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山汉简《秩律》与吕后元年汉朝政区复原

　　摘要：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载录吕后元年朝廷直辖280余县道，是研究西汉政区地理的重要资料。由于《秩律》地名排列主要依据长官秩级而非所属郡，给西汉政区研究带来障碍。自《秩律》公布以来，学界已推出多种《秩律》地名隶属关系复原方案。随着近年来《秩律》文字释读以及汉初政区研究取得新进展，揭示《秩律》“同郡属县集中排列”的抄写规律，比以往理解的更为规整。基于这一律文抄写规律，能够更准确复原《秩律》县道隶属关系。再加上学者对汉初侯国地理分布、基层行政单位隶属特征的认识，可以复原完整的吕后元年朝廷直辖区域政区面貌。

　　一、相关研究学术史综述

　　目前公布的各类秦汉出土文献中，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以下简称“《秩律》”）对秦汉政区地理研究最为重要。《秩律》记录了朝廷直辖280余县道，是迄今所见汉初政区建制最完整的资料。早在《二年律令》公布伊始，李学勤先生便提及《秩律》在西汉政区研究上的价值：“从《秩律》还可知道当时汉朝行政地理的区划，有些地名不见于《汉书·地理志》，应系有所废并之故。我曾提出可据律文及《奏谳书》等材料，绘出汉初地图，一定能在许多地方补充传世文献的不足。”诚如李先生所言，利用《秩律》可以复原西汉初年朝廷直辖政区面貌,若与反映西汉末年政区面貌的《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对照，即可展现西汉一代政区演变过程，从而全面推进秦汉政区地理研究，其重大学术意义不言而喻。

　　然而，作为载录汉朝官员秩禄级别的法律文书，《秩律》280余县道的排列主要依照秩级，并未指明所属郡，这给学界利用《秩律》进行政区地理研究带来障碍。整理者虽然尝试指明《秩律》县道的所属郡，但由于对西汉初年政区设置状况缺乏了解，导致某些县道隶属关系认识有误，另有部分县道没有指明所属郡，难以展现《秩律》政区地理研究价值。因而《二年律令》公布之后，对《秩律》县道隶属关系的复原，一直是历史地理学界关注的重点。

　　2003年，周振鹤先生凭借丰富研究经验，把《秩律》县道归入吕后初年各郡国名目之下，首次实现《秩律》县道隶属关系的完整复原，为后人利用《秩律》进行政区地理研究创造了条件。不过，周先生的复原方案主要依据氏著《西汉政区地理》，对《秩律》文本书写特征和律文性质关注不够，其结论仍有待完善。此后，晏昌贵先生充分发掘《秩律》文本特征，重新排列《秩律》县道隶属关系，得出一份更为完善的郡县二级行政建制名单，为学界普遍采用。笔者博士学位论文对晏先生的复原方案略作修订。之后张莉又吸收笔者的意见，再次对晏先生的复原方案进行补充，最后收入《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以下简称“《秦汉卷》”），是迄今所见最新方案。

　　其实，《秩律》所见汉朝政区面貌的复原仍有较大改进空间。首先，近年来一些缺释地名被释读出来，使得《秩律》本文特征更为清晰。其次，以往复原方案虽然注意到《秩律》文本特征，但重视不够，复原结论仍受到旧有认识的束缚。再有，随着近年西汉郡级政区研究的推进，某些郡被证明不存在于吕后初年，意味着原有复原方案必须作出较大调整。有鉴于此，笔者尝试在充分发掘并尊重《秩律》文本特征的基础上，对吕后初年朝廷直辖郡县二级行政建制重作复原，希望能够为秦汉政区地理研究提供帮助。

　　周振鹤先生曾说“任何统计资料都要与一定的年代相联系，否则就失去意义”。复原《秩律》所见政区面貌，首先需要搞清《秩律》年代断限。由于《二年律令》明确标识“二年”，《秩律》年代断限被认为“不言自明”，即吕后二年。不过，行政文书记录的政区面貌往往与现实情况存在“时间差”，把《二年律令》“二年”视为《秩律》年代断限存在风险。晏昌贵注意到《秩律》存在以旧律文为基础，补充新律文的现象。笔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旧律文反映的是惠帝七年政区建制，而新律文反映的是吕后元年十月至五月的政区变动，《秩律》政区建制的年代断限应为吕后元年五月。

　　关于吕后元年五月朝廷直辖区域郡级政区名目,可以在惠帝七年政区基础上求得。《西汉侯国地理（修订本）》复原了惠帝七年汉朝直辖区郡目为：内史、北地、上郡、陇西、蜀郡、巴郡、汉中、河东、上党、河内、河南、南郡、南阳、颍川、淮阳、云中。吕后元年四月辛卯封惠帝子刘强为淮阳王。又《秩律》载录大量东郡属县，表明当时存在东郡。综上，吕后元年五月朝廷直辖区增东郡，减淮阳郡，共计内史及北地、上郡、陇西、蜀郡、巴郡、汉中、河东、上党、河内、河南、南郡、南阳、颍川、云中、东郡15郡。后文复原方案，即以上述16个郡级政区为准，将各县道排入各郡目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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