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哀荣：南朝僧尼碑志之兴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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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晋宋时期，名僧去世后，其友朋多作诔赞以寄哀思，而极少为立碑志。齐梁以后，僧尼碑志大量出现，除个别为奉敕撰立外，大部分由太子、诸王、公卿撰立，后梁明帝萧岿甚至亲为其菩萨戒师撰写碑文；不少僧尼甚至是碑与志并立、墓碑与寺碑并立。碑志之外，葬礼规格也不断提高，不少高僧去世后，还会得到赙赠、丧费官给、东园秘器、有司护丧，甚至天子仪仗送葬等高规格葬仪；萧子良与萧衍更先后创定林、开善两个名僧墓地，以集葬名德。官方给予高僧高规格哀仪，实将僧尼纳入传统葬仪中，既凸显其对高僧后事之重视，还可以加强对僧团的管控。僧尼碑志的兴起对南朝碑禁政策有一定冲击，对隋唐僧尼碑志文化的形成亦有一定影响。

　　关键词：南朝佛教 僧尼 葬礼 碑志

　　关于南朝碑志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孔稚珪《北山移文》就已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尤其是围绕其撰写意图，王运熙结合碑文与周颙履历，认为此碑并非为了嘲讽周颙，而主要是友人之间的玩笑。近年来，中村圭尔对《艺文类聚》所收东晋南朝碑铭与出土石刻作了细致比勘。朱智武对东晋南朝墓志进行集中梳理，并在此基础上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胡宝国根据新出南朝墓志讨论南方境内侨、旧墓葬文化差异及其深层次原因。程章灿则对陆倕《石阙铭》《新刻漏铭》重新作了讨论，认为此二碑铭的撰写与当时政治有较为紧密的联系。近年来，利用佛道碑志讨论南朝佛道发展及士人思想的变化，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张子开对《傅大士碑》及《善慧大士录》的源流、刊刻等作了详细梳理。魏斌对《金庭馆碑》、《许长史碑》、乌伤地区四通梁陈碑及建康东郊寺馆碑铭作了深入讨论，尤具代表性。此外，孙齐据《南齐隗先生铭》讨论南朝道馆的兴起，陈志远据伪造之谢灵运《庐山法师碑》，讨论庐山净土教团的发展。这些研究大多从个别碑志着手，并未对南朝僧道碑志作整体观察。

　　由于南朝碑禁屡申，加上新出碑志又少，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于南朝碑志的相关研究并无实质性进展。实际上，南朝虽屡次重申碑禁，主要针对的却是中下层士人与广大百姓，即程章灿所谓“私碑”，而皇室王侯与极个别大臣，并不在被禁之列。胡宝国详列南朝尤其是梁陈时期所立墓碑和德政碑，认为这一时期立碑须皇帝批准。而僧尼作为特殊群体，似不在被禁之列。僧尼碑志在齐梁以后大量涌现，尤其是名僧大德死后多立碑，不仅未被禁，反而甚受帝王尊崇，碑志与赙赠、送葬、赐东园秘器等高规格葬仪，成为他们哀荣的重要内容。本文即以南朝僧尼碑志为中心，讨论其集中出现的过程、背景及其政治文化意义。

　　一、从诔赞到碑铭：晋宋名僧的身后事

　　东晋时期，高僧圆寂，其友朋多作诔文，而非碑志。东晋百余年间，僧人与皇室、士大夫交往，前后有较大变化，这与当时佛教政策有紧密关系。东晋明帝虽虔诚信佛，但在位时间甚短，且之后的成帝、康帝和穆帝都无实权，或受制于后宫，或听命于权臣，直到“好重佛法”的哀帝时期，皇室与佛教的关系才有长足发展。这也是兴宁三年（365）习凿齿《与释道安书》邀请道安协助弘法的背景。随着僧人与帝王、公卿大臣接触日渐亲密，至孝武帝时，帝王开始关心高僧葬事。如宁康二年（374），竺法潜（字法深）卒于山馆，孝武帝特下诏赙赠：

　　深法师理悟虚远，风鉴清贞，弃宰相之荣，袭染衣之素……奄然迁化，用痛于怀，可赙钱十万，星驰驿送。

　　竺法潜与明帝、哀帝、简文帝、王导、庾亮等关系密切，故有此荣赠。太元五年（380），竺法义卒于建康，孝武帝“以钱十万，买新亭岗为墓，起塔三级”。竺法义是孝武帝请至建康讲法的名僧，“常所师咨”，故有此殊荣，太元十二年卒后，孝武帝下诏赠“赙钱十万，丧事所须，随由备办”。较之法潜与法义，法汰丧葬费用官办，规格更高，是文献所见此项哀荣用于僧尼之首例。刘宋泰始四年（468），求那跋陀罗去世，明帝深加痛惜，“慰赙甚厚”外，还命“公卿会葬”，故僧祐等人均盛赞“荣哀备焉”。“荣哀”，即哀荣，将皇帝赙赠、公卿会葬视作极大哀荣，体现了当时僧人对高僧葬事的关注。然而，即便是享有如此哀荣的四位僧人，其身后也并无官方哀悼或纪念性文字。可见，晋宋之际，高僧哀荣还不涉及哀悼性文字，这类文字的撰写恐怕更多还是以僧人与文士的私谊为纽带。

　　东晋名僧支遁与士大夫接触最深，太和元年（366）去世，“郄超为之序传，袁宏为之铭赞，周昙宝为之作诔。孙绰《道贤论》以遁方向子期”。其中，惟周昙宝所作诔文属哀悼文字。义熙七年（411），支昙谛去世，丘道护为撰诔文。义熙末，庐山慧远去世，始有立碑之举：

　　遗命使露骸松下，既而弟子收葬。浔阳太守阮保，于山西岭凿圹开隧，谢灵运为造碑文，铭其遗德，南阳宗炳又立碑寺门。

　　《出三藏记集·慧远法师传》亦载“弟子收葬，谢灵运造碑墓侧，铭其遗德焉”，但无浔阳太守阮保挖墓、宗炳立碑寺门事。《世说新语·文学篇》“殷荆州曾问远公”条刘孝标注引张野《远法师铭》，亦为叙述文字而非四字铭文。《庐山记》卷3《远法师传》与卷5《古碑目》均载此碑乃谢灵运撰铭、张野作序，并记此碑在东林寺，但未载宗炳立寺碑事，故对宗炳立寺碑须持存疑态度。罗国威从宋释志盘《佛祖统纪》中发现谢灵运《庐山法师碑》，认为是谢灵运佚文；陈志远考证此碑实为南宋净土僧人据《艺文类聚》所载徐陵《齐国宋司徒寺碑》下半部分伪造。

　　除了碑铭，谢灵运还为慧远撰写诔文。谢灵运自谓“志学之年希门人之末”，只因“山川路邈，心往形违”而未能如愿，只得“始终衔恨”。他还受慧远之请撰《佛影铭》，缘此，才会为慧远撰写碑铭与诔文。谢灵运与浙东僧人交往较多，昙隆去世后，谢灵运亦为之撰诔文。据《广弘明集》，宋齐时期僧尼诔文，还有慧琳《武丘法纲法师诔（并序）》《龙光寺竺道生法师诔》，张畅《若邪山敬法师诔》，慧林《新安寺释玄运法师诔》。此外，元嘉中，僧诠去世，张敷为作诔。齐梁以后，文献所见僧尼诔文大幅减少，僧尼碑志则大量涌现。就僧传关于高僧身后事的叙述而言，确实有一个从诔赞到碑志的转变；文献所见百官公卿的诔文也有类似变化，其数量和重要性逐渐被墓志取代，这或可视作魏晋南朝碑禁导致丧葬文体升降之一例。

　　二、齐梁陈官方对高僧葬事的关注与碑志制作

　　齐梁时期，僧尼的丧葬规格进一步提高，铭记僧尼行迹、功业的碑志逐渐增多。齐武帝萧赜亲自关心僧远葬事，及萧子良借机“疆界钟山，集葬名德”，为后世僧尼葬仪与碑志制作树立了标杆，影响很大。

　　（一）齐武帝关心僧远丧事与萧子良“疆界钟山，集葬名德”

