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蜀难”初探

02-13 次遇见

　　摘要：发生在明清之际的蜀难由“晚明蜀难”和“易代蜀难”两个历史阶段构成。期间，作为四川地方社会主体的蜀民惨遭杀戮和伤害，其受祸之惨酷，不仅旷古罕见，也为国内同时期其他地区所不及。传统士人对这一悲剧的检讨，大多建立在浅表的认识层面上，将其归结为“天怒人怨”两个方面。本文透过历史表象，洞悉此次蜀难既是明代制度败坏的产物，又是17世纪极端气候变化的结果。

　　在中国悠久的史学传统中，向来有一种使用地域方国名＋“难”字的组合词，来代指发生在其地的祸乱事件的修史笔法。如见诸史籍文献的“鲁难”“齐难”“秦难”“楚难”等语，广为世人所知。“蜀难”一词出现较晚，至迟在唐末五代道士的“醮词”中，始有“戈甲屡兴……岂伊项籍之词，能祛蜀难” 的表达方式。到了宋元时期，“蜀难”一词经常出现在正史及宋人的奏疏与文集之中，俨然成为代指四川地区兵祸死难事件的专有名词。明清之际，巴蜀地区又发生了一次长时间大规模的兵祸死难事件。这次祸乱事件始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播乱”爆发，迄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吴乱”平定，前后持续了84年。其所造成的灾难后果，远超同期国内其他地区，“蜀难”之说遂得以广泛传播。

　　发生在明清鼎革之际的“蜀难”事件，是17世纪四川地方社会由乱趋治过程的产物。由于“蜀难”方殷之日，正值张献忠据蜀之时，以至后世将其视为“张献忠屠蜀”的后果，而忽略了“蜀难”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与意义。以往学术界在探讨明末农民战争与“张献忠在四川”问题时，虽曾泛泛地提到过明清之际的兵祸灾难现象，但鲜有将其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蜀难”问题之所以没有提上研究日程，分析起来可能与两个因素有关。其一是受明清历史长时段连续性特点的制约，“蜀难”问题很难纳入传统“明朝”或“清朝”断限范围进行研究。其二是记述“蜀难”问题的文本大多来自民间，出自笔记野史、地方史志与民间族谱文献，资料零星分散，难以征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它的关注。

　　本文旨在从跨越明清的视野出发，通过对蜀难始末由来、社会场景与历史成因的勾画，揭示其研究的学术价值与意义，以为深入明清易代时期区域社会变迁提供个案解剖样本。本文以笔记野史和民间族谱为主要取材依据，笔者主持出版的一本专题族谱资料集中的“蜀难”专篇，为本研究提供了史料支撑。这些资料或系明清士人闻见，或是根据口头传述，对明末清初变乱过程与易代时期的社会世情百态做了详细记述，其中有许多鲜活生动的细节资料，足可补正史、野史记述之缺，希望它能为深入明清易代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带来助益。 

　　一、蜀难始末由来述略 

　　发生在明清之际的“蜀难”事件，跨越明、清两代，历时较长，可分为“晚明蜀难”和“易代蜀难”两段述之。

　　（一）晚明蜀难

　　晚明时期，四川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地方民变迭起，武装叛乱不断。其中以“播乱”和“奢乱”影响最大，蜀难因此揭幕。

　　1.播乱。万历二十四年（1596），由播州土司杨应龙发动的武装叛乱事件，历时14年，祸及川东、川南、贵州、湖广，荼毒百姓，震惊全蜀。朝臣张辅之在奏疏中，即使用“蜀难”一词来描述这次叛乱的性质和影响。

　　2. 奢乱。播乱平定20年后，在川黔地区又爆发了永宁土司奢崇明及水西土司安邦彦之乱。天启元年（1621），永宁土司奢崇明及其子奢寅率军叛乱，据重庆，围成都。“草菅数百万，灰烬数千里。川四巴三，几成乌有，实洪荒以来未有之奇祸。”四川总督朱燮元在奏疏中，直呼“蜀难孔棘”，并多次以“蜀难”为题，向朝廷报告平叛进展情况。奢乱历时9年，于崇祯初年始告平定。

　　（二）易代蜀难

　　李自成、张献忠于崇祯初年由陕西转战入川，使巴蜀地区从此进入一个变乱迭起的时期。伴随着张献忠、李自成政权的兴亡及其部农民军在四川的聚散，蜀难呈现出跌宕起伏之势。四川富顺人杨鸿基在《蜀难纪实》一文中，将明末清初“蜀难”的历史过程，划分为“蜀难之始”“蜀难已成”“蜀难弥殷”“蜀难转剧”“蜀难已极”等阶段。与同一时期历史事件相对应，易代蜀难可以划分为四段述之。

