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时日宜忌文书之思想主题探赜

　　（二）阴阳五行思想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明确展现了阴阳五行说体系：“第一，将阴阳、五行、四时等几个方面圆融地整合为一个体系；第二，以五行相生涵摄五行相胜，形成‘比相生而间相胜’的生克系统，对此后的五行诠释影响极为深远；第三，在天人相应中阐释中和之说，可与《中庸》中的许多说法相对照。”有学者认为，“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各个思想体系的活的灵魂，一些观念只有与其结合，才能产生经久不衰的活力，才能融入中国文化的运行机制之中，并达到并行不悖”。汪晓云也认为：“‘阴阳五行’实为中国古代自然、宇宙、社会、伦理、宗教、政治之核心，以‘阴阳五行’‘以气寓道’ 为基础，中国古代天文、地理、方术、术数等皆根植于‘阴阳五行’……文献愈古老，‘阴阳五行’ 愈隐晦，作为中国古代学术之本的阐释学，从根本上说乃是‘阴阳五行’‘以气寓道’的阐释。”

　　敦煌写本时日宜忌文书作为占文的一种，自然是脱离不了阴阳五行思想。唐宋之际，敦煌民众运用阴阳五行的思想去选择修造的日期，运用阴阳五行的观念去治病求药，运用阴阳五行的配合去选择发兵动马的时间，如P.3594《阴阳书残卷》：

　　宫徵羽三姓，上利西南，下利东北，三月、九月墓月，辰戌为墓时。商角二姓，上利东南，下利西北，六月、十二月墓月，丑未时为墓[时]……宫家，金火日吉，水木。商羽，土日吉。角，水火日吉。徵，木土日吉。羽，金木日吉，火土日大凶。

　　这段占文中，“上”与“下”相对，“西南”与“东北”相对，“东南”与“西北”相对，宫、商、角、徵、羽分别对应土、金、木、火、水，阴阳五行思想随处可寻，占断也由此衍生，如宫对应的五行为土，而火生土、土生金，故而对宫家的占断是金火日吉。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思想的结晶，也是占卜术的基础，又如P.3081《七曜日吉凶推法》中载：

　　蜜日得病轻，八日内危，宜服白药，于东方上取尘及药吉宜设祭先亡吉。莫日得病稍重，十四日内死，不死宜服黑药吉，祀嚮月神吉。看病。云汉日得病极重，宜速救之，须服赤药，宜向西南取□及药吉出血宜祭火神吉。嘀日得病严重，十四日内差，宜服黑药，正北求□及药吉。宜祭河伯将军水神吉。郁没斯日得病，不轻足忧，须服青药，宜于正东求□药吉。宜求家亲先亡吉。亦宜求九子母吉。那颉日得病，恶，为邪鬼所着，难差，宜白药吉。鸡缓日得病，唯重不死，宜取僧□及黄药吉。宜求本命□君及北斗吉。

　　这里运用阴阳五行学说来进行疾病的占断。在阴阳五行学说中，五色与五行对应，青为木，赤为火，黄为土，白为金，黑为水；五色与五方对应，青为东，赤为南，黄为中，白为西，黑为北；五色与五脏对应，青为肝，赤为心，黄为脾，白为肺，黑为肾。占文中对疾病的占断依据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合则安康痊愈，不合则疾病乃至死亡。比如，云汉日属火，与火对应的是赤色和南方，所以宜向西南取赤药服用，祭祀火神为吉。这种方法在运用中，有时还与干支相配合，甲、丙、戊、庚、壬为阳，乙、丁、己、辛、癸为阴，甲、乙为木，丙、丁为火，戊、己为土，庚、辛为金，壬、癸为水，子、寅、辰、午、申、戌为阳，丑、卯、巳、未、酉、亥为阴，子、亥为水，丑、辰、未、戌为土，寅、卯为木，巳、午为火，申、酉为金。占断方法依然是遵循阴阳五行的调和，顺则安，逆则恶。此类内容在文书中比比皆是，可以说，阴阳五行思想早已潜移默化地渗透在时日宜忌文书的各个角落。

