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丝绸为中心的中古时期中西文化交流考察

02-13 次遇见

　　摘要：蚕丝技艺是中华民族的杰出发明，丝绸自其被域外民族认知以来，就受到了广泛而持久地追捧，成为服饰界的宠儿。尤其是在中古时期，随着西北陆路“丝绸之路”迎来其发展的黄金时期，丝绸大量输出至西方世界，在这一时期丝绸的域外传播过程中，除了官方基于外交、军事和政治考量的大规模丝绸输出外，民间的丝绸贸易也迅速展开有重要作用。在交通和通信技术极不发达的中古时期，中西方之间远距离的丝绸贸易活动主要是通过中亚商业民族——粟特人为媒介进行的，他们对中国丝绸文化深入而广泛的传播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中西文化交流 丝绸文化 中华文化 中亚粟特人

　　学术界关于“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相对来讲，国内对于中华文化通过“丝绸之路”走向世界的探究还有些薄弱。作为历史研究工作者，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检索史籍、诉诸考古资料等，以“丝绸”这一中华先民的伟大发明为切入点，探索异域民族基于中华丝绸所产生的对中华文化的接受与认可，深刻理解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与国际影响。

　　据1958年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的考古发现，中国生产丝织品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公元前2800年，钱山漾遗址是一处人类丝绸文明史上的古文化遗址，钱山漾遗址出土有绢片、丝带、丝线等世界上已知最早的丝绸制品。河南荥阳一处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出土有公元前3500年前的丝织品。可以确定，中国境内丝绸生产至少有近5000多年的历史。丝绸是古老中华文化的象征，在公元6世纪之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饲养家蚕与织造丝帛的国家。

　　随着丝绸生产技艺的不断进步和产量的逐渐提高，丝绸开始进入流通领域，成为中国传统商品贸易中的重要高级商品，不仅在中原内地广泛流通，还逐渐走出国门。中国自古以来有着悠久发达的贸易传统，《尚书·酒诰》：“肇牵牛羊，远服贾用”说明商代即有贸易活动在进行，这也是文献中最早有关中华民族商业贸易的记载。在《管子·轻重》篇中也有丝绸贸易的记录：“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足见，中华丝绸贸易的历史十分悠久。传统时代丝绸在还具有“化天下”的社会功能，这与古代儒家教化思想是紧密关联的，儒家讲“先富后教”，富裕是物质基础，而后才能进行教化。贸易致富在早期也是被国人认可的基本途径，文献记载也印证了不同民族之间丝绸贸易的历史源远流长。不仅如此，丝绸还与不断发展完备的中华礼乐文明深刻地凝结在一起，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丝绸制品上凝结着中华文化数千年的智慧与文明。

　　一、丝绸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丝绸是中华文明最伟大的创造之一，需要养蚕、缫丝、织造、印染等一整套完整复杂的工序和技艺，以其精美绝伦的制成品、丰富绚丽的色彩与品种、高贵典雅的轻柔质感与艺术特色代表了当时世界工艺的最高水平，“代表世界历史的古代农业技艺所能达到的顶峰”。

　　因为丝织品的工艺繁杂、制作耗时费力，其经济成本和造价很高，所以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服用的，尤其是在古代的等级社会里，丝绸主要是贵族才能使用的奢侈品，它的质地与色彩等还与政治制度、社会地位等紧密相关。丝绸的重要意义远远超越了其本身的物质意义，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性符号，渗透进社会文化的各个角落。比如，汉语最通用的5000个方块字中，就有230多个是“丝”字偏旁的。

　　丝绸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从公元前1世纪起，中国丝绸就传到了罗马。“欧洲有关中国知识的来源之一，便与中国丝绸有关。”西方认为丝绸是被其称为“赛里斯”的东方人从树上用梳子梳下来的类似羊毛一样的东西，然后经过纺织而成的。最初，罗马人所了解的“中国”（赛里斯），“赛里斯”这个名字出自汉文“丝”字，就是丝绸的意思，神秘的中国就是西方人眼中的丝国所在。丝是外国人对其质地赞不绝口的一种著名产品。以丝绸为纽带的经常性的贸易关系就把中原王朝与罗马帝国联系起来了。丝绸令古罗马人目瞪口呆、惊诧赞叹，用轻薄、透明、丝滑的丝绸缝制的服饰，立即引起了人们的高度追捧。就这样，罗马一度成为丝绸最大的消费国。

