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的地方化——以无锡教育界为视域

02-13 次遇见

　　内容提要：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集中展示了新文化运动的制度之维，而此制度主要作用于教育界。以江苏无锡教育界为视域，可揭示五四白话文运动地方化的过程。尽管白话文观念在某些地方早已存在，但推行白话文成为国策，对地方而言仍有一定的突然性。而五四前地方教育界对国文教学实践与白话文价值的一般认识，使其对于白话文革新的理解在歧异迭出之余，亦在整体上呈现出某些倾向性。同时，表面空前剧烈的白话文革新，未能以行政强力保证其细致准确地施行，由此促成了地方内部各行其是的实践。经由地方能动性与制度的综合作用，趋新者设想的文言文与白话文并峙的过渡期，却成为五四后长期延续的一种常态。

　　关键词：五四新文化运动　白话文运动　教育界　无锡　钱基博

　　近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地方研究渐成趋势，研究视域不再仅从北京、上海等个别中心点向别地辐散，而是开始顾及地方自身视角。学者多以书籍史或阅读史为取径，论析地方知识人（包括新辈与老辈）获取与阅读书刊、接引知识思想的具体方式，以及此类接受行为在地方引致的结果。然而，在书籍与阅读行为以外，新文化运动尚有制度之维。在20世纪20年代初，时人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所指已有一些相近的看法，而白话文也几近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内容。后有论者断言，新文化运动的各项内容中“除了白话文成功以外，都没有什么成功”。此种对白话文的格外重视与对运动成效的特别肯定，显然有制度的作用——如胡适所言，1920年教育部通令国民学校改授语体文及后续的一系列改革，“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这次改制“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

　　胡适的这番话亦提示，在顾及白话文革新相关的制度之维时，尚须考虑该制度主要作用的界别——教育界。以往书籍史或阅读史视野下的五四时期地方研究，通常不甚重视地方人士相关的业界界别；而白话文研究则多在文学史或教育史等专门史视野下，尤重都市知识精英的讨论和教科书的出版，以及中央政策出台问题，至于地方教育界在此过程中的观察体验，仍有不小的发掘空间。

　　本文整合地方与教育界两个关键词，集中探讨白话文革新的落地过程。因须照顾相应的地方“前史”，而“后史”下限又不宜距五四时期太远，研究时段大致在1912—1926年，重点考察五四新文化初及地方的1919—1920年。选取江苏省无锡县，则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无锡向为苏南经济文化重镇，汲取外界知识信息，较之上海、南京等地无太多物质条件上的障碍。二是无锡在国家教育体制中地位寻常，在五四前该县的最高学府仅为省立中等学校，整体上依然是相对意义上的边缘。择取这样一个“相对”的“边缘”之地，便于集中考察制度与地方能动性的综合作用，进一步评估新文化运动的具体面相在个别都市以外伸展的“上限”。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无锡的新文化运动，已有研究主要围绕地方知识人个体的阅读史，涉及钱穆诸人。本文则较多涉及久居无锡县城的钱基博，因其五四前后在地方权力网络中的地位较高，下文对无锡教育界的呈现，大致以钱基博为线索，并论及其他一些地方教育界的要角。

　　一、 地方教育场域中的国文

　　在近代，无锡的地方教育堪称“江苏教育界首屈一指”。据称1922年左右，江苏省适龄儿童就学率约为17%，而无锡县的就学率超过45%，为江苏省平均值的近3倍。在人事方面，清末民初任无锡县教育会会长次数最多的侯鸿鉴（葆三、病骥）、清末至五四时期一直担任无锡“最高学府”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校长的顾倬（述之），堪称无锡县教育界的头面人物。在年龄构成上，民初无锡中小学校数理化等科的教职员多为二三十岁的新辈读书人，管理层及文史等科的教职员则多见老辈，但其间也能输入新鲜血液。如1887年出生的钱基厚（孙卿），因母舅的关系及与其他望族人士的交谊，在民初任县议员（属共和党）、无锡市（即城区）教育会会长，并于1912—1913年任县署学务课长，1914—1921年任县公署第三科主任。钱基厚的孪生兄长钱基博（子泉、潜庐）在地方也颇有声名，早年曾入江西按察使陶大均幕，并参与了无锡的辛亥光复，而其主要的社会事业，是在无锡及苏南别地（如吴江）中小学校任教。

　　钱氏兄弟早岁就学家塾，既无科举功名，也无海外留学经历。虽然钱基博在乡曾参与组织“理科研究会”，但其自行研求所得新学的水准，不宜高估；相对而言，传统的文史之学仍是钱氏兄弟的立身之本，而钱基博在“文”方面的心得与声名，更著于经史方面。早在清季钱基博已获文名，且钱氏内兄王蕴章曾在沪担任《小说月报》与《妇女杂志》编辑，这些刊物屡次刊出钱氏包括文言小说在内的文章。后来钱基博称自己唯“文事则差有一得之长”，“集部之学，海内罕对”，颇以文名自负。1917年，钱基博应顾倬等人之邀，成为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国文、读经及法制经济科教员，以授国文为主，其个人治学取向与社会网络相结合，使其得以在五四前后的无锡国文改革实践中扮演重要角色。

　　下面再看“学科”的在地情形。戊戌维新时期无锡已办有《无锡白话报》（第5期起更名《中国官音白话报》），主持该报的裘廷梁（可桴、葆良）曾主张一切行文主用白话，其态度之激烈，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人颇为近似。不过，裘氏的激进在当时无锡更像是特例，当年亦曾参与《无锡白话报》报务的侯鸿鉴、顾倬等人的态度则较为保守，而与国家制度规定大体一致，即文、白各司其职，白话文主要代表通俗、用于社会教育，而学校的国文教育，仍聚焦于训练学生的文言读写能力。

