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上海华洋两界当局对中共工运活动的情报搜集与处置
02-13 次遇见摘要：通过对照1921年前后上海华界与公共租界军、警方对中共相关情报的搜集与反应,可以更加立体地重构此阶段中共领导工运在上海发生、发展的实在背景。1921年前后华洋两界在情报获取与处分方面既有显著的差异,同时也不无相似之处。1921年前后中共在上海工运动员取得的一些成果,恰是得益于华洋两界情报收集中的空缺与双方获取信息的不对称。两界情报中所展现出的中共在上海跨地域从事工运活动的细节内容,显示1921年前后中共组织性质的变化。
上海是由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者选定并执行城市路线的最重要实践空间，由于上海长期维持“一市三治”的治理格局，当要讨论1921年前后中共在上海地方社会的动员活动时，将空间上的区隔及其带来的城市地理、政治生态、工业分布等具体的因素，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则是题中应有之义。基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法租界召开的事实，学界基本认同法租界相对开放、自由的政治与舆论环境能够为中共组织建立与发展提供“政治避难”的有效场域。就如何看待华界与公共租界的政治空间与中共工运的关系，研究工人运动史的学者关注“群众运动”失败的表象，强调华界与公共租界对中共革命力量联合镇压的紧张态势，更有多数学者基于租界的治外法权与市政管理的特征，依旧会无意识地将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等同视之。
从既有的研究来看，目前对有关中共成立前后在上海的具体史实的认识，其实还很薄弱。譬如工运动员层面，自1920年秋，中共发起组成员就已展开跨地域的活动，他们动员的工人主要来自于公共租界西区小沙渡与华界高昌庙工厂区等边缘地带。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中共工运动员涉足地域又拓展到华界浦东工厂区。在此期间，华界与公共租界对中共的认知与态度发展如何，他们采取了哪些具体的处置措施，又对中共的工运进展产生了如何的影响？这些问题尚未完全明了，以往结论也有再深入探讨的空间。受惠于新近挖掘与整理的史料，及对旧有史料认识的深化，我们已有条件在前贤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研究。本文试从1921年前后上海华界与公共租界军、警方对中共相关的情报搜集与反应入手，尤其着重于工运情报部分，立体地重构中共建立前后工运在华界、公共租界发生、发展的实在背景，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寻绎政治历史背景中的共时性特征。
一、华界军方对中共人士的情报搜集与处置
俄国十月革命后，伴随俄共人士在华活动的日益增强，国内政界与舆论界开始普遍使用“过激派”（亦称“过激党”）指称布尔什维克主义传播者。始于1919年3月末，上海出现了俄国过激派自西伯利亚东进入中国宣传的传闻。对此问题，北洋军事要员、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反应迅速，在接到北京陆军部的密电后，他要求下属淞沪警察厅的地方警察与护军使署的稽查员，特别注意在码头、车站等处秘密侦查。
1919年7月卢永祥与京师警察厅就陈独秀的情报而往来通信，这很可能是上海华界军方情报中初次出现陈独秀的记录。卢永祥主动致函京警厅，告知2个月前公共租界巡捕查获了无政府共产党在上海设立机关，发行印刷品的讯息。在此基础上，他着重询问京警厅关于陈独秀的审讯情况，并要求警厅转告与上海相关的情报。卢永祥提出，京沪两地军方情报互通很有必要，如先期所查无政府共产党郑亦刚，除在上海活动外，也有与北京大学学生往来信函的行为。京警厅的回信中，不仅转达审讯记录及传单等情报，告知卢永祥对陈独秀审查结果：虽有多位社会名流为陈独秀辩护，称其行为乃是出于书生意气，但京警厅认为陈独秀供词前后矛盾，有故意推诿之嫌，且陈独秀散发传单的动机也有待进一步调查。收到京警厅的回函后，卢永祥已将陈独秀视为无政府主义者，较之当时上海报界普遍以北京大学学长、新思想传播者界定陈独秀的程度则更甚，并力图追查陈独秀的在沪党羽，只是后续数月均未见效。