　　一般认为“丝绸之路”开拓于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之时，但事实上中西方之间的往来远比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开通要早得多。考古资料证明，商代以来，中国的丝绸生产技术已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至秦代，中国的丝绸已经西北各民族之手辗转贩运至中亚、北亚和东南亚等地。季羡林先生指出，Cinapattdsca是两个字组成，一是Cina，即“脂那”，另一个是Patta，意为“带”“条”。由这一称呼可以看出，在西方视域下，“丝绸”与“中国”是高度关联的，也证明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丝绸是比较熟悉的。

　　实际上，这个时期“丝绸之路”的雏形已经形成。史学家推断，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已经远行至希腊，成为当地上层精英喜爱的服用之物，希腊雕刻和陶器彩绘人像中的人物所穿衣服极为细薄透明。如巴特农神庙的“命运女神”、埃里契西翁的加里亚狄（Karyatid）像等，都身穿透明的丝绸长袍。无论如何，从公元前140年或120年起，中国人和西方人明显都互相有所了解了。

　　汉初，河西走廊曾先后被乌孙、月氏、匈奴控制，西域绿洲诸国也多为匈奴管辖，汉与西方的道路难以直达。汉武帝实行积极的对外政策，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又连年派大军进攻匈奴，打通河西走廊，并设立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公元前60年，汉朝政府在今新疆轮台地区设置西域都护府，将西域正式纳入西汉政府的控制区域，从而保障了丝路畅通无阻。西域各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便利和频繁。此后，“大批中国丝绸锦绣不断西运，‘丝绸之路’十分兴盛”。当时全世界最重要的国家，如印度、伊朗、罗马、埃及等，均被“丝绸之路”联成一体，“丝绸之路”遂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通道。中国的儒家思想、礼乐文明、道教等文化思想与宗教哲学也由此广泛传向西方世界。丝织、造纸、火药、指南针、印刷、陶瓷等技术，都通过它使沿途各国受益。

　　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东来，丝绸也成为佛教活动中非常重要的物品，史书记载，汉末丹阳人笮融为推行佛教，“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佛像），黄金涂身，衣以锦采”。中国人以传统文明中最重要的服装材料——锦绣丝绸为佛衣，是自然而然和顺理成章的，也是对佛教尊神的最高供养，佛教寺院还大量使用丝绸用于布置佛堂、制作各种佛教用品等，丝绸成为佛教及寺院须臾不可分离的重要物品。

　　汉代，中国对罗马出口的主要商品是丝绸。丝绸受到了欧洲上流社会的极度宠爱，罗马贵族沉迷于丝绸制作的服装，不惜花费巨资购买丝绸，以至于罗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据罗马史学家普林尼计算，印度、丝国和阿拉伯加在一起至少吸走了一亿金币（超过一百万英镑），引起了史学家的焦虑。史学家推测，仅公元前31年至公元192年期间，罗马因为对东方的贸易入超，纯货币损失约为一亿英镑，成为罗马经济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罗马帝国后期，丝绸的价格一度等于同等重量的黄金，以至于奥勃里安皇帝不仅自己不穿丝绸，也不准他的皇后穿着。东罗马帝国建立后，丝绸之风不减西罗马帝国时期，公元4世纪的阿米安努斯说：“丝绸一度只限于贵族使用，现在已一视同仁地普及到社会各阶级，甚至于社会的最下层。”他描述公元401年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受洗时君士坦丁堡庆祝的盛况：“全城的人都头戴花环，身穿丝绸袍服，戴着金首饰和各种饰物，没有人的笔墨能形容全城的盛装。”古代欧洲迷恋中国丝绸的风气，“至公元552年印度僧人（一说是波斯人）从中国偷运蚕种至东罗马帝国，欧洲人自己养蚕制丝成功，才逐渐消歇”。

