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泽谕吉到涩泽荣一：新版日元背后的文明演变

一、新版日元头像中的儒商典范：涩泽荣一

2019年4月9日，日本副首相兼财务相麻生太郎在记者会上宣布，新版面值一万日元的纸币上的头像将从福泽谕吉改为涩泽荣一。新版日元估计在五年以后即2024年开始发行。

世人知道涩泽荣一的相对较少，他的《论语与算盘》一书随着最近的企业家“国学”热也逐渐为大众所知晓。与中国的“状元企业家”张謇（1853年-1926年）的含恨而终不同的是，比其年长13岁的“日本企业之父”涩泽荣一（1840-1931年）则以商业成功和道德文章泽被后世。

涩泽荣一先生一生都尊信孔子之教，在政商之余暇撰有《论语与算盘》一书，以明“士魂商才”。平安时期的菅原道真（845-903年）讲“和魂汉才”，据此以发挥，涩泽荣一提出了“士魂商才”的卓见。涩泽先生说，

“为人处世时，应该以武士精神为本。但是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也就会招致自灭。因此，有士魂，还必须有商才。”

但是，涩泽马上强调，

“要培养士魂，可以从书本借鉴很多，但我认为只有《论语》才是培养士魂的根基。那么，商才怎么样呢？商才也要通过《论语》来充分培养。或许有人说道德方面的书同商才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所谓商才，本来也是以道德为根基的。离开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骗、浮华、轻佻的商才，所谓小聪明，绝不是真正的商才。因此说商才不能够离开道德，当然就要考论述道德的《论语》来培养。同时，处世之道，虽然艰难，但如果能熟读而且仔细玩味《论语》，就会有很高的领悟。因此，我一生都尊信孔子之教，把《论语》作为处世的金科玉律，不离座右。”（涩泽荣一著，王中江译：《论语与算盘》，第5页。）

涩泽先生认为《论语》不仅可以培养士魂，而且能够培养商才，乃至可以作为处世之道的金科玉律。涩泽夫子自道：“我一生都尊信孔子之教，把《论语》作为处世的金科玉律，不离座右”。

涩泽荣一在自觉的层面继承了孔门做人与“理财”的思想，不仅身体力行地开创了日本工业化的时代，而且著有《论语与算盘》等书，立功立言，被誉为“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日本近代化之父”、“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等。涩泽先生本人集士魂与商才于一身，可谓现代儒商之典范。

二、旧版日元头像中的福泽谕吉——与严复的比较

世人了解福泽谕吉的相对较多，很多人都赞赏他的“脱亚入欧”论和富国强兵的思想。然而福泽谕吉也给日本带来了战争的灾难，穷兵黩武的富强路线随着日本在1945年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时候就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福泽谕吉于1984年登上一万日元纸币，迩来三十余年，哀荣备至。

比他小19岁的严复却是一个悲剧，其思想之深邃使得“前后左右”的人都不能理解他。严复敏锐地发现了英国崛起的原因，群己权界之划分及对此的法律保护即法治，实现了自由市场的经济环境和以代议制政府为抓手的民主制度，即法治、自由与代议制政府这三个因素，当时的英国人自己都不甚了了，但严复却“一击而中”。他将John Mill（穆勒或者密尔）的《On Liberty》翻译成《群己权界论》，可谓“信达雅”兼备，后来者翻译成《论自由》只是望文生义的浅薄而已。自由与正义之间的张力是让每一个大德大贤的内心都纠结不已的问题。把“Liberty”揆之以群己权界，问题意识鲜明，一目了然。严复将赫胥黎的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翻译成《天演论》，不仅保留了天的神圣性的维度，涵摄了“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生生不息之《易》学理念，对于世道人心之收拾更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后来者以“进化论”进行宣传，几乎一夜之间，弱肉强食、只知权力不知道义的丛林理念不胫而走，有如孟子怒斥的“率兽以食人”的人间惨剧。

反观福泽谕吉，他或许只是了解了西方的一点皮毛，以“脱亚入欧”的粗浅之见，借明治维新之国运大势，居然爆得大名，不仅让日本在穷兵黩武的路上几乎“一亿玉碎”，而且漂洋过海，西来中原，为一些只知富强不知仁礼者膜拜。

三、儒家圈现代化的百年之谜

东亚现代化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有识之士都为之着迷。今年二月魂归道山的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教授在1980年的《经济学人》杂志上就发文指出，“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四个现代化的政策如果能够使中国内地得到转变，那么一个经济强力的中心将在东方兴起。相对于这个中心而言，‘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也只不过是太阳边上的一点点光晕而已。”历史证明马先生所言不虚，确有远见。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先生则从更长的历史周期考察了日本现代化，以《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起源》一书在1955年获得哈佛大学首次由两个系即社会学系和远东语言学系共同颁发的博士学位。

