批吐鲁番出土文书，其中有一件文书，名《开元十六年朱邪部落请纸牒》（大谷5840），这是一件朱邪部落典渠思忠与朱邪部落首领朱邪波德上西州都督府请领纸牒。沙陀本是游牧部落，“随地治畜牧”，唐初以羁縻之道治之，当无请纸笔之需。这件西州朱邪部落请纸牒用汉文所写，且符合唐代公文之规范，即使该文书非朱邪人所写，亦能说明朱邪部落已对汉文化有了较深的了解。

　　二 内迁初期沙陀对汉文化的主动接受

　　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安西、北庭边兵大量内调，吐蕃乘机攻占河陇地区，并继续进攻北庭。沙陀与回纥同北庭守军一道进行了英勇抵抗，但是并没有扭转北庭陷落的命运，加上回纥对沙陀“贪狠、征求无度”，最终沙陀随北庭守军一道于德宗贞元六年（790年）投降了吐蕃。

　　沙陀投降吐蕃之后被迁往对唐朝作战的前沿地带——甘州。由于沙陀人骁勇善战，勇冠诸胡，吐蕃在对唐作战中“常以沙陀为前锋”，故沙陀部落死伤甚多，加上吐蕃对其横征暴敛，沙陀对吐蕃的统治无法忍受。后来，“回鹘取凉州，吐蕃疑（朱邪）尽忠持两端，议徙沙陀于河外（即今青海省境内黄河以南地域，当时为偏僻荒凉之地），举部愁恐。尽忠与朱邪执宜谋，曰：‘我世为唐臣，不行陷污，今若走萧关自归，不俞于绝种乎’？尽忠曰：‘善’。元和三年（808年），悉众三万落循乌德鞬山而东。”回纥取凉州被吐蕃怀疑为沙陀勾结回纥所为，欲迁其于河外，导致沙陀举族愁怨，最终走上东归大唐之路。沙陀东归途中屡遭追杀，到达盐州时“余众犹近万人，骑三千”。

　　沙陀内迁之后，唐宪宗“诏处其部盐州，置阴山府，以执宜为府兵马使”，执宜之叔葛勒阿波“授左武卫大将军，兼阴山都督府都督”。灵盐节度使范希朝还为沙陀购买牛羊，以使他们休整繁衍。沙陀在盐州的时间很短，仅隔一年左右，元和四年（809年）六月便因范希朝调任河东节度使，也随其迁转河东，久居代北一带。后因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获镇河东，遂割据河东一隅，同时囊括振武、大同、昭义等地，直至灭后梁建立后唐政权。

　　沙陀的内迁跨越了本质上殊异的两种生态与经济文化类型，即从相对寒冷的西北游牧、狩猎文化区跨入相对温暖、湿润的农耕文化区。面对新的生存环境，沙陀采取了各种措施主动向汉文化靠拢，仅仅数十年沙陀基本实现了汉化。沙陀主动接受汉文化的措施主要有：

　　1.主动接受儒家思想及中原文化艺术。沙陀内迁直至李国昌（朱邪赤心）时期，尚无其接受儒家思想的直接证据，然而到李克用时开始用儒家思想教育子女。《旧五代史·庄宗纪》记载，李存勖“十二习《春秋》，手自缮写，略通大义”；后唐明宗李嗣源一生戎马倥偬，未暇读书，但却特别关注经典。他曾戒秦王从荣云：“吾少钟丧乱，马上取功名，不暇留心经籍，在藩邸时，见判官论说经义，虽不深达其旨，大约令人开悟。今朝廷有正人瑞士，可亲附之，庶几有益。吾见先皇在藩时，爱自作歌诗。将家子文非素习，未能尽妙，讽于人口，恐被诸儒窃笑。吾老矣，不能勉强于此，唯书义尚欲耳里频闻”；后唐闵帝李从厚，“髫龀好读《春秋》，略通大义，貌类明宗，尤钟爱”。除了沙陀最高统治者之外，沙陀统治阶层亦不乏博学鸿儒之才。史载，出身沙陀的“（史）匡翰刚毅有谋略，御军严整，接下以礼，与部曲语，未尝称名，历数郡皆有政声。尤好《春秋左氏传》，每视政之暇，延学者讲说，躬自执卷受业焉。时发难问，穷于隐奥，流辈或戏为‘史三传’。既自端谨，不喜人醉”。这些均已表明，沙陀内迁之后，耳濡目染，受儒家文化影响极深，有的人甚至在经学领域具有很高的造诣。

