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鬼子”词义及其指称变化看近代中国的外来侵略者

02-13 次遇见

　　摘要 “鬼子”一词在与近代中国政治及社会的互动中，由指代外国人的偏中性词，最终成为专指日本侵略者的纯贬义词。鸦片战争前，中国人以“鬼子”泛称外国人。随着外国侵华加剧，“鬼子”演变成“洋鬼子”，并与鬼魅、妖邪等负面意义紧密贴合。“洋鬼子”的生成与广泛传播体现了中国人对侵略者的贬斥和憎恨，亦为启蒙者激励国民提供了重要的语言工具。20世纪20-30年代，日本侵略者的残虐行径促使“鬼子”逐渐附着在日本上。此时，“鬼子”强化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为中国人自我认知和抗击侵略提供了有效的思想资源，也被日本侵略者用于混淆视听、打击异己。

　　“鬼子”在今天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词汇，专指日本侵略者。值得注意的是，“鬼子”词义以及指称在近代中国经历了系列转变，它不仅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词汇，更表现了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和价值判断。因此，研究“鬼子”的渊源流变，不仅有助于我们思考该词汇的内涵与象征意义，更可丰富我们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和外来侵略者的认识。

　　学术界对近代“鬼子”词义及指代对象，有过一定的探讨。曹翔从语言学角度对“鬼子”的词义进行了梳理。谢丹和黄迎新从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的层面入手，探讨了“鬼子”称呼折射出的文化变异。王尔敏是从历史学层面探讨“鬼子”词义较为深入的学者。他详细考证了“鬼”“鬼子”“洋鬼子”和“假洋鬼子”这四个词出现的时间点以及词义，颇有启发意义，只是研究时间段止于晚清，而且对“鬼子”词义的动态变化缺乏考察。总的来看，目前学界虽不乏研究成果，但对于“鬼子”在近代中国生成的历史过程和文化内涵，以及“鬼子”与社会互动等层面仍有拓展空间。故而，本文试图就“鬼子”概念在近代中国产生及传播的历史契机和当“鬼子”成为负面词汇后，中外围绕这一词语的认知与具体应用等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一 、“鬼子”的传统释义及近代指称

　　古代中国人以“鬼方”指代异域。朱熹在《诗集传》中说：“鬼方，远夷之国也。”清人马瑞辰在《毛诗传笺·通释》中称：“经传中言鬼方，有泛指远方者……鬼方本远方之通称，故凡西方、北方之远国可通称鬼方。”陈逢衡亦言：“鬼者远也。”由于地理阻隔，古人对遥远国度所知甚少，故而泛称其为“鬼方”，居住在“鬼方”的人也就自然称为“鬼”或者“鬼子”。“鬼子”由“鬼方”衍生，这里的“鬼”与目前通行释义的“鬼”渺不相涉。