　　五四以前，无锡的教育层级基本是中初等教育。全县“最高学府”省立三师属于中等教育，其培养目标为地方小学教员，故此校也兼及中初等教育。据民初教育部规定，在初等小学和国民学校（共4年）、高等小学（共3年），国文课时的比例大致是总课时的1/4到近半；而在普通师范学校，该比例进一步下降，从预科的约30%降至本科第四年的6%左右。1917年无锡省立三师的一份课表则显示，校内国文占比整体略高于教育部的要求。

　　进而言之，在民初地方教育主事者的观念中，国文因关乎“国性”“国粹”，常有高于其他学科的地位。在教学实践中，亦如曾在无锡任教的吴江人盛兆熊（爱初）指出的，地方小学“算术尚在轻视之列，其所哓哓焉经日喋喋于儿童之前者，仅一国文耳；而儿童之所疲精劳神竭力以赴之者，亦一国文耳”。国文在地方公认重要，然而成效却长期不尽如人意。其中一个关键是，“横向”对比地方学校中的多数学科，国文可能是诸科中最受重视者；但“纵向”对比晚清“新政”之前本国之“文”占据教学核心的时代，原先习文的精力现又大部被别科分去，导致学生国文水准普遍下降。当时无锡的教育主事者并非意识不到这一下降趋势的“必然性”，但他们仍会在有意无意间突出今昔纵向比较，不甘于当前国文教学质量的低落。如省立三师校长顾倬，固曾体谅学生的苦处，以为“今日之师范生，或毕业于办理未完善之小学，或并未毕业，根柢既至浅薄，在校数年，统计国文教授之时间，既已甚少，而日日纷心科学，自修时刻，又不获增加，自非上智，收效之难，亦固所宜”。但在体谅之外，他又“以文学为各科学之中心”，主张理化等科作业亦须注重“文辞”，文辞在由“科学”教员修改后，甚至还须再交由国文教员批改，可见其主要关心的，仍是如何提升国文科的水平，即使因此大幅增加各科教员的工作量，亦在所不计。

　　而地方人士在改良实践中，也形成了一些旨趣方针，以尊重校中分科体制为前提，而凸显“科学”方法的重要性。钱基厚以“分科之学”理解“科学”，又将“科学”视作褒义的形容词，其在称许钱穆等人在无锡梅村镇的县立第四高小的教学成绩时言及，国文既入分科，自须采用异于往昔、效率更高的“科学”教授方法。在各校自行组织外，无锡县教育会刊物亦曾刊发会中同仁的问答，跨校分享方法经验。这些关于教学法的思路，常见两个原则：一是“实用”或曰“应用”，二是“自动”或曰“自修”。两个原则屡见于民元以来的教育部令，也为江苏省教育界（尤其是江苏省教育会）所力倡。但在无锡，地方能动性与制度要求、省教育会倡议的结合，却并未促成教学难题的顺利解决。

　　所谓“实用”或“应用”，便是强调在国文教学中避免“竞尚藻缋”，“一以实用为贵”，这正可应对“近世科学日繁，而文学不过一种”的局面。相应地，在地方教学中追求“实用”，往往会与追求“简易”、降低选文难度相联系。但是，对于中小学教育具体的难易程度，时人多系自行把握；而谋求“提高”，也是较高学级国文教学的应有之义。如当时的省立三师，毕业生不去教小学而是再升学的比例并不高，可像这样师资可谓“极一时之选”的地方中等学校，在一些人看来也理当要以“提高”为教学主旨。1914—1918年省立三师的国文科，在约半数情况下遵从部定宗旨，以清季民初的近世文为主，“渐及于近古文”，并不时表明“实用”“浅显”的选文旨趣。可在此之外，从“近世文”到“近古文”的这一制度规定的时间“倒序”，却时常被破坏。与校中不少新学学科采用上海等地书局的教科书不同，省立三师的国文科多用教员自编的教材讲义，而这也就规避了教科书需通过教育部审查的问题。在涉及唐宋诸家之余，教员选文范围屡屡上溯至汉魏六朝文及周秦文；钱基博1917年入职后负责的本科一年级国文，更是要着重学习唐虞夏商周代之文。

　　教授唐代以前的古文，甚至在低年级教授上古文，一定程度上或是因为古文达到这些教员感知中的合格标准，在教员本身看来并不甚难。民初省立三师的国文教员，有吴江人沈昌直（颍若）、薛凤昌（公侠）、宜兴人李希文（育斌）、武进人蔡钺（有虔）等，他们在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以前均已成年，似未接受系统的学堂分科教育；即使是相对最年轻的钱基博，也未进过学堂，早年亦以传统文史教育为主。自身未有长期分科受学的经验，可能会造成他们在实践“应用与根柢并重”的校内既定原则时，低估分科体制下“根柢”的学习难度。如钱基博一面反对文章使用“僻字涩句，谬为高古坚深”，一面却又认为《论语》十分易解，“明白如话”；他反对教员用骈体给学生作文下批语，却又声称小学生也完全有能力作赋，只是对于骈偶韵律的要求不必过严。

　　由于学习难度实际下降幅度有限，故仍有必要在时间上“开源”。清季以来，中央与江苏教育界力倡提升学生能动性的“自动”教育，这在国文教学中的反映，便是积极安排学生课外“自修”“补习”。教员开列的课外书目，难度通常明显高于课内，以缓解国文课内学习不足的问题。但是，对学生“自动”提出高要求，又基本未见具体的保障督促之法，该原则在实践中遂遭遇莫大的困境。如1918年夏，顾倬组织三师国文教员钱基博、沈昌直、薛凤昌召开“暑期国文研究会”，以求缓解毕业师范生任教各地小学时普遍遭遇的教学困难。同时又倡办“国文函授社”，由钱基博介绍的无锡县城人士徐彦宽（薇生）担任讲师，学生可以在课余向徐彦宽请教国文，也可以就徐氏所出题目作文应征。无奈学生们的“自动力”令倡办者大失所望，顾倬号召诸生应以“每日读文四十篇”的钱基博为楷模，屡次作函催稿，却应者寥寥。至1919年1月，因“入社人数至少”，国文函授社宣告停办。