　　齐武帝萧赜关心僧远葬事，见于《高僧传·齐上定林寺释僧远传》：

　　以齐永明二年正月，（僧远——引者注）卒于定林上寺，春秋七十有一。帝以致书于沙门法献曰：“承远上无常，弟子夜中已自知之。远上此去，甚得好处，诸佳非一，不复增悲也。一二迟见法师，方可叙瑞梦耳。今正为作功德，所须可具疏来也。”竟陵文宣王又书曰：“远法师一代名德……弟子暗昧，谬蒙师范……弟子意不欲遗形影迹，杂处众僧墓中。得别卜余地，是所愿也。方应树刹表奇，刻石铭德矣。”即为营坟于山南，立碑颂德，太尉琅琊王俭制文。

　　僧远是宋齐间著名高僧，宋明帝刘彧践祚之初，便“请远为师”；齐高帝萧道成在受禅前后也多次入山咨访，礼敬有加。齐文惠太子萧长懋、竟陵王萧子良更是“伏膺师礼，数往参候”。永明二年（484），僧远去世，齐武帝在上定林寺僧人上报之前，“夜中已自知之”，并谓僧远去世“甚得好处，诸佳非一”，欣喜异常，明确将其定位为“瑞梦”。缘此，他才会如此关心僧远葬事，还特意交代法献要为僧远“作功德”，并命“所须可具疏来”，即“丧事所须，随由备办”的口语表达。这样，僧远葬事就带有一定敕葬色彩。而“谬蒙师范”的萧子良，则亲自操办僧远丧葬诸事宜。他不忍僧远“杂处众僧墓中”，故“别卜余地”，在钟山之南为僧远单独挑选了一块墓地，此地距僧远驻锡的上定林寺不远，且在该寺之南。这片被萧子良规划的墓地，后来逐渐成为“集葬名僧”之地，一直延续到陈代，仍被时人称为“定林旧墓”、“定林寺旧墓”、“名僧旧墓”，《续高僧传·陈扬都大彭城寺释宝琼传》即谓宝琼以至德二年（584）“四月五日窆于钟山之阳名僧旧墓”。刘淑芬认为萧子良规划名僧墓地之举，可能受到罽宾国安葬僧人区分凡圣的影响。魏斌亦注意到萧子良此举，并详列葬于此地的僧尼，认为钟山寺院、道馆、学馆、隐舍等建筑渐多造成了钟山用地的紧张。但这恐非主要原因，因为“疆界钟山”只是手段，“集葬名德”才是目的。究其初衷，应当与萧子良为僧远单独挑选墓地相似，即萧子良不愿这些名僧“杂处众僧墓中”，故而在僧远墓周围规划出一片墓地，用以“集葬名德”，通过区分葬地来凸显名僧地位。这一举措后来为梁武帝萧衍所继承，即在宝志葬地附近敕葬诸名德，这块墓地遂成为比定林旧墓规格更高的“开善旧墓”。

　　除单独挑选墓地外，萧子良还亲为僧远立碑。尚书令王俭为撰碑文，很可能也是受萧子良之请。加上僧远丧事带有一定敕葬色彩，这样高规格实前所未见。在僧远之前，有零星几位僧人死后立墓碑，但规格都很低，官方色彩也很淡。如元嘉二十七年（450）僧翼去世，立碑山寺，会稽孔逭制文。立碑者不详，撰碑文者孔逭虽以“才学知名”，仕宦却不达，仅至卫军武陵王东曹掾。法愍卒于长沙麓山中，弟子僧道为立碑颂德，撰者不详。余杭方显寺僧诠去世，县令阮尚之将之葬于白土山郭文举冢右，“特进王裕及高士戴颙，至诠墓所，刻石立碑，唐思贤造文，张敷作诔”。王裕虽然位高，但其时已去职还乡，因此僧诠之葬及立碑、作诔等事，官方色彩并不重。建元三年（481），庄严寺道慧去世，谢超宗为造碑铭。

　　萧子良为僧远立碑，给后世树立了榜样。此后，南齐一代僧尼得立碑志者大大增加，笔者仔细爬梳僧传、类书、石刻目录与题跋、方志等各类文献，发现至少有10位得立碑志的僧尼（参见表1），实际肯定不止这些。其中只有后山玄畅的规格可与僧远相比，其余9位多是其友朋或弟子所立。

　　玄畅永明二年卒于建康灵根寺，十一月窆于钟阜独龙山前，临川王萧映为立碑于墓所，汝南周颙为制碑文。玄畅之所以有如此高规格待遇，实缘于他于齐高帝萧道成受禅当日在齐后山建齐兴寺，并以此为“齐帝之灵应”的“嘉瑞”。通过益州刺史傅琰上奏，萧道成得知此事，当即“敕蠲百户以充俸给”。不久，玄畅被时任荆州刺史的豫章王萧嶷遣使请至江陵，其后又被萧子良与萧长懋征请至建康。玄畅至建康不久即病亡，墓碑由萧映所立，而非邀请他的萧嶷、萧子良和萧长懋。萧映时为侍中、骠骑将军，确在建康，不清楚他与玄畅有何交集。

　　超辩、僧柔与法献三人之碑，均由上定林寺僧祐立。永明十年，上定林寺超辩卒后，葬于寺南，僧祐为造碑墓所，刘勰撰文。永明中后期，法献与长干寺玄畅（与前玄畅并非一人）同为天下僧主、分任南北，故被尊称为“献统上”或“献正”，其又是僧祐之师，沈约为撰写碑铭。僧柔是当时著名的义学僧，甚受萧子良信重，于延兴元年去世，与之“少长山栖，同止岁久”的僧祐为立碑墓所，刘勰为撰碑铭。沈约、刘勰撰碑均受僧祐之请：“其山寺碑铭，众僧行记，文自彼制，而造自鄙衷。”

　　此外，僧敬尼与智称均由其弟子为立碑。沈约为僧敬尼所作碑文，《艺文类聚》存节本，题作《比丘尼僧敬法师碑》，为四字铭文。智称本为河东裴氏子，裴子野曾为撰写行状。建武三年，慧基卒于会稽山阴城傍寺，“窆于法华山南。特进庐山何胤为造碑文于宝林寺，铭其遗德”。慧基在吴会地区影响很大，至迟永明中已被敕为会稽僧主。何胤当时隐居会稽若邪山云门寺，与慧基应有往来，故有撰碑文之事。为慧基立碑之人不详，从慧皎的表述来看，也有可能是何胤。建武四年，安乐寺昙副去世，“武陵都尉舟（丹）扬仁益弟之立碑”，“丹扬仁益弟之”颇难理解，疑“弟”乃“为”之形讹。武陵都尉官位较低，加之撰者不详，可知昙副之碑规格并不高。

　　妙智尼建武二年卒葬定林寺南名僧墓地，“齐侍中琅琊王伦妻江氏，为著《石赞文序》，立于墓左耳”。此处疑点有二：其一，“齐侍中琅琊王伦”不详何人，或以为“王伦”是“王俭”之形讹，但王俭尚刘宋阳羡公主，其妻为刘氏。其二，江氏所著《石赞文序》究竟是什么？从其刻石及有“赞”与“序”来看，很可能是一篇碑文，至少是与之相关的文体，更何况慧皎明确交代此文被“立于墓左”，墓碑的可能性较大。永元元年，慧绪尼卒，周舍“为立序赞”。“立序赞”殊难理解。慧皎虽未提及立碑之事，但“立”字似暗含立碑之意，且“序赞”也颇符合碑文体例。实际上，汉代以来的碑文，经常将碑末之铭称作“赞”，以颂碑主之德。如此，周舍所作“序赞”应为碑文，包括序与铭两部分。

　　由表1可知，南齐12位有碑僧尼中，只有僧远与后山玄畅的规格较高，均由诸王亲立、公卿名家撰文，齐武帝亲自关心僧远葬事，带有一些敕葬色彩，其余10位官方背景稍淡，且多为私立。梁武帝中期以后，这种情况明显改变，高规格的僧尼碑志大量出现，某些特定的名僧群体如大僧正、宿德等的葬仪与碑志制作，甚至出现了制度化倾向。

　　（二）梁武帝敕葬名德与建立开善旧墓

　　梁武帝萧衍向以崇佛著称，表现之一就是抬高僧尼政治地位，既包括僧尼生前，也包括身后葬事。比如，其菩萨戒师及几位大僧正去世后，他均敕葬于独龙山开善墓地，赙赠之外，还敕命第一流文士为撰碑铭与墓志铭。