　　明末清初，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中国人对于远方来人，不知所以。故而采用固有“鬼子”称呼这些异族人。明人王临亨在澳门见到葡萄牙人和黑人后，这样描述到：“番人有一种，名曰黑鬼，遍身如墨……有二夷舟至香山澳，通事亦不知何国人，人呼为红毛鬼。其人头发皆赤，目睛圆，长丈许。”在他看来“黑鬼”“红毛鬼”都属于番人，因为不知道具体的种类，只好以肤色和发色这样的特征名之。明人陈伦炯对红毛的认识更深一层，其言：“红毛者，西北诸番之总名。净须发，带赭毛；带轻毡卷笠，短衣袖；紧袜而皮履，高厚底，略与俄罗斯至京师者相似，高准碧眸，间有与中国人相似者。身长，而心细巧；凡制作皆坚致巧思。精于火炮，究勘天文地理。俗无纳妾。各国语言各别，以摘帽为礼。”陈伦炯不仅描述了红毛的外貌，还对其文化、风俗、语言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这样的认识是很客观的，也足以看出当时中国人以“鬼子”称呼西人，感情色彩不甚浓厚。时人还猜测红毛鬼来自荷兰。李光缙于1604年撰写的《却西番记》这样写道：“大西洋之番，其种有红毛者，译以为和兰国，疑是也。”张燮在《东西洋考》中专门列有“红毛番”一节记述红毛：“红毛番自称和兰国，与佛郎机邻壤，自古不通中华。其人深目长鼻，毛发皆赤，故呼为红毛番云。”当时中国人虽对外国了解不深，但也深知“红毛鬼”是来自域外的国家。大约在18世纪，“鬼子”成为对外国人的普遍指称。随着时间的推移，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也逐渐认同了这种称呼。美国商人亨特在《广东番鬼录》（The “Fan kwae” at Canton,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一书中就以“番鬼”自我调侃。他在是书中这样写道：“中国人将所有的外国人都叫做‘番鬼’或‘外国鬼’，但是具体到各国人还有很滑稽可笑的独特叫法。”如称英国人为“红毛鬼”，美国人为“花旗鬼”，丹麦人为“黄旗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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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番鬼录》（The “Fan kwae” at Canton,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在当时熟悉外国的中国人看来，“鬼子”是对缺乏文明教化的外国人的一种称呼，有一定轻视、不屑的意味。正如亨特观察到的，中国人认为外国人“确实是一些‘难以驾驭的番鬼’———好斗、野蛮、吵闹的人”。在中国人眼里，“‘番鬼’的一切，哪怕是出于良好的基本礼貌，都是野蛮的、不完善的。跟他们彬彬有礼的举止相比，‘番鬼’的野蛮就显得更突出了”。当时中国人受“天朝上国”观念的影响，自认为居于世界中心，文教发达，有一种文化优越的心态，因此视外国人为蛮夷，视外国文化为低劣。有趣的是，鸦片战争以前，广州出现了大量中国人编写的英文教科书，诸如《红毛买卖通用鬼话》《红毛通用番话》《鬼话》等。这些书“常见于仆役、苦力和店铺主的手上”。这提示我们在熟悉外情的广州，即使是底层也没有将“鬼子”与鬼神相联系。

　　古代中国人认为，人死后，魂灵可为神鬼两途，“神为人的灵魂的天上部分，它呈阳性：光明、磊落、神圣能进天堂，享有永恒的极乐生活；鬼则是人的灵魂的地下部分，呈阴性：脆弱、渺小或邪恶、害人，它只能沦落地域或在黑夜漂游于大地，受尽苦难折磨”。复因鬼常出现在阴森恐怖的夜里，故而人们幻想中的“鬼”的形象，也是千奇百怪。大体而言，鬼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一是异化的人，总体上类似于人的形态，但面目狰狞，容貌令人生怖；二是人类和兽的结合体，如冥界中的“牛头马面”。历代关于鬼的描写以第一类为多，成为鬼的主体形象。虽然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不乏“好鬼”“报恩鬼”，不过即使是“好鬼”亦不能与人久处，因为古代人认为，人鬼殊途，人和鬼注定阴阳两隔，长久相处必定会招致灾祸。故而，鬼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令人排斥、畏惧的形象。鬼的出现威胁着人们渴求的现世安稳。所以对于不了解外情的中国人而言，在听闻“鬼子”一词后，首先关注的是传统“鬼”词意层面。再者，洋人容貌与中国人有着较大的差异，所以不少人在称呼外国人为“番鬼”“红毛鬼”“鬼子”时，不免将外国人与鬼相比附。清人屈大均就说番人“眼皆碧绿，发黄而面黧……见之惊犹魑魅”，“红毛鬼者，长身赤发，深目蓝睛，势尤狰狞可畏”。林则徐也称当时在广东的外国人“须本多髯，乃或?其半而留一道卷毛。骤见能令人骇，粤人呼为鬼子，良非丑诋”。即使是林则徐这类的开明士大夫也惊诧于外国人的容貌，更遑论其余。

　　总的来说，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已广泛用“鬼子”指代外国人，此时的“鬼子”虽带有一种轻视的倾向，但更多强调远方来人，且与鬼魂牵涉不深。不过由于“鬼”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指代，加之，外国人奇异的容貌与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阴骘形象有一定的契合度。随着中外冲突的加剧和彼此之间平等沟通的缺乏，外国人的神秘色彩渐浓，“鬼子”的内涵也进一步丰富。