　　综上，地方国文教育改良的原则方针，关乎制度要求与地方感知的教育趋势。但这些原则在执行中的因地制宜，却又往往意味着向度多歧的理解运用；地方教育界人士一直有意降低国文教与学的难度，但又需要兼顾“提高”诉求，其结果，便时常是在“制造”难度。这不仅是新旧观念的交锋与交融，更是理念与操作间联系与张力的表现。地方人士诚能普遍感到国文教学困局的存在，但各方形成的合力，却更像是在维持而非打破这一困局。

　　二、 变革初期的地方理解

　　由上文可见，在社会教育之外，文白问题很难说是民元以降无锡教育界的焦点议题。地方学校的国文科原先亦有白话成分，但集中于层级最低、普及教育意味最浓的初等小学和国民学校。1916年，江苏吴县人陈懋治在江苏首倡初小国文改国语科，其思路相当程度上即是本于这一现状。“近语”往往意味着“浅显”，涉及晚清业已发轫的“言文一致”观念。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白话文在地方已被“自然”地视作纾解教学困局的首选丹方，在求实用与谋提高并存拉锯的氛围中，白话往往仍被默认为较文言更低一等。如在1918年的暑期国文演讲中，钱基博声称中国文盲多是教育不普及本身的问题，与言文是否一致无关，绝不可以变更高级的文字来迁就低级的语言。

　　钱氏作此论断时，可能已对外界关乎白话文的讨论有所感知。1918年6月22日，三师部分师生举办首次“普通话”演讲，除鼓吹社会改良、传播科学知识外，还曾演讲“白话是否可代文学之商榷”“普通话之重要”等主题，此处“文学”当指“文言”。此外，据称在五四之前，受苏州省立一师附小编写白话文教材的影响，三师附小教员薛天汉、魏冰心等也力倡白话文，却受到三师校长顾倬及国文教员钱基博、薛凤昌（薛天汉之叔）的劝说、阻挠。到五四运动后，文白问题成为地方教育界的一个热点议题；然而此时讨论依然只是讨论，如积极支持白话的无锡县立高小教员周澂（哲准，江苏武进人）、潘渊（梓年，江苏宜兴人），便对白话文迅速全面的推广不抱乐观，称学生“是读书门第的多，家属是信仰文言的多”，“我们也就不能硬反众意去改用白话了”。

　　据此可知，推行白话成为国策，对于某些地方仍有一定的“突然性”。1919年10月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决国民学校尽用语体文；次年初，中央教育部决定从1920年秋季起国民学校一二年级改授语体文；不久又通告国民学校国文科改国语科，国民学校各科文言教科书亦在1922年前分期废止，全改语体文。其间，江苏省教育会对推动这一制度变革出力甚多；可是，省、县教育会在制度上并无隶属关系。如民初连任无锡教育会长的侯鸿鉴，甚至不是江苏省教育会会员；三师校长顾倬虽是省教育会会员，但在会中并无重要地位。结合教育制度变革，无锡教育界头面人物对于白话文运动，便存在以下理解：其一，白话文无疑居于所谓“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位置。如1920年，顾倬在三师校内演讲中明言，当前的新教育、新文化风潮“于高等小学及国民学校之儿童影响最大者”有二端，一为“（学生）自治制”，另一便是“语体文”。其二，无锡教育界本无紧密追随北京或江苏省级教育界所倡之潮流的人事基础，因此行政命令的分量更有“不得不然”的意味，在这些地方人物的表述中往往更重于北大趋新教授的言论，毕竟无论早先是否了解、认可白话文运动的相关舆论，他们都已需要直面白话文在地方学校系统内部落地生根的前景。

　　1920年2月，无锡县知事杨梦龄向江苏教育厅厅长胡家祺呈交无锡国文改授语体文拟订办法，并陈具意见。该办法意见系无锡县署第三科主任钱基厚所拟，而呈文中也提到，将由钱基厚之兄、省立三师教员钱基博编辑《语体应用辞典》及《文范》“以为研究之资”。7月，钱基博编著的《语体文范》出版，发行即为县署第三科，而据书中新撰文章所署时间，成稿约在该年四五月间。

　　1920年初教育部令所示的改革措施，直接针对的是国民学校低年级；由于这一层级教育普及意味最浓，所用教材原本“近语”，因此初期部令的变革力度不大。然而，变制发生于举国热议“新文化”、并渐以白话文为“新文化”核心内容的氛围中，有限的改革力度在时人观感中，尚可被认作更大变革的“预演”。对于“新文化（运动）”，钱基博自认立场并不十分保守，且因深度嵌入地方权力网络，而时常在肯定“新”之于“旧”的延续性的前提下，充当面向本地老辈与青年评介新说的角色。《语体文范》亦非特别针对某一教育层级，而是借机提出其对白话文运动的整体理解，“和现在一般热心做语体文的人，商量商量”。

　　《语体文范》编选的白话文门类，参考了曾国藩辑《经史百家杂钞》的体例，但未照搬文言的相关分类，而是尽力契合钱氏所认为的白话自身的文类状况。钱基博有意与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刘半农等作白话文的“新文化”名家“商量”，文间的白话夹注屡见溢美之词，多系与古文文法相通的文法评点，在文末则以白话集中进行批评。而新文化人着力标榜的白话小说也有陈列，但被纳入记载门的记事、写景两类，且选篇限于《红楼梦》《儒林外史》两种旧小说，至于鲁迅等人创作的、被誉为开创白话文学新局面的小说作品，则并未给予重视。

　　钱基博撰写白话文，曾引起地方保守人士“足下才能入古，何乃效之”的质疑。《语体文范》出版后，钱氏曾寄给时已常居上海的裘廷梁，但裘氏亦对该书不满，鉴于钱基博“在教育界里很有文名”，恐怕此书“影响不小”，裘氏稍后接连致信批驳，引发二人之间的一场论争。这场论争，主要基于《语体文范》对白话文的批评部分。钱氏自承他的批评并非文派相轻，“林琴南、姚叔节诸人的非难，是根据他桐城派古文家的义法；而今我非难语体文，却是根据着我日常做语体文的经验”。钱基博主要针对的是白话文在地方的理念与操作问题，据此，此番论争不只反映钱裘二人各自的新旧思想倾向，亦可反映出白话文革新初期无锡教育界理解的角度与程度。

