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导弹危机前后苏联的海权与海军建设
02-13 次遇见冷战时期，在雅尔塔体系的结构性压力和自身战略利益的驱动下，苏联海军完成了从近海防御到远洋进攻的历史转型，苏联也由此完成了从传统陆权国家到陆权与海权并举的战略转变。苏联海军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其中的关键转型其实是在古巴导弹危机后的几年间迅速完成的。苏联海军何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大的历史转型和力量逆转，正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
自20世纪60—70年代苏联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发表了以《国家的海上威力》为代表的一系列海权和海军学术著作开始，苏联学者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者逐渐展开了对于苏联海权和海军建设的研究。苏联学者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类型：一是海军学术研究，二是海军史研究。在海军学术领域，戈尔什科夫的海权理论和海军建设理论为苏联在冷战时期的海洋战略指明了方向，明确了海军建设是苏联海权发展的核心这一中心观点；1978年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第5卷)》进一步发展了戈尔什科夫的观点，认为发展海权的首要决定因素是海军的规模和作战能力，其基础则是国家经济实力；1990年，苏联海军上将В.И.切尔纳文出版了《海军辞典》，对苏联时代的海军战略战术作出了总结；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海军科学院又于1998年出版了同一类型的海军理论著作《海军学基础》。这些海军学术著作对苏联海军各时期的主要军事装备和战术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说明，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资料，但它们大多处于军事技术层面，缺乏对苏联海权发展和海军建设的历史学视角。而在海军史领域，海军史研究又长期处于苏联军事史研究的边缘地位。А.О.丘巴良、Н.И.叶戈罗娃、Н.Н.马尔金娜等苏联军事史学家对海军问题有所涉及，但往往将其视为苏联整体军事力量发展进程的一种补充，其研究模式就是以标志性历史事实为时间节点(如20世纪30年代的快速工业化和伟大卫国战争等)对海军学术著作中的部分史料进行整理和叙述，忽视了海军建设自身的历史脉络。将苏联海军作为独立对象进行研究的С.А.米沙诺夫在其著作《苏联红海军及舰队的建设(1921—1941年6月)》中，首次对海军史研究应有的历史学视角作出了探索，但他同样将伟大卫国战争作为苏联海军建设的阶段性节点，并未涉及战争期间以及战后的苏联海军建设。苏联解体后出版的海军史研究成果《莫斯科和俄罗斯海军的命运：档案文件和历史论文》等同样以苏联时代的海军学术著作为史料学基础，并继承了先前海军史研究以伟大卫国战争为节点的阶段性划分，研究深度不足，并未在这一领域取得实质进步。
美国和英国学界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专门研究苏联海军，但他们讲求实用性和时效性，专注于具体的武器装备技术问题和战术问题，部分战略问题专家则将苏联海军置于美苏冷战的战略交锋之中，其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海军学术领域而非海军史。而20世纪70—80年代发表的戴维·费尔霍尔的《苏联的海洋战略》、唐纳德·M.米切尔的《俄国与苏联海上力量史》、大卫·罗森博格的《苏联的海上战略思想》以及埃尔文·海涅的《苏联海上政策》等比较有价值的海军史著作，至今依然是这一领域的扛鼎之作。
中国海军创建之初与苏联海军联系密切，当代中国学者也有意借鉴苏联海军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广泛吸收苏联、俄罗斯和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在其基础上进行整合，出现了杨震的《海权视域下的中苏海洋安全战略比较——以海军战略为视角》和王晓笛的《冷战时代的苏联海洋战略——兼论对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启示》等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往往将海军建设置于海权发展的整体框架之中，不仅关注海军军事力量的提高，还涉及海上运输、海洋科学等问题，体现了时代的新需求，也推动了研究领域的扩展。
综上，苏联海权和海军建设研究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史料学发展仍然停留在苏联时代，准确地说，是仍然依靠20世纪70—80年代的海军学术著作；二是由于长期缺乏对苏联海军建设进程的独立性历史分析，对苏联海军建设的特殊性没有充分认识。在20世纪30年代快速工业化的浪潮中，苏联军事工业在航空、坦克、火炮、枪械等领域迅速发展，其陆军和空军的武器装备水平很快进入世界一流行列，并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逐渐确立了面对欧洲和亚洲两个方向的地面和空中优势。但苏联海军则不然，苏联是传统的陆权国家，舰艇工业长期落后，苏联海军也一直以近海防御为战略目标。直到1962年美苏战略冲突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达到顶峰，苏联直面自身海权不敌美国的局面，不得不开始推动海军向远洋进攻的战略转变。因此，苏联海军建设有着自身的特殊历史脉络，本文意图通过阐释苏联海权与海军建设之间的关系，分析和总结古巴导弹危机前后苏联海军建设的整体战略、武器装备体系和战术体系，将古巴导弹危机作为时间节点，重新梳理苏联海军建设的历史进程，对苏联海军得以在古巴导弹危机后的数年间迅速完成从近海防御到远洋进攻历史性转折的原因、内容和意义进行探索。
一 海军建设是苏联海权发展的主要内容