　　二、 “洋鬼子”的生成与固化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在英国的坚船利炮之下，清政府接连战败，最后被迫签订城下之盟。震惊之余，中国人试图从传统中寻求思想资源，以解释英军缘何强大。“怪力乱神”成为国人首先想到的因素。

　　鸦片战争时期，一向以骁勇善战著称的杨芳，在镇守广州时，发现清军居于陆地而炮不能击中英国船，但在海面上的“夷炮恒中我……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于是传令保甲收集附近“妇女溺器为压胜具，载以木筏，出御乌涌”。他还命人“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以今人的眼光视之，杨芳固然愚昧，迂腐，甚至有几分可笑。然而，这直接反映出，在以杨芳为代表的清朝权贵看来，英国人是邪恶的，故而种种御敌之术与打鬼、驱邪别无二致。当时的士人和下层民众对英国人也有类似的观感。陆嵩在《江州述感》中记录下了当地百姓眼中英国人：“白者乃真鬼，语音类禽兽，胫长而多毛，眼绿疾顾。”举人汪仲洋在其诗歌的注解中这样写道：英国人“睛色碧，畏日光，卓午不敢睁视”。日光为阳气的象征，英国人畏惧日光，可见在中国人看来，英国人纵然非鬼，但诸多特征与鬼相类，充满着妖邪气息。

　　《南京条约》签订后，大量外国人来到中国，起初中国人尚抱着较为宽和的态度来看待他们。“他们都被‘天下’的统治者和人民用一个总的字眼加以概括，称为‘洋人’或‘外国人’。”但因外国人不但以人上人自居，还在中国进行凶残毒辣的侵略行为，普通中国人对其憎意渐增，“鬼子”中“鬼”的意思进一步凸显，而且与“洋”字紧密结合。

　　19世纪60年代后，“洋鬼子”称呼逐渐风行。鲁迅小时候常常听见人们谈论洋鬼子挖人眼睛：“曾有一个女人，原在洋鬼子家里佣工，后来出来了，据说她所以出来的原因，就因为亲见一坛盐渍的眼睛。”类似的传言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当时报刊上也大量充斥着洋人近于魔鬼的报道。1896年《申报》报道，当时苏州有传言，“洋人起筑马路，须将小孩活埋椿下，始得坚牢”。至民初，此类传言仍然广布。何其芳回忆，他小时候听过洋人吃小孩的故事：“有一天，一个中国女仆打开洋人灶上的蒸笼一看，天呀，里面原来蒸的中国的婴儿。”曹聚仁的回忆更加诡异，他说，道光后，洋鬼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了，国人乃把洋鬼子当作有魔法的人。如说洋鬼子挖取中国人的眼睛……有的用于照相，每只眼睛都可摄人神魂”。洋鬼子还将中国人的心肝挖去熬油，“点了灯向地下各处去照；人心总是贪财的，所有照到埋着宝贝的地方，火头便弯下去了。他们当即掘开来，取了宝贝去”。

　　义和团运动时期，“洋鬼子”的邪恶内涵达到了顶点。《义和团揭帖》明确指出，要依靠神仙的力量，驱逐洋鬼子，“仙出洞，神下山……要摈鬼子不费难”。在义和团民看来，“洋鬼子治（制）造纸人、纸马，害中国庶民”。他们还将进攻北京西什库教堂失利归咎为：“此处与别处教堂不同，堂内墙壁，俱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女赤身露体，手执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破腹钉于楼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洋鬼子会邪术，不仅是义和团民的看法，就连清王朝上层的端郡王载漪也深以为然，为了压制“洋鬼子”，他在取名上是下足了功夫。载漪编练“虎神营”以破“洋鬼”，盖“虎神营者，取虎食羊而神治鬼，所以诅之也”，他还在“颐和园起渐台，高二十余丈，亦曰‘鬼见愁’”。