　　产自汉朝或三国时期的中国丝织品在古罗马帝国境内有多处发现。罗马帝国对丝绸有着特殊的喜爱和消费需求，结合罗马阿赫敏墓地的出土情况来看，自公元4世纪开始，墓葬中的丝绸数量突然增加。一般认为，罗马帝国或拜占庭帝国在公元6世纪之前还不能生产家蚕丝。因此，阿赫敏墓地中的丝绸制品应来自外部世界。公元4-5世纪，中西方之间的“丝绸之路”是中断的，那么这些丝绸除了由南方的海路输送之外，很大一部分应该是辗转通过陆路“丝绸之路”由西域，经粟特商人之手再贩卖给西方，诸如罗马帝国等，所以这一时期，丝绸外销的主要供货人是中亚粟特商人。

　　二、以丝绸为媒介向西方世界传播的中华文化

　　在海上“丝绸之路”尚未发达起来之前，西北陆路“丝绸之路”是中国丝绸辗转经过西域、中亚、西亚，一直传输到古罗马等国的重要通道。因此这一历史时期，众多漠北游牧民族和政权都在尽力争夺“丝绸之路”的控制权，为了获得长期的贸易权，掌握丝绸贸易的巨额利润，阴谋、战争、贸易、劫掠等不断上演，还形成了很多美丽、浪漫的传说和故事，以至于给我们固化的丝路映像：茫茫沙漠中，数十上百人与满载丝绸的驼队组成的商队，顶着烈日或沙尘艰难行进，不时会有骑马蒙面的一伙强盗来去如风，洗劫商旅的场景。很多旅行家和僧人都在其行记中提到了类似的遭遇（如玄奘自述只是稍后一点，没有同一支商队同行，后来路过时看到被劫杀的商队的尸体）。沙漠旅途十分艰险，远远超出常人所能忍受的范围（如东晋西行求法僧人法显记载在沙漠中，只能靠死人尸骨作指路标记）。这种丝路旅途的艰险，也被近现代以来的考古工作者和冒险家们的经历一次次重新验证。中国丝绸就是这样通过漫长艰险的运输、转手、倒卖，终于来到了罗马等西方消费者手中，这一路上，经过无数的村镇、聚落、部族和国家，丝绸在运输过程中就和众多的民族、国家之间进行了接触、买卖、交流和使用，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基于丝绸本身的中华文化元素、思想价值、甚至质地色彩、图案花纹等信息都会直接成为其他民族较早认识和了解中华文明的媒介。“丝织品通常经过某种加工以增进它的美感，……在布料的装饰方面由世界各民族发展起来的技术和风格深刻地反映了他们的文化习惯。如主题的设计从本质上说是象征性的，艺术家灵感的源泉往往来自他的信仰和理想”。当罗马人不仅仅是从中国进口成捆的生丝，而且还进口已经染色和织好的丝绸时，“他们收到了一种上面带有某些装饰的内容（神话或宗教的）、颜色比例（某种具有造型价值的方法）和图案花纹（包含华夏民族传统审美、习俗爱好）的商品。所有这一切包括在一种文明中，由于其特定的作用，这些穿戴着‘赛里斯人’制造的丝绸披肩的女士们，都分享了东方人才华的成果。”

　　正如学者所指出的，任何商品都会“随同它而带来一种实用哲学和一种人生学说。”中原内地出产的丝绸织物，往往是符合国人审美标准和价值体系的，而这一套表现于外在的纹饰图案、色彩工艺的民族特色的丝绸，随着“丝绸之路”逐渐向西方传播，“围绕丝绸的跨国传播，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一整套思想、审美，以及有关世界与人类的一整套哲学都随之传播”。在“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资料中有所发现。在楼兰、尼雅、山普拉等遗址发现了锦、绮、罗、各色绢及刺绣等汉代丝织品，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了一部分北朝至隋唐时期的丝织物。特别是汉唐时期的丝织物在新疆地区出土较多，该地区是西域“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丝绸物品的大量出土也是与其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相印证的。新疆地区气候干燥、温差极大，有利于地下文物的保护，幸而如此，我们今天才得以一睹汉唐以来中原丝绸的风采和神韵。