　　事实上，当时文白之争看似激烈，但一些基本的定义问题却始终存在模糊性。如文言与白话的界限，始终聚讼纷纭；而始自晚清、盛于五四的“言文一致”一语究竟何意，时人也各有理解。新文化人对“言文一致”的态度较为暧昧，而大致在胡适撰写《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之后，一些同人便认为其口号乃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据此，胡适、罗家伦等均曾否认自己的主张是“言文一致”。但1919年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决案、1920年初的教育部令，却又明言“言文一致”，此应是指口说与书写均用“国语”，属于白话文运动与国语运动思路的融会。而在各方讨论中，不同的思路又似在说“同一个”运动，地方人士基于自身观察阅读的参与，则使此种状况更添“治丝益棼”之感。

　　具体到钱裘之争，涉及的一大关键是，五四前后提倡白话文者，一直面临现成的白话“不足用”的问题。若欲表达高深“学理”与彰显较高级的“美感”，当前的白话也必须加以改造。除却促使白话“欧化”与吸纳方言，在1918年，傅斯年已深入讨论过“文词”入“白话”的可行性，此后引文言入白话的一般思路，就是行文大体必用白话，而不排斥掺入不甚冷僻的文言语词。然而，一方面文白二元对立，成为五四之后传入地方的常见论调；另一方面，新文化人着力否定的“文言”研究应专指通篇“之乎者也”的文言文，还是包括了“局部性”的文言（“文词”与文言短语等），在倡言与传播中也鲜少明确。而当前尚须（局部性地）援用文言以济白话文之穷这一点，正可被另一些人视作白话无法取代文言的明证。钱基博即在所选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一文之末所作的批评中称，此文虽大体属白话，但“也着实带文言的色彩”，其中有些“竟是不能用白话写出来，不能不夹着文言”，这一点正可印证白话文实际无法像胡适自己主张的那样取文言而代之。

　　而如前述，钱基博对过于艰深的文字亦向来反感，他在五四以前的允执厥中之法，与不少自认不甚顽固的教育界老辈及杜亚泉等报人类似，在于提倡所谓“普通文”。“普通文”本来是教育部的主张，大致是不甚古奥繁难之文言的同义词。1919年暑期，省立三师征集附小及毕业师范生任事各校之国文成绩举行展览会，由钱基博总评，其中他便提到“普通文”介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若写得好，便既无“贵族文学”“古典文学”之嫌，也“不致兴老师宿儒‘斯文将丧’之叹”。普通文可用于官方文告、新闻小说，且较白话文更形简洁。在援引早先的部令以外，钱基博还举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他曾向一位商人朋友推荐《时事新报·学灯》中的议论文，商人答称，《学灯》中“多白话文，棘舌刺眼，不如《时报》《申报》之一气读下，明快便易”。商人似未明言个中原因，钱氏则由此推断白话之《学灯》不如文言之《申报》《时报》“明快易读”的两个理由：一是白话难以表达“理之深奥”；二是《学灯》之类的白话实是基于官话标准的白话，而在苏南这样的方言区，语法、语助词均与官话不同，官话白话对“普通人民”“反不如普通文之循口顺诵，不限于方隅”。

　　这段对“普通文”与“白话文”的评价，与钱氏此后在《语体文范》中对白话文的质疑理由大体相通，可证钱氏对于白话文表达“高级”事理的可能性，向来缺乏信心。除却向来对文言的熟悉与偏好，这可能关乎其对外源性思想学理本身可以“高深”到何种程度的估计。当时北大的趋新师生改造白话，目的之一正是要使白话文能够表达较高深的“逻辑”“哲学”与“美术”；而今人的一些研究亦表明，近代以来文言在译介西方学理与文学书籍时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转用白话文则可另辟蹊径。但问题是，一方面，即便对西学的了解有一定深度、切身体会到“译事之难”者，也不见得必会支持白话文（如严复）；另一方面，多数在文化养成阶段及之后的人生中主要阅读片段性汉译文字、对西学原典接触有限的读书人，恐怕更难意识到此种困难的存在。如为《语体文范》作序的上海《小说月报》前主编恽树玨（铁樵，江苏武进人）即认为，以骈文翻译西书，亦可顺畅无碍；而钱基博这样的地方读书人虽能看到当前白话的“不足用”，然而却也很难理解文言在表达外来学理与文理上更深层次的“不足用”。

　　反之，裘廷梁对《语体文范》的批评，重点却也是在“文”的社会应用层面。他视文字为求学的“器具”，称文言像“金类的鼎彝”，白话像“磁类的壶碗”，强调壶碗比鼎彝实用，而白话文应该也能够变得高级这一点，裘氏似未予以重视。而此时无锡中初等学校中支持白话文的师生通常也是就白话文入门更易、更为实用立论，有人且以宋儒语录意在“新民”，来证明推行白话文就是要“使得老妪都解”。至于白话文比文言更“美”或更“深”的可能性，则并未成为地方读书人思虑的重点。

　　此处进一步涉及的问题是，钱、裘二人自身的身份定位，与设想中白话文在地方的主要施教对象。这些身份定位，关乎其时新文化人力倡的“平民文学”一语。钱基博强调，“文字革新”不能只靠“几个大学学者”的“放言高论”，“还要靠着我们中学以下的多数国文教员，实施国文教授的人，实地的实验，虚心的商榷，或者有些希望”。他区分“我们”地方教员与“他们”大学学者，称后者虽然“树着一块‘平民文学’的招牌”，但“天然与普通一般平民是不切近的”。“他们”大学学者可以用“平民文学”“哄吓”北京城里的教育总长，“我们”却“不能拿来搪塞学生家属的责备”。他指责蔡元培、钱玄同因为高高在上，严重低估小学生的国文学习能力；而相对新文学家在提倡“平民文学”时却使用“中国官阀的一种话法”（即官话），钱氏特地将1917年收集地方里谚和歌谣的暑期学生实践成果附在书后，“供研究平民文学的材料”。