　　中国人加“洋”于“鬼子”之前，不仅突出了“洋鬼子”的外来属性，还增加了非中国化“鬼子”的邪恶意味。这表明，中国人已将“洋鬼子”归于中国文化体系之外，反映出国人对侵略者的排斥。当时有人意识到中外沟通和交流的不足，呼吁要正确认识外国人。庚子事变后，《京话报》有作者便称他在留洋时，颇受礼遇，“没有人管我们叫中国鬼子的”，我们称外国人为“洋鬼子”，“不是我们没有教化，也显得我们太小气了”。早在1873英国商人创办的《申报》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该报指出，中国人称外国人为番鬼、彝鬼、白鬼、黑鬼、红毛鬼，“其名虽异，其实则同”，“粤东人称之，天下人效之，虽穷乡僻坏妇人女子亦皆称为鬼子”实属荒谬。现今中外一家，泰西诸人遍布中国，“而且年深月久，凡中国之士音俗语无不深知，又况泰西皆称中国为华人，而中国诸人仍称泰西人为鬼子”，实在有违“宾主相称之道”。两位作者要求中国人以平等待外国人，看似合乎情理，但是他们忽视了“洋鬼子”在中国的乖张行为和残忍的侵略行径。正是外人在华的荒唐举动造就了“洋鬼子”的憎恶之意。一味强调中国人该怎么做，却对外人来华的真实动机及具体行为避而不谈，有失偏颇。《国闻报》一针见血地指出“洋鬼子”就是侵略者：“鬼子之来，无论其自呼何名，自执何业，来者皆于其国有所攘窃焉”；“我曹试平心而计其所受侮于欧人者积共几何，则知夷与鬼子名真非妄加徽号也”。理固宜然，“洋鬼子”的称呼准确地诠释了外人在华行为。

　　外国人渐渐认识到“洋鬼子”是一种侮辱性的称呼，不过他们非但不反思“洋鬼子”称呼的由来，还采用极端方式回应中国人。1891年江西九江税关“巡役某西人挈西妇出游，华童十数人围而观看，群呼曰：洋鬼子、洋鬼子”。西人闻之，怒不可遏，于是“手持白木棒向众乱殴，并举足踢，某姓幼孩，立时毙命”。1896年，有洋人约同伴到苏州乡下游玩，路上被中国小孩围绕，其中一小孩指着他们骂道：“洋鬼子、洋鬼子。洋人忿怒之以目，出手枪恐吓之。”此类事件，不胜枚举，为了避免中外冲突的升级，清朝各级政府只好禁止中国人称呼外国人为“洋鬼子”。1872年山东官员下令：“称西人须以洋人，不准称为鬼子，犯者照例提办。”1899年南昌府张贴告示：“嗣后见有洋人不准呼鬼子，即或有事交，总宜以礼称之，曰教士，曰洋人。”若有无知之徒“骂人肇衅，一经查获，在愚民即罚其本身，在幼童即罪坐家长，决不宽贷”。称呼是固有观念的反应，岂能一禁了之。不从根源上疏通，而欲强堵，势必难收其效。以今人的后见之明视之，“洋鬼子”的传播力度未曾稍减。

　　20世纪初期，民族主义在中国激荡，“民族”和“国家”成为时代的主要命题。“洋鬼子”通俗易懂，成为启蒙者用于激励民族情绪，树立民族意识的重要工具。《新民丛报》说，中国人无爱国心，虽然“常骂外国人为洋鬼子，是不过人种憎恶之外情耳”；若“他日洋鬼子築用兵力大创之，中国人必废然改其旧观而靡然效忠焉”。因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易驯伏之人种”。《安徽俗话报》采用了同样的方式，该报引用一外国人的话称：中国人给外国人当通事、买办，“巴结外国人，欺负本国人”，可见中国并非诚心爱国，“只要是有大势力的，他就帖然归顺”。如此，现在中国人虽然仇视洋人，但“日后洋人要用兵力压服他一阵，他就必定翻过脸来，尊重洋人，还自命为忠臣哩。你看今日的洋鬼子，便是异日的圣明君了”。这种反讽的手法，是一剂猛药，对读者的刺激不可谓不大。在启蒙者看来，作为“他者”存在的“洋鬼子”，一则可以刺激中国现代民族认同意识，二则为凝聚民族力量抵御外国提供了恰当口号。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与以往大为不同，且切实感受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洋”字逐渐与“文明”“进步”“现代”等意思相呼应。这影响了中国人对“洋鬼子”的看法，此时的“洋鬼子”，已基本不涉及妖邪，而直指其侵略者的本质。《向导》周报揭露外国资本家“一面用恩威并施的方法，劝告中国商人反对军阀；一面又用金钱助军阀，以至违反商人利益，真是好奸滑的洋鬼子”。国民革命时期，随着“反帝”“反封建”口号的广泛传播，“帝国主义”风头渐盛，甚至有取代“洋鬼子”的趋势。1928年包白石在河南发现两小孩吵闹，其中一人忽然大骂“你这个帝国主义”。他不由感慨：两年前在河南，中国人多呼外国人为洋鬼子，“不料二年后改变之速，可见帝国主义者之压迫中国，虽妇孺小子皆知其为可恨也”。不过，“洋鬼子”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洋鬼子”观念形成已久，而观念的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洋鬼子”带有的贬损意味，是其他词暂时无法代替的，更何况当时很多人还不知道“帝国主义者”。