　　1.梁武帝敕葬大德与敕建开善墓地

　　梁武帝敕葬的僧尼，据文献记载至少有5位，按照卒葬时间先后依次为宝志、智藏、法超、僧旻、慧约。除法超外，其余4位都有碑志，且不止一通。

　　天监十三年（514）冬，齐梁时期著名神异僧宝志去世，梁武帝得到后阁舍人吴庆之启闻后，当即下命：

　　厚加殡送，葬于钟山独龙之阜，仍于墓所立开善精舍。敕陆倕制铭辞于冢内，王筠勒碑文于寺门。传其遗像，处处存焉。

　　“厚加殡送”，即赙赠；“葬于钟山独龙之阜”，即挑选独龙山作为葬地，此举似有模仿萧子良单独为僧远挑选葬地之意。据《梁京寺记》，梁武帝“以钱二十万，易定林前前冈独龙阜，以葬志公。永定公主以汤沐之资，造浮图五级于其上”。另据《宝公实录》，梁武帝还特“赐玻璃珠以饰塔表”，其地在定林寺前岗。萧衍还在其墓前为建开善寺，并命智藏居之。此后，萧衍先后敕智藏等4位大德葬于开善寺墓地，这块墓地遂成为另一片规格更高的名僧墓地。从《高僧传》所言“开善路西，定林之旧墓也”来看，开善寺与定林旧墓相去并不远。

　　上引文中既言“敕陆倕制铭辞于冢内”，则陆倕奉敕所撰当为墓志铭，其文《艺文类聚》存节本，题作《志法师墓志铭》。所存文字有序有铭，序中有“殡葬资须，事丰供厚”与“爰诏有司，式刊景行”等语，可与《高僧传》互相印证。值得一提的是，宝志是现存文献中最早有墓志的僧人，而且是以皇帝敕撰的形式。墓志之外，梁武帝还敕王筠为撰碑文，立于开善寺门口，《梁书·王筠传》亦载其事，并谓其文“词甚丽逸”。《艺文类聚》所存王筠《开善寺碑》应即此文，因立于寺门，欧阳询已不清楚立碑缘起。黄大宏注意到萧衍立开善寺之意图，指出“开善”意为开菩萨善业之地，该寺此后成为梁武帝传播菩萨戒的重地；进而认为王筠《开善寺碑》，实乃颂扬梁武帝建寺而作，以彰显其继续黄帝、尧舜、汤武以来的美善之风，所以立寺看似褒崇宝志，其实蕴含着以“菩萨善业”一统四海的宏愿。至于“传其遗像”，后世说法颇多，甚至谓在宝志生前，萧衍就曾“命工人审像而刻之”，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谓开善寺有张僧繇画，或有宝志像。

　　普通三年（522），奉梁武帝之敕居于开善寺的智藏去世，梁武帝非常关心其葬事：

　　敕葬独龙之山，赴送盈道，同为建碑，坟所、寺内各一。新安太守萧机制文，湘东王绎制铭，太子中庶子陈郡殷钧为立墓志。

　　智藏是齐梁时期著名义学僧，又是太子萧统的菩萨戒师，智藏遘疾大渐之时，萧衍“及储君，中使相望，四部白黑，日夜参候。敕为建斋，手制愿文，并继以医药”。及智藏去世，萧衍敕葬独龙山，于坟、寺各立一碑，建碑者为送葬众人，碑文序与铭分别由新安太守萧几和湘东王萧绎撰写。开善寺本就是在独龙山宝志墓地基础上建起来的，智藏驻锡此寺且又葬于宝志墓左，故两碑似相去不远，很可能就是相同文字镌刻于两块碑上。事实上，宋人著录的智藏碑确实只有一个。

　　智藏之碑，因撰序、铭者及书者均为萧氏，故世号“三萧碑”，赵明诚、欧阳修等都有著录。《金石录》载其碑题作《梁开善寺大法师碑》，“萧几序、萧绎铭、萧挹正书，普通三年九月”，未载三人之结衔。《集古录目》载：“梁新安太守萧几撰序，湘东王绎撰铭，尚书殿中郎萧挹书。”此碑至南宋初保存尚好，绍兴初为金人所焚。新安太守萧几，《续高僧传》误作“萧机”。萧机为安城王萧秀长子，普通元年袭安成郡王，普通三年时已出为宁远将军、湘州刺史，并不在建康。而萧几乃萧遥欣之子，卒于新安太守任上。萧挹不详，普通三年为尚书殿中郎。萧绎《与萧挹书》有“握兰云阁，解绂龙楼”之语，可知萧挹曾任职东宫；萧绎又谓“惟昆与季，文藻相晖，二陆三张，岂独擅美？”以西晋之“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兄弟）比萧挹兄弟，可知萧挹兄弟皆善诗文。黄伯思夸赞萧挹“是碑古雅可喜”，认为“虞、欧、褚、薛，弗能逮也”，对其书法造诣评价甚高，可知萧挹颇善书法。欧阳修谓“几、挹皆称弟子”，则萧几、萧挹在碑文撰写与镌刻中，于自己名字与结衔前加上“弟子”二字，以示对智藏的尊崇。碑之外，太子中庶子殷钧为撰墓志。殷钧累迁至国子祭酒、散骑常侍，故太子中庶子应为时任之官，因此他撰墓志有可能是奉太子萧统之命。

　　庄严寺僧旻作为当时著名义学大德，死后葬事规格也很高：

　　大通八年二月一日清旦卒于寺房，春秋六十一。天子悲惜，储君嗟惋。敕以其月六日窆于钟山之开善墓所，丧事大小，随由备办。隐士陈留阮孝绪为著墓志。弟子智学、惠庆等建立三碑。其二碑，皇太子、湘东王并为制文，树于墓侧；征士何胤著文，立于本寺。

　　所言僧旻去世时间为“大通八年”，诸藏经本均无异文。实际上，大通只有三年，中大通亦只有六年，只有普通、大同才会有八年。为僧旻撰碑志的何胤与阮孝绪先后卒于中大通三年与大同二年（536），故“大通八年”不可能前脱一“中”字，也不可能是“大同八年”之讹。据《续高僧传·梁扬都光宅寺沙门释法云传》，法云与僧旻“等年腊、齐名誉”，而法云卒于大通三年（529）三月。如此，僧旻很可能卒于大通元年，而“八”当为“元”字之讹，可能是最初抄写时漏掉“元”字上边的“二”，此后各藏经都沿袭其误。实际上，普通八年三月甲戌改元大通，僧旻去世的这一年二月仍是普通八年，只是后来记时可能没那么精确。更何况“大”与“普”，字形相去甚远，形讹的可能性较小。

　　僧旻的弟子智学、惠庆等人为其立碑，两块立于墓所，分别由萧统、萧绎撰文；一块立于本生寺（即庄严寺），由当时著名隐士何胤撰文。此外，阮孝绪为撰墓志。三碑加一墓志，这样高的规格，在僧旻之前未有。自宋齐以来，僧尼死后立碑，有驻寺与墓所两个地方可供选择，一般只立一个，且以墓碑居多。至梁中后期，地位较高的高僧大德往往一人两碑甚至三碑，不仅坟、寺均立，而且撰者不同。萧统与僧旻接触较多，天监末年，萧统应光宅寺法云之请开讲，僧旻曾咨问二谛与法身义。普通初年，僧旻先疾连发，夜还虎丘，萧统即“遣通事舍人何思澄衔命致礼，赠以几杖、炉奁、褥席、麈尾、拂扇等”。考虑到萧统后来拒绝永兴公主为僧副求碑文之请，因此萧统亲为僧旻撰碑文，就显得尤为难得。萧绎之碑，《艺文类聚》存节本，有序有铭。

　　大同元年九月，梁国师慧约去世，《续高僧传·梁国师草堂寺智者释慧约传》详载梁武帝的反应：

　　其月二十九日，于独龙山宝志墓左殡之。初，约卧疾，见一老公执锡来入。及迁化日，诸僧咸卜寺之东岩，帝乃改葬独龙……下敕竖碑墓左，诏王筠为文。

　　慧约去世之初，诸僧为之选择的葬地在草堂寺东岩，而非独龙山，梁武帝后来敕改葬独龙山宝志墓左。20世纪末，独龙阜东曾发现方形石塔残件，边长近一米，四面均雕仿木结构，面阔三间，置一门两窗，柱头一斗三升，考古学者推测与宝志或慧约之塔有关。刘未根据《景定建康志》所载宋人诗中有登宝公塔之语，推断宝志塔非仿木模型，而推测独龙阜石塔残件应属慧约墓。尤为重要的是，梁武帝下敕为慧约立墓碑，并诏王筠撰文，其文《艺文类聚》有节本，题作《国师草堂寺智者约法师碑》。王筠、道宣均以“国师”称慧约，实因慧约为梁武帝的菩萨戒师，梁武帝敬以师礼，尊之为“智者”。魏斌注意到，慧约去世两年后，萧衍在慧约的本生寺为其树碑。此事见唐代楼颖编次、南宋楼照删定的《善慧大士录》：