海权是海洋领域的国家权力，其在近代的理论和实践发展与各海权大国对海洋的争夺和利用密切相关。19世纪末，美国海军少将马汉以《海权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和《海军战略》等著作建立起了系统的海权理论，将以海军实力为核心的海权视为推动国家权力发展和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历史因素，认为海权的基础是地理位置、自然形态、领土范围、人口数量、国民性格和政府战略等六个主客观因素。几乎在同一时期，帝俄海军史学家В.Ф.戈洛瓦切夫出版了《以历史的理由谈海军对俄罗斯的意义》，充分肯定了海军对于沙俄帝国扩张领土和工业发展的作用，标志着俄国海权思想的正式形成。到20世纪60—70年代，苏联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发表了《国家的海上威力》等一系列著作，苏联的海权和海军建设理论取得了重要的历史性突破。戈尔什科夫认为，海权是一个包含海洋科考、资源开发、海上运输和军事力量等诸多内容的系统性力量体系，这些内容彼此支持和促进，其中又以海上军事力量为国家海权的核心；而海权的建立和发展则建立在国家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多种因素之上，尤以工业和科技力量、地理和地缘特点以及民族特性最为重要。戈尔什科夫的海权理论为苏联在冷战时期海洋战略的发展和实践指引了方向。冷战期间，苏联一方面批评西方以马汉海权论为基础的“海军制胜论”，认为其以争夺制海权为目标的海洋活动充分反映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而另一方面受自身安全压力、战略需求以及地理条件、地缘环境、工业水平等因素的限制，在实践中同样将海军建设作为发展海权的首要和主要任务。
俄国是一个传统的陆权国家，但对于海权的追求贯穿了其国家发展历程的始终。17世纪，俄国通过大北方战争获得了波罗的海出海口，又通过三次俄土战争获得了黑海出海口，向西伯利亚的持续扩张又使其得到了面向北冰洋和太平洋的漫长海岸线。但是，在地理条件方面，继俄国之后成立的苏联还是有对于发展海权来说的很多不利因素。第一，虽然苏联拥有世界上最长的海岸线，但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海岸线位于北极圈内，年封冻期超过十个月，因此苏联在太平洋和北冰洋缺少优良的不冻港；而波罗的海和黑海虽然没有封冻期的问题，但海岸线长度有限，同样难以展开大规模的海上活动。第二，波罗的海和黑海这两个对于苏联具有重要政治和安全意义的海域出海通道狭窄，都要经由距苏联本土比较遥远的诸多狭窄海峡才能与大洋相连。其中，波罗的海要经斯卡格拉克海峡、厄勒海峡、卡特加特海峡、大贝尔特海峡、小贝尔特海峡、里加海峡等才能到达北海以及大西洋，整个海面位于北欧、西欧和东欧之间；黑海则要经达达尼尔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等狭长水道才能与地中海及大西洋相连接，这些水道是东欧和中亚内陆地区﹑高加索地区出地中海的主要海上通道，其沿岸地区在历史上的国家、民族和宗教情况十分复杂。第三，北冰洋、太平洋、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空间距离遥远，地理联系薄弱，导致苏联发展海权的力量被迫分散开来，后勤保障和联合作战的难度大幅提高，进一步加大了海上安全压力。帝俄时期日俄战争的失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及战争期间苏联在远东战场的保守都与此相关。
20世纪的世界格局先后经历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两个阶段，这两种国际体系分别给予了苏联不同的结构性压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的安全压力主要来自欧洲大陆，其战略重心也是欧洲大陆和近东地区。在这样的情况下，海军的作用基本维持在配合陆军进行近岸防御的范畴之内，因此无法在苏联整体军事战略中获得优势地位，其武器装备水平、物质和人员规模、作战理论和军种独立性长期得不到充分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尔塔体系形成。雅尔塔体系的实质性结构并非是两大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之间的二元对立，而是基于军事力量和工业水平构建起来的不同层次的强权政治，美苏两国之间的全面对抗和二者在世界范围内对第二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控制导致了第二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客体化和边缘化，而雅尔塔体系的本质则正是这种结构性压力下的对抗和控制。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围绕核武器形成的核战略推动了世界局势和战争形式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美苏达成核均势状态，双方的对抗有所缓和，赫鲁晓夫认为常规武器和常规部队在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已经不复从前，海军建设因此缺少足够的资金和政策支持。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古巴导弹危机迫使苏联重新认识海权和海军问题。1962年10月，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美国则以包括8艘航空母舰在内的90余艘军舰组成的庞大舰队封锁了整个古巴海域，苏联海军完全无力对抗，最终只能撤出导弹装备。此后，苏联充分意识到海军在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勃列日涅夫开始采取积极进攻战略，大力发展远洋海军。苏联海军在20世纪60—70年代终于取得了重要的发展，武器装备水平、作战理论和军队规模都大幅进步，并在一系列远洋航行、海上演习和区域军事冲突中展现出重要的作战能力和战略意义。在地中海，苏联海军于1967年组建了地中海分舰队，打破了美国海军第六舰队及其北约盟国在地中海的绝对制海权。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支持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的苏联和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各自派遣舰队对峙于东地中海。面对美国海军第六舰队包括3艘航母和2艘两栖攻击舰在内的60余艘舰艇，苏联海军地中海分舰队迅速集结了包括19艘导弹舰和25艘巡航导弹潜艇在内的96艘舰艇，迫使美国海军最终退避。此役导致美国开始重新评估苏联海军实力，同时也因其自身深陷越战泥潭等一系列原因开始战略收缩，苏联在冷战期间的攻势在此期间达到了顶峰。1979年5月，苏联政府与越南政府签署了关于使用金兰湾并在此驻扎太平洋舰队分舰队的协议。苏联舰只开始积极探索利用中南半岛的越南领土。
综上，在地理条件、地缘政治、国家安全和国际体系结构性压力的共同作用下，苏联的海权发展和海军建设实际上面对着三个空间维度；第一个维度是苏联领海，直接关系到国家主权和国土安全；第二个维度是欧洲大陆、近东地区、中