　　1.“流寇”入蜀，蜀难初起阶段。在蜀难起于何时上，根据着眼点的不同，有以李自成部农民军入川作为蜀难起点者，如沈荀蔚《蜀难叙略》认为：“蜀难诚始终于西山矣。” 按“西山”指以李自成农民军余部为主体的抗清武装，即夔东十三家，因分据地在川、湖间，位于楚之西塞，多为山区，故泛称“西山”。陕西农民军入川，有云“自崇祯三年庚午（1630）始”，其年被作为蜀难的起点；也有以张献忠部农民军入川作为蜀难起点者，如杨鸿基认为，崇祯七年（1634）张献忠入川，是为“蜀难之始”。

　　2.张献忠据蜀，“蜀难弥殷”阶段。张献忠于崇祯十七年（1644）八月，由湖广溯江而上，占领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在其据蜀的两年中，大肆杀戮，加剧了蜀难的灾难后果。顺治三年（1646）三月，张献忠与入川清军相遭遇，死于西充金山铺。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余部犹存，四处奔散，乱兵之祸犹未终结，蜀难仍在延续。

　　3.割据混战，蜀难至极阶段。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余部由部将孙可望率领，从顺庆（今南充）走重庆，进入黔境，其后接受南明朝廷收编，在永历政权的号令下，据滇黔，图四川，占有川南、川西之地。其时，民变已转为清军与南明政权的战争。清军以保宁（今阆中）为根据地，南明以嘉定（今乐山）为根据地，双方展开拉锯争夺，互相攻击，各有胜负。这时原本“无贼”的四川，又成为军将横行、兵戈林立的社会。各派武装长期混战，使得蜀难陡然“转剧”，进而迈入“蜀难已极”阶段。

　　在蜀难终于何时的问题上，历来有两种观点。一种意见认为，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攻下成都，川省统治渐趋巩固，蜀难就此画上了句号，至是“闯孽之扰蜀者尽矣”，“蜀民始有生全之乐”。另一种意见认为，康熙三年（1664）李自成余部李来亨败亡于湖北兴山县茅麓山，是为四川大定的标志，“西山”之寇告平，蜀难就此结束。事实上，李自成、张献忠及其余部的平定，只是清朝定鼎巴蜀历史链条中的两个重要环节，“西藩吴逆横暴于后”仍是不可忽视的节点，显然蜀难远未就此终结。

　　4.滇藩乱蜀，蜀难延续阶段。在清王朝平定全川十余年后，四川地区又因“三藩之乱”再次遭受战争祸乱之苦。康熙十三年（1674），原已降清的滇藩吴三桂，以云南为基地，起兵反清，遣部将王屏藩领兵入川，四川大部分州县沦陷，“川土悉糜烂”。蜀民遭受兵戈之苦，“较明季受祸尤烈”。滇藩之叛，历时6年，于康熙十九年（1680）始告平定，随着“康熙二十年（1681）间，川省大定”，蜀难才彻底落下帷幕。

　　综上可见，明清之际的“蜀难”，始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播乱”爆发，迄于康熙十九年（1680）“吴乱”平定，前后持续了84年。这次蜀难由“晚明蜀难”和“易代蜀难”两个历史阶段构成，前者是序幕，后者是高潮。易代蜀难四川受祸之惨酷旷古罕见，也为国内同期其他地区所不及。

　　二、蜀难社会场景扫描

　　明清之际蜀难的惨酷，具体表现在，作为地方社会主体的蜀民惨遭杀戮和伤害，这是易代蜀难中惊世骇俗、怵目惊心的社会场景。清人杨鸿基《蜀难纪实》以时为经，刘景伯《蜀龟鉴》以地为纬，对易代蜀难发展各阶段、各片区的人口存亡状况，做了概略性的估计，为了解蜀难时期残存人口——遗民的生存状况，搭建了一个宏观的考察框架。今据两文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内容，将遗民存亡状况整理为下表。