　　大同三年，诏使从都载龙虎砖于本生寺前，招魂为椁一所，令于本生寺树碑，使国子祭酒萧子云为之文。又于草堂寺树碑，令度支使王筠为之文。

　　本生寺建于中大通四年，寺名乃梁武帝诏赐，他还在慧约死后次年敕改所居竹山里为智者里。大同三年萧衍又派人至慧约本生寺为营招魂葬。刘未注意到招魂葬墓以龙虎砖砌就的特殊形制，认为所谓“龙虎砖”是以龙虎题材为主题的画像砖组合，这些砖由使者受诏自建康载来，最有可能是为王公陵墓所预备的拼砌画像砖。建康陵墓拼砌砖画图像自成体系，墓砖规格相当，布置画面所需墓室空间较大（墓室长8米以上），南朝齐梁时期的龙虎砖、竹林七贤砖具有强烈的身份标识作用，慧约本生寺墓得用此砖，可见其墓规格之高，但此前或无成例照搬，故在拼砌时当有变通之举。

　　梁武帝还在慧约本生寺立碑，敕萧子云撰文，又命在慧约生前驻锡的草堂寺立碑，命王筠撰文。而据《宝刻丛编》卷13《婺州》引《诸道石刻录》，此碑实由“梁太子纲撰”。《舆地碑记目》卷1《婺州碑记》“智者法师碑”条，亦谓“本生寺碑，在义乌县界，梁太子纲文”。如此，慧约至少有墓所（独龙山）、本生寺（乌伤县）、生前驻锡寺院（草堂寺）三处立碑，且均为梁武帝敕立，碑文亦为武帝敕一流文士撰写，只是撰者颇有歧异。魏斌详细梳理所有关于慧约三碑的记载，对之持谨慎态度。如现存王筠奉敕撰《国师草堂寺智者约法师碑》，前引《续高僧传》谓“树碑墓左”，即立于钟山独龙阜墓侧，而前引《善慧大士录》则说在草堂寺。笔者更倾向于《续高僧传》的记载，道宣说得非常明确，他在作传时应参考了王筠之碑，况且《善慧大士录》所载王筠结衔“度支使”有误。再如乌伤县《智者法师碑》之撰者，一说为萧子云，一说为萧纲。两说都有依据，私以为两种记载或许并不矛盾，有一种可能就是本生寺碑由两人合撰，即萧纲撰铭、萧子云撰序。序、铭分撰在当时较为常见，一般由地位高者撰铭辞、低者撰序。

　　除慧约等4人外，死后得以敕葬独龙山开善寺墓地的，还有都邑僧正法超。普通七年，法超卒于天竺寺，梁武帝虽“下敕疏慰，并令有司葬钟山开善寺墓”，但似未下敕制作碑志。这有两种可能：其一，事实上没有；其二，有，但道宣未记。高规格碑志制作已成为梁中后期高僧的惯制，而法超为都邑僧正，他在僧团中具有相当高的地位，故以第二种可能性较大。当然，碑志制作是赙赠及葬地选择之后的操作，除皇帝或者说官方态度外，还与僧尼本人意愿及其僧俗弟子的态度有关，而法超敕葬开善墓地，本身就说明了丧葬的高规格。

　　2.大僧正与扬州僧正

　　梁代大僧正地位很高，而且与帝王、公卿百官接触密切，其地位与影响不仅仅限于僧团之中。很多大僧正为王公、妃主、士庶等授菩萨戒，实为其师。比如南涧寺慧超天监初即为大僧正，在任20余年间“凡在缁侣，咸禀成训”，梁武帝还“给传，诏羊车局足健步、衣服等供”。慧超甚至在毗邻南涧寺的庄严寺大建园林：

　　构起重房，若鳞相及，飞阁穹隆，高笼云雾。通碧池以养鱼莲，构青山以栖羽族。列植竹果，四面成阴。木禽石兽，交横入出。

　　慧超不仅有豪奢的庄园，还“罗列童侍，雅胜王侯”。这并非个案，而是当时大僧正的普遍情况：

　　自梁僧之于此任，熏灼威仪，翼卫亚于王公，服玩陈于郑楚，故使流水照于衢路，吏卒喧于堂庑。

　　陈文帝即位之初，宝琼任京邑大僧正，他对此弊显然有清醒认识，故而“顿祛前政，自营灵寿，惟从息慈，坏色蔽身，尼坛容膝，萧然率尔，有位若无”，于是“朝野嘉其真素，同侣美其如法”，赢得僧俗两界赞许。

　　梁陈时期的大僧正，在生前不仅地位高，还享受朝廷给予的高等级威仪与服玩，死后当然也会得到高规格葬仪，这其中就有高规格的碑志。普通七年五月慧超去世，《续高僧传》详记其身后之事：

　　行路殒涕，学徒奔赴。凡厥丧事，出皆天府。门人追思德泽，乃为立碑，湘东王绎、陈郡谢几卿各为制文，俱镌墓所。

　　慧超晚年得罪梁武帝，自解大僧正，他死后梁武帝并无敕葬、立碑之举。即便如此，他仍然得到丧费官给的待遇。门人弟子为立碑，虽然道宣没有明确说立碑数量，但从萧绎与谢几卿各为撰碑文来看，应该是两通，均立于墓所，而其驻锡之地南涧寺却未得立碑。

　　普通六年，光宅寺法云被敕为大僧正。大通三年三月，卒于大僧正任上，梁武帝亲自关心其葬事，敕葬定林旧墓：

　　敕给东园秘器，凡百丧事，皆从王府。下敕令葬定林寺侧，太子中庶瑯琊王筠为作铭志。弟子周长胤等有犹子之慕，创造二碑，立于墓所。湘东王萧绎各为制文。

　　除敕葬定林寺、葬费官给、命王筠作墓志铭外，梁武帝还下敕给东园秘器。晋宋以后，即便是宗室王侯，东园秘器亦非固定葬具，往往以皇帝恩赐的形式获得，公卿被恩赐者更少。在法云之前，现存文献中，只有普通三年去世的明彻有此殊荣。法云的碑志制作，亦高于慧超，梁武帝敕王筠为撰墓志铭。此外，法云弟子周长胤等在墓所为其立碑两通，一由萧绎撰写，另一不详。《艺文类聚》另有王僧孺撰《栖玄寺云法师碑铭》，因删节太多而不可详考。据《梁书·王僧孺传》，王僧孺卒于普通三年，在光宅寺法云之前，故栖玄寺云法师并非法云。周长胤不详，法云本出阳羡周氏，乃周处七世孙，从“有犹子之慕”来看，周长胤或为法云子侄辈，为法云俗家弟子。

　　萧绎为前后两任大僧正慧超和法云撰墓碑，写作时、地大致可考。普通七年十月，萧绎出为荆州刺史，故其为慧超撰墓碑当在此之前，地点在建康。大通三年法云去世时，萧绎仍在荆州刺史任上，他是在荆州为法云撰写墓碑，写作时间应在法云去世一两个月之后。法云去世的消息传到荆州，萧绎决定为其撰写墓碑，而撰写碑序往往需要法云弟子提供详载法云生前主要“事行”的资料。这样，萧绎在荆州撰写此碑，就须与相关人员至少两次书信往还，而法云墓碑的镌刻应在半年以后了。萧绎所撰之碑，《艺文类聚》存节本，题作《光宅寺大僧正法师碑》，有序有铭。

　　法云之后，梁大僧正还有灵根寺慧令与京法师。现存文献中有两个慧令，并皆有碑志，一是灵根寺慧令，另一是宋熙寺慧令。前者为大僧正，后者萧纲曾为撰墓志铭，即《艺文类聚》所载《宋姬寺慧念法师墓志铭》，且传世文献确有“令”与“念”互讹的情况，故须辨析。《广弘明集》卷21《法义篇》载萧统开讲及其与僧俗的问答，其中有《宋熙寺释慧令咨二谛义》《灵根寺释慧令咨二谛义》《灵根寺释慧令咨法身义》。两个慧令同时参与此讲，且驻寺非一，基本上可以确定并非一人。宋熙寺释慧令，当即《艺文类聚》之宋姬寺慧念法师，而“姬”当为“熙”之形讹。宋熙寺在钟山之南，刘宋元嘉十年僧伽罗多所建，王规、刘吁等隐居寺侧。《梁书·诸夷传》有大同三年大僧正慧念之记载，而《广弘明集》卷19所载萧纲《启谢上降为开讲》（大同六年）、陆云《御讲波若经序》与萧子显《御讲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序》（大同七年），多次提到“大僧正慧令”，可知《梁书》“慧念”当为“慧令”之形讹。