其实，“儒家经济学”源远而流长。熊彼特先生慧眼独具，发现在人类的“轴心时代”，在古希腊、古希伯来、古印度和古中国的精神传统中，只有儒家认真地思考过经济学问题而且资源丰富。这些思想的整理要等到1911年陈焕章以《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这篇论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时候才得以实现。坊间熟知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爵士曾经在1912年的《经济学人》杂志上为本书写过一篇赞赏有加的书评。陈焕章既是前清的进士也是美国的博士，可谓空前，更是绝后。他总结的儒家经济学（或者根据陈先生本人的翻译称为“理财学”）思想具有继往开来的作用。钱存训认为美国政府深受这个学术研究成果的影响，在1933年第一次颁布《农业调节法案》（The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照此建立了东方古老的平粜制度，实现了粮食的国家战略储备，为美国战胜大萧条甚至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准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对于新儒家学派自身而言，中国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学术预言更是一种坚定的信仰。从熊十力先生开宗立派以来，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四先生在1958年共同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孤臣孽子之心、壁立千仞之势，坚信文化之复兴，国族之崛起，当然包括经济之成功。

杜维明先生在1988年荣选为美国人文社科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首位华人哲学院士以后，就在夏威夷组织召开了一次《儒家世界观察》的学术会议，讨论了东亚现代化的精神资源，与会者有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包弼德（Peter Bol）、张灏、傅高义(Vogel)、白诗朗（Berthrong）、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王赓武等师友，皆一时之选也。

杜先生在中国大陆也一直致力于“儒商场域”之建立：首先于2005年帮助长江商学院设置了人文课程，对企业家进行人文教育；又于2006年在浙江大学成立了《儒商与东亚文明研究中心》；2012年在北京大学成立了世界伦理中心并发起举办“儒商论域”年会。涩泽荣一的曾孙涩泽雅英先生以耄耋之年率涩泽荣一纪念财团代表团在2014年参加了由长江商学院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首届“儒商论域”年会。从2014年到2018年，日本涩泽荣一纪念财团理事长小松谆悦先生、财团法人兼研究部部长木村昌人先生、涩泽史料馆馆长兼财团事业部部长井上润先生等都先后五次莅会，他们为弘扬儒商精神、建立儒商认同做出了贡献。

2018年，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项兵博士敏锐地发现，东亚的八大经济体（中、日、韩、港、澳、台、新加坡、越南）的国民生产总值在2017年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为此项教授提出了“儒家经济圈”的概念，从政治、经济和文化认同等多个方面说明，“儒家经济圈”的“八姐妹”之和而不同的发展，对于东亚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都具有深远的意义。通过项教授这两年的奔走介绍，更多的人意识到，文明，但是日本却消化吸收了几乎各大轴心文明，甚至没有留下营养不良的毛病。

魏晋时期，日本已经向中原派遣使臣，据传，有使节还见过曹操。大唐盛世，日本几乎全盘吸收了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文明，以及以禅宗为精髓的中国化的佛教即印度文明之一部分。明治维新时期，以荷兰的“兰学”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影响日深。日本学者在学习反思“汉学”、“兰学”的同时，提出了“国学”，三者成为掎角之势。日本人发明的“国学”一词，被章太炎等留日学人不加思考地带回中国以后，与其它的日语汉字词汇比如社会、哲学、科学、民主等等一起，成为一种被改造的现代汉语，为百姓日用而不知。质言之，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全盘西化”，而是经过日本“转手”的“全盘西化”，这个过程影响了中国国民的心灵结构，导致一些晦暗不明的心灵积习。为此，正本清源的工作任重道远。

和汉两千年，中日一水牵。中日关系历经劫波，彼此之间只能相濡以沫，而无法相忘于江湖，更不能兵戎相见。近看历史，中国改革开放的功劳有很大一笔要记在日本友人的头上。邓小平先生在1978年访问日本回来后，带来了宝钢、扬子石化、武钢等一系列工业现代化的项目。

最后回到《论语》。孔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朱熹为此做了注解：“为邦百年，言相继而久也。胜残，化残暴之人，使不为恶也。去杀，谓民化于善，可以不用刑杀也。” 在日本现代化进程中，既有“和魂汉才”，用《论语与算盘》实现了经济之发展；又有“脱亚入欧”，用“菊与刀”实现了武力之强大。但是，战争的残暴也是罄竹难书。日本惨痛的经验教训值得所有人引以为鉴，各国都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化残暴之人，使不为恶也。”

时光悠悠，去年（2018）是明治维新150周年。再过五年，从1984年就印有福泽谕吉的面值一万日元的纸币将成为历史。笔者有幸见过90余岁的涩泽雅英先生，其曾祖父涩泽荣一先生将登上一万日元货币，此事让人感觉日本或已“胜残去杀”，领先一步，回归“礼仪之邦”。衷心祝愿儒家圈这块古老的大地，能够起“明治”之强，承“大正”之明，转“昭和”之罪，合“平成”之善，立“令和”之德，开万世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