　　表1告诉我们，从时间坐标看，四川人口损耗最为严重的年代，集中在甲申之后的六年间，即在乙酉（1645）、丙戌（1646）、丁亥（1647）、戊子（1648）、己丑（1649）、庚寅（1650）之间。在这一时间段内（1644-1650），四川人口的存亡比率，从最初的“杀戮不过十二三”，即由死亡不过20-30%，存者约为70-80%这一人口基数，呈逐年下降之势，即从存者70-80%，下降至50-60%，再降至30-40%，乃至不足10%。张献忠死后，四川境内“民之存者”更锐减至1%，其中能保全家室者，“千万中不一见也”。

　　表2揭示出，从空间坐标上看，明清之际死亡人口最多的地区依次是：川西地区、川东地区、川北地区、川南地区。换言之，遗民存在数量最多的是川南地区，次为川北地区。再就死亡原因看，川西地区多死于张献忠屠杀，川北、川东地区多死于摇黄十三家。死于瘟疫、虎患的人口比率，大约占各地10%-20%之间，川南地区多至20%-30%。

　　以上比率只是人口数字单位上的“民之存者”状况，并非日常生活中遗民的真实写照。四川西充人、明湖南偏沅巡抚李乾德在一封书信中，述及甲申后入蜀所见到的景象：“自入蚕丛，荆棘塞道，万里烟绝，一望凄凉……间存遗黎二三，皆五官残废。割耳截鼻，断足剁手，如游异域。忽睹罗刹，形不类人，喘延余息。”从这段文字描述证实，张献忠屠蜀之余，在某些州县出现的“轻则割耳鼻断手”的现象，确实客观存在。明清之际的四川遗民，多为兵戈之下逃生的残民。他们能够存活下来，不外是通过流离外窜，或者就地藏匿而幸免于难的。

　　流离外窜是乱世遗民的主要生存方式，也是遗民保全性命的主要途径。胡昭曦先生早年通过对二十四家土著家族族谱进行统计，称明末清初有十三家逃往四川各地，二家逃往云南，五家逃往贵州，一家逃往甘肃，三家不详。在上述避难方向中，云贵高原是川东、川南地区百姓就近避难的目的地。张献忠乱蜀，惟遵义府未破，有赖四川綦江人、九围子隘官王祥起兵，取遵义，抚流亡，治屯兵，使之成为支撑残明势力的主要据点，以至“蜀绅士避乱者多归之”。当时“宦黔多蜀人”，“寓黔士大夫多向滇”。内江、富顺地区的“旧家”，十有八九是通过逃亡遵义而获免的。而对于川西、川北地区的百姓说来，就近逃往西北岷山地带不失为最佳选择，因此石泉、彭县等山区就成为众多蜀民的避难场所。

　　明末四川的外迁潮流，始于陕西“流寇”入川之时。当时“百姓扶老携幼者，如蚁徙穴属于道”。明清之际蜀民在外避难的时间长短不等，有一二十年者，更有长达三四十年者，其颠沛流离之苦，难以备述。如简阳傅氏先祖，在遭遇“寇蜂拥来，举室骇散”的情况下，“携子窜川南”，在外“东奔西驰约十载”。南充韩氏在《流离传》中自述，自甲申以来，“流离奔窜三十六年，犹幸免于杀戮也”。宜宾李洪霁，于甲申年十岁时开始出外避乱，随家人由横江历乌蒙至云南，十一岁复从云南避入贵州郎岱土司，三十八岁避吴三桂乱，遂变姓名，由间道走楚之襄阳避之，及四十岁始由襄阳返蜀。四十六岁清朝平定滇黔，叙州仍未太平，为避散兵乱，复携家避兵宣化，即甲申避兵处。直至五十岁逃兵尽，方才移入宜宾城。他在外避乱的经历长达四十年，《家训》中称“六十年流离播越，饥馑刀兵，莫不经历”，当属虚指之数。

　　外逃避难的遗民存活数量，是推测明清之际的四川人口实际数字的依据。甲申变后，在四川境内依托屯兵自守，收容百姓数量最多的聚据点有三个：在下川东地区，“忠、丰遗民襁负”投奔石柱秦良玉者，“计十数万家”；在川东南地区，遗民投奔遵义王祥，“倚以全活者数十万口”；在川南地区，嘉定杨展“置竹筏数千于同河，以济荣（昌）、威（远）、富（顺）之避难者”，“遗民及贼之溃散者相率来归，众至数万人”。