　　2.广与汉人通婚。沙陀本为一弱小部族，内迁初期人数不过万人，即使日后整合昭武九姓胡人之后形成“沙陀三部落”，与当地汉人相比，其人数亦不占优势。作为夷狄部落，要想生存、发展，势必要与当地之汉族大姓结交，以取得他们的支持。沙陀内迁之后一直在走与当地大姓联姻的道路。

　　沙陀内迁初期，势力弱小，加之身为夷狄，当无与地方大姓结交之资。朱邪执宜时期，尚无沙陀与当地汉人通婚之例证。至李国昌、李克用时，才出现沙陀与当地汉人通婚之情况。李国昌妻秦氏，当属汉人无疑。李克用“正室刘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以《新五代史》之惯例，沙陀或其他异族之人,莫不标明其族类。则，李克用之妻刘氏、曹氏亦皆为汉人。然对于李国昌、李克用妻之出身，史书无明确记载，出身地方大姓之可能性不大。唯李克用妻刘氏“自太祖起兵代北”，“常从征伐，为人明敏多智略，颇习兵机，常教其侍妾骑射，以佐太祖”，上源驿之变时，“太祖左右有先脱归者，以难告夫人，夫人（刘氏）神色不动，立斩告者，阴召大将谋保军以还”。从刘氏之表现来看，当出自地方豪门抑或大姓。

　　至李克用时期，随着沙陀征讨庞勋、黄巢起义有功，其势力日渐壮大，沙陀与河东及其周边地区大姓通婚者日多。以李克用家族为例，其家族与地方大姓通婚者有：（1）李克用子李存勖，李克用为其娶韩恽之妹和伊广之女。韩恽，字子重，晋阳人。韩恽出身官僚世家，唐昭宗乾宁（894～897年）中，韩恽因擅长文学，任交城、文水县令，后为太原少尹。伊广，元和中右仆射伊慎之后。中和末，伊广除授忻州刺史。（2）李克用子李存霸，李克用为其娶张敬询之女。张敬询，胜州金河县人，祖仲阮，历胜州刺史，父汉环事李克用为牙将，张敬询则在李克用时掌甲坊十五载，以称职闻名。（3）李克用子李存义，李克用为其娶郭崇韬之女。郭崇韬，字安时，代州雁门人，沙陀名将、谋臣。初为唐朝昭义节度使李克修亲信，后归李克用，用为典谒，能临机应对。（4）李克用还以一女适任茂弘之子任团。任茂弘，本京兆人士，祖清，任成都少尹，属衣冠之家，“避地太原”。

　　沙陀集团与地方大姓结交并非囿于河东一隅，为巩固、拓展其势力，沙陀除与其统辖范围内的大姓通婚外，沙陀还主动与当时尚未纳入其统治范围的周边地区大姓通婚。仍以李克用家族为例，李克用家族与周边大姓通婚者主要有：（1）李克用一女适河中节度使王珂。王珂，中人，祖纵，盐州刺史，父重荣，河东节度使，破黄巢有大功，封琅琊郡王。（2）李克用以一女适王处存之侄王邺。王处存，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世籍神策军。其祖辈为长安富族，王处存少年时即以父荫，居右军镇使，后升为骁卫将军、左军巡使。乾符六年十月，出任检校刑部尚书、义武军节度使。（3）李克用还以弟克让一女适孟知祥。孟知祥，字保风，又作保裔，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西南）人。祖父孟察、父亲孟道，世代都在郡里为官。孟家亦属地方大姓。

　　沙陀通过通婚赢得了河东及周边汉族大姓之支持，从而为其日后定鼎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亦加快了沙陀的汉化过程。