　　而地方教员身为“秀民”，地位、见识高于一般民众的意识，亦为钱基博所坚持。其设想的白话文施教对象，实际主要是异于校外民众的学生；他也顾及“社会”“普通人民”的态度需求，但他通常凸显的是社会阶层偏中上的学生家长——即身为地方学校（尤其中等学校）教师“对口”接触的“社会”民众类别。部令下达后，钱氏已不反对白话文在学校体制中的存在，曾在校内组织本科生讨论白话文作法，对于学生指出的一些旧文学的缺点，也能大体认可，并将其公布于校友会刊物。只是他在著作与引导学生讨论时，强调凡是“文”便须注重章法与修辞，这却被裘廷梁指为“文章家”趣味的表现。相比之下，裘氏较多沿袭其在晚清时的启蒙旨趣，所谓“社会”通常泛指全体或“多数”民众；至五四时期，裘氏所言的“多数”已经包含多数校内学生，但多数学生与校外民众对白话文的需求差别则非其关注重点。他强调只有专研（狭义的）“文学”者才须关注“美”的问题，而这又忽略了钱基博作为地方中等学校教员的身份及相关的教育需求。中等教育在地方实已属于“精英”教育层级，教学虽不及大学研究精深，但也确有在“文”之表现力上“提高”要求，这一要求且不宜被别科智识提高的要求覆盖。

　　关于方言与官话的难易问题，钱基博认为白话文与文言的学习难度相等，甚至白话文会更难学。主要因为无锡属于南方吴方言区，故“教白话文，不可不先使之略知官话”，这就意味着在苏南“教白话文之费事，或且甚于普通文”。后来，他又援引南京高师教授陆殿扬（步青，江苏吴县人）的说法，称文言文不会掺杂土语，故而易懂。

　　钱基博的这一论断，多少是将白话文“入门”的难易与按学校国文教师期许“写好”的难易混为一谈。就“入门”难易而言，今人业已指出，晚清白话报除谣讴以外，多半使用官话白话而非方言；尽管江浙吴方言区有自己的方言文学传统，但晚清以来该区涌现的白话报刊大部分使用的乃是官话白话。大而言之，五四之前可以通行中国各地之“文”，不仅指文言文，也至少包括一部分主采官话语法的白话文；而默认官话白话文在表达浅显的思想与在转译口头方言上比文言文容易，也几乎是晚清以来意在“启蒙”普通民众的白话文运动的一大逻辑前提。据此，钱基博似是放大了方言土语在白话文中的存在，高估了官话白话文“入门”的难度，也几乎是在质疑晚清白话文运动的逻辑前提，这自然是裘氏难以接受的。在第一封复信中，裘氏甚至认定钱基博是受了什么“刺激”，“人人都知道的白话比文言容易做，改用白话，是大多数人的便利，你都不信”。在第二封复信中他又劝告钱氏要多“替别人想想”，意识到四万万人不都是有钱氏一样的“天才”或“境遇”；对钱氏语体文和文言文难度一样的论点，裘氏大呼“稀奇”，字里行间，颇有指斥钱基博“不可理喻”的意味。

　　总之，在此番辩论中，钱基博在一定程度上混同了白话文“入门”的难易问题与“提高”的必要性问题，同时又对白话文提高的“潜力”缺乏信心；而争论的另一方，也对白话文“高深化”的潜力缺乏探讨。双方的相近之处是都顺延了晚清既有的观念，白话文依然被默认为难以变得“高级”——只是一方认为“高级”是“文”之教育理所当然的努力方向（文言应比白话“高级”，故“文”之进阶，正常仍应是从白话进阶至文言）；另一方认为“高级”意味着专属于少数人，而教育更应考虑大多数“民”的便利。而白话文“高深化”的潜力优于文言，故而普及文化与提高文化两方面的价值均优于文言的认识，正是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重要新意所在，以及他们乐观精神的一大源泉；无论相对激进还是保守，关切无锡地方教育的人士起初均缺乏此种认识，遂促使此番白话文运动的“落地”过程，具有了更多的以新风潮助推旧思路的意味。

　　至于地方争论双方共性以外的种种“曲解”，当时有制度性的“修正”手段，但此类手段通常也未能向地方教育界充分说明白话文求美求深的潜力。钱基厚所拟由无锡县知事致江苏教育厅的呈文，与其兄观点相近，而江苏教育厅厅长胡家祺、省长齐耀琳并未察觉该意见有何不妥，且将呈文分送各县及省立师范，以资参考。直到呈文交到教育部所属的国语统一筹备会，文中内容才遭到了逐条批驳。这些批驳与裘廷梁的看法相近，如对于所谓普通文与语体文难度相近的论调，驳称语体文显然较普通文易解；对“先普及口说国语，才能言文一致”的观点，驳称国语教育也在推进中，且官话白话文“各地之人能解”，推行国语亦非以废除方言为代价；对于文言较白话文更“简易”之说，则驳称若以“简洁”而非“简单”理解“简”，则“简”与“易”是两回事，文言过“简”，反而会导致学习“不易”。

　　之后，这一辨正态度以部令形式下发，以图消除《语体文范》在东南地方造成的消极影响。只是揆诸后事，此番在新制“落地”初期发生的争辩，并未导致真理越辩越明，而可能仅仅是冷却了钱氏兄弟本就不甚高的研讨白话文的热情。此后，在经过中央“辨正”的问题上，他们依然坚持己见，这也继续影响到了无锡地方的白话文实践。

　　三、 新界线的生成与延续

　　在1920年变制后，白话文与新教育风潮进一步结合，教育部推出了一系列的后续措施。至1923年，教育部颁布了新学制下的中小学各科课程标准纲要。其中“国文科”多改“国语科”，而主用白话与主用文言的分界大致定在初级中学阶段。不过，部令并未配套具体的实施细则，也缺乏各级行政部门的强力保障。此外还存在理解问题，如上所述，无锡县知事、江苏教育厅厅长、江苏省省长等各级官员，对此变制命令都不见得有多理解。正如钱基博所称，教育部“冒冒失失的”下一个“语体文实施”的令，可是也“仅能”下达这样一个原则性的命令。