　　蜀乱之后，在外避难的人口究竟有多少生还，不可一概而论。简阳傅氏，全家三四十人外出避乱，幸而存者仅三人而已。安岳田家坝人田正葵，甲申后带领“本族并地方亲友四百余人”“男妇小子千余人”外逃，途经江津时“死数百”人，进遵义时数十人潜逃，最后只剩“主仆十余人”，顺治十八年（1661）十月收拾归家，“只存夫妻子奴七人而已”。宜宾李氏《开平公行述年谱》载：“其家在明季，人丁最盛，聚处在义合二甲、九甲。遭献贼屠戮，世平归里，仅七人而已。”刘景伯在《蜀龟鉴》中写道：“予内江人也，在明季时，逃归者百无一二，然大姓十八皆有后于内江，惟宦达子孙无闻于后。”

　　就地藏匿也是乱世遗民的生存方式之一，也是赖以保全性命的一个重要途径。当时虽有“宜走不宜藏”，隐身藏匿乃“拙计”的说法，但对因故不能脱身、或不愿外逃的人们，就地藏身便是唯一出路。他们身处乱兵包围之下，往往只能“择僻地之高山峻岭而依之，便于四望趋避”，或采取乱兵“在东即走西，在西即走东”策略，以求栖身。至于他们能否躲得过乱兵追杀，全靠运气，得以苟活，纯属侥幸。如顺治三年（1646），遂宁张烺为躲避张献忠军追杀，奉母入深山避难，野处露宿，匿林莽中，“一日屡迁，或一夕屡迁。”及追兵远去，复返故室后发现，“已迁之处”乃兵“所搜逻之处”。

　　易代之际，蜀民“不死于兵则死于饿”。生活在四川的遗民，既要躲避乱兵的追杀，还要忍受饥饿的考验。甲申之后，四川大乱三年，由于民遭杀戮，一二孑遗亦皆逃窜，以至田失耕种，宿粮弃废又尽，故凶饥随之而至。奄奄待毙的饥民，“全无人形，俨饥鬼出世”。他们只得以木皮、草子、土蕨充饥。“初则采芹挖蕨，继则食野草，剥树皮，草木俱尽而人且相食矣。” 由是僵尸横路，死者枕籍，白骨遍野，以至发生了“人相食”的惨象。

　　在蜀难期中，各地普遍乏粮，米价奇贵无比。今依据笔记野史和民间族谱文献资料，整理蜀难期中四川物价资料为下表。

 

　　谷米贵重，黄金轻贱，乃乱世特有之社会怪状。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有粮者生，有金者死”的场景，在四川随处可见，饿死者“囊有遗金”的现象时有发生。其中，“有富人持珍珠二升易斗米不得者，又有持斗金求一饭不得而死者”。更有“裹珍珠二升易面一斤不得，持数百金求一饱不得而死荒残”者。在百姓日常生活中，“最贵者莫如酒”，而最紧俏者莫如盐巴。民间因久“绝盐味”，故“得者以为异物，遇饮食则出怀中”。至今仍在川、黔一带流传的民谣曰：“贵的盐巴草鞋，贱的婆娘秀才。”“盐巴草鞋”因系外逃求生必备之物而显贵重，“婆娘秀才”易成避难累赘而遭轻贱。这则民谣堪称蜀难社会情状真实生动的写照。

　　三、蜀难历史成因检讨

　　明季“流寇”四起，海内被祸之惨，蜀为尤甚。亲身经历过蜀难的人们，对此无不有切肤之痛，其所留下的记忆刻骨铭心。正如时人所云：“甲申之后，蜀中之灾害岂不酷哉！盖开辟以来未有之劫也。始于献贼之虐，赤地如洗；其未尽者，兵寇荒疫复助其焰。至孑遗之民，乃有虎狼狂噬，虽重关崇阁不得免焉。”蜀中人士每忆及甲申遗事，莫不为之叹息：“自古残忍之贼，无甚献忠；遭祸之惨，没如明季之蜀之甚者也。”“质予所闻，数之否者，莫若明季；祸之惨者，莫若巴蜀！”

　　易代蜀难中的旷世奇祸、惨酷伤痛，给蜀中士人以巨大的生理和心理冲击，一个叩击灵魂的问题在他们心中萦绕，这就是：四川何以会罹此奇祸？他们在蜀难之后，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许多文章来检讨蜀难的历史成因。归纳这些文字的基本观点，可以用“天怒人怨”四个字来概括。