　　由于政治的影响，中国古代阴阳五行的顺序有所不同。阴阳，阴在前而阳在后，但乾坤却是阳在阴的前面；三纲中，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故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然而，时日宜忌文书为民众日常占卜之用，没有强烈的政治性，阴阳五行的出现皆服务于事象的占断，往往是交融在一起的整体，并不计较所谓的主从与顺序，如“失物者，若午未辰时失牛马猪可得，男女共取，向北将去，怠取不得”等等。

　　（三）社会伦理道德

　　先秦百家争鸣，中国社会伦理思想有着明显的主体自主性。秦国商鞅变法后，国家重法治，法家学说地位上升，否定儒家重道德、轻名利的道德规范体系。从出土的睡虎地秦简《日书》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很少见到信、恭、友、爱等体现儒家道德伦理的文辞，而大都是讲一些神祇崇拜与祈福祭祀等等，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如《日书》乙种第七《祭祀篇》：“祠：祠親，乙丑吉。祠室：己卯、戊辰、戊寅，吉”。可见，社会伦理道德对时日宜忌内容有一定的影响，相应地，从文书中也可以透析当时的道德伦理规范体系。从这一角度审视敦煌写本时日宜忌文书，不难发现以下几点：

　　第一，妇女地位提升。

　　宗法社会里，人们一直倡导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不平等家庭关系，整个社会对妇女的尊重也相当不足，女性地位一直较低。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辉煌时期，社会风气较为开放。唐开国伊始，由于受长期受胡人影响，女性所受约束较少，妇女的地位也就有所提升了，在家庭中，在政治舞台上，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首先，文书对女性关注的程度有所提高，多次出现有关女性吉凶的占断条目，如 P.3281 《六十甲子历》：“壬寅，裁衣冠带吉。洗浣衣吉。女忌辞故衣冠带。”子历》：“壬寅，裁衣冠带吉。洗浣衣吉。女忌辞故衣冠带。” P.3081 《七曜日吉凶推法》中出现“女人用吉”之语，P.2661V 《诸杂略得要抄子》中有关于孕妇的禁忌“家有妇人妊娠，不作屋门”，并介绍了妇人生产时应祈求的六神。这些内容一方面反映了对女性的关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唐宋之际敦煌的社会家庭对于婚后妇女顺产、夫家获得子嗣的强烈关注，同时还可以《七曜日吉凶推法》中出现“女人用吉”之语，P.2661V 《诸杂略得要抄子》中有关于孕妇的禁忌“家有妇人妊娠，不作屋门”，并介绍了妇人生产时应祈求的六神。这些内容一方面反映了对女性的关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唐宋之际敦煌的社会家庭对于婚后妇女顺产、夫家获得子嗣的强烈关注，同时还可以看出妇女生产在当时社会的高风险性。

　　其次，从文书内容可以明显看出妇女对于家庭和社会事务参与性的增强，如P.3281《六十甲子历》：

　　（辛丑）失物者，若卯巳申时失，□麻衣可得，男女取向南廿里许，若是牛马煞石下藏者……（癸卯）失物者，若午辰戌时失金玉共布，不得，男女共取向南将他家藏着，其人不知即得……（甲辰） 失物者，若亥时巳未时失牛马、丝麻布服、棉绢等，猪犬可得，男子女子共取，向西北四、五里，亲家藏着之。

　　文书中将“男女”作为一词出现多次，认为有的失物要“男女共取”才可以寻回，突出了女人在家庭中的重要角色，说明了女性参与家庭社会事务的增多，也反映了妇女地位的提升。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妇女地位提升，只是相对的。事实上，纵观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女性地位始终处于男性之下，文书中依然有歧视妇女的条目，如P.2661V《诸杂略得要抄子》：

　　欲恶人家，手中作大字吉；欲至病人家，手中作鬼字；欲入丧家，手中作罡字；欲入水，手中作上字大吉；欲入妇家，手中作合字大吉；欲入阵事中，手中作乾字大吉；欲至恶狗家中，手中作捉虎字，犬不齿人。

　　由于对女人的生理现象没有科学的认识，古人对于妇女的月事是有所避忌的，认为女人不洁，如若不慎会给家人乃至周遭人带来灾难。这一点也导致了对女性的禁锢和约束，从而导致了妇女地位的低下。上面的占文中依次列出入恶人家、病人家、丧家、水中、妇家、阵事中、恶狗家中的趋吉避凶方法，表明这是当时的人们认为的几种危险而需要注意的情况。将“入妇家”并入此列，认为跟去恶狗家一样危险，这显然是对妇女的避忌和歧视。

