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良解读政府工作报告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公益时报》专访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院长、公益慈善学园专家徐家良，就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进行解读。

“社会工作”发展成效有目共睹

《公益时报》记者就2015、2016、2017、2018近四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比对发现，四年间政府工作报告分别用了“发展”、“支持”、“促进”(17、18年同)三个词汇分别描述着社会工作不同时期的演变，也勾勒着社会工作的美好蓝图。

连续四年提及，但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就“社会工作”一词却没有体现。

徐家良表示：“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虽未提及社会工作，但通过近几年发展来看，社会工作发展很快，势头很好，在社会民生领域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此前，中央19部门颁布《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规划中预测，到2020年，我国一线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增加到145万人，其中中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达到20万人、高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达到3万人。

而随着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步伐加快，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身份和专业作用进一步明确。

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将社会工作者明确列入“专业技术人员”大类;2017年公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将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明确为“水平评价类专业技术资格”;2018年3月6日，人社部、民政部联合印发了《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办法》，首批高级社会工作师出炉，标志着我国建立了初、中、高级相衔接的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体系。

2019年1月25日，民政部官网发布《民政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对“三定”方案进行正式发布。民政部内设机构中，新设立的“养老服务司”“儿童福利司”“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引发关注。

徐家良表示：“社会领域正在从事社会工作的服务人员，有一部分尚未取得社会工作师的证书，但由于社会领域服务的实际需要，这些无社会工作师证书的人员从事着大量的社会工作服务，这让实际从事社工服务人数与获得证书人员数量有着一定的差距，实际上可能会多出几倍。”

徐家良指出：“社会工作中有持证和未持证两部分人员，在注册登记的数量上(持证)，两者看起来有些不协调，但社会工作者却在社会治理领域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专业性和使命感，让其他组织人员无法比及。”

“‘社会工作’一词虽未入政府工作报告，但报告其他多处实际上已经有较多的工作内容的展现。”徐家良补充道。

社会治理向基层推进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社会治理”的表述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加强社区治理。”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社会治理”的表述则变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推广促进社会和谐的‘枫桥经验’，构建城乡社区治理新格局。”

对于这一变化，徐家良表示：“第一，社会治理一词由‘打造’变为‘加强和创新’，证明社会治理提高到新的高度;第二，社会治理前几年的提出大多聚焦社会建设的民生领域，今年特别强调社会事业领域，在社会事业领域里谈民生是一种升级;第三，社会治理的重心向下推移，关注到城乡农村，这是社会治理的‘共治共享’格局已经变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基层是整个社会的末端，这是社会治理最大的变化。”

徐家良表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非常系统全面地把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通过具体或笼统的方式进行了展现，一些段落还是非常多地提到了社会组织的发展。”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社会组织提出“促进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健康发展。”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社会组织表述为“引导支持社会组织、人道救助、志愿服务和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徐家良表示：“今年社会组织发展表述为‘引导支持’实则内涵丰富。引导，就是要首先确保政治方向，规范社会组织活动，规范志愿服务行为。同时，支持社会组织的战略转变，包括各类服务和人才培养。另外，社会组织，特别是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的建立也将成为健康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2015年7月8日，中国政府网公布《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要求各级行政机关与其主办、主管、联系、挂靠的行业协会商会脱钩。

来自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月9日，全国社会组织数据系统显示全国登记社会组织已超过81.6万个，已成为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

徐家良指出：“与过去几年相比，中国社会组织从数量和质量上已取得非常大的进步。官办与民办社会组织相比，民办社会组织数量已大幅提升，机构从业者从商业机构中引入，折射出的问题是机构从业者对运作不熟悉，信息透明、政府监管、行业监管均有滞后，时常还会遭遇行政处罚，致使机构公信力下滑，这需要一个逐步成长的过程。”

“官办社会组织虽说历史较久，但机构从业者大多从政府机构退休后任职，对于公益慈善领域并不熟悉，均为跨界，发展中仍以行政化的姿态从事公益，这会出现一些问题，需要从理念上加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