　　所谓“天怒”，即将蜀难视为上天对蜀人的惩罚。如曾任南明重庆府判的泸州贡生曾巩，在经过“日夜焦虑”的思考后写道：“大难如斯，奇祸若此，此实乃天怒行罚，神灵示谴。”另一个曾经受到康熙皇帝接见的明季遂宁遗民张烺，也将蜀中人口“殆尽”的原由归结于“天”，认为“非蜀人之自绝于天，而为天之所弃”。清代的人们在检讨蜀难的成因时，从灾祸“非天之苛待蜀人，实蜀人有以召之也”的理念出发，以为蜀难既然是“天运”所致，灾祸为自己所招，咎由自取，是没有办法可以避免的，因此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怀着“悔过”的“洁心”，采取各种实际行动，以祈求上天宽恕，进而期待通过“天人感通”，以达到消灾避难的目的。于是，当时蜀中百姓普通怀着这种悲天悯人的态度，时刻不忘在避难途中“抄录奉行”、虔颂《感应经章》，以求自我心理安慰，这样的事例出现在民间族谱之中比比皆是。简阳贡生傅迪吉在《自叙纪年》中坦承，他自落难以来，“无念不与鬼神相依”，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他在文中说，他不仅在逃难途中经常“合掌念佛”，以求“鬼神恩佑，脱此罗网”；而且还不时许愿“默想”：“我若得脱，必定拜谢此处土地之神”。

　　所谓“人怨”，即将蜀难视为人心怨气的集结。在追究蜀难人为责任上，张献忠首当其冲成为众人攻击的靶子。明季遂宁遗民张懋文，撰文评价张献忠，言辞之尖刻，堪称典型。他指出：“萑苻窃发，潢池鼓弄，自古患之，然未有阴贼狡狯、残暴嗜杀如献贼之甚者也。秦楚以东，粤豫以西，间罹贼锋，亦未有迭遭屠戮，人类几绝，如吾蜀之极者也。”其次，“守土之臣”也是人们讨伐的目标。诚如张懋文所说：“当时守土之臣，迄无有剖心尝胆、泣血枕戈、守险清野，以建辟秽芟之略，而所在义勇，又各树私人，自相鱼肉，其死亡矣，石矢折雾露者，且十倍于贼也。”再次，士大夫也是人们归罪的对象。如宜宾遗民李洪霁称：“明季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士大夫惟利是图，毫无忠君爱国之忱。其隐处山林者，皆迂腐无用之辈，以致酿成大乱。”

　　在针对具体人的同时，也有人认为，上天惩罚的并不是人，而是人背后的社会风俗与世态人心。如《蜀碧》作者彭遵泗认为：“献逆贼蜀，由风俗之恶，天降大罚。”“呜呼！上实召戎，民则何罪，而以俗恶受罚，归之一方。”刘景伯以《内江志》“风俗之变在人心”作为依据，通过《蜀龟鉴》的撰写，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他系统梳理了明代后期四川社会风气由淳朴到浇薄，世态人心由和睦到亢戾的演变过程，指出这一切正是从“奢乱”开始，随着蜀难而日益加剧的。《蜀龟鉴》有云：“自奢变以来，民间习赌，杀货御人，嚣争不悟，悍极而偷，诡巧为甚。”及至崇祯以后，“世运日降，风气日漓，环视锦水巴山，满目魑魅魍魉。川北之人多刚而亢戾，川西之人多柔滑而奇狡，川南风气巽忍良楷相半，至省会渝州，则狙诈奸深，刻薄诡譎，百倍于东西南北，而人心愈不可测矣。”在探讨“人心不善”与蜀难发作的关系上，欧阳直的《蜀警录》阐述得最为清楚明白。他指出：“怨气结为氛沴，乐土转为恶域。上干天怒，爰降凶魔……是知劫难之作，皆由人心不善致之，而蜀中之乱独甚。而祸独惨者，又蜀人大不善之心有以自致之也。”

　　呈现在笔记野史和民间族谱文献中的上述文字，形成于清朝鼎定四川之后，无不存在一个政治态度与立场问题。撇开写作动机不论，仅仅就见解而论，其对蜀难历史成因的检讨，大多建立在浅表认识层面之上。由于受时代、地位和处境的限制，文章作者不会也不可能触及到事物的本质和核心，尤其对隐藏在人物和事物背后的两大要害问题，肯定是难以触及的。