　　另据江总《摄山栖霞寺碑》，灵根寺慧令至迟于天监十一年已驻锡灵根寺。另《艺文类聚》有慧令《和受戒诗》，诗中有“是日何为盛，证戒奉皇储”，可知慧令亦为太子的菩萨戒师，并于受戒当日和太子所作《受戒诗》。《艺文类聚》同卷有梁庾肩吾《和太子重云殿受戒诗》，庾肩吾自起家即追随萧纲，此后一直随府迁转，其所和为萧纲无疑。加上二诗韵脚及所描绘的节气似都不同，故可能非同和之作。至于驻锡宋熙寺的这位法师，究竟是“慧令”还是“慧念”并不好判断：《广弘明集》作“慧令”，而《艺文类聚》作“慧念”，同类文献中确有“令”、“念”互讹的情况；加上齐梁时期至少有4个“慧（惠）令”，故暂且存疑。

　　除了灵根寺慧令，梁还有一位大僧正京法师，不详驻锡何寺，见刘之遴《吊僧正京法师亡书》：

　　八月二十日之遴和南。法界空虚，山木颓坏。尊师大正迁神净土，凡夫浅累，婴滞哀乐……大正德冠一时，道荫四部，训导学徒，绍隆像法。年居僧首，行为人师，公私瞻敬，遐迩宗仰……弟子纨绮游接，五十余年，未隆知顾，相期法侣……谨裁白书，投笔哽猥。弟子刘之遴顿首和南。

　　这位京法师具体情况不详，刘之遴自谓“纨绮游接，五十余年”，即便从七八岁算起，其时刘至少已60岁。刘之遴尊他为“大正”，大正即大僧正之敬称，萧统《同大僧正讲诗》、王筠《与云僧正书》均有此尊称。如此，则此京法师为大僧正无疑。按《续高僧传》有《后梁荆州长沙寺释法京传》，言法京长期驻锡荆州江陵长沙寺，似未曾至建康，而且确实曾担任后梁僧正。但其主要行事与刘之遴所述相差较大，应非一人。更何况刘之遴死于梁末，不及后梁。灵根寺慧令与京法师这两位大僧正，完全有资格制作高规格碑志，然而传世文献中均无记载，主要原因恐怕还是二人在《续高僧传》中无传。

　　除大僧正外，扬州僧正因驻锡于建康城中，其地位自然高于其他地方诸州僧正，碑铭制作的规格也稍高。《艺文类聚》有邵陵王萧纶所撰《杨州僧正智寂法师墓志铭》，同卷还有萧纲撰《同泰寺故功德正智寂师墓志铭》，一为扬州僧正，一为同泰寺功德正，那么是否为同一人呢？同泰寺是梁武帝所建，萧衍于梁中后期三次舍身均在该寺，还频繁临幸，升座开讲，举行四部无遮大会、法会。可以说同泰寺是梁中后期最重要的寺院之一，由该寺功德正任扬州僧正，完全有可能。如此，这两个智寂很有可能是同一人。如前所述，梁中后期的大德，一人两碑乃至三碑者，不乏其人，但一人有两方墓志铭者，寓目所及，可能只有智寂一人，而且为其撰写墓志铭的两位都是皇子，甚至是皇太子。规格之高，在当时恐怕并不多见。

　　3.其他僧尼

　　以上讨论几位大德碑志制作情况，其中有不少是碑与墓志同立，这反映的大多是梁中后期的情况，其实早在天监初，就已有碑、志并立的情况。（参见表2）目前文献所见最早者，是天监六年去世的会稽山阴云门寺智顺：

　　以天鉴（当作“监”——引者注）六年卒于山寺，春秋六十一……（门人——引者补）窆于寺侧，弟子等立碑颂德，陈郡袁昂制文，法华寺释慧举又为之墓志。

　　撰碑者袁昂，天监六年五月由侍中转为吏部尚书，其时袁昂在建康，则此碑撰写，按理也需要两次以上书信往还。为撰墓志的慧举，其文才为当时著名文士刘孝标所重。刘孝标晚居东阳，在《与举法师书》中说自己“昔旅浙河”时，观慧举法师之诗文后，“不觉纸爇笔焚，魂魄斯尽”，对慧举作品评价相当高。云门寺与法华寺都在山阴县，云门寺在山中，法华寺似在县治，大致相去不甚远，则智顺生前与慧举应多有来往。

　　天监初，不仅出现碑、志并立，而且出现坟、寺两碑甚至多碑并立的情况。目前所见最早例子，是天监八年于建康灵味寺去世的宝亮：

　　葬钟山之南，立碑墓所，陈郡周兴嗣、广陵高爽，并为制文，刻于两面。弟子法云等又立碑寺内。

　　墓碑何人所立不详，寺碑乃弟子法云所立。“刻于两面”，有两种理解：一是刻于一碑的碑阳与碑阴两面，刘淑芬即持此观点；二是刻于神道两面。若是前者，则宝亮死后立了两块碑，坟、寺各一；若是后者，则宝亮死后立三碑，两墓碑、一寺碑。不管立几块碑，宝亮实际上都有三篇碑文。而将两篇碑文分别刻于一块碑的阴、阳两面，似不符合当时惯制，故刻于神道两面的可能性较大。周兴嗣与高爽均以文学知名，但非显宦，周兴嗣时以员外散骑侍郎直文德、寿光两省，所作碑铭一类文字颇受梁武帝喜爱。高爽“工属文”，与何逊有诗文唱和，天监初累官至晋陵令。

　　三年之后去世的上定林寺法通，也有类似碑志制作：

　　（天监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引者补）正中时卒，春秋七十，仍葬于寺南。弟子静深等立碑墓侧，陈郡谢举、兰陵萧子云，并为制文，刻于两面。

　　为法通立碑的同样是其弟子，立碑地点亦在墓所。只是为其撰碑文的谢举、萧子云，名与位均远高于周兴嗣和高爽，谢举时为侍中，萧子云为司徒主簿。谢举曾“策步山门，禀其戒法”，是法通的在家弟子，故有碑文撰写之事。

　　天监十七年，僧祐去世，葬于定林寺旧墓，“弟子正度立碑颂德，东莞刘勰制文”。刘勰早年“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与僧祐感情深厚。刘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僧祐之外，刘勰还为南齐超辩、僧柔二位法师撰写碑文，他还奉僧祐之命撰写《钟山定林上寺碑铭》《建初寺初创碑铭》。《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是现存唯一完整的由刘勰撰写的碑文。与僧祐同年去世的上定林寺慧弥，终于山舍，葬于定林寺南，同样有人为其立碑颂德。寺南为定林寺名僧墓所在地，不过，其立碑与撰碑之人均不清楚。

　　普通五年，宣武寺法宠、净名寺慧初与开善寺僧副同年去世，因生前年龄、身份地位不同，他们身后葬事与碑志制作稍有不同。

　　法宠于三月十六日卒，年74岁，是三位中年龄最高者。他天监七年即被敕为齐隆寺上座，是天监时期较为活跃的宿德：天监七年参与梁武帝注解《大品般若》最主要的两位宿德之一、天监九年处理妙光案的20位宿德之一、天监十七年梁武帝为断酒肉所牒的25位宿德之一。梁武帝对之甚为礼致，“不呼其名，号为‘上座法师’。请为家僧，敕施车牛、人力、衣服、饮食，四时不绝”。在法宠病重时，梁武帝还派“中使参候，相望于道”，在其去世之后，“敕葬定林寺墓，一切凶事，天府供给，舍人主书，监视讫事”。敕葬、丧费官给、遣有司监护丧事，每一项都足以说明法宠丧葬规格相当高，尤其是遣舍人主书监护丧事，甚为少见。但道宣竟未记法宠碑志制作之事，颇为奇怪。