　　当然，必须认识到，基于丝绸文化的中华文化的传播过程是一个隐形、缓慢、渐进而不激进的长期过程。不同民族的人们长期错居杂处，其各自的民族文化在发展中相互交流、互为传播，并不断吸收对方文化中自己所需要的部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是一种无政府引导下的积极地文化交流与融合，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文化行为。自然接受的传播方式可以说是一种无政府行为的、民间的不同文化的交流模式，最终将对各自的文化构成及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这种文化交流的方式时间较长，在短期内不易看到文化交流的结果。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文化传播形式，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渐变”。是一种静水流深式地文化浸润，但其效果则是深入根本的，其影响也是超越时空的，非风靡一时和迅速熄灭的流行文化传播可比。丝绸文化本身的影响大大超越了我们所有可以用语言形容的深度和广度，这也是历经千年时空流转之后，丝绸文化仍然绚丽多彩、历久弥新的内在原因。

　　三、文化的传播与繁荣促进了丝绸艺术交流的开展

　　在中古时期，尤其是3—9世纪，各种文化信仰的蓬勃发展与传播的竞争异常激烈，为了获得更多的信众并显示宗教本身的经济实力和地位等，人们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将珍贵奢侈的丝绸制品作为宗教供奉的主要物品。佛教寺庙也是奢侈商品的主要消费者，寺庙和佛塔用金银丝绸、珊瑚串珠、琉璃或珍贵的宝石等（佛教称之为“七宝”）装饰起来。如同玄奘所描述的，佛教与复兴了的婆罗门信仰之间展开竞争，竞相将自己的寺庙装潢的更加炫目。佛教僧侣或朝圣者在寺庙之间旅行，经常不得不花费或捐献大量的黄金或丝绸。如，玄奘曾为那烂陀寺的佛骨捐献了50金币、1,000银币、四个丝绸幡、两匹锦缎以及两套礼仪袈裟。他从高昌王那里获得了大量丝绸，并用这些丝绸为菩提伽耶的佛像制作了礼仪袈裟。中古时期曾公开地进行圣物的宗教贸易。王玄策是唐朝几次带队出行北印度使团的外交家，他在印度西北的一座寺庙里用超过4,000匹的丝绸来购买佛陀顶骨的舍利子。以上可知，在佛教信徒的四处行走中，“丝绸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它对逐渐形成的亚洲经济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与佛教相关的珍贵商品的长途贸易也逆向展开。中国丝绸的出口比佛教兴起要早。法显记载，4世纪的时候，中亚各国在举行佛教仪式的时候就必须要用到丝绸幡了。“在集会上，丝绸幡会悬挂在僧侣座位上，运送佛像的时候也会举着丝绸幡。宋云就随身携带了大量丝绸幡，将之捐献给沿路所经过的寺庙。4—6世纪，中国北方的统治者常常向中国或外国的僧侣赏赐丝绸，作为对他们提供宗教服务的感谢和肯定。唐宋王朝，这种做法已经成为常例。皇帝会向著名僧侣特赐绣着金边的紫色丝绸袈裟，这种袈裟同样也被供奉给佛教雕像。”因此，在佛教及寺院经济中，丝绸是无法取代的重要物品。

　　事实上，不仅仅是佛教，其他宗教也乐于将丝绸用于装饰其宗教建筑和装扮宗教偶像等。甚至在西欧的教堂、修道院内也有大部分重新纺织的家蚕丝料，虽然其中有一些不是直接来自中国的成品，但是考古资料可以证明其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中国的产品。“波斯萨珊王朝也在6世纪开始生产适合欧洲教廷喜好的图样，而更有趣的是，欧洲市场对原本属于波斯艺术纹样的联珠纹也表现出了很大的认同和接受，中国的丝绸自此时开始，可能更多的是家蚕丝等丝绸原料的出口了”。