据北洋系统的来往电报反映，1919年下半年，淞沪护军使署稽查员搜集政治情报的对象集中于以下人群：上海的俄国过激派，中方人士中妨碍治安的工、商、学界团体，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相关情报一般未记录到创建中共的中心人物的活动，这种情况在1920年上半年依然存在。如3月中上旬，应内务部要求，已代任淞沪护军使的何丰林，向内务部汇报了全国各界联合会代表陈家鼐、姚作宾等，与国民党要员孙伯兰等共同与波塔波夫（A.S.Potapov）一派集会的详情。5月1日，何丰林发现上海工界团体不顾禁令，坚持集会以庆祝世界劳动节的举动后，何丰林仍将此事件视为前报俄国过激派活动的延续，并未注意到陈独秀也参与了该次集会筹备活动。
由此可见，在华界军方的认知中，与俄国过激派有联系的中方人士，以国民党一派及上海知名的工界团体为主，对于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共团体与人士，华界初未将其视为需严加防范的对象。这种认识到1920年10月中旬开始发生变化。何丰林向北洋政府汇报了陈独秀的活动踪迹，指其为社会党，勾结俄国党人与刘鹤林在租界内组织机器工会，刊发杂志，鼓吹社会主义。当在《申报》上看到何丰林的电函后，机器工会随即公开否认该会与陈独秀的联系。10月末何丰林向陆军部汇报时，仍坚持陈独秀在法租界贝勒路389号集会，提议联络机器工人罢工，以抵抗政府的主张。连续两日的情报汇报中，陈独秀都被视为俄国过激党在中国的代表，他不仅被指每周在上海出版煽动工商各界的浅易小说，同时也有鼓动军界与学界的动向。淞沪护军使探员还先后探查到《伙友》《劳动界》与《资本论》等出版物，并指出张文鼎也是同陈一道发行小说的负责人。情报内容背后透露出的讯息也很丰富，一方面，侦查员对陈独秀的活动影响力使用了夸张的表述，另一方面，虽然被提到的刘鹤林与张文鼎的具体身份仍暂时无法确凿，但至少反映了华界军方认识到，陈独秀的行动需有人共同协作。探员对陈独秀的行踪探查一直持续到11月上旬，尽管他们未能再获得更具体的情报信息，只是再次强调陈独秀的影响力很大，甚至有从租界扩展到华界劳动者的趋向。有鉴于此，何丰林认识到陈独秀的活动很可能会对社会治安造成潜在的威胁，因而分别致函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司法机关，提醒警务部门严加防备。
华界军方虽然注意到陈独秀，然而对中共发起组的其他成员并未予以关注。11月中下旬，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樑向内务部的一封回电，反映了他对俄国过激派在上海宣传所作的趋势判断。尽管被告知俄国过激派优林（И·Л·Юрин）拟在中国境内的多处设立宣传所，继而有与上海的中国过激派及劳动者取得联络的倾向，然而经过调查，徐国樑回复：并未发现华界内存在过激党设立的宣传所，过激人士潜藏租界的可能性更大。
这种态度在华界当局实非个例。1921年初，何丰林接获陆军部情报时，也表现出对未明身份的过激派于华界治安暂时无碍的看法。陆军部在电报中指出，上海有一名过激党首领李某，专门从事勾连工厂手艺工人入党的行动，已联络超过2万人。电报还强调了李某与陈独秀时常秘密通信，又多次在租界内集会，意图在次年农历新年举事等信息。上述情报虽有夸张，然而其中所指人士与从事活动应与在陈独秀赴粤后，代理主持工作的李汉俊相符。接获此情报后，何丰林一面向各工厂及军警发布通令，命其严加防范，另一面也就情报所涉人事进行侦查。由于未发现更多可供印证的情报，何丰林认为陆军部所作李某将在新年制造混乱的判断依据不足。