　　需要指出的是，丧葬规格非常高却无碑志制作之记载者，并非法宠一人，建初寺明彻亦如此。明彻甚受梁武帝之礼敬，以“家僧资给”；普通三年，明彻重病，梁武帝于建初寺为设三百僧会，并亲自为制忏愿文。明彻去世后，葬于定林寺旧墓，其丧葬规格非常高：“敕给东园秘器，凶事所资，随由备办，主者监护，有崇敬焉。”前文已述，给东园秘器与有司监护丧事，在当时僧尼丧葬中极为少见。以二人身份与丧葬规格，竟无碑志，颇疑是僧传未将碑志制作作为重点来记述。

　　净名寺慧初是北来僧人，梁武帝为“立禅房于净名寺以处之，四时资给”，卒年68岁，葬于钟山之阴，“弟子智颙树碑墓侧，御史中丞吴郡陆倕制文”。然据《梁书》与《南史》陆倕本传，陆倕未曾任御史中丞一职，而其兄陆任官至御史中丞，不知此处究竟是“御史中丞”这一结衔有误，还是将陆任误作陆倕。陆倕卒于普通七年，时年57岁，若此碑为陆倕所撰，则是晚年所作。

　　开善寺僧副卒年61岁，葬于下定林之都门外，似非名僧墓地，梁武帝哀焉，“下敕流赠”。僧副死后，遗命尸陀林葬，并交代弟子“勿营棺垄以乖我意”，但他们并未听从：

　　门徒涕泪，不忍从之，将为勒碑旌德。而永兴公主素有归信，进启东宫，请著其文，有令遣湘东王绎为之，树碑寺所。

　　永兴公主名玉姚，梁武帝长女，太子萧统之姐。作为僧副的在家弟子，永兴公主亲自请萧统为僧副撰碑文，萧统未应允，而是命萧绎撰文。萧统为何拒绝姐姐永兴公主所请，不得而知。萧统似很少撰写此类文字，据笔者统计，萧统只为僧旻撰写过墓碑。而其继任者萧纲则颇多碑志一类文字，《艺文类聚》《梁书》《释苑词林》等文献所载的就有24通（碑10通、墓志14通），其中僧尼墓志铭5通、佛教碑铭6通，而且大部分是其为太子以后所撰。即便考虑二人作品存佚有差等因素，萧统、萧纲兄弟在碑志撰写上也确实有比较明显的差异。那么，同为太子，这种差异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他们性格爱好不同，还是梁前期与后期时代风气不同？这值得进一步思考。

　　普通七年，道度在若邪山去世。道度为北人，天监六年，安成王萧秀为之建寺，梁武帝赐额“小庄严”；天监十七年，道度携梁武帝御注《大品般若经》回洛阳，后又重返小庄严寺；普通七年，道度携弟子至东扬州若邪山烧身，武陵王萧纪“遣典签沈炽文洒扫收敛，盛以员器，建以提支”。萧纪时为东扬州刺史，遣典签为建砖塔。道度弟子道隐随后将道度烧身及相关异相“具以状闻”，并献上生前所用铁钵，因而受到梁武帝关注，并降敕褒慰。萧纲为撰碑文，详述萧纪建塔、道隐奏闻、梁武降敕具体过程，可以看出当时名僧丧事的大致流程。道隐奏闻于大通元年正月一日至都，萧纲撰写碑文定在此后。萧纲时为雍州刺史，此时其母之丧尚未满一年，故此文之撰写或有借机为母追福之意。至于道度之碑，是立于小庄严寺还是在其烧身或起塔之处，并不清楚。

　　《艺文类聚》所载王僧孺《栖玄寺云法师碑铭》，前文已论此云法师非光宅法云。栖玄寺在鸡笼山东北，很可能是刘宋建平王刘宏舍宅而建，靠近萧子良的鸡笼山西邸，在永明时期是比较重要的寺院，梁陈时期地位有所下降。此外，《艺文类聚》卷77还集中记载了萧纲所撰5篇僧人墓志铭，除《同泰寺故功德正智寂师墓志铭》《宋姬寺慧念法师墓志铭》之外，还有《甘露鼓寺敬脱法师墓志铭》《湘宫寺智蒨法师墓志铭》《净居寺法昂墓志铭》。此三法师均无传，加上所存文字均为志铭，故其生平及萧纲为撰墓志铭的时间、地点与缘由等，都无法详考。甘露鼓寺在建康，具体位置不详。《续高僧传》有《隋东都内慧日道场释敬脱传》，但此敬脱卒于大业十三年（617），显非一人。此敬脱法师天监二年驻锡于光宅寺，曾奉梁武帝之命同另一位僧人与舍人孙照迎会稽县塔所出舍利还建康。至迟在天监末年，敬脱仍驻锡光宅寺，并参与天监末年萧统与义学僧俗的问答。据此可知，敬脱也是天监中前期地位较高的义学大德。

　　湘宫寺智蒨法师也是当时的义学僧，萧纲《庄严旻法师成实论义疏序》称赞他“笔札之功，不殊法汰之报安石；清辩之妙，何止道林之折子猷。凡如十卷，勒成一部。法师大渐，深相付嘱”。可知智蒨既富文才，又有清辩，故僧旻去世前，将《成实论义疏》委托给他。智蒨将其编成一部十卷的著作，萧纲作此序，应是受他之请。则智蒨晚于僧旻去世，前文已考僧旻应于大通元年去世，萧纲为智蒨撰墓志铭亦在此后。净居寺法昂，材料更少，萧纲所撰墓志铭仅存40字，信息太少，但从中可以看出他与法昂颇多来往。

　　（三）后梁、陈对梁武“故事”的继承与推进

　　太清之乱以后，梁政局动荡不安，此前高规格葬仪与碑志制作难以维持，文献中也没有相关记载。直到后梁与陈政权逐渐巩固后，梁武帝建立起来的僧尼丧制才得以继承，并有所推进。陈后主在梁武帝敕给东园秘器的基础上，以天子仪仗将两位大僧正送葬至墓所，后梁明帝萧岿亲自为其大僧正撰碑文。

　　1.陈后主以天子仪仗送葬至墓所

　　享受到天子仪仗送葬墓所之殊礼者，是陈代两位大僧正，皆号宝琼：一驻锡于彭城寺，世号白琼；一驻锡于建初寺，世号乌琼。

　　彭城寺宝琼，陈文帝时为京邑大僧正，在任期间革除梁代大僧正威仪与服玩过制之弊，至德二年三月去世，临终遗命“不烦铭志”，陈后主陈叔宝得知后：

　　有诏慰焉，丧事所须，随由资给，仍以天子卤簿仗，借为荣饰，终古所希幸也。以四月五日窆于钟山之阳名僧旧墓，尔时填逵咽陌，哀恸相奔，皂素惊嗟，郊垧失色。

　　据此可知，陈后主确实遵从了他的遗志，虽未为立碑志，却找出一个代替措施，即以“天子卤簿仗”送葬以荣之。道宣盛赞此举实为“终古所希幸”。宝琼遗令“不烦铭志”，说明他对当时树碑立志之风有清楚认识，以其身份完全有资格制作高规格碑志。宝琼“不烦铭志”，在当时只是个案，这从侧面反映了制作碑志恐怕才是普遍情况。直到隋灭陈之后，方由其“兄孙普光……与同学道庄、明解树碑于金陵之旧墟。其文，慧日道场释法论”。

　　祯明元年（587），大僧正建初寺宝琼去世，“葬楼湖之山。天子哀之，以黄麾诸仗卫送墓所”。楼湖，即娄湖，在新林与东府之间。“黄麾诸仗”，本皇帝出行担任警跸的禁卫兵仗，当即前谓“天子卤簿仗”。建初寺宝琼死后有碑，碑文由江总撰写，《艺文类聚》有节本，即《建初寺琼法师碑》，有序与铭。所存信息甚少，何人所立、立于何处等，都不甚清楚。

　　此外，光宅寺昙瑗，曾被陈宣帝敕为大僧正，但苦辞未就任。他后于太建中卒，死后宣帝下敕“依法焚之，为立白塔，建碑于寺”。值得注意的是，昙瑗临终遗言有“终事任量，可依成教”之语，可见对于昙瑗这种身份（大僧正）的人而言，立碑应是当时“成教”的一部分。昙瑗之碑，似由陈宣帝敕立，立于昙瑗驻锡之光宅寺，撰碑之人不详。

