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负责任、讲道义、懂节制、守规制的“一带一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一带一路”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人民日报》最近的一篇评论文章说：“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案。”“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变革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样的“一带一路”能为完善全球治理做出新的、与众不同的贡献？

全球治理的三大挑战

全球治理现在面临三大挑战。一是美国领导的意愿和能力下降。在一些极为重要的领域，如气候变化和伊朗核问题，特朗普政府已经退出全球治理框架。美国“退位”，欧盟由此成为西方世界推动全球治理的中坚力量。但全球治理对于欧盟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欧盟自身的资源和内生动力不足，而且还需面对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分歧和民粹主义的挑战。加拿大和日本也是西方世界的重要成员，但它们是区域性国家，无法领导全球性趋势。在很大程度上，西方仍旧掌握着全球治理的知识、话语和制度体系，但其领导力和创新力已经大幅下降。

二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西方政治与社会的影响力的上升。这类思潮质疑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反对国际规则对国家主权和自主性的制约，鼓吹减少国际交往。这些观点本来长期被提倡国际主义的建制派精英压制，但随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它们终于回到了西方政治主流。这第二个民粹主义的挑战与第一个美国领导力缺失的挑战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第三个挑战更具历史性，这就是中国与西方之间史无前例的模式之争，目前正表现在基于西方自由和民主观念的全球治理理念与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和当代实践的“一带一路”理念之争上。这一划时代的中西碰撞，既是理念之争，也是制度之争、文化之争、历史之争——归根到底，是一种模式之争。西方模式崇尚通过法制、人权和民主制约国家权力，在国际关系上强调国际法和国际机制的作用。中国模式，在西方精英看来，是一种威权模式，国内“定于一尊”，国外寻求双边磋商和私下交易，“裙带资本主义”盛行，多边、透明的规则与标准缺失。这些认知已经影响到政策，反映为西方大国对“一带一路”的指控和反制。

全球治理的三种前景

因为这三大挑战，全球治理的前景出现三种可能性：分化、停滞或者转化。分化的一个重要根源是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印度和巴西——对全球治理与时俱进的要求无法在当前由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框架内得到满足。它们会尝试建立更符合自己需求的地区性治理框架，全球治理因而在这种区域化的挑战下分化。不过，地区性的治理机制也有可能成为新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支柱，关键在于新兴大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全球治理以及西方大国对全球治理改革的诚心与努力。

停滞的威胁则来自于西方大国的退缩，特别是在反对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压力之下。民粹主义已经改变了美国和英国的政治和外交，导致全球治理失去了美英这两个传统上的引领国家。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其他西方国家的崛起，同样会削弱这些国家对全球治理的支持。如果西方大国需要因此而为全球治理的合理性进行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