　　第二，名利心。

　　据笔者统计，28 件敦煌写本时日宜忌文书中共出现“富”字 93 次、“贵”字 87 次、“富贵”一词49 次。“富”与“贵”的频繁出现，足见对此的重视程度，也可以看出是时民众的社会价值观。唐宋之际社会变迁频繁，经济遭到战乱的破坏而发展缓慢，人们生活不稳定，没有安全感，于是就愈发地向往生活的富足安定，也更热衷于对更高的社会地位的追逐，如 P.2661V 《诸杂略得要抄子》中“六月一日，取三家井水作酒，饮之，令人到老富贵，大吉。凡欲除殃去祸，以千辰扫除宅中，莫当门烧之，取牛马□□□烧之，令人家富”，又如 S.8362 《七曜历日残卷》中“那溢，此日生人，食苏酪得聪明智慧无病，向功德于父母，孝顺善和，常得富贵，人爱念，四海仰从，人所求”，等等。即使是官僚阶层，对此也同样重视，S.6182 《六十甲子历残卷》中书：“（丁未）见大官□小迁、奏表、上书不吉。”这里的“奏表、上书”，显然是为官者的行为。此类内容在文书中的多次出现，也反映了“禄命占卜等术数对于这一时期官僚政治生活影响至深，特别是在藩镇割据、社会板荡、宦途不明的环境下，士宦往往借助阴阳之术以确定其未来政治走向，并增强政治作为的信心”。

　　第三，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

　　刘道超认为，择吉具有功利性：“它的所有事项或讲究，都无一例外地直接标明是吉或是凶，是宜或是忌。明白无误地向世人表明自己的目的，就是为了求吉避凶。而其名称本身，就是择吉这一民俗特征的形象反映。择吉民俗是信仰习俗功利性特征最为突出的代表。”敦煌写本时日宜忌文书，也就是择吉文书，其中的内容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还是婚丧嫁娶，无论是占病、占失物还是祭祀祈福，都是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趋吉避凶的愿望服务的，是功利主义的。文书是唐宋之际敦煌社会诸相的文本载体，其着眼点就是民众最关注也最需要的诸多方面，是实用主义的。这一点在藏文本的敦煌占文中也有所体现：“占卜文书所问的内容，都是吐蕃先民最关心、最重要的事，这些内容生动地反映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生产、战争、疾病等诸方面，是研究吐蕃社会不可缺少的资料。”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文书中对玉帝、佛祖等高阶位神佛鲜有提及，对关乎日常生活的灶神、宅神等倒是非常关心、依赖和信任，如文书P.3281《六十甲子历》所载：

　　己酉，祀天神烧死。祀大神贵。祀先人吉。祀灶、土公、门神等贵 。祀宅神宜蚕，一云死，一云夏祭吉。祀外神贵。解除吉。祭天神六畜死。祠祀，神在，得福。寅卯时神在家。解殃遣祟，祟出，主人得财。厌百鬼，鬼出八百里。

　　这里所言的土公、门神、宅神等均是与日常生活相关的神祇，甚至连先人都有祭祀，以求保佑后代。虽然也提及祀天神、大神、外神，但只是笼统的说法，而没有说具体的哪位神，终究还是更关注与眼前生活事件相关的神祇。又如P.3081《七曜日吉凶推法》：

　　蜜日失脱自得，由恕再失，逃者自来，及恕更逃，禁者得人庇荫，出更河护耳。由恕再犯，求日神吉。莫日失脱恕难得取，人甚密，逃者难得，寻出远去，禁者难出。亦有人着力虽出难，终亦无事。宜求神吉。云汉日失脱不可得，逃者可寻得。有人作脚引将去，禁者杖诬谤，宜求嘱人方可得出。宜求天□吉。嘀日失脱却合得，逃者被人捉回。向前不吉，禁者枉横，求嘱师僧善道人吉。宜求河伯水神。郁没斯失脱自得，逃者却未，禁者有相携助必得无事。求家亲先亡吉。那颉日失脱不可得，家贼相知取，逃者不可捉，有人接引，禁者难出，有恕亦所为。宜求九子母、巧女神吉。鸡缓日失脱，虽迟，到头必得，逃走去远终被捉回。禁者虽递，后出无难。宜求宅君吉。