　　3.广泛吸纳汉族精英。沙陀内迁初期任事之人大多来自沙陀本部，然沙陀并未囿于民族之界限，而是随着势力之发展，地域之扩张，广泛吸收汉族精英，以充实其统治集团。如薛志勤、盖寓，代北蔚州人士，均是从沙陀起云中；李存璋，云中人士，从沙陀起云中；张敬询，胜州金河人士，世为振武牙校，专掌沙陀甲坊15载；李嗣昭，汾州太谷人士，为李克用出猎之时，以金帛取之。其后，随着沙陀助唐镇压庞勋、黄巢起义，沙陀势力逐渐扩张。在沙陀转战征讨过程中，沙陀集团又吸纳了大量的汉族精英，从而为沙陀集团增添了新的血液。沙陀势力扩张时期以上源驿之变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期。沙陀扩张初期加入沙陀集团的汉族精英主要有：李存进，振武人士，李克用破朔州时所得；伊广，兖州人士，中和末年任忻州刺史，因天下大乱，委质李克用；袁建丰，关中人士，为沙陀助唐镇压黄巢起义之时于华阴所得；李存贤，许州人士，少时加入黄巢义军，沙陀破陈、许两州时，降沙陀。

　　上源驿之变后，沙陀集团扩张步伐加快，是沙陀吸纳汉族精英最多的时期。这一时期，加入沙陀统治阶层的汉族精英既有战争中战败归顺者，也有其他阵营内部斗争中失利而主动归顺者。其中战败归顺者主要有：光启三年（887年），李克用同昭义节度使孟方立战于琉璃陂，孟方立军队战败。孟方立统军大将马溉、袁奉韬战败被俘，归顺沙陀；丁会，曾为朱全忠之部曲，后朱全忠以丁会为昭义节度使。天祐三年（906年），李嗣昭攻潞州，丁会以潞州归李克用。属其他阵营内部斗争失利而归顺者，为数更多。如，王思同、李承约，两者均属刘仁恭帐下军校，天祐四年（907年）刘仁恭为其子守光所囚，两人以部属奔沙陀；张遵诲原为魏博牙军，天祐三年，罗绍威诛牙军，张遵诲奔沙陀；李罕之为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张全义为河南尹，东都留守。李罕之，降沙陀之前为河阳节度使，与河南尹、东都留守张全义本属同一阵营，但李罕之任河阳节度使之后不可一世，经常向据守洛阳的张全义勒索。文德元年（888年），李罕之为张全义所逐，遂降沙陀。与李罕之同降沙陀的还有其部下李建及、李存审等。

　　大量汉族军事精英源源不断地加入，无疑加速了沙陀的汉化。但是对于沙陀汉化起到最为重要的当属汉族文人。

　　沙陀集团原为西北边陲小族，以武力起家，后迁转河东，而河东“地雄边服，人多尚武，耻于学业”，沙陀内部极度缺乏文职官员。而文职在当时藩镇割据争雄中地位至关重要，不可或缺。藩镇之表奏、交聘等事物均需文职官员操持。其时藩镇中的文职主要有节度副使、掌书记、判官、推官等，其中掌书记地位尤显重要。唐人崔颢曾言：“愚以为军中书记，节度使之喉舌，指事立言而上达，思中天心，发号出令以下行，期悦人意。谅非容易，而可专据”。为了解决沙陀本部缺乏文职人才的现状，沙陀集团通过各种方式大量吸纳汉族中的文人为其效命。在沙陀集团的文职官员中，为沙陀所重视且在沙陀集团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汉族文人主要有：李袭吉，原为河中幕府，李克用入主河东前任河东文吏。先后担任沙陀集团的掌书记、节度副使，李克用时期，书檄基本出于其手，李克用每每出征，李袭吉必紧随其后。李袭吉死后，卢汝弼继任河东副使，卢质任河东掌书记。卢汝弼，唐昭宗景福中擢进士第，历台省。天祐三年（906年）闰十二月卢汝弼随丁会降晋。沙陀集团之谋士,唯卢汝弼登进士第且在朝为官，故备受礼遇。卢质原为陕虢幕府，天祐三年，北游太原，李袭吉以女妻之，随留晋阳，加入沙陀集团。马郁，原为幽州刘仁恭之掌书记，天祐三年随幽州大将李溥帅兵三万会于晋阳，助河东兵攻潞州，平潞州后，会刘仁恭为其子守光所囚，李克用留马郁不遣，以之为留守判官。卢质虽代为掌书记，然“自李袭吉卒，每有四方会盟，书檄多命（马）郁为之，《答吴蜀书》与《王檀书》皆郁文也”。王缄，亦为刘仁恭文吏，天祐四年刘仁恭、王缄出使凤翔，路径太原，及复命，燕、晋不通，克用留之。缄坚辞复命，书辞稍抗，克用下狱诘之，谢罪听命，乃署为巡官，历掌书记，后迁魏博节度副使。