华界军方稽查员对陈独秀以外的中共发起组成员活动线索的无意识忽略，在1921年五一纪念筹集会的情报搜集中也很明显反映出来。基于前期对上海俄国过激派与无政府主义者活动情报的掌握，何丰林将五一集会视为俄国共产党阿黑阔廷28在上海宣传所致。他在向国务院总理靳云鹏的汇报中，着重强调了中国工会总会、工商友谊会等更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工界团体、领袖与俄共产党的接洽筹备，未提到李启汉及相关中共发起组人士。
1921年8月，初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为贯彻工运斗争路线，在上海组织起执行工运政策的机构，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部内汇集着数名专职从事工运活动的党团员，前述李启汉也是其中的核心人士之一。然而在书记部成立后，淞沪护军使署收集到的与中共相关的情报仍聚焦于陈独秀一人，情报多呈现陈独秀宣传“过激”的动态。如10月初，何丰林接获各方稽查报告说明陈独秀在法租界被捕的原因，情报反映出过激党首领陈某，著有告劳动之传单，以及秘密传播《劳动音》《劳动界》《共产党》等书籍。当年12月上旬，稽查员又探查到一份《伙友报》刊物与陈独秀的联系，该刊物被指是陈独秀主持、联络工人及商店伙友，鼓吹共产主义的宣传品，据悉其有在华界工学各界传播的动作。尽管此阶段情报数量有限，但其中具体的内容仍可反映出，华界军方对陈独秀所参与的政党组织、从事的工运活动并未调查清楚。
不过，淞沪护军使稽查员也曾一度发现过与书记部活动有关的线索，这是在11月中旬，侦查员在华界高昌庙地区发现有过激党按户分发鼓吹工人罢工的报纸。高昌庙地处上海县南面直抵黄浦江一带，既是聚集上海兵工厂、江南造船所等军事工厂的重地，又有防守司令荣道一的军队驻扎。对此情报何丰林颇为看重，要求探员查探散发传单之人是何面貌，是否熟悉。对照书记部的机关刊物《劳动周刊》散发的地点，及刊物中报道的具体工界面貌，可知高昌庙一带正是书记部着重宣传的地域之一，稽查员所探查的情报极大可能与书记部的活动相关。此后，《劳动周刊》的如期出版与散发，部员公开参与社会活动等事实，都可作为我们侧面推断的依据，即何丰林很可能并未接获关于书记部部员在华界从事工运宣传的具体情报。
纵观1920年6月中共发起组成立后的情报收集，对中共人士于华界的活动，军方并未探查到具有直接指向性的活动情报，客观上也为中共在华界的工运动员提供了继续发展的活动空间。
二、公共租界警务处对中共工运活动的情报搜集
相较于华界军方常因上级指示而进行的政治情报搜集，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对租界内外政治问题的侦察与资料整理，是其日常执行市政管理的重要环节之一。政治情报由情报室（Intelligence Office）的探员负责，中央巡捕房与各分警区捕房探员配合调查。情报底稿经整理后，被记录在每日《警务处日报》上，由警务处长签字后递交给工部局总办。一旦探查到重大政治隐患问题时，警务处长也会携带以情报素材为底本的报告出席工部局董事会会议，亲自向董事们介绍政治形势。
那么，哪些是被认为重要的政治情报？1919年11月末，工部局总董史密斯（A.Brooks Smith）预估了未来几个月会使租界面临危险情势的要素，如带有半政治色彩的社团与组织，抵制日货运动、劳工骚乱以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播等，这些都是被探员着重调查的内容。对于政治情报的搜集，公共租界警务情报系统的关注重点有以下特点：一是注重公共租界内部治安秩序，对可能引发问题的人员及集会事件，无论其是否有社会声望都会记录；二是警务处的情报属于在地管理，完全不受汇报字数的限制，对中方人士所属的社会团体及代表的政治派别展现得尤为详细与具体。在这些情报内容中，与中共人士及活动相关的记录多被归于“中国情报”栏目。