　　文书中所说的求日神、河伯、九子母、巧女神、宅神等都是与所求事件相关的神，显现出了明显的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

　　第四，孝与仁。

　　孝与仁，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社会为人之根本，这在敦煌写本时日宜忌文书中也有明显的体现，文书P.3081《七曜日吉凶推法》就对此有详细的占断：

　　蜜日生人多声气美，容白，心性平直，孝顺通于父母。禄二千石，通于文武。有道心，爱近高贵，命中寿完及生命勿食之。合娶二妻，少男女，缀有一子，乞姓养之利益。莫日生人冷心趾，少言语，孝顺父母，禄至五品。频破散不坚久久，宜畜于身有心道，宜近福禄人。命下寿，须断酒肉。合用妻财或家业，少男女，儿必须遣诸人养吉。云汉日生人多嗔怒，爱啾唧不顺，恶性爱煞戮，好食肉，禄至二千石，常得之众懼，无道心，命中寿，合娶数妻，少男女。嘀日生人，法合明净，爱花香，装束解洁，不孝顺。善书□足伎艺术。禄至三品，多被不坚，及得贵人钦仰爱重。足道心，多亦出家。命中寿，若断回味，不杀生，即得上寿。妨数妻。若二妻，同居则不好。亦妨男女。纵有只□一子，宜教他人养之，大吉。郁没斯日生人，法合宽心慈善，形白端正，孝顺父母，常得贵人怜念，禄至二千石，位至三品。性常爱念下人，命上寿，无男女。索得贵人妻，宜奴婢，有庄园。田宅兴及吉。那颉生人多谄曲，不定度，无意慈善，不孝父母。性好媱荡，有巧性解觋。禄至五品，合得贵妻。当惧妻，不敢相违。命上寿，多病，足男女。鸡缓日生人法合恶性，小家穷寒，薄福，得傢身，奸诈，心口相违，不孝父母，无禄米，纵欲典生，无财产，合损上祖家业，不宜奴婢，少伎艺。若得妻，多男女。常被损辱，宜游外州，上寿，出家吉。

　　这段文字是对各曜日生子的占断，仔细看来，每曜日的占断都会有“是否孝顺父母”这一条，足见人们对此的关注。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段占辞中，孝顺父母的则禄命较佳，不孝的则禄命不佳，带有强烈的社会道德指引意义。

　　另外，P.2693中还有“蜜，此日所为善务皆通吉，行恶事凶；莫空，为恶事不顺；温没斯，作诸不善，大凶；嘀，此日闻不善消息后必涉虚，闻恶事说都恶散，闻好事秘之福来”等语，也可以理解为时日宜忌文书有导人仁孝、导人向善的作用吧。

　　二、文书的传统宗教印迹 

　　民俗宗教是沿着人们的生活脉络而编织的宗教，是以既存的生活组织为母体的宗教，是植根于生活上的禁忌、神话、传说，以及乡土之中的民俗性的世界观，具有民众性、世俗性、非制度性、习合性、随意性、创造性、传统性等鲜明特征。时日宜忌文书是当时敦煌民众的“民生占卜”，当属民俗宗教的内容范畴，在唐宋之际这个朝代更迭频繁、社会变迁迅速的特殊历史时期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作为民俗宗教的一种展现形式，文书的内容与传统宗教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汉以降，中国最为活跃、影响最大的传统宗教自然是从西方传入却日益繁盛的佛教和土生土长、积淀深厚的道教。

　　（一）佛教的影响

　　为了能够牢牢植根于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也进行了许多本土化的变革，渐渐渗入到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之中。敦煌写本时日宜忌文书亦不例外，在产生与发展中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佛教的影响，正如严耀中所言：“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的过程，也是它与后者产生愈来愈多共同点的过程。它与占卜的关系也是其中一例。到了隋唐时期，二者的结合除强化了原有的诸形式之外，还增添了新的内容，即主要体现在佛教将业力因果说系统地注入占卜中，并且逐渐将其作用凸显到佛寺中流行的卜签上，形成了有特色的中国佛教占卜。”佛教思想对文书的影响最直观地体现在七曜直类文书中。唐代不空译有《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从内容上看，七曜直类文书均有《宿曜经》的印迹。