　　沙陀集团吸纳的汉族群体当中，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宦官。宦官群体在朱全忠把持朝政之时，几遭灭顶之灾。在朱全忠遍杀宦官之时，以李克用为代表的诸藩镇却将之藏匿不杀，且委以重任，如河东监军张承业。由于沙陀集团厚遇宦官，故得宦官为其效力，宦官在沙陀的崛起及汉化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旧五代史·张承业传》云：“承邺感武皇（李克用）厚遇，庄宗（李存勖）在魏州垂十年，太原军国政事，一委承业。而积聚庾帑，收兵市马，招怀流散，劝课农桑，成是霸基者，承业之忠力也。”另一名宦官张居翰，本为幽州监军，朱全忠诛杀宦官时，赖刘仁恭免诛。天祐三年，刘仁恭遣军助河东攻潞州时，张居翰随行监军，及刘仁恭为其子刘守光所囚，李克用遂留之不遣，以为潞州监军。其后，昭义节度使李嗣昭每出征，必令居翰知留后事。

　　三 定鼎中原后沙陀的全盘汉化

　　沙陀内迁之后通过各种方式主动向汉文化靠拢，至定鼎中原之时其汉化程度远在同时代的其他少数民族之上。然而晚唐乃干戈扰攘之时代，攻伐相尚，勇武是崇，沙陀统治精英均是依靠冲锋陷阵而崭露头角，最后立基开国的。因此，沙陀统治集团的许多人对汉文化的了解还是有限的。如，后唐庄宗李存勖出生于沙陀最高统治者之家，条件优越，能够接受教育，但他的汉文化素养也很有限，他也只是“稍习《春秋》，通大义”而已；而明宗嗣源即位之后，臣下霍彦威、孔循等进谏，请改国号，而明宗竟不知“何为正朔”；明宗登基七年尚不知封建皇位继承制度，不知预立储君。太仆少卿何泽上表请立太子，竟以为是迫他让位，以至于“览表泣下”。究其原因，正如他自己云，“吾少钟丧乱，马上取功名，不暇留心经籍”，他们汉化程度与北魏孝文帝相比，实难以望其项背。

　　沙陀汉化实现质的飞跃发生于五代定鼎中原时期。923年，沙陀结束与朱全忠长达四十年的争霸（884～923年），推翻后梁建立后唐，由此掀开沙陀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历史。五代时期沙陀总共建立三朝一国，三朝即后唐（923～936年）、后晋（936～947年）、后汉（947～950年）；一国即北汉（951～969年）。沙陀定鼎中原之后，为稳固其统治，采取了全面汉化的措施，沙陀汉化由此步入快车道。至五代末年，沙陀之民族特征不复存在，基本融入汉族。定鼎中原之后沙陀全盘汉化的主要措施有：

　　首先，利用中原王朝的正统思想构建其政权的合法性。作为夷狄入主中原，沙陀政权自建立之初便遭遇政权合法性的严峻挑战。政权合法性与现实政治休戚相关，因此历代王朝奠基之初无不在政权合法性上煞费苦心。合法的标准是一个微妙复杂而又多变的问题，它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迁，但是儒家所标榜的种族之标准——华夷之别（“内诸夏而外夷狄”、“不以中国之从夷狄，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为历代士子所注重。故定鼎中原之时沙陀虽汉化至深，但其出身仍为中原士子所诟病。

　　为构建其政权的合法性，沙陀政权在族望、地望及国号的选择上煞费苦心。沙陀所建立的几个政权均将地望更改为中原某地，在族望上浪托汉族先人为其远祖，在国号选择上则力求攀援前代王朝。如，后唐建立者李存勖祖上朱邪赤心因平定庞勋起义有功，“入为金吾上将军，赐姓李氏，名国昌，仍为郑王房”。其后朱邪氏便以唐室后裔自居，至李存勖建国，遂定国号为“大唐”，以明其政权乃唐朝基业之延续；石敬瑭建立后晋之后，自称“本卫大夫碏、汉丞相奋之后。汉衰，关辅乱，子孙流泛西裔”；刘知远建后汉后，自称“四代祖讳湍，帝有天下，追尊为明元皇帝”，而刘湍乃东汉明帝刘昞的后代。由此，刘知远便与东汉王朝攀上了关系，选择“汉”为国号既顺理成章，同时又使政权具有了正统性。