　　这种情况，亦可能是国家顺水推舟的“无意”。新课程纲要以1922年明文规定“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的新学制为基本背景，地方对制度的斟酌余地，相当一部分正是制度本身所赋予的。而上文论及的“辩驳”行为，并无太多强制力，各地的被驳者或不知驳斥意见的存在，或知晓此类意见但仍不理解，或理解了但仍坚持前见，因此某些在新文化人看来已被“驳倒”或不值一驳的观点，在地方实践中仍能持续造成影响。例如，身为1920年成立的无锡国学专修馆馆长的唐文治（蔚芝，江苏太仓人），至1923年左右仍以“白话与文字必不能合而为一”、国语难以定出“标准”、白话文“戕贼本国之文化”为由，主张“严行禁绝”白话文，而国专中的教学，亦无甚疑义地奉古文为正道。

　　而相对江苏省教育会领导人认为新学制采用“纵横活动主义”，“其妙处几等于无学制”，无锡教育界的某些人士则从另外的角度理解这种制度允许乃至放大的地方能动性。早先三师校长顾倬在面向该校毕业生的演讲中指出，国家鼓励地方自行摸索革新，等于是在师资、教材均不到位的情况下拿学生做试验，即使三五年后能有“标准语模范文”，但此三五年中“全国儿童所为牺牲者，殆已不知凡几”。因此，须以另外的方式发挥能动性：一方面，师范毕业生务必研习普通语和语体文；另一方面，国民学校一二年级改语体文“实际能否励行全国，要在不可知之数”，因此“与其不能而牺牲无限之儿童，毋宁暂缓而违背部令，问之良心较可以自安”。即地方不应“放任”白话文的依令推行，地方能动性的发扬，正是对来自中央的“乱命”聊作“补救”。

　　其实，20世纪20年代初教育部也认可沿学级增高，白话比重递减，甚至中学的较高学级依然主授文言，这可能是有鉴于预计中的地方阻力。制度设计上的暂时性妥协与某些地方人士的“补救”倾向结合，往往意味着延续变制之前的一些看法与做法。如1920年刊出的江苏省立三师附小国文部研究报告，仍称国民科不宜尽用白话，读法“首宜授以与语言一致之简单文字，渐授以简易之普通文及应用文”。在高等小学更须讲求“文学‘美’之意味”，“‘美’之意味”即由文言来保证，钱基博的三师国文讲义中开列的高小国文教材目录，注重引发“儿童兴味”，但选文均为文言。至于正式部令，有时亦被地方人士选择性地引用。在一份向安徽滁县教育会介绍三师国文教授状况的报告书中，钱基博援引了1912年和1917年教育部制定的师范学校规程，却未及1920年推行语体文的部令，以证校中“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的合法性。这可能是稍早三师国文的状况，但该文发表在1922年无锡县教育会年刊，或可表明钱氏认为这些部令仍未“过时”。同在1922年，陈纶出任三师校长，钱基博升任教务主任。1923年秋钱氏转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师，但仍在无锡三师授课。在三师的国文教授中，钱氏涵纳了白话文的内容，唯其着力重点仍在文言。而对于经胡适改订后加强了“国语文学”比重的高中国语课程纲要，他也着重阐发其中练习文言的内容，彼之“过渡”方案，在此依然可为文言价值长存的确证。

　　当然，中央政令亦可被理解为对于变革大方向的“预示”，促成白话文真正成为地方需要接受的“大势所趋”。1920年初，江苏省教育会致函本省各师范及附小，引用1919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决的推行国语案，成立“国语研究会”，组织各师范及附小教职员到会传习。在无锡，由县公署及省立三师等牵头，县属市乡亦纷纷组织国语研究会、国语讲习所等，据称一时间听者甚众。在校内，1920年春假返学后或秋季学期开始，无锡的小学也推广了听说读写各层面的白话练习。

　　在地方，小学白话文革新围绕制度要求在摸索中前行，而在其他教育层级或场合，基于书刊信息的流通，不少青年师生也坚定了白话文代表文体改革方向的判断，对革新内容的理解也逐渐接近都市的新文化人士。1920年，三师学生负责的《弘毅日志汇刊》已登出一些白话新诗，但注重“社会性”或“应用”价值，而较忽视对“美”的追求。后来在《弘毅月刊》等校刊中，学生虽然依旧通过白话文关注社会问题，但其白话文已渐有求美求深的意识。1922年9月起，《无锡新报》创设由钱基博主持的《文学月刊》与《思潮月刊》两个副刊，刊中多用文言，偶见白话。同月创刊的《无锡新报·星期增刊》，则与之形成对垒之势，曾登出钱玄同、周作人、梁实秋等名家的白话作品，此外刊载的多是居乡或外出求学（多在上海、南京两地）的无锡青年的白话文论、小说与新诗（包括自作与译作），反映出编者、作者对文学研究会与革新后的上海《小说月报》的旨趣较为熟悉。

　　其中，曾为“文学”下定义的县立高小教员潘渊，在1922年11月《星期增刊》的文学专号中登出一篇长文，批评钱基博在该年三师暑期讲习会上题为“我之中国文学的观察”的演讲，其间针对钱氏的几条文学史性质的判断，如认《尚书》为古白话文，《诗经》为古白话诗，“文言创于老子”，“《论语》属于文言”，“孔子作而文言兴白话废”，“欧西各国语不同而文同”等，一一驳斥，指其判别文白标准混乱，且又缺乏历史证据，属于臆断。钱基博对这些质疑并未做具体回复，而是引经据典，大力论证对方不应剥夺自己在文白优劣问题上持异议的自由。钱氏自居持“异议”者，似是默认当下的“主流”已在鼓吹白话文一方。而《星期增刊》后续对《文学月刊》的批评，也颇有自居“多数”以批评“少数”的意味。有作者固然“佩服”钱氏对现代思潮有所采纳，但认为《文学月刊》内容过时，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投稿者太少。此文作者自认并非极端趋新，但钱氏这种基于五四前的认知形成折中观念的人士，也已在“多数”地方青年的对照下，成为外于“现代思潮”的“少数”。