　　日月五星为七曜，加计都和罗睺为九曜，再加紫炁、月孛为十一曜，这些概念均来自西亚、印度。敦煌写本时日宜忌文书中共有七曜直类文书四件，出现的七曜名称皆为康居语音译：蜜日、莫日、云汉日、嘀日、鬱没斯日、那颉日、鸡缓日。这几件文书或以七曜为纲，或以事为纲，对吉凶进行占断。现仅以鸡缓日为例，将 P.2693 《七曜历日一卷并十二时》P.3081 《七曜日吉凶推法》 、S.1396 《七曜历日》与《宿曜经》内容进行比较（表 1），可以发现这几件文书虽然有《宿曜经》的印迹，但内容却都不同程度地丰富起来，对《宿曜经》原本的内容进行了扬弃和本土化的变革。

　　首先，P.2693 中还包含了七曜与十二地支相结合的占断，因是其所独有，此处未列入表格中，如：“子，重厄，入此名宫，其人不得向他人外处及离家喫食，食须慎，大吉，亦有消散，亦合分离妻子游行他方，足忧愁，大凶。丑，损耗，入此名宫，其人合失财物、奴婢，亦足斗争”，既有“十二宫”，又有“十二时”，是七曜推占与阴阳五行的结合，也是典型的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

　　其次，P.3081以事象为纲，行文更规整，内容更详尽，如对发兵动马的占断，不仅说了适宜的时间与方位、颜色，还说出适宜祭祀的神祇。文书中的宜求之神，如月神、宅君、本命元君、北斗神、九子母等，都是道家的神祇，而且在“五月五日直”后，也不见“若亏蚀地动”的占断，这些都展示着此文书在吸纳佛教因素基础上的本土化变革。

　　再次，关于“五月五日得此日直”，在鸡缓日的占断中仅 P.3081 提及，而且与《宿曜经》所说的“岁中多土功”并不一致。鸡缓日属土，本应旺与土相关之事宜，但 P.3081 却认为“五月五日得此直日，一年内五谷薄熟，日涝不调，四时失节”，或许与五月五日为中国的传统禁忌有关。五月，自古以来就被民间视为凶月，五月五日为重五则更为不吉。故而，P.3081文书中认为鸡缓日若占五月五日直，本来应该得“土”相助的农业却会发生农作物欠收、日涝不调等不祥的情况。不过，到了唐代，五月五日禁忌已日渐式微，到宋代则演变为岁时节日中的端午节。这或许也是S.1396文书中没有提及“五月五日直”的原因吧 （P.2693 在其他曜日中也出现了这一条的占断）。由此，我们可以推断，S.1396比P.3081、P.2693出现的时间更晚，随着中古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了更多本土化的变革。

　　此外，P.2693 中提出“（鸡缓日）生男女后二七日父母有厄”的说法。这在《宿曜经》和 P.3081中并未提及，但与二者所说的“少孝顺”“恶性”等意思并不相悖。而这一说法在 S.1396 中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提出了“此日生男女二七日厄父母”，而且还有禳灾之法，如修功德作善、食酥、用黑布化解等，有道教法术的意味，而食酥、胡麻，则颇具西北之地的胡风。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文书在受佛教影响基础上进行的不同程度的扬弃，也可以成为S.1396比P.2693产生年代较晚的另一佐证。

　　（二）道教的渗透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民俗宗教因素，形成了庞杂的体系，本就与民俗宗教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道教产生以后，道士们在修炼求仙及举动百事方面无不讲求时日的吉凶，所以择日之术是道教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方术内容，传统的宜忌选择之术在道教中有着极大的发展，而后世的择吉术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很多道教的创造。”敦煌写本时日宜忌文书与道教关系密切，最直观可见的就是各路神煞的出现。

　　道教的神祇体系是一个巨大的金字塔结构，各路神仙有着不同的职掌和等级，实际上与人间的封建君主制是相类的，如P.3281《六十甲子历》载：

　　丙午，祀天神凶，地神入狱，一云吉。祀先人吉，一云宜子孙。祀土公富，一云百倍。祀宅神、杂神、外神吉。祀社失火，一云吉。祭水神、大神吉。解除，去殃，大吉。祀，神在，得福。寅卯巳时神在家。解殃遣祟，祟去，主人吉。厌百鬼，鬼南去八百里。