　　2.陈代的其他僧尼碑志

　　除3位大僧正外，文献所见陈代僧尼碑志还有9通。（参见表3）其中，傅大士及其弟子的碑就有3通：

　　陈善慧大士碑。陈侍中、尚书左仆射、领大著作徐陵撰。陈大（太）建五年太岁癸巳七月五日书，吴兴吴文纯刻字。碑阴纪大士问答语，并题眷属檀越弟子名。（《复斋碑录》）

　　陈善知阇黎碑。陈侍中、金紫光禄大夫王（名缺）撰。大（太）建五年立。（《诸道石刻录》）

　　陈惠集法师碑。陈大（太）建六年尚书左仆射、领国子祭酒、豫州大中正周弘正撰。（《诸道石刻录》）

　　张子开对《傅大士碑》、魏斌对三碑都作过较为深入的讨论，这里就三碑制作情况稍作补充。《傅大士碑》立碑时间，《宝刻丛编》所引《复斋碑录》谓“太建五年太岁癸巳七月五日书”，徐陵《傅大士碑》文末亦确载“维陈太建五年太岁癸巳七月五日都下白山造”。按其时白山有两处，一为会稽剡县白山，于法开即曾驻锡于剡白山灵鹫寺，僧柔亦游此寺。《比丘尼传》亦载法音寺昙简尼“以寺为施，”道林寺慧明法师“因移白山，更立草庵”，其姊昙勇尼与同学净珪尼随之前往。一为江乘县白山，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引《图经》云，白山“旧属江乘县，周回八里，高八十丈，东接竹堂山，南接蒋山，北连摄山，西有水，下注平陆”；又引《舆地志》云“阶础碑石悉出此山”。可知至唐初，白山仍是重要的采石场。《陈书·韦载传》亦载江乘县有白山，韦载在此有田十余顷。江乘属南琅琊郡，故“都下白山”当指江乘县白山。《出三藏记集·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有《齐文皇帝造白山丈八石像并禅岗像记》，所造石像当在江乘白山。

　　如此，太建五年（573）七月五日乃书丹时间，地点在著名的采石场白山，而徐陵《傅大士碑》末所题书丹者可能是徐陵，刻字者为吴兴吴文纯。完成之后，被运至乌伤县。如此，傅大士等三人之碑的制作地点似乎都在白山。至于立碑之缘由，《善慧大士录》有明确记载：

　　太建四年九月十九日，（傅大士——引者补）弟子沙门法璿、菩提智瓒等，为双林寺启陈宣帝，请立大士并慧集法师、慧和阇梨等碑。于是诏侍中、尚书左仆射、领大著作、建昌县开国侯东海徐陵为大士碑，尚书左仆射、领国子祭酒、豫州太中正汝南周弘正为慧和阇梨碑。

　　傅大士卒于太建元年四月，遗命火葬并分灰骨于山顶和冢上之塔中，众弟子违背其遗命，将其葬于潜印渚松山之隅，而先其去世的慧集（卒于大同四年）亦得与大士邻坟而葬。慧和卒于大同三年，且客死于北齐邺城，初葬地不详，至迟太建六年立碑时，已葬于乌伤。傅大士与慧和两人之碑，是陈宣帝诏徐陵、周弘正分撰。徐陵碑文抬头末署“徐陵奉敕撰”，碑序中亦有“爰降丝纶”之语。魏斌发现《双林善慧大士小录并心王论》尾题所载徐、周奉敕撰写两碑之中间，还有“侍中王固撰慧集碑”，这个信息为其他文本所无，且慧和碑的撰写者，《诸道石刻录》仅载其结衔与姓氏而阙其名。由此可以确认慧和之碑由王固撰写，而且也是以奉敕撰的形式。至中唐时，三碑尚存，楼颖盛赞此三碑“并才藻美丽”。今仅《傅大士碑》得存，其余两碑佚失。

　　傅大士等三人去世之初，均无立碑之事，尤其是大同初先后去世的慧和、慧集。傅大士去世后，其弟子请太子陈叔宝、侯安都等王公大臣为护法檀越，并于太建四年奏请陈宣帝，方有立碑之事。奏请时间是太建四年九月十九日，除去奏上进呈等时间，徐陵、周弘正撰碑未必是九月，这从徐、周二人所署结衔也可以得到印证。徐陵自太建四年正月，由尚书仆射迁左仆射，至七年，领国子祭酒、南徐州大中正，以公事免侍中、仆射。周弘正于太建五年十月己亥，迁尚书右仆射领国子祭酒，六年六月壬辰卒于任上，卒赠侍中、中书监，则“尚书左仆射、领国子祭酒、豫州大中正”当为时任之官，而“左”当为“右”之形讹。如此，徐、周二人撰碑时间似为太建五年。据《诸道石刻录》，慧集碑立于太建五年，撰写时间当亦在五年。唯慧和碑立于太建六年，较其他两碑稍晚，或许与改葬有关。至于三人之碑立于双林寺还是墓所，前引《善慧大士录》载，法璇等“为双林寺启陈宣帝”请立三人之碑，则立于双林寺可能性较大。

　　《宝刻丛编》卷15《建康府》所引《集古录目》载有慧仙尼碑：

　　陈尼慧仙铭。碑首称前安东咨议参军，而其下缺灭，不见撰者姓名。宣成王国常侍陈景哲书。慧仙姓石氏，谯人也，为尼居慧福寺。碑以天嘉元年立。

　　慧仙尼不详何人，据此得知其生前居慧福寺。碑立于陈文帝天嘉元年（560），撰者姓名不存，仅存“前安东咨议参军”之结衔，书丹者为宣成王国常侍陈景哲。按陈无宣成王，此当为“宣城王”或“安成王”之形讹，然亦无宣城王，故“宣成”当为“安成”之讹。安成王为陈宣帝陈顼，永定元年（557），遥袭封始兴郡王，三年改封安成王，天嘉三年方自北周还建康。天嘉元年，陈顼虽尚未归国，但其封国之国官已实设。

　　太建三年卒于开善寺的智远，死后亦有碑志制作之事：

　　陈太建三年十二月一日旦终于此寺禅坊，时年七十有七。遗旨不令哭，奄如入定，乃窆于独龙之山。新安寺沙门慧暠曰：“吾与伊人早同法门，久禀戒道。叹法桥之忽坏，痛宝舟之已沉。乃率庸才，仰传实德。”五兵尚书萧济，鸿才硕学，行洁名高，为之铭颂。

　　这里有两个疑点：其一，萧济所撰是碑铭还是墓志铭，并不明确，汉晋以来，常常称碑铭为颂，故此处为碑铭的可能性较大；其二，道宣所录新安寺慧暠的这段文字，究竟是什么内容。慧暠自谓与智远“早同法门，久禀戒道”，似曾从智远受戒或学习戒律。而据“乃率庸才，仰传实德”，可知慧暠为撰碑序。如此，智远碑可能是由新安寺慧暠撰碑序，萧济撰写碑铭。

　　太建末、至德初，僧诠的两大弟子兴皇寺法朗与禅众寺慧勇先后去世，二人都有碑志。太建十三年九月，法朗去世，年75岁，葬于江乘县罗落里摄山之西岭，其碑志制作规格甚高：

　　侍中、领军庐陵王，声懋权衡，资承戒约，遂仰奉承华，为之铭颂。其墓志文，太子詹事济阳江总。故陈主叔宝时在春宫，为之铭曰……

　　皇太子陈叔宝撰墓志铭，序由太子詹事江总撰。陈叔宝所撰铭辞，道宣录之，计200余字，是寓目所及南朝最长的墓志铭。此外，庐陵王陈伯仁还“为之铭颂”。既言“资承戒约”，陈伯仁应从法朗受菩萨戒，实为其在家弟子。法朗之碑立于何地不详。

　　至德元年五月，禅众寺慧勇去世，年69岁，亦葬摄山西岭，其“弟子等追深北面之礼，镌石碑之，其文侍中、尚书令济阳江总制”。按至德元年正月，江总由祠部尚书迁吏部尚书，至德四年十月方迁尚书令。若道宣所录江总之结衔是据原碑抄录，那么慧勇之碑当立于至德四年十月以后。江总自叙“弱岁归心释教，年二十余，入钟山就灵曜寺则法师受菩萨戒”，则法师，即灵曜寺道则，而慧勇早年依止道则法师，故江总与慧勇可能很早就相识。法朗、慧勇均葬于摄山西岭，颇值得注意。二人为僧诠弟子，僧诠居摄山止观寺，摄山西岭似是其葬所，故法朗、慧勇死后先后葬于此地，显示出对此的认同。