警务处对陈独秀的身份明确得较早。虽自1920年2月陈独秀抵沪后主要活跃于法租界内，但对他的行踪探员仍进行持续性地追踪、记录。4月起，关于陈独秀活动的报告开始变得频繁，尤其8月21日的日报记录了对陈独秀的详尽调查。警务处对陈独秀身份的认识，还没有指向他与苏俄人士及布尔什维克宣传有关，而是着重记录他与同乡间的联系，经调查陈独秀有拟在安徽人士中筹备组织，改进安徽事务的活动倾向。又鉴于探查到陈独秀曾被北洋政府拘禁，他到沪目的是应广东军政府邀约筹建西南大学，总的来说，警务处认为陈独秀是一名观点过激的社会改革者。
警务处对陈独秀政治身份暂时性地识别不明，然而很快在9月末，略晚于中共发起组成立，就调整了过来。探员在法租界的霞飞路渔阳里探查到工商友谊会召开会议的讯息，了解到该会决定出版《上海伙友》，其主编之一正是著名的社会主义者陈独秀。虽然由于史料的缺失，我们暂时无法完全从警务处的角度还原其中具体的过程，但是如果联系到之后与陈独秀相关的情报来源，我们不难推断，警务处与淞沪护军使署的互通往来，很可能也是促进其认识转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10月中旬，公共租界中央巡捕房（Central Police Station）的探长吉文斯（T.P.Givens）向警务处汇报了一份来源于华界军方的情报，其中记录了陈独秀的联系团体与活动地点，如在金隆街美伦里12号的工商友谊会内设置了一间办公室；以及他安排了新青年社发行所、亚东及泰东书局出售布尔什维克宣传品。据此，吉文斯断定陈独秀就是布尔什维克思想的传播者。这与前文所述何丰林在同一时间对陈独秀身份的判断，及向北洋政府报告陈独秀活动踪迹的举动相符。相较于华界军方赴租界内调查陈独秀行踪较为困难，公共租界探员对陈独秀活动情报的掌握相对容易。这之后，但凡陈独秀的公开活动，警务处都进行了记录，包括其开设新青年社、出售社会主义书籍，参与机器工会成立会演说等，一直到12月因陈赴广州才暂时停止了追踪。
不可否认的是，除陈独秀外，警务处对中共发起组其他人士的情报搜集，存在着很大程度的缺漏，情报记录中仅出现过李中与李启汉两人的行踪。经探查，此二人先后相隔一个月，分别组织了上海机器工会与上海工人游艺会。他们所选择的开会地点都位于公共租界中、西区交界的白克路207号上海公学内。警务处对此二人的身份认识也很表面化，分别将他们视为“湖南学生”和“工人”。即使在事实上，这两次活动陈独秀都亲自出席并作演讲，但警务处并未将李中与李启汉等同于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也未探查到他们与陈独秀，以及其组织的团体与中共发起组的背后关联，甚至在李启汉所组织会议的当日记录中，都未涉及到有关陈独秀出席的内容。由此可见，警务处对租界内新出现的工界团体在保持监视的同时，又持较为谨慎的态度。
真正使警务处确认李启汉的身份，是在1921年4月17日，探员潜入法租界探查五一劳动节纪念筹备会之时。仍然是在法租界渔阳里6号，这一陈独秀与工商友谊会经常活动的地点，探员探查到了李启汉与陈独秀的关联。探员指出，召开会议的地点就是李启汉的居所，于是，李启汉被判断是中国著名的布尔什维克、陈独秀的跟随者，他在庆祝五一节筹备活动中担任主席。警务处认为，这场活动由李启汉主导、煽动分子集结，伴随庆祝日期的临近，参与讨论的上海工、商、学界人士数量愈发增长，其中不仅包括了陈家鼐、童理璋等有社会影响力者，也同时涵盖了陈望道、李汉俊、李中等中共发起组成员，以及后期加入中共的党员包惠僧、孙良惠等。
对这场法租界内的活动，公共租界探员进行了持续性的跟踪，情报中记录了参会者对不同的外部势力采取的应对。4月24日的会议上，由李启汉主持议决，为了防止华界军方出面制止集会，索性不呈请批准而径直开会。29日，法租界华探直接出面监视该次会议，并在次日对该屋进行了搜查。虽然被法租界巡捕禁止继续开会，但参会者仍然决定继续召开工人大会。5月1日，在华界交通要道和开会场所被严密监控的情况下，李启汉和工商友谊会20余人仍坚持完成了和平游行。他们最终选择的游行区域是公共租界西区的工厂区，游行路线是经宜昌路过苏州河步入闸北。