　　这里提到了天神、地神、土公、宅神、杂神、外神、水神、大神等，虽然有的并没有具体名位而有浓厚的民俗宗教意味，但土公、宅神都是地地道道的道教神祇。再如Дх.01274、03029《占书残片》：

　　震在辰，夫（残）天德在甲，月德在（残）在巳，月德在戌，月（残）九道九坎在午（残）在子，往（残）在卯（残）在酉（残）在子（残）在辰，天煞在酉，地煞在丑（残）生士在寅，死士在申（残）五墓在子，丧车在子（残）小煞在戌，大煞在巳（残）在子，大时在子，豹尾在丑（残）在丑，天开在角，天梁在参（残）方，九天朱雀，九天玄武（残）在子，阴虚在亥（残）日在巳（残）。

　　这件文书虽残损严重，但仍能看出是推丛辰的所在。文中出现的天德、月德、天煞、地煞、五墓、丧车、小煞、大煞 、豹尾、天开、天梁等等，均是道教的神煞。

　　与此同时，文书中的类比思维也同样有着浓厚的道教印迹。类比文化存在于道教文化的很多方面，比如说符咒、堪舆、占卜、禁忌，等等。这样把相似相通的事物进行类比，可以帮助我们更形象地理解抽象深奥的事物或意义。敦煌写本时日宜忌文书中，也出现了很多类比的方法，如北大D195V 《择日占卜书》：

　　甲不开仓，钱财耗亡，又不治宅，必空囊；子不卜问，床受具殃上，不与人物；乙不栽种，□□□，又不吊，必有亡失；丑不冠带，（不还乡），不利兄弟，令人贫；丙不修灶，□岁揭，百鬼在傍；寅不布籍（祭），鬼神不宁；丁不剃头，头多生疮，又不洗头；卯不攀井，百泉不通；戊不庆（受）田，必重相伤；辰不哭泣，必有重丧，又不屠，煞嫁娶；巳不破券书，二人俱亡，亦不迎女，不宜姑嫜；庚不经络，其身受殃；午不枷屋，必见火光，又不买马，必绝绊缰；辛不作床，一人不喜；未不服药，妻伤肺肠；壬不决水，家逢外丧，又不书契，口舌竞起；申不安床，鬼居其傍，又不裁衣，远行不详（祥）；癸不狱讼，两相害妨；酉不买鸡，还自必伤，又不会客，差伤；戊不祠祀，家室破亡；戌不买狗，狗必上床，又不庆，必有凶亡；亥不嫁娶，必煞姑嫜，又不迎妇。

　　文书按十二地支日的顺序依次列出禁忌之事以及违反者会遭受的惩罚，虽未列出缘由，但可以看出是一种类比思维。理性思维方式注重结构分析，无法得出可靠的必然结论的类比方法只能算是一种低级的推理形式，更注重事物之间的映射与联系，对世界的认知还处于经验层次，这就容易导致神秘主义事物的出现。这一点在P.2661V《诸杂略得要抄子》中有所体现：

　　杜康以丁酉日死，不得此日会客；（神农）辛未日死，不得此日服药；田公丁亥日死，勿此日种五谷，凶；仓颉以丙寅日死，勿此日入学；师旷以辛卯日死，勿以此日作乐；河伯庚申日死，勿此日乘船远行；皋陶以壬辰日死，不得此日効罪人。

　　此文书不仅列出了禁忌，还列出了禁忌产生的缘由，所展示的类比思维比前一件文书中的更为直观。比如说，辛未日不服药是因为神农当年死于此日，这显然是由于尝百草的神农是掌管医药的神祇而产生的一种类比思维，而且其吉凶禁忌与前一件文书中的“未不服药，妻伤肺肠”也保持了一致。

　　除此之外，六十甲子神、逢精魅、吉凶日中的保日与义日、“解除”灾祸的法术等，都有着浓厚的道教意味，集中反映在敦煌写本时日宜忌文书中六十甲子历类文书的内容中，如 P.3281 《六十甲子历》：