　　其一是制度败坏问题。发生在明清之际的蜀难事件，从本质上说，是由潜藏在社会内部的诸多危机爆发的必然产物。按照四川地区内在发展逻辑，晚明蜀难和易代蜀难，二者一脉相承，互相连贯，都是基于明代封建制度败坏的结果，同为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激化所致。明代政治制度败坏，早在景泰、天顺以后，即已显露，君主怠荒，宦官擅权，党争激烈，各种制度渐渐失去有效约束力，百官旷职，言官气焰嚣张，官僚体系接替，国是日非。及至明代晚期，制度败坏呈全方位崩溃之势，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危机愈演愈烈，四川地区矛盾冲突集中，表现最为突出。天启初年，翰林院检讨王应熊指出：“自辽左连年用兵，忧时者知祸不在辽，而在中国，不谓首难于蜀也。蜀中空匮已久，乱形数见。采木征兵，又加之毒，识者知天下之变犹远，而蜀变近。”崇祯朝给事中孙善撰文也说：“方今辽祸未帖，蜀难复猖。”足见“蜀难”与“辽祸”同为晚明朝廷的两大心腹之患。为应对“流寇”与“辽祸”，明末四川地方统治者不顾百姓死活，变本加厉征收税银。仅崇祯末年从四川征收的赋税银锭科目就有：四司银、四司解银、牙行银、行税银、行银、地亩银、奉饷银、役银、役饷银等十余种。百姓负担沉重，官民空前对立，由此激起遍及川西平原州县的民变。崇祯十四年（1641）成都十六个州县闻风而起，一场群众性的“除五蠹”运动就此展开。遍及全川的民变风起云涌，为张献忠攻占四川敞开了大门，由此也终结了蜀藩在四川270年的统治。

　　明季遗民张懋文在《蜀难纪略后评》一文中，论及张献忠乱蜀之事，称张献忠原本是一介饥民，其始也“无发粟之谋臣”，其既也“无鸣鼓之智士”，其归也“既昧于羁縻”，又“失于扑灭”，及至引兵入蜀，竟能风靡全川，“喋血千城”。究其原因，正与明末制度的腐败有直接关系。台湾学者郑均彬以这一史事为依据，对易代时期制度败坏与民变爆发之间的因果关系作了点评，堪称精当。他指出，首先是经济残破，流民饥馑，四处流移，有司无招抚良策，遂致群起作乱。待乱事一起，朝廷又无良将足以勘定，其后更因剿抚用之不当，徒给民乱制造时机，遂致攻城掠地，屠杀生灵，直至地方残破。张献忠失败后，其余众竞相窜起，四处烧杀抢掠淫辱，川省守土之臣，又无恢复图举之策，以致千里烟火断绝，各地义勇，又自相鱼肉，杀掠而死者，十倍于贼。“总之，张懋文已道出民变爆发之前因后果，足为治国者之殷鉴。”

　　其二是极端气候原因。在中国历史上，气候变化、水旱灾荒、税赋苛政、兵乱民变，乃至战争等因素，与王朝兴衰、社会治乱关系十分密切。明清易代之际，正值东亚气象危机到来，四川地区各种灾荒不断。旱灾是四川发生频繁的灾害之一。历史资料显示，四川盆地旱灾较为密集的年代集中在12世纪、15世纪和16世纪。在17世纪的一百年间，四川干旱纪录再创新高，有干旱纪录的年份达34％，还有数次全省性大范围的旱灾。早在万历十年壬午岁（1582），安岳、乐至两县就开始出现“大旱，地坼井涸”的记录，此后干旱范围逐渐扩展至整个四川盆地。到了崇祯年间，干旱发生的频率更加紧密。由于连岁大饥，各地开始出现“野菜树皮俱尽，人多相食”的现象。大约四川各地“凋残之渐”，自此开始。及至张献忠死后，四川又连年发生干旱，致使全蜀“赤地千里”，蜀难进入转剧阶段。上述文章作者在检讨蜀难成因时，对突然降临的东亚气象危机缺乏了解，将极端自然灾害作为“天运”对蜀人的惩罚，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气候变化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作用。

　　结语

　　从广阔的历史视野看，明清易代时期的蜀难，正值学术界所定义的全球性的“十七世纪的危机”时期。这一时期始于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80年代明朝开放海禁，下迄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复台湾、重开海禁。期间，中国面临近世国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比如起义和叛乱、经济衰退、人口减少、社会动荡、政权更迭等等。明清之际蜀难的起迄时间，正好与“十七世纪的危机”涵盖的时间跨度大体吻合。这次蜀难的受祸由来、变乱经过及其惨酷后果，把明清易代中各种社会危机表现得淋漓尽致，更将明清易代时期的长期连续性特征演绎得相当充分。深入开展对明清之际蜀难问题的研究，意义重大，前景光明，值得学界有志之士共同为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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