　　清末以迄民国，中国人体认到了列强侵华所带来的切肤之痛，故而对列强充满了仇恨和恐惧。“洋鬼子”应时而生，这不仅是“鬼子”词义在中西冲突中的简单变异，更是中国人的一种不自觉文化抵抗。正如何其芳所指出的，中国的老百姓虽然粗疏了一些，但他们“还是很客观，很科学的。他们叫不出帝国主义者……他们的眼睛却清楚地看见了这些人，他们的心却痛楚地感觉到这些人，他们就给这些家伙取了个很通俗的名字：‘洋鬼子’”。

　　三、“鬼子”即日本侵略者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鬼子”渐渐成为日本侵略者的专称，形成了“日本鬼子”。“日本鬼子”完全继承了“洋鬼子”中野蛮、残暴的意涵，同时显示着一种更加鲜明的侵略者形象。

　　清末民初，“鬼子”一词与日本并无太多关联。甲午战后，当时有言日本为鬼子的声音出现。《国闻报》专门刊文予以驳斥：日本人与西方人不同，“何必骂他是鬼子，况且东洋日本人同居亚东，势更亲，相貌与我无异处，若说为鬼，尤不伦”。1903年支持革命的一本小册子这样写道：“吾国乡曲之间，妇孺之口……见满人者无不呼为鞑子，与呼西洋人为鬼子者同。”在大多数时人看来“鬼子”主要指西方人，尚未涉及日本。

　　随着日本大力推行侵华政策，加紧侵华步伐，国人渐渐从醉心日本的迷梦中清醒过来。经过“二十一条”、五四运动等一系列事件的洗礼。中国人逐渐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素怀野心，其对华利益诉求丝毫不逊于欧美列强。对于日本侵略者，需要一个具有概括性且有力的词予以抨击和反映，而“洋鬼子”在中国已经得到广泛传播，于是人们开始将日本“嫁接”到“鬼子”上。国民革命期间，“日本鬼子”“东洋鬼子”一类的称呼，开始大规模出现。英日两国在五卅运动中野蛮屠戮中国人民，引起国人的极大愤慨。国人编写了各式歌谣谴责英日两国的暴行，在沈阳流传着一首《伤心歌》，当小学生们唱到“可恨英国和日本，持刀杀人如疯癫……”这几句时，“听者皆互告这英日鬼子真可恨哪！”此时日本鬼子是附着在英国鬼子的词义之下的，尚未具备独立性。在五卅惨案一周年之际，《中国青年》提醒国人注意日本：不要忘记1915年的5月7日，那时欧西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鬼子却悄悄地拖着袁世凯，提出廿一条”。这里很明显是用已经形成的观念，去解读前事。另有作者称，中国目前处于“黑奉”和“赤粤”之间的斗争，这是革命和反革命的较量，因为在“黑奉”后面是“日本矮鬼子”。从现实推及过去，然后回归现实，中国人对日本认识愈益深刻，“日本鬼子”渐渐从英日的结合体中脱离出来，紧紧附着在日本侵略者上。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三省。“日本鬼子”更是逐渐深入普罗大众中。即使是不识字的国人也“可从报贩口中的‘打日本鬼子！’里，知道一二”。此时“东洋鬼子”“倭鬼”与“日本鬼子”构成了一组同义词组。在《申报》的一篇抗敌小说中，作者就说，对日本要有长期抵抗的准备，“咱们下了这大决心，准把东洋鬼子吓退！”孙少颖在“七七事变”前，常听到人们谈论“‘东洋鬼子’如何残暴”。日本侵华使中国人体认到日本曾经带给中国的种种苦痛。周木斋提醒国人注意，细心观察五月众多的纪念日便不难发现，“五三”“五四”“五五”“五九”“五卅”等纪念日，“无一不与日本有关系的，大概各纪念日的例行工作，是在打倒‘东洋鬼子’或者‘倭鬼’了”。这意味着日本已然是中华民族迈向独立的绊脚石，此时，“东洋鬼子”与清末民初的“西洋鬼子”词义接近，渐趋成为侵略者的代名词。