　　丙辰，保日，入官、亲事、移徙、立屋、嫁娶、祠祀、冠带、市买、纳六畜、起土、盖屋吉利；庚戌，义日，入官、亲事、祠祀、内六畜、移徙、嫁娶，百事大吉利；己未，专日，入官、亲事、移徙吉。

　　对于六十甲子历类文书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刘永明已经做了详细的考察，如使用了道教的本命之神（表2），等等。

　　P.2661V《诸杂略得要抄子》中有“甲子字明执，甲戌字弘张，甲申字孟章，甲午字陵光，甲辰字天禽，甲寅字盗兵”等语，也似与此有关。

　　道教的法术源自原始社会早期的一种准宗教现象，是人们试图在外界事物上实现其意愿的一种实践活动。它认为能以主体本身的某种特定动作及仪式来影响或制约外在客观之对象，达到其预想的目的。敦煌写本时日宜忌文书中有很多道教内容，有许多祭祀或法术活动。当然，由于是选择时日的文书，所以这里更注重的不是祭祀活动等的本身，而是其与时间的相配合。如果没有在合适的时日进行这些宗教活动，那么，即使是祈求吉祥的行为也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如P.3281《六十甲子历》：

　　己酉，请符保命，吉；癸丑，请符保命长；己未，请符大富；乙巳，请符宜子孙……丙午，祀天神凶，地神入狱，一云吉。祀先人吉，一云宜子孙。祀土公富，一云百倍。祀宅神、杂神、外神吉。祀社失火，一云吉。祭水神、大神吉。解除，去殃，大吉。祀，神在，得福。寅卯巳时神在家。解殃遣祟，祟去，主人吉。厌百鬼，鬼南去八百里。

　　这里详细说明了适宜请符之日，以及丙午日应祭祀什么神，祭祀什么神是吉祥的，而祭祀什么神又是凶的。从其中多次出现的“一云”之语，也可以看出时日宜忌文书的“杂抄”性质。而且，由于此类文书流传于民间，很多都是口耳相传的“经验”积累，并没有专业人士去研究总结而确定统一的说法。关于道教的法术，P.2661V《诸杂略得要抄子》中也有明显体现：

　　甲子字明执，欲入火，呼执明吉。甲戌字弘张，欲入水，大吉。甲申字孟章，欲入山，呼孟章。甲午字陵光，欲入兵，众呼陵光吉。甲辰字天禽。甲寅字盗兵，欲出行，呼盗兵吉。欲渡河，手中书土字吉；欲入山，手中勾龙字，大吉利。

　　这里罗列了入火、水、兵、山等的趋吉避凶方法，呼神之名或手中书字都颇具道教法术的意味。华颐在《道教的占卜与符箓》中写到：“道士为人占卜以‘决吉凶’；卖符箓以‘驱鬼辟邪’；为人斋醮祈禳以‘祛灾求福’；念咒以‘祛灾、退鬼、避猛兽’”，显然都已经渗透到了时日宜忌文书的内容之中。

　　三、小结 

　　占卜，是一种依靠超自然方法推测未来的实践，广泛存在于各种社会之中，其丰富多样的目的与形式正生动地反映着不同的文化特征与先见。敦煌写本时日宜忌文书是敦煌民众的“民生占卜”，其中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史信息正生动形象地向我们展示着敦煌社会的多面异相。剥去其神秘的外衣，文书的本质是要求人们按照自然规律去安排生活，用“天道”去安排“人事”，其中既有天人合一的观念，又有阴阳五行的思想，既包含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又蕴涵浓郁的宗教气息，在唐宋之际这个敦煌地区政局动荡的特殊时期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成为中国传统宗教的过程，就是它逐渐本土化的过程。类属民俗宗教内容的时日宜忌文书，自然也免不了成为它渗入的对象。道教是植根于中国的传统宗教，与存在于民间的民俗宗教同根同源、互相渗透。道教重方术，鬼神崇拜、术数占卜本来就是道教文化的重要内容，是道教修仙趋吉的重要方法。可以说，敦煌写本时日宜忌文书与中国传统宗教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佛教、道教均对文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通过对民俗宗教内容的吸纳，佛教、道教得到了普及与完善；通过对传统宗教思想的扬弃与发展，时日宜忌文书乃至唐宋之际的择吉术也更加丰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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