　　佛教及其他宗教之所以如此重视和依赖丝绸，一方面是因为丝绸本身所凝结的价值，即经济属性所决定的，丝绸在国家租税赋役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经济角色，它直接充当物物交换的媒介，对寺院来讲也不例外，丝绸是寺院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丝绸事实上也是与神秘的神权和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相匹配的。中国民间一直都保持着祭祀蚕神的习俗，人们认为丝绸是上天的慧赐，天虫吐丝织锦，衣裳初成，人伦道德始备。人们将黄帝的元妃嫘祖奉为“先蚕”（蚕神），将发明蚕桑技术的功劳归于高贵的嫘祖，嫘祖始蚕的传说，说明了人们对蚕神的敬重。因为养蚕制丝技术的重要，关于这类生产技艺的神话传说也非常丰富，民间还有蚕女、马头娘、马明王、马明菩萨、蚕花娘娘、蚕丝仙姑等多种对蚕神的称呼，尽管各地在称呼上有所不同，但都反映了人们对蚕和丝织业的敬仰和重视。蚕神在农桑立国的古代中国地位十分重要，一般由皇后亲自于皇宫内的先蚕坛进行祭祀，祭祀仪式十分隆重。蚕丝物品用于供奉佛像等，也是对佛教的尊崇和虔心供养。

　　四、中古时期粟特人在陆路丝绸贸易中作用突出

　　养蚕和织造丝绸，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都是中国古代独擅的民族技术和工艺。中国在向西域各国输出丝绸的同时，养蚕缫丝技术也随之传入西域。丝织工艺的提花机，随后不久也传入西域。波斯萨珊王朝时期，伊朗已经可以对外出口生丝和高质量的丝织品。其中有些丝织品图案，对中国丝织品也有很大影响。“如贵字孔雀纹锦、联珠对鸭纹锦、联珠骑射纹锦等”。养蚕和丝织技术西传后，“中国丝织品仍然是古代世界最受欢迎的商品。后来，拜占庭通过西域僧人的帮助，也获得养蚕和丝织技术，建立起本国的丝织业”。北方草原上的人们都是皮货和马匹的供应商，以装备定居王国的军队；他们还供应肉类和皮货。通过与农耕民族的商品交换，他们也会获得制成品、丝绸、茶叶等。他们或者是在西域，或是在康居。当他们变得强大时，他们便会在“丝绸之路”上参与国际交易，或者是他们控制了“丝绸之路”并征税。所以，经济价值极高，又颇有市场美誉度的丝绸大批量地运往西方世界，对所到之处的统治者来说，绝对是不菲的经济效益，因此围绕“丝绸之路”的贸易控制权，各地政权均积极投入并激烈争夺，曾经展开了多次流血牺牲的冲突与战争。

　　中亚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状况并不理想，但并未妨碍这一地区的古代居民——粟特人，梯山渡水，跨越千难万险，往来于各大文明中心之间。“当时中亚与亚欧大陆各地的接触交往，要比今人想象的频繁得多”。粟特人自古以来就是商海能手。至少自汉代起，他们就积极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从事丝绸中转贸易。但是，“粟特商人正式见于我国史书记载，是在东汉时期”。片治肯特、慕格山、碎叶，还有新疆的吐鲁番、甘肃敦煌等地，就有大量的粟特商人聚居。据汉文史籍记载，栗特商人特别善于经商，“争分铢之利”。财多为贵、良贱无差。粟特人从事商业活动者，几乎占到全国人口的一半。

　　前已述及，西北陆路“丝绸之路”是中国丝绸走向西方世界的重要通道，原居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索格狄亚那地区的中亚粟特民族是中古时期享誉世界、称霸丝路的商业民族。他们对中国丝绸的传播和贸易做出了巨大贡献。尽管中原王朝一直十分注意丝绸技术的保密工作，但显然这项技术还是被周边民族逐渐获得了。有关中国丝绸技术西传的故事很多，如敦煌壁画中“传丝公主”的故事，以及两个印度僧侣用竹杖将蚕种运输至欧洲的传说等，不论真实的情形如何，但事实是，“早在4世纪晚期，库车王在今天的新疆，向伟大的翻译家鸠摩罗什赐予由拜占庭制作的丝绸座席。那时候，丝绸已经是国际贸易中占据首位的布料。”

　　粟特故地中最发达的城邦康居，“至少在6世纪前后也是向西输运中国丝织物的重要经营地，在古代中西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起了很大作用”。6世纪时，拜占庭和萨珊帝国已开始生产丝绸，但顶级的中国生丝做成的丝绸仍然是贵重商品。波斯和拜占庭逐渐设计出适合他们自己口味的丝绸，这些样式流入中亚东部地区并深得人心，从而缩减了中国丝织品市场的规模。