　　不过在抗战全面爆发前，“鬼子”内涵尚未完全固定。孙少颖小时候曾长时间想象不出来“东洋鬼子”是什么模样。他后来想，既然大人们一说就是“小鬼子”“日本鬼子”，那么“鬼子一定是丑陋又滑稽的小鬼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横行中国，激起了所有中国人的愤怒与仇恨，“鬼子”“小鬼子”“日本鬼子”“小日本鬼子”一类的骂名迅速传遍中华大地。中国人将憎恨、愤怒与抗争倾注于“鬼子”一词。法村香音子观察到，围墙上、房壁上、电线杆上，到处都写着“打倒日本鬼子”的标语。此时，“鬼子”内涵更为具体，凶残的词意进一步前置，类似于作恶多端的魔鬼。日本士兵水野靖夫被俘后，对于中国人怒斥他们为“东洋鬼子”很是沮丧：“什么叫‘鬼子’？我们是日本兵呀！……怎么能把我们叫魔鬼的儿子呢？”此亦可见“鬼子”妖魔化后所具有的人格杀伤力。

　　与清末民初的“洋鬼子”词义相比，此时的“东洋鬼子”“日本鬼子”“鬼子”已经和鬼神没有直接关联，而是直接揭露日本的暴行，强调民族主义情绪。因为“鬼子”已经家喻户晓，不觉间成为激励种姓，激发国人的爱国情怀，调动群众反抗意识的“概念工具”。麦新在1937年7月创作的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促进了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一时之间广为传唱。美国人贝尔登，记述了新四军开群众动员大会时，人们齐唱这首歌时的盛况：“后方突发歌声，如巨浪之向前涌，遍集会众人而将余等卷入其中。”“鬼子”还出现在百姓喜闻乐见的戏剧中，有的戏干脆直接以《打鬼子去》命名。此外在各类抗日演讲中“鬼子”也是频频出现。周恩来在一次演讲中勉励听众努力养“成一种刻苦耐劳的精神，预备将来替国家出力，把日本鬼子们赶走，建独立的，幸福的新中国！”在全民族抵抗鬼子的氛围中，欠缺知识的农民，“说起日本鬼子，没有一个不切齿痛恨”；天真活泼的儿童，在成年人的影响下，“也具了同仇敌忾的心，把打仗做游戏来练习，而且能唱许多救亡歌曲”；乡野老人会提醒青年锻炼身体“和鬼子打仗”；少数民族同胞更是怒吼，杀日本鬼子，“抗日救亡，义无反顾”。如此一来，驱逐“日本鬼子”成为举国上下形成的共识，“鬼子”成为中华民族的对立面。

　　尤值一提的是，欧美国家援助中国抗日，其在华形象大为改观，亦逐渐与“鬼子”中的憎意脱离。中国人称呼外国人为“洋鬼子”渐渐变少，即使称呼“洋鬼子”也毫无恶意，甚至还带有亲昵的色彩。白求恩的随行护士琼·尤恩初次见到贺龙时，贺龙把她托付给女教师陶东，并嘱咐道：“这个洋鬼子是来看护我们的伤员的。你把她带走，需要什么就给她什么。”自此以后，琼·尤恩的“洋鬼子”名字就被叫开了，“老乡们和战士们都这样叫我，但并无恶意”。西方国家援助中国，舒缓了中西冲突带来的紧张感。“洋鬼子”中的贬斥之意被剔除，中国人在价值判断做出了改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侵略较以往西方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鬼子”能被日本“独享”的重要原因。