警务处指出，游行者虽在途中散发若干传单，但并未进行演讲或有开会的企图。对当日公共租界内所发生的这次小规模游行，探员仅是从旁监视，并未采取直接的控制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警务处肯定了李启汉与陈独秀的私下联络关系，然而就他们背后的中共发起组这一组织机构，仍未有所察觉。4月17日，与探员监控李启汉组织劳动节纪念筹备会的同一日，中央巡捕房的副探长萨利文（J.Sullivan）在一份汇报当年度上海布尔什维克运动情况的报告中指出：南方政府的一些领导人被认为持布尔什维克观念，该党派的教育部长正是陈独秀，他已丧失了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信任，现在正努力借助一些手段从非常贫穷且无知的人群中招募追随者。很明显，受陈独秀在南方活动的影响，探员将陈独秀与国民党视为一体。
观察1920年以来警务处对与中共相关人士的汇报重点，或者也可以部分解释，缘何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警务处都未记录与中共活动相关的内容。陈独秀不在上海，李启汉未出席中共一大，都可能是造成这段时间相关情报缺失的原因。警务处重新注意到陈独秀，是因10月初陈独秀的再次被捕。巧合的是，也是在记录陈独秀被审案件的当日，警务处注意到了位于租界内，成都北路19号C的《劳动周刊》办公地点。该刊被误认为由《民国日报》承印，该刊所登载的一篇论工人罢工的文章被摘抄并翻译。
警务处对租界内新出现的这一份刊物印象深刻，在后续的探查记录中，并未直接点出其所属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一领导与出版机构，而是直接以《劳动周刊》作为机构的称呼。当然，在周刊被探查到的同时，警务处也发现了李启汉正在担任周刊编辑的事实。然而与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的记录笔法呈现出显著区别的是，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当提到李启汉时，警务处未直接点明他的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治倾向。
11月初，李启汉、李震瀛以书记部代表的身份，参与由工商友谊会等工界团体共同组织的上海工团联合会的活动。之后，李启汉二人多次公开参与联席会的会议，在11月中旬又发生了因与其他工界领袖抵牾而退出工团联席会议，继而联合上海机器工会等中共联络的工会，另组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的事件。这段时间内，警务处虽有对《劳动周刊》两位代表的活动进行了反映，但是只是在调查其他比较知名的工界团体动态时顺带记录，未有对该刊物及李启汉等编辑的动态有更多特别的关注。
这种态度在1922年初的工界外交大会上表现得更为明显。1月7日，警务处又探查到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预备在华界组织一场抗议华盛顿会议的工界外交大会。虽然在大会期间，警员曾拾得一张标题为《上海工人外交协会宣言》的传单，但并没有指出宣言具体的撰写人士。警务处记录此次集会事件时，仍是反复强调了大会的组织与参与者是以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及工商友谊会为主，对于《劳动周刊》编辑在会中的具体参与情况始终不曾提及。其实，书记部在这次集会筹备阶段的参与度很高，李震瀛不仅担任起筹备会的临时主席，他也负责撰写了会议宣言及向何丰林的通告函件。事实证明，警务处是对更具社会影响力的工界团体与领袖进行记录，其情报内容客观上有一些片面性。
三、香港海员罢工后华洋态度的合流