　　地方文白之争亦有激烈的表现形式。一种是与国共两党在无锡的发展有关，通常是将文白问题与针对地方既有权力网络的斗争联系起来，地方激进青年对文言的攻击常与对中老年“士绅”的攻击共存伴生。另一种则表现为教育界内部的激进与稳健/保守之争。受到制度的肯定或激励，在政治上并不激进的一些教育组织，在文白问题上却持续表现激进。如由江苏省教育会重要成员俞子夷、吴研因（新学制小学国语科课程纲要起草者）等发起成立的“江苏省立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成为无锡提倡白话文者的有力“外援”。1925年年末，江苏师范附小联合会在无锡召开大会，合议取缔文言教科书办法。据称顾倬到场劝说，称小学不应废止文言，但未获响应。复经俞子夷等提议，会场当众焚毁了三师附小捐出的约200册旧文言教科书，被人戏称为“秦始皇后之第二次焚书”。之后，顾倬、侯鸿鉴、钱基博等以县教育会与劝学所名义，邀附小联合会主事赴宴，席间侯鸿鉴等再论文言绝不可废，后经无锡县知事调停，双方未当场发生冲突。到这时，至少无锡城区的小学似已普遍采用上海等地出版的白话国语教科书，顾倬、侯鸿鉴、钱基博等虽有保留意见，但对于无锡风气开通之区初等教育层级白话文的普及态势，基本已无能为力。

　　上述变化，整体上是制度变革加强了思想文化风潮的“扎根”能力，使白话文得以在地方学校系统中立足。不过，在执行中很大程度上仍要靠自行摸索，产生的种种乱象也难以及时得到解决。其中，国语、白话文的口头与书写教学如何结合的问题，似乎尤为突出，因“言”与“文”的改革双管齐下，一些学校听、说层面的国语教学须在课外进行，推行白话后课时紧张的问题，依然未得缓解。改革任务繁重，然而成效却不佳，一些地方教育界人士遂希望国家与官方更强力地介入。如顾倬在三师校内的演讲中，曾提出即便要在学校推广白话文，也要“由中央政府，组织国语调查会，调查各地方言，而决定一种最通行之标准语，颁行海内，设立传习所，强迫全国师范学校之学生，及各地方中小学校之教员，以操同一之语，作同一之音”，即由国家主导，“先语后文”。1922年他又指出，在国语推广中教育部向省、省向县逐级推卸责任，部办、省办国语传习所“为期至短”，县办者“尤短”，大都仅为“涂饰门面”，国语音标读法确否“在所不问”，而国语语典至今无善本，官方执行力如此低下，“岂真以《水浒》《红楼》为度尽金针，可一任小学教员人人之自习乎”？他虽主张在中央下达“乱命”的情况下，地方要尽力补救，以减少学生的“牺牲”；但国家、官方的强力角色，却依旧不可或缺。

　　1923年，有人在《无锡县教育会年刊》发文，指出江苏省内师范大都将国语科“视作部令式的技术科，虽列此科，却不能与别科并重，甚或有不设此科，看作无足轻重的”，“不设此科”当指仍设言文分离的“国文科”，其中，“国语”在听、说层面的推广问题更大。而省内中学对于“国语”更是“几乎是十九不加注意，尤不如师范学校之稍有研究”。至于小学，则“因教本和教师的缺乏，不能根本改革”，只能教出“非驴非马”的语言。对此，作者一方面建议“现代文学家”在文白问题上不要太过操切；一方面又着重建议官厅须“彻底觉悟，严定考成”，督责地方教育界厉行国语，教员上课、官场谈话、洋人来华都要责令使用国语，如此实施十年，方有真正改良的希望。与顾倬不同，该文作者明确支持白话文，面对成效不彰的局面，更是大力呼吁“以国法易风俗”、全面动用行政强力。但在声音储存与广播设备远谈不上普及的20世纪20年代，广泛的语音刺激困难重重，此种较书面白话推广所需程度更高的行政强力，也几乎不可能实现。于是进展迟缓的听说层面的国语推广，尚可被偏保守的地方人士用以佐证言文“不可能”一致的既有判断，从而对地方白话文运动持续造成消极影响。

　　概言之，截至北伐成功、江南易主之前，在无锡教育界，白话文主要实现了在学校教育系统内的“立足”，而难言确立了优势地位。尤其在一些较高也往往被认为仍旧属于“精英”教育的层级，文言的重要性甚至主体地位依然难以动摇。新的文白分界线得以在地方生成并延续，这很难说是某一方有意安排出的“理想”局面，而是一种在制度与多向度的地方能动性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各行其是的状态。无锡国专馆馆长唐文治坚决反对白话文，在国专校内尚可专攻文言；而无锡面向普通民众的社会教育，白话文的使用向来无碍；顾倬、钱基博等原则上已不反对白话文入校，但主要致力于文言能力与价值的代际传播；地方青年师生中，有坚决主张白话文者，也有视文白之争为无谓者，这种部分肯定文言的态度可以理解为折中，但折中的具体表现又异于钱基博等。大体而言，据1926年无锡的教育调查，白话文在当地小学中的主体地位似已稳固，只有少数人称教学中是“文语并用”或纯用文言，另在乡村地区依然难以推广语体文。而在这一年，尚未改办新制中学的省立三师，入学考试不仅考查通篇文言译白话，且考查通篇白话译文言，要求小学生不仅具备句读与读解文言的能力，还应具备文言写作能力，其对文言水准作为更高学级门槛的坚持，堪称一以贯之。

