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十驮马”制度新探

　　内容提要：唐代府兵出征，私人资装需自备驮马，一火十人，共备马六匹，是为“六驮”之制。吐鲁番文书中除了“六驮”外，还多次提及“十驮”一词。“十驮”之制不见文献记载，前辈学者有的认为“十驮”“六驮”性质略同，只是数量上有所增减，有的则认为二者性质不同，“十驮”指一火十人共备马一匹，驮运病患的医疗马，还有的则认为“十驮”指能承载起重量为“十驮”的驮马，与多少人共备无关。本文在前人基础上，从府兵和兵募两种情况考察了西州地区“十驮”在交纳和征行中的某些特点，得出一些新的认识。简言之，“十驮”是唐代西域地区，因传送马驴不足，由征行士兵向官府提供驮运马匹的驮马制度。“十驮”略相当于“助军”驮马，其标准为十人纳马一匹，故称之为“十驮”。“十驮”具有明显的官有马匹性质，而“六驮”则始终属于府兵所有的私马，二者长期并行，共同完成各项物资的驮运任务。

　　唐前期府兵制度下，府兵出征时自备资装，所用马匹，战马官给，驮运物资的驮马则由府兵自备，十人一火，火备驮马六匹，是为六驮马制度。“六驮”之制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已得到较为充分印证。除“六驮”外，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还屡次提及“十驮”。“十驮”之制不见记载，孙继民、王永兴、陈国灿、孟宪实、孟彦弘等先生已有不少发覆之论，但相关观点却相去甚远，迄今尚无定论。今不辞浅陋，拟在前人宏论基础上，略陈己见，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　问题的提出

　　“十驮”一词主要见于吐鲁番出土文书，与之密切相关，屡见于传世文献的是“六驮”。杜佑《通典》卷二九《职官典·折冲府》：

　　凡府在赤县为赤府，在畿县为畿府。卫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备六驮马驴。（初置八驮，后改为六。）

　　《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条亦载“火十人，有六驮马”，其下注云“若无马乡，任备驴、骡及牛。”事实上，唐初府兵驮马并非六驮，而是八驮。贞观十九年太宗征高丽，“初入辽也，将十万人，各有八驮，两军战马四万匹。及还，死者一千二百人，八驮及战［马］死者十七八。当日所行即八驮之制。溯其源流，八驮非为唐人首创，实则沿袭于隋。《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炀帝）益遣募人征辽，马少不充八驮，而许为六驮。又不足，听半以驴充。在路逃者相继，执获皆斩之，而莫能止。

　　隋炀帝后继发遣征辽者主要是强征的兵募，但其自备“八驮”，应是依从当时府兵的标准。唐长孺先生《唐书兵志笺正》总括诸书，云：“八驮纯以马者，隋初之制也。六驮杂以驴者，隋末之制也。武德之初复开皇旧制，故加至八驮，然以唐初马匹之少，自不能行，故又减至六，而又杂以驴骡矣。”《六典》《通典》等唐人典制明确记载六驮的单位为火，六驮即同火十人共备驮马六匹，目前已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

　　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唐平高昌，于其地置西州，全面推行府兵制等内地各项制度。今吐鲁番地区出土大量唐代文书，不少为当时施行府兵制的原始材料。除“六驮”外，文书中还多次提及府兵征行时另有“十驮”。“十驮”几乎不见文献记载，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兴趣。

　　唐代府兵“六驮”为常制，唐初一度曾置“八驮”，二者皆同火共备，区别仅在于匹数的增减。在无文献可征的情况下，“十驮”极易被视为与“八驮”“六驮”类似的驮马制度。上世纪80年代，朱雷先生在一篇论文中提到，“六驮之用途，就在于为本火驮载资装之用。按规定，由本火自备，到武周时，一度增到十驮，并由政府支给部分购六驮之钱。”朱先生未专门探讨“十驮”，但其将“十驮”视为特殊形式的“六驮”，代表了学界对“十驮”最初的印象。

　　最早对“十驮”进行专题研究的是孙继民先生。1990年，孙继民先生将“十驮”与“六驮”进行全面比较，指出二者为并存的两种驮制，并得出以下结论：（一）“十驮”与“六驮”几乎同时并行。（二）“十驮”并不是一火共备，来源有购买、租赁和官配等多种途径。“六驮”可能也存在购买或租赁，但不会有官配。（三）“十驮”是府兵的负担，多数府兵无力承担。孙继民先生态度谨慎，没有对“十驮”的内涵作出更进一步的解读。

　　……

　　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