警务处着重注意到李启汉，源于1922年初为防范香港海员罢工风潮蔓延至租界，警员更加留意搜集与海员罢工相关的情报线索。早在1月22日，在报告工商友谊会集会动向时，警务处就已指出该会向百老汇路一处联合会写信，对一名帮助招收海员、破坏香港工人罢工的桂阿茂进行警告。25日，警员继续探查到与缓解香港海员罢工有关联的一则讯息，其中开始注意到李启汉：太古洋行在上海雇佣以代替“蓝烟囱”轮船（Blue Funnel boats）罢工者二百余人，有望在数日后抵达香港。负责雇佣这批船员的是位于华记路721号的广泰记海员职业介绍机构。据传闻，该机构曾接到劝阻其遴选新海员的警告。警务处推测，从事这一威吓动作的人士可能就是成都路19号《劳动周刊》的编辑李启汉所指使。
即便警务处又探查到均安水手公所也一度向上海海员发出同样勿赴香港的劝告信函，但1月26日的另一则情报，却使注意视线又引向李启汉。根据警员探查，租界内各水手、伙夫介绍机构接到盖有卡德路邮政分局印戳的通函，内容为劝告各级海员支援香港海员罢工，该通告还自称是由中华海员工会发出。警务处探员却反驳上海没有这种组织。因李启汉所居地址距离卡德路并不算远，探员预备对该信件的来源及与李启汉的关联展开调查。即日开始，探员着重监视《劳动周刊》编辑部。29日，探员探查到编辑部开会议决组织“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并决定派出代表警告吴淞路长安里915号的桂阿茂，使其停止代轮船公司招募破坏罢工者的行动。次日，在巡捕房的提前埋伏下，探员在桂阿茂处拘捕了李启汉、邵博强与钱孝初三人。他们虽身份各有不同，却都持有标注成都路19号C地址的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文件。很快，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就对该案进行了判决。2月2日，李启汉与邵博强被控对香港海员罢工事件进行威吓，他们被判定不应该插手海员事宜。
此案虽很快了结，然而警务处对与香港海员罢工相关的情报侦察并未停止。警务处不仅掌握了一份清晰反映所有支持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的团体名单，《劳动周刊》与其他知名工界团体赫然在列，同时又监控到《劳动周刊》编辑部仍在召开以讨论援助香港海员罢工为主题的会议。根据上述情报，巡捕房出面传讯李启汉，警告其停止相关援助活动。
顾及到香港海员罢工会被本地或来自外地的政治煽动者利用，而使危及租界内治安的形势加剧，2月初，警务处长麦高云（K.J.McEuen）向工部局总办利德尔（N.O.Liddell）申请，要求批准一笔特别经费作为警员采取罢工预防行动的准备，与此同时在租界内各劳动团体门前加派巡捕探听消息。8日召开的工部局董事会议上，董事会对麦高云的请示表示支持，指示警务处对鼓励罢工的任何人都采取坚决的行动。
3月中旬，麦高云再次向工部局总办递交一份机密报告，反映出他对香港海员罢工的风潮可能波及上海，而提前作的一些准备设想。在他看来，经济层面的罢工尚且容易阻止，但是像香港所发生的，由外部政党故意引发的政治性罢工势必很难预防。麦高云将此次租界内可能出现的工潮危机与1920年初租界同样面临的局势类比，由此引发了董事会的认同。于是，经过董事会讨论，通过了以下三点针对预防措施：其一，向雇主联合会发布通告，告知可能面临的问题；其二，巡捕房做好在必要的时候对工潮煽动者和恫吓者逮捕并惩办的准备；其三，各公共事业公司和相关单位维持主要的公用事业。
这些对罢工具体性的准备，决定了当再次侦查到与李启汉相关情报时，警务处就能够判断定调。4月24日，对发生在公共租界中区北京路的中国邮局工人罢工事件调查时，探员又发现了李启汉的活动身影。罢工开始后，探员和邮局副局长采访了罢工代表，了解到工潮起自邮递员对薪金与担保金的不满。经一名邮局外籍员工指出，当日的罢工暂未有过度破坏性的危险。即便如此，探员仍敏锐地注意到上海罢工事件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李启汉，他被发现在邮局附近与邮递员交谈。尽管还未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李启汉的行动缘由，警务处已作初步判断：毫无疑问，他将尽一切可能利用时机来损害资方的利益。警务处指出，如果有足够的证据，李启汉将会被起诉。26日罢工结束当日，探员又探查到邮局职工间互相散发组织工会的传单，经判断，传单大概也与李启汉有关。