　　其次，推行儒学教育。五代时期社会秩序和道德礼仪殊为混乱，欧阳修曾叹曰：“中国几何其不夷狄矣，可谓乱世也钦！”在这种局势之下，通过推行儒学教育来维系统治秩序显得尤为必要。沙陀政权非常重视儒家经典的教化功能，执政之初便沿袭唐制，用儒家九典进行教化。后唐天成四年（929年）国子监的一纸奏折便反映当时政府对儒家经典在维系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

　　伏以国家，开设庠序，比要教授生徒。所以日就月将，知讨论之不废；卜禘视学，明考较之有程。先王既以亲临，学士岂宜他适?……但自学徒所好，可以教亦随机，既欲成名，必须精业。如有好《春秋》者，教之以属辞比事，三体五情，尊王室而讨不庭，昭沮劝而起新旧。其所异同者，则引之以二传也。如有好《礼》者，则教之以恭俭庄敬，长幼尊卑，言揖让而知献酬，明冠昏而重丧祭。其所沿革者，则证之以二礼也。如有好《诗》者，则教之以温柔敦厚，辨之以草木虫鱼，美盛德而刺淫昏，歌《风》《稚》而察正变。如有好《书》者，则教之以疏通知远，释之以训语典谈，思帝德而敬王言，稽古道而统皇极。如有好《易》者，则教之以洁净精微，戒之以躁动竞进，体十翼而分交爻，应凶吉而先拟议也。

　　推行儒学教育，需要相应的经典。后唐长兴三年（932年）二月辛未，中书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明宗批准了中书省的建议，并敕旨：“教导之本，经籍为宗。兵革已来，庠序多废，纵能传授，罕克精研。由是豕亥有差，鲁鱼为弊。苟一言致误，则大义全乖，倘不讨详，渐当纰缪。宜令国学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读，抄写注出，仔细勘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秋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所贵经书广布，儒教大行。”沙陀政权对儒学教育之重视，可见一斑。

　　第三，采用中原典制进行统治。沙陀建立的几个政权均明确宣布采用唐朝文物、典制实行统治。后唐庄宗即位后即下诏曰：“惩恶劝善，务振纪纲；激浊扬清，须明真伪。盖前王之令典，为历代之通规，必按旧章，以令多士。而有志萌僭窃，位忝崇高，累世官而皆受唐恩，贪爵禄而但从伪命，或居台铉，或处权衡，或列近职而预机谋，或当峻秩而掌刑宪，事分逆顺，理合去留。”庄宗俨然以唐王朝的继承人身份自居，视唐朝典制为圭臬。后晋高祖石敬瑭于天福元年（936年）闰十一月甲申，夺取后唐政权，“车驾入内，御文明殿受朝贺，用唐礼乐”，刚入殿即宣布用唐礼。天福三年二月又下诏，云：“朝廷之制，今古相沿……宜依唐礼施行。”后汉高祖刘知远“昔莅戎籓，素亏物望，洎登宸极，未厌人心，徒矜拯溺之功，莫契来苏之望”，无政绩可言，然其为巩固政权，遂附东汉刘氏之后，“追崇六庙”，特以“国号为大汉”，其施政亦当沿用中原典制。

　　为了表明其政权的正统性，后唐统治者甚至对后梁改制中不合唐制者，悉令革除。如后梁删改唐律令格式，后唐建立后，御史台奏：“硃温篡逆，删改本朝《律令格式》，悉收旧本焚之，今台司及刑部、大理寺所用皆伪廷之法。闻定州敕库独有本朝《律令格式》具在，乞下本道录进”，庄宗“从之”。

　　沙陀政权通过对唐制的沿袭，博得了中原士人的拥戴，其政权获得正统性；同时，也加快了沙陀人的汉化过程，经过短短几十年，沙陀人基本融入汉族之中，沙陀之族不复存在。

　　在我国内迁并汉化的少数民族之中，沙陀规模最小人数最少，然其汉化时间之短、汉化程度之深，却鲜有及之。沙陀的汉化为华夏民族增添了新鲜血液，使中华文化内涵更加丰富，性格更加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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