　　结语

　　本文力图展示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地方化的动态过程。现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仍多着力于当时书报言论本身的内容与传播，此番结合“言”与“行”的考察，或可借以在制度化实践的层面进一步评估新文化运动能够达致的影响限度。

　　有研究者指出，五四文学革命可被视为“把不同的思路捆扎在一起的绳子”。本文借用这一譬喻，是指晚清通常区分“我们”士大夫和“他们”普通民众的白话文运动，与胡适等人的白话文运动思路存在差异，但都被视作白话文运动；国语议题与白话文议题相关而不尽相同，但也常被晚清到五四的时人混为一谈。胡适、罗家伦等有意与“言文一致”的口号保持距离，但1920年引发整个教育系统改革的教育部令中却赫然写着“言文一致”。胡适诸人有时会将此次变制据为己功，但有时又认为此种变革并非他们所倡的“国语文学”的思路，而只可算是晚清白话文运动思路的一个延伸。

　　大都市以外的地方对于五四时期白话文的理解及相应的实践，则令白话文运动的整体面貌更趋复杂。不过，这样的情形不宜一味归因于地方接受知识信息的客观障碍——如前所述，无锡这样的地方接受外部新知新潮的物质条件颇为优越。故此，白话文的“落地”普遍伴随着（在新文化人眼中）被“打折”、被“扭曲”的情况，尚须着重从“地方能动性”的角度予以理解。

　　此种能动性也不纯是出于主观任意，而是关乎地方权力网络、学科教育实践、文白议题在此类实践中的地位，以及地方人士对于制度的总体应对方式。大致来说，民初以来地方教育界甚为重视国文教育，又常以为国文成绩不彰，但在五四前，主用文言与主用白话之间的界线基本仍在学校教育系统的“入口”处，也即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的位置。换言之，普遍意识到教学困难、人心思变，不等于会“自然”地统一朝着后人所见的特定方向变；以白话代文言的思路在某些地方虽已存在，但缺乏源于地方本身的普遍化动力。

　　据此，1920年推行语体文的中央行政命令，对于地方而言或仍有一定的“突然性”。而教育部令的措辞旨趣混合了国语运动与更“新”的白话文运动的思路，地方教育界对此番革新的理解更不免歧异迭出。再进言之，这样一场表面空前剧烈的文教革新，却又伴随着维持、扩大地方能动性的规定。这原应是为鼓励地方自行探索具体的革新之道，但事实上，这也允许乃至鼓励了阻遏革新的地方能动性之发挥。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教育界人士在根本上倾向于轻视制度的作用或官方的角色，相反，制度与官方的作用通常被认为不可或缺，只是面对各自观念中官方作为的“应然”与“实然”状态之间的张力，地方人士或强调地方的自主空间，用于探索具体的革新或“补救”之方，或因手足无措或某方面成效不佳，而呼吁国家细化政策、强力执行。多方合力的结果是，教育部国语统一会等中央机构仅能提供辨正意见，地方上的歧异难以“自然”消弭或走向融合，而是化入了各行其是的实践。一方面，趋新者利用这一制度变化指示的变革方向，巩固了白话文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具有“过渡”意味的、在高学级保持较高比重文言的制度设计，在一些地方人士看来恰可证明文言仍比白话“高级”，价值足堪长存，文言文在地方也保有至少不小于、而时常更高于制度规定的生存空间。

　　质言之，文白议题属于乍看逻辑简单、但内里思路实际相当复杂的一个议题。而从整体上看，新文化人提倡精英与大众均用白话文，不等于认为当前白话文已然足用；白话文不单“需要”在“提高”意义上的改造，且“能够”如此改造，这一逻辑起初在地方并没有太多的理解与应和者。地方上更多是顺延了晚清时的思路，以为白话文适于社会应用与教育普及（施教对象则已明确包括校内学生），如此不免忽视白话在“提高”方面的潜力。新文化人所掀动的风潮，开初多是作为将晚清的旧思路顺延并普遍化的“助推器”，而为地方趋新者所接受。之后，白话文求美求深的潜能，才渐为部分地方人士所认知。然而，在部分地方读书人“吃透”外界重视“提高”不亚于“普及”的具体思路之前，文白二元对立的观念已然“落地”，偏好白话与偏好文言者在此之后，也再难有合作无间、共同细致研求言文改良的意愿与可能性。

　　新文化人曾根据“教育制度是上下连接的”一则判断，期盼“牵一发而动全身”：“第一二年改了国语，初级师范就不能不改了，高等小学也多跟着改了。初级师范改了，高等师范也就不能不改动了。”断然变革可以打破无从下手的僵局，唯“断然”在当时情况下，又易于促成壁垒，或者强化某些阻力，影响改革的推进与深化。实际的结果，是白话从地方学校系统的“入口处”涨到门内后再未退出，主授白话与主授文言的界线大致在小学高年级与初中之间浮动，但白话从未有望将文言完全“淹没”。诚然，因文言被从低学级“釜底抽薪”，学生文言功底将一代不如一代，文白之间的势力消长会持续向有利于白话一边变化；但这一进程是缓慢的，其中地方与制度因素的综合，对这种“慢速推进”的状况存在未可小觑的影响。

　　据此而论，恐怕不是古文在国民党掌权后“死灰复燃”，因古文即便在地方教育系统内也从未成为“死灰”；原先新文化人希望不会太长的文白“过渡”期，其实成为五四延至国民政府时期的一种常态。至20世纪30年代，对语文教育质量低下的批评声浪不断，但或归咎于未臻完善的白话，或归因于未予灭绝的文言，各方开出的“药方”依然可能截然相反。当时，学校中白话文的比例继续有所增加，但从初一到高三，语体递减、文言递增以至成为主体，仍系制度要求并常见于苏南与无锡地方中学的课表。而已不再在锡邑担任教职的钱基博，在任教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时编撰的《国师文范》中也再次抬出部章，以白话文“照教部规定，初中已告段落，而高中以上，即渐注重文言”，佐证选文主采文言的合法合理。到这时，文白之争的终局仍未可确知，此问题实际一直到民国完结后，方才有了一个足够确凿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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