一般而言，对李启汉被捕原因的解释，都以租界会审公廨发布的，其参与邮差罢工为主。然而这一理由其实很难解释，为何在邮政罢工结束一月以后，巡捕房才对李启汉实施逮捕。真正促使警务处决定逮捕李启汉的原因，在于在日华纱厂罢工过程中，警务处再一次探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部员参与、乃至主导的踪迹。
对位于浦东华界境内的日华纱厂，租界探员也始终保持对该厂事务的关注。早在3月20日，警务处就记录过李启汉、陈独秀等共同出席浦东纺织工会的揭牌仪式。4月中下旬该厂发生当年第一次工潮时，警务处就罢工动因进行简要汇报，探员将工人罢工归于厂方所设保证金及工资问题。5月下旬，在报告日华纱厂再发罢工后，警务处注意到书记部正在组织罢工工人支援会，以助力援助日华纱厂罢工。经探员汇报，书记部计划在5月28日下午于成都路19号C召开会议，邀请上海主要工厂的代表出席。探员判断，该次会议不仅涉及日华罢工的援助，同时也会讨论杨树浦纺织工会的组织。很可能注意到浦东警方已介入处理该次罢工，对此次不再局限于工厂内部的工潮，麦高云予以了高度关切，不仅派出华探潘连壁赴浦东调查罢工情况，也发布公告禁止了书记部的原定集会。与此同时，探员又探查到书记部与平民女校在罢工之中的联合行动：一方面，支援罢工的捐款可在两处接受，另一方面，5月29日，巡捕房逮捕了四名分别在南京路、西藏路及卡德路散发支援罢工传单的人士。其中有人承认，传单来自书记部的董锄平。根据以上情报，警务处作出判断，日华纱厂罢工是由书记部及平民女校共同组织。
在确定书记部与罢工的联系后，警务处果断展开了拘捕行动。6月2日，由中央巡捕房副探长萨利文出面逮捕了被警务处忌惮的，书记部负责人李启汉，并在一周后就对李进行当场审判。如果结合1924年中央巡捕房探长吉文斯所作的一份《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宣传的报告》来看，李启汉在租界警方引起的反响很大。即便已时隔2年，吉文斯依然认为李启汉可能是扰乱过上海的最活跃的劳工煽动者。
相应地，警务处也视书记部为租界内煽动工潮的典型组织。警方暂时保留下书记部的办事机构，中央巡捕房的探员保持对该处的秘密监视。除发现书记部有编纂中国工会数目、会员人数与活动范围的活动外，1922年7月中旬，萨利文等探员又在书记部内搜查到大量与劳工运动与政治问题有关的传单、报刊。于是他们向警务处报告，要求呈请会审公廨法庭将书记部办公处封闭。这才导致了成都路19号书记部总部在7月18日下午被正式封闭。
值得被注意的是，从书记部被警务处注意到被关闭的这段时间，情报中未直接记录到书记部与陈独秀有联系的内容。当8月9日陈独秀在法租界再次被捕后，探员汇报关于陈独秀的情报时又提到了书记部：陈独秀曾向李启汉的挚友、《劳动周刊》助理编辑董锄平分发钱款。即便获取到这一讯息，但由于对书记部失去了固定会址的监控，警务处也未再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而只是依然记录书记部与李启汉的相关情报，如9月10日，探员听闻书记部在北京向北洋政府提出制定新法要求，而报告该会虽然办公处被封闭，但在上海已设有支部。尤其在11月日华纱厂的第三次工潮中，探员准确探查到此次罢工是受李启汉的助手——袁达时的煽动与控制。
再就华界军方的情况而言，由于相关史料并不丰富，尚无法断定何丰林是否因香港海员罢工，在华界采取了具体的应对措施。唯能肯定的是，何丰林对过激派始终持强硬的态度。自3月初开始，为预防可能来临的地方骚乱，公共租界警务处始终与何丰林保持联系。6月末，当麦高云对是否批准海员工会上海分会成立集会犹豫不决时，他询问了何丰林的看法。何丰林明确表达对此类集会的不赞同，他直言，所有这类性质的会议都有危险，他们大都用来散布反对合法当局的“红色”传单和宣传品。