　　中国出产的丝绸早就闻名于世，始终是域外诸国的热销产品，经济利益十分可观。因此，西方世界多对中国的丝绸觊觎不已。特别是在中原政权衰弱，不得不有求于实力强大的游牧民族时，中原丝绸的输出数量就极为可观了，有时甚至导致国家经济的衰落。而这些游牧政权固然也消费丝绸，但他们更多的是作为中介，将丝绸以高价转卖给更西边的文明大国，如波斯、罗马的居民。粟特人在东西方之间的丝绸贸易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考之文献，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吐鲁番文书中出土的商业契约，其参与者中大量的都是粟特人。“有一件《唐咸亨四年西州前庭府队杜某买驼契》中的杜某是折冲府中的基层人员，他用练十四匹向商胡康乌破延（来自康国的粟特人）买取一头年十岁的骆驼，证明了粟特人在以绢帛等丝织品为贸易媒介的交易中，是很积极活跃的。也可以说明练、绢帛一类的丝织品在市场上流通之频繁。”

　　据楼兰及尼雅出土的佉卢文献，内地的绢与绮一旦销售至西域后即由当地印度或中亚粟特商人接手。“这些商人一直到3、4世纪时都在西域地区等待中国丝绸商人的定期送货。”但是，5世纪以来，则主要是由中亚的粟特商人承担贸易的主要角色。“中国丝绸一旦抵达西域后，远程的运输与销售则多由印度人、中亚人——其中以粟特人为主接手。销售的地点为大夏故地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粟特故地（Sogdiana）、贵霜王朝，以及更西的目的地。”

　　事实上，公元3—10世纪初，“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主要由粟特商人控制。在中国的长安、洛阳和“丝绸之路”沿线的内地（如天水、固原）等地都发现了大量的粟特人墓葬，以荣新江为代表的学者们对这些外来的粟特胡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指出当时在中国的粟特人拥有众多聚落，这都显示了当时粟特人的数量之众、势力之强和经济实力之雄厚。直到“安史之乱”以后，他们才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五、丝绸大量输出促进了中西艺术交流的历史进程

　　“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经济、政治、文化是这个有机整体的三个组成部分。其中经济是基础，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文化本质上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又是经济和政治的产物。任何文化产品都是人类对外部客观世界进行思维加工的结果，一方面体现着人类自身的利益和要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另一方面又反映着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程度和精神成果，因而又具有普遍性。同时，任何文化都是由处于共同地域、具有共同语言和共同心理素质的群体创造的，因而文化又具有民族性。”在每个民族的文化中交织着许多文化现象。“有些文化现象为一个民族或其个别社会和民族群体所特有，有些文化现象为许多民族或一定历史时期中的整个人类所特有。”丝绸及其文化本是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但在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往中，不同的民族按照各自的文化传统和审美习惯等，对其加以丰富，甚至是再创造，从而扩大了丝绸文化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

　　客观上，丝绸的交换是一个向内和向外两个层面展开的过程，对内来说，丝绸及其制品的交换与贸易是事关日常生活、节日庆祝、祭祀、礼服、仪式等活动中的关键环节。学者指出，“丝织品交换的重要性体现在臣民与国家之间，展现在婚丧嫁娶的仪式当中，这便足以证明，丝织品在中国人面对‘死亡、毁灭和变化’时在维护一体性当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抛开其对赋税的贡献不论，如果没有丝织品的交换，婚姻就无法缔结（嫁妆物品中大部分为纺织品），甚至葬礼也无法举行（亡人的礼服为数层不同的纺织衣服）。”也就是说，丝绸广泛而又重要地参与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对外来说，主要就是沿着“丝绸之路”展开的丝绸的输出与交换或贸易等，丝绸的大批量输出是非常重要和值得特别关注的，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丝绸甚至是一种赏赐周边少数民族的重要物品，包含着睦邻安边的重要政治意蕴。”丝绸在这种场域下，成为政治、军事的辅助力量，在对外交往中起到一种促进和平、友好交往的客观效果，比起军队和战争来，柔软丝滑的丝绸更能获得周边政权、民族的接受与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丝绸扮演了国际交往中友好使者的关键角色，客观上发挥了“丝绸外交”的微妙作用。中原输出丝绸最多的时代，当是“安史之乱”以后的唐王朝，由于与回纥之间不等价的所谓“绢马贸易”，如“唐代宗时期每年要支付一百多万匹丝绸作为报酬，这导致大唐国力耗竭，乃至每年都要欠下回纥的巨额债务”。这种数量巨大的政府性丝绸输出，对“丝绸之路”上的丝绸贸易具有非常关键的历史影响。粟特与回纥之间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回纥人并不擅长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但是如此巨大批量输入其境内的丝绸他们也消费不掉，于是就委托给代理商——粟特人进行长途贩卖，以获取高额的经济利润。所以当大唐因支付超量丝绸而欠下巨额债务的同时，草原上的回纥城市和政权正变得无比富庶和繁荣，这也是丝绸经济效益的最好体现。