　　除法朗墓志铭序、慧勇法师碑及《建初寺琼法师碑》之外，江总还有《明庆寺尚禅师碑铭》，见《艺文类聚》，所存仅40字，删节严重。此明庆寺尚禅师，姚察自谓14岁就从之受菩萨戒，“及官陈，禄俸皆舍寺起造，并追为禅师树碑，文甚遒丽”。据此可知，明庆寺似由姚察舍禄俸而建，为该寺之檀越。尚禅师之碑，实由其菩萨戒弟子姚察追立，并亲撰碑序，江总为撰碑铭。撰写与立碑时间、葬地及立碑之处均不详，据《陈书·姚察传》所交代姚察作《游明庆寺诗》缘起，似乎姚察所立之碑在明庆寺。

　　3.后梁明帝萧岿为僧正亲撰碑文

　　后梁由梁武帝之孙萧詧建立，沿袭了梁代僧尼葬制。梁明帝萧岿亲为其大僧正撰写碑文：

　　中兴荆邺，正位僧端，职任期月，道风飙举，恂恂七众，不肃而成……以天保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移神大宝精舍，春秋七十有九，二十日葬于江陵之中华北山……等观，即梁明帝之法名也，自云：“北面归依，时移三纪；拥经问道，十有三年。终识苦空，功由善导。况乎福田五世，师资两叶，仁既厚矣，义寔深焉。遂刊碑坟垄，述德如左。”

　　僧迁颇受梁武帝信重，还被礼为家僧，萧詧建后梁，遂被任命为大僧正。于萧岿天保十二年（573）去世，卒葬江陵。从“遂刊碑坟垄，述德如左”来看，僧迁死后立碑，为其撰写碑文者实为萧岿本人。上引萧岿自云的内容，当是他在碑序之末交代撰碑缘起。此后则为碑铭，故曰“述德如左”，如左，即今之如下、如后。僧迁去世之时，萧岿已33岁，他自谓“北面归依，时移三纪；拥经问道，十有三年”，则萧岿幼时即皈依僧迁，20岁时即从僧迁“拥经问道”。由皇帝亲自撰写碑文以纪其功德，这在中古时期极为少见，无论对谁而言，都是殊荣。

　　（四）出镇诸王为地方僧正撰写碑铭

　　以上讨论，基本上是朝廷对高僧后事的安排。晋宋以来，很多封王出任地方，多携带高僧同往，与所任地方的僧团也会有联系。高僧去世，要上报州郡长官，州郡长官多参与高僧葬事，甚至会主持丧事及碑志制作。如刘宋元嘉二十九年，江陵琵琶寺僧彻去世，荆州刺史南谯王刘义宣即为造坟圹。永明末，始丰县法存烧身供养，郡守萧缅遣沙门慧深为起灰塔。按始丰县属临海郡，萧缅未曾任临海太守，且慧深为会稽僧正慧基弟子，时驻会稽郡城傍寺。萧缅于永明六至八年间为会稽太守，都督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五郡军事，故萧缅是以会稽都督之名行此事。类似例子较多，不一一列举，这里重点讨论州郡长官为地方高僧制作碑志。

　　比较典型的是刘之遴《与震兄李敬朏书》所载“殿下自为作铭”事：

　　生灭无常，贤弟震法师，奄同力士……年事未高，德业方播；疾恙甫尔，谓无过忧。遂至迁化，道俗惊愕……奈何！奈何！法师义味该洽，领袖黑衣，识度恺悌，籍甚当世。昔在京师，圣上眄接；自还乡国，历政礼重。且讲说利益，既实弘多；经始寺庙，实广福业……并辱遗书及别物，对增哽欷。殿下自为作铭，又教鲍记室为志序，恐鲍相悉未能究尽，己得面为鲍说诸事行及徽猷，计必勒不朽事。如今日志石为廌，并呼师修之，镌刻亦当，不久可就。言增泫然，投笔凄懑。刘之遴顿首顿首！

　　这位震法师，名字与驻锡寺院均不详，刘之遴谓之“领袖黑衣”，并在《吊震法师亡书》中明确称之为僧正，自谓“弟子少长游遇，数纪迄兹，平生敬仰，善友斯寄”。其时刘之遴至少40岁，据《梁书·刘之遴传》，太清二年（548）侯景之乱后，刘之遴返回故乡荆州，卒于夏口，年72岁。从《与震兄李敬朏书》所谓“面为鲍说诸事行及徽猷”来看，刘之遴时在荆州，则这位僧正震法师当为荆州僧正。他曾至建康，受到梁武帝接见，从“自还乡国”来看，震法师亦为荆州人，从建康回荆州后始任荆州僧正。这位僧正“年事未高”，当是因病骤亡，故刘之遴谓“疾恙甫尔，谓无过忧。遂至迁化”，以至“道俗惊愕”。刘之遴自幼在荆州，故而得以“少长游遇”，长达数纪，与他关系非常密切。震法师在临终前，还给刘之遴写有遗书、留有遗物，并托其兄李敬朏带给刘之遴。

　　震法师为荆州僧正，故而作为荆州刺史的“殿下”才会亲自为撰志铭，又命其军府记室参军为撰铭序。梁代历任荆州刺史均为皇弟或皇子，故“殿下”是谁较难判定。据《梁书》与《南史》，其先后4次在荆州任职：第一次为荆州治中，时刺史当为鄱阳王恢；第二次为宣惠晋安王（纲）记室，时在天监十三年正月至十四年五月；第三次为征/镇西鄱阳王（恢）长史、南郡太守，时在天监十八年至普通七年；最后一次为西中郎湘东王（绎）长史、南郡太守，时在普通七年至中大通四年之间。此外，丁母忧期间，刘之遴在荆州，其时刺史似亦为萧绎。故此“殿下”为萧纲、萧恢与萧绎其中之一。将天监十一年至大同五年历任荆州刺史，及刘之遴任职荆州的情况加以排列，就可以得出大概判断。（参见表4）

　　根据表4，此“殿下”基本上可以锁定为萧恢与萧绎两人之一。萧恢普通七年即薨于荆州任内，史传既未载其善属文，亦无碑志等作品传世与记载；而萧绎在荆州刺史任上最长，又多作僧尼碑志，且军府中鲍姓记室较多，故以萧绎可能性最大。其时刘之遴为西中郎湘东王长史、南郡太守，年龄与“数纪”之口吻相合。萧绎亲为荆州僧正撰写墓志铭，并命其军府鲍记室撰写墓志铭序。刘之遴担心这位鲍记室对震法师“相悉未能究尽”，故而“面为鲍说诸事行及徽猷”，足见对此事之关心。刘之遴不仅关心墓志序的撰写，而且还一手操办震法师墓志的镌刻：关心墓志样式（“志石为廌”）、亲自请工匠镌刻（“并呼师修之”），还关注其进度（“镌刻亦当，不久可就”）。刘之遴时为南郡太守，所以他关心僧正震法师的墓志制作，除私谊外，还需考虑到其地方长官之身份。此类出镇宗王或庶姓大臣为地方僧尼撰写碑志者，恐非个案，但由于材料所限，目前只此一例，虽不能反映南朝之整体面貌，亦足以窥其一斑。

　　以上是南朝出镇宗王对地方高僧葬事与碑志制作之一例，而《广弘明集》卷24载北魏孝文帝所下两份赠徐州僧尼的诏书，反映的北朝地方僧尼丧事可与南朝作比较：

　　《赠徐州僧统并设斋诏》

　　门下：徐州道人统僧逞，风识淹通，器尚伦雅，道业明博，理味渊澄……应供皇筵，美敷辰宇。仁叡之良，朕所嘉重……今路次兖濮，青泗岂遥，怆然念德，又增厥心。可下徐州，施帛三百匹以供追福，又可为设斋五千人。

　　《帝为慧纪法师亡施帛设斋诏》

　　门下：徐州法师慧纪，凝量贞远，道识淳虚……光法彭方，声懋华裔……爰于往辰，唱谛鹿苑。作匠京缁，延赏贤丛。倏矣死魔，忽歼良器，闻之悲哽，伤恸于怀。可敕徐州施帛三百匹，并设五百人斋，以崇追益。

　　僧逞为徐州道人统，即徐州僧正，而慧纪只是徐州的高僧，所以在施帛300匹上规格相同之外，二人在设斋人数上差距巨大。然而，不管是僧逞，还是慧纪，即便孝文帝亲自下诏关心其后事，但都没有碑志制作之事，更没有官方褒宠、赙赠、送葬等。实际上，较之南朝，北朝僧尼碑志数量非常少（详下），而北方僧尼死后立碑，至隋唐时期才逐渐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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