完全有理由相信，这种互通情报也影响到何丰林对李启汉的态度。9月初，在公共租界监禁期满后，李启汉随即被押解至淞沪护军使署监狱继续关押。护军使署对外公开的依据，仍是1921年初所接获陆军部关于李启汉的密报。这实际反映出，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何丰林极可能未再获得来自北洋体系的、与李启汉直接相关的情报。
当然，就在关押李启汉的前一个月，何丰林也已掌握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反映布尔什维克宣传的情报。不应忽略的是，这些内容实际上都与中共相关。就上海本地而言，8月频起的海员、缫丝女工与人力车夫的罢工，使他意识到过激党耸动的威胁，于是派探员秘密侦查。适逢陈独秀再次被法租界巡捕逮捕，何丰林开始怀疑陈独秀与这些罢工的关联，因此特别向法租界捕房询问。在上海以外，何丰林又接到江苏督军齐燮元的电报。他被告知邮件查检时发现了一种名为《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印刷品，内容为鼓动工农、组织无产阶级、铲除财产制度。很明显，继续关押李启汉是何丰林面临上海日益肆行的布尔什维克宣传，防止工人、学生被煽动而采取的主动措施。应该说，伴随着所获情报的日益丰富，何丰林对中共的认识也渐趋清晰。
结语
对特定空间的研判，有助于解释革命的动力、过程和行动者对革命的理解。本文基于上海华洋两界情报资料的对照，是借由中共外部视角进行的实证研究。仔细对照情报资料中的差异与共通性，把握共时层面出现的不均质的复杂状态，也能深化对中共产生和发展的特定地域环境与背景的理解。
总的来说，1921年前后华洋两界情报差异性显著，双方探查到情报程度与角度各不一致。就目前资料，公共租界警务处的情治水平精准度更高，覆盖内容也更为广泛。华界军方则一方面因租界行政掣肘，稽查员搜集情报的行动力与深度、广度始终受限，另一方面也由于何丰林受军政事务牵绊，尤其1922年上半年着重于调查孙中山相关党派人士及第一次直奉战争等，而未必将全部精力投入布尔什维克情报的搜集。当然也必须承认，租界内不同警区间探员上报的情报数量与质量不很均衡，相应地影响到警务处对中共相关人士活动踪迹的掌握程度91。然而中共在1921年前后在上海工运动员取得的一些成果，恰是得益于华洋两界情报内容中的空缺与信息的不对称。此外，情报中所展现出的中共在上海不同区域中，跨地域地从事工运活动的细节内容，也更进一步增进人们对1921年前后中共组织性质的认识，即尽管参与人员有限，但中共确实效仿苏俄，以城市的无产阶级为对象开展活动。
再者，华洋两界情报搜集过程中存在着共通之处：一方面，华界与公共租界军警方对政治问题素来敏感，至少对活跃工运领袖的性质，如前期陈独秀、后期李启汉，都能掌握必要的情报内容；另一方面，截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办公地点被封闭，华界与公共租界军警方都始终未完全厘清中共政党的组织结构，以及书记部的团体性质、组织构成及与中共的联系。情报记录中一般都将工运领袖视为孤立的工界煽动者看待并处理，很少进一步探究其背后的组织网络。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到华界与租界当局其实是对工运个人及其宣传动作保持高度的警惕，而未将工运团体与有政治主张的政党关联起来。事实上，这种情况从侧面也透露出中共初建时期工运组织机构的不完备，尤其自1921年末探员对书记部的严密监控后，仍始终将李启汉视为书记部的负责人。这与中共党史叙述中一贯视张国焘为书记部主任的史实存在较大出入。张国焘的行踪从未被探员所查获，也正透露出建党早期工运决策者与实际执行者的分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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