　　另外，从文化输出的角度看，由于丝绸的大量输出，一方面确实造成中原政权财力损耗严重，经济压力增大等实际困难。但是，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丝绸的大量输出和外流，“其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精神意蕴得以传向世界，加快了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力，这也是粟特胡人商业活动带来的客观效果”。对于进入中原内地的粟特人来讲，更是通过积极主动地参与丝绸贸易，逐渐加深了对丝绸文化与中华礼仪的理解，其最深刻地结果就是源于对中华文化的熟悉了解之后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中华文化凝聚力的核心。文化认同“包括语言、服饰、饮食、信仰、态度、风俗和对待事务的偏好等因素”。5 政治学家将这种文化认同上升到族群认同，提出“神话——象征主义”，安东尼·史密斯指出“神话——象征主义”包括如下理念：“例如一个共有的名称、一段共同的祖先神话、一段共享的历史记忆、一块共同联系的特定地域、一种团结一致的信念。”结合粟特人墓志等考古材料来看，大多数进入内地经过两三代以后的粟特人后裔，在其死后埋葬制度的调适和文化归属的选择上，普遍具有较大变化。比如，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出土的中亚史姓粟特人墓地中，就出土有按家族聚族而居的8座墓葬，他们也采用中土的墓志等。

　　中华文化悠久绵长，雅致精丽。由于中华民族结构的特殊性：汉族以其久远的历史文化渊源，融汇诸多其他民族而形成的巨大数量和广泛的分布，以及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在政治和文化上所享有的主流地位，从而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核心力量。因此，汉族文化在中华各民族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汉族传统文化也时常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如“汉族本身就是国内若干民族的融合体，包含着若干民族的血统。如果说炎、黄二帝是汉族的祖先，也等于是中华民族认同的祖先象征”之说。中华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伦理道德型的价值判断为导向，注重人文教化，关心现实社会，积极入世，追求福寿安康、平安喜乐的综合型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强调人文化成，重视礼乐教化之功能，精心设计了很多细致入微，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教化方式。其中，贯穿和渗透着儒家思想的为人处事、安身立命的根本准则。强调教化却又不只是干瘪、单纯的说教，而是将其浸透到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儒家纲常伦理、等级秩序的框架之下，善良智慧的广大劳苦百姓，始终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固守着本分，将自己对生活的康乐福寿、安宁顺遂等美好祈愿熔铸于以丝绸为代表的物质载体之中。

　　特别是汉唐盛世，中华文化沿着西北陆路“丝绸之路”这条人类文化交流的动脉源源不断地流向西域、中亚、西亚、印度、欧洲等世界各地。在这个过程中，外界感知中华文化很重要的物质媒介之一就是丝绸。丝绸本身在被广泛了解、使用、追捧、仿制和学习的过程里，附着了中华先民的智慧和思想，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丝绸事实上扮演了类似中华民族象征物的关键角色。“民族传统文化来源于民族生活，民族成员对待自己传统文化的态度、方式是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能否得到保护、创新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在当今，要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就要增强其文化认同，培养共同的文化精神，其中重要的方式之一是加强对中华民族象征物的宣传。时至今日，丝绸及其相关文化依然在中华文化的对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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