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教授论文《清代金文的传拓技术》
52fw.cn 02-26 次遇见国家重大出版项目、上海教委重大科创项目刘正教授《金文学术史》68京都静源 教授/文学博士
第二节 传拓技术
当然,官方才是收藏拓本的大户。李遇孙《金石学录》中就记载“内府储藏尊彝古器摹本三百余种”。然而,张廷济的拓片收藏上也是当时罕有人及的大家,收藏“商周秦汉古彝器铭文千种”。黄锡蕃收藏的金文拓片曾经装裱成册,居然有十大册之多。这些巨册曾经借给张廷济,后来卖给了上海收藏家陈寄皤。拓本收藏成为时尚热点所在。因此,陈介祺专门研究了这一问题,他认为:
金文宜装册,每册一幅装金文一纸,字多者加素册一幅或数幅。以文之有可考无可考计之,至少亦须余一幅。
买不起铜器的学者就根据拓本进行考证研究。如,江藩利用拓本考证《东眲尊》和《陈逆簠》铭文。
更重要的是,到了清代中晚期,铭文传拓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尤其是立体全角拓技术的出现。见上面六个图,就是立体传拓。
青铜器铭文拓片从宋代开始,一直到晚清,都是以平面传拓为主的。因为受青铜器器型大小的限制,有些拓片并不容易。晚清同治、光绪时期大金石学家陈介祺在《簠斋传古别录》曾经感叹说“器之难拓莫过于两《齐侯罍》”,实为经验之谈。
清代后期开始出现了青铜器形的立体传拓技术,也叫全角拓。立体传拓把青铜器实物的高、宽尺寸,事先准确的画在宣纸上,与实物大小无误。具体传拓过程中辅以素描、绘画、裱拓、剪纸等技法,拓法虚实并用,有很强的立体感。使得铭文和青铜器大致形状同时出现在同一张拓片上。这一技法的创始人,根据容庚先生的考证,创始人是晚清道光年间的马起凤。
陈介祺还发明了“立体分纸拓法”,即先将器身、器耳、器腹、器足等部位的纹饰、器铭分拓,
青铜器形《师兑簋》、《杞伯匜》、《者女觥》立体拓片
上述几个传拓技术中的要点,过去几乎是这门技术上的不传之密。由此可以看出陈介祺对于这门技术掌握的精湛。他的这些要点完全是出于保护青铜器的目的,尤其难能可贵。
著名学者纪晓岚也是乐衷此学的高手。根据李遇孙《金石学录》中的记载:
纪昀学问渊博,好金石文字,藏《华钟》,铭九十三字,其“周”字甚难识。程易畴定为古篆文“周”字。
整个清代写篆的名家倍出。如,丁元公、万承纪、叶封、王申、王铎、王澍、左宗棠、邓石如、孔广森、孙卫、孙延、孙星衍、华铨、许仪、来蕃、李根、李鲲、李汝华、李瑞清、毕宏述、周轸、周莲、周荣起、周茂兰、汤燕生、林佶、赵魏、赵之谦、邵潜、顾彝、顾蔼吉、朱大勋、朱稻孙、朱彝鉴、沈灏、徐朝栋、徐观海、汪珏、汪士通、汪由敦、胡钟、胡宝瑔、郑夑、管希宁、杨法、杨子兴、吴晋、吴均、吴育、吴昌硕、吴兆杰、吴秉权、洪上庠、洪亮吉、陈均、陈潮、陈奂、陈豫钟、陆鼎、陆绍曾、裘得华、蔡方炳、黄子高、黄文章、黄宗炎、董邦达、戴卧云、傅山、潘弈儶、翁陵、钱楷、夏之勋、曹德华、张惠言、张燕昌、屈培基、屠倬、倪稻孙、颜寅、程普、程恩泽、查仲诰、莫友芝等人。
程瑶田曾经评价吴兆杰的篆书说;
漫公由小篆而上溯之。至于大篆、古文、钟鼎款识之别于时代者,靡不遍观而尽识焉。既知之矣,又学而能书之。故他人之书由真、行而通于篆、隶,漫公书则滥殇于篆、籀已。
当时的著名收藏家和书法家赵魏,就曾把写篆和考证青铜器铭文结合起来。《清史列传》中曾评价说“所藏商周彝器款识、汉唐碑本为天下第一”。著名学者张廷济也曾在《清仪阁题跋》中评价他说“恪生深于碑版之学,篆、隶、真书具精,老有古法”。
除此之外,李瑞清也是一位由青铜器铭文而上悟大篆的著名书法家。他在自序中曾说“余幼习训诂,钻研六书,考览鼎彝,喜其瑰伟,遂习大篆”。在当时的古文字学家中,大多精于写篆。如,钱坫、黄易、瞿中溶、何绍基、吴大澂等人。对于钱坫,《国朝先正事略》中记载“献之工小篆,不在李阳冰、徐铉下。晚年右体偏枯,左手作篆尤精绝”。在《昭代尺牍小传》中曾评他的篆书为“本朝第一”。
何绍基曾经对写篆经委说明如下“余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故于北碑无不习”。
在这一时期最有名的写篆高手是邓石如。
邓石如像及其故居和作品
根据《清史稿•邓石如传》的记载:
又苦篆体不备,写《说文解字》二十本。旁及三代钟鼎、秦汉瓦当碑额。五年,篆书成。……石如篆法以二李为宗。
当时的高官如丞相刘墉等人,在见到邓石如的篆书后曾发出了“千百数年无此作矣”的感叹。学他的篆书的人,如,吴育、杨咏春、吴大澂等人,也是清代中晚期研究金文的著名人士。其它的写篆高人,如董金瓯。
不过,清代还有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官方制定了相关的法律,禁止民间盗挖三代铜器,见《大清律例汇辑便览》卷十四《户律·钱债》中的“得遗物”一条:
若于官私地内掘得埋藏之物者,并听收用。若有古器、钟鼎、异常之物,限三十日内送官。违者,杖八十,其物入官。
这就从法律上官方制止了盗挖铜器的行为。但是,在当时一物千金的情况下,全社会又沉醉在古铜器的收藏和研究风气中,这条法律能有多达效果就很难说了。
请见下表:
以上凡几十余器者一律以十位之说为计,数十器者按三十器计。上述88家共收藏了商周铜器2170器。而很多收藏家的数量并没有具体公布,只是说“收藏甚富”而已,比如吴大澂,但是我们依据顾廷龙编著的《吴愙斋先生年谱》中的考证和记载,一共是253器。因此,假如把《金石学录》、《金石学录续补》所记载的那些具体数字不确定的铜器收藏数量按照至少50器计算的话,那么整个清代内府之外民间收藏的商周铜器数量至少是3000器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