　　“鬼子”指称的变化引起了日本人的警觉，为了美化侵略，日伪媒体大肆移花接木，混淆视听。在汪伪的刊物中，纷纷以“鬼子”称呼英、法、美等国，力图转移矛盾，给沦陷区的中国人进行洗脑宣传。1943年汪伪《申报》以中国人的口吻发表评论称“咱们同胞……整天都钻在闲字中过生活，越过越精”，“掌握近代文明大纛旗的洋鬼子，也自叹不如”。这不仅巧妙地将自身塑造成沦陷区同胞的代言人，还将与中国合作抗日的外国人归类到“洋鬼子”，阴谋唤起中国人对外国人仇视。为了将美国人与“鬼子”画等号，汪伪《申报》在报道中极力刻画“美国鬼子”的残暴。在一篇报道中，作者多次提到，日本军人要“尽可能多杀美国鬼子”，“打得美国鬼子屁滚尿流”以维护东亚和平，因为美国鬼子“像魔鬼一样”轰炸平民、医院。该报还直接模糊中国与日本的界限，将“洋鬼子”塑造成中日共同的敌人。有文章在赞美日本哨兵时说：“比敌方早发见目的物，乃是决定的要素。幸而我们日本人的眼睛，不论在天赋上或训练上，都胜过洋鬼子。”日伪频频使用“鬼子”指称对立面，丑化反法西斯联盟国家，有力地证明了“鬼子”流传之广以及蕴含的强大负面意义，实质是抢夺话语权。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对“鬼子”的认识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当时有文艺工作者呼吁要“去打日本兵，倘若不先把日本打倒了，我们的中华啊，一定要被列强瓜分”。有人就专门指出，日本兵、日本和“日本帝国主义不是一样的东西”，“日本兵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欺骗和压迫下被当做炮灰的机器”，也是我们中国人认识日本不应离开的“正确的立场”。在抗战极为艰难的1938年，国人仍然提出“中日弟兄联合起来，打倒日本的军阀”“和日本军阀拼命到底”这类的口号，正确地将日本民众和日本军阀区分开来，展现了中华民族可贵的理性。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更是善待日侨。据法村香音子回忆，在安东等待归国的日本小孩“受到人们的宠爱”，虽然“人人都知道我们是日本人，但是他们都很喜欢我们，从不被人们蔑视为‘日本鬼子’，我们平等地生活着”。

　　四、结语

　　话语符号与“社会环境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符号不会丧失自己的符号本性，它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从“鬼子”词义和指代对象在近代中国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话语符号在与社会的互动中所发生的变异。鸦片战争前，中国人的言语中虽然普遍流行着“鬼子”的称呼，但不过是对外国人的泛称而已。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列强的侵略加剧了民族危机，“鬼子”渐渐成为“洋鬼子”。“洋鬼子”一词极具贬损之意，并且包含了对外国人各种妖邪的想象，成为中国人对一切外来侵略者的普遍憎称，亦是民族自觉的重要表征。“鬼子”一词最终在抗战时期，成为日本侵略者的专称，一时之间妇孺皆知，成为有时代共识的共同语言，亦是日本着力争夺，用于打击异己的语言武器。从“鬼子”词义的演变轨迹来看，《现代汉语词典》对“鬼子”的释义为“对侵略我国的外国人的憎称”显得太单薄。

　　“鬼子”的广泛传播，为激扬民族情绪提供了有效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在晚清，启蒙者运用该词帮助国人体认何为“中国”。抗战时期，“鬼子”明确了中国人的斗争对象，有效地整合了个人怨憎和民族情感，成为由个人推及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纽带，有效地助益了全民族抗战。“鬼子”词义及指代对象在近代中国的变化，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判断，为社会变迁提供了文化动力，提升了中华民族凝聚力，亦是中华民族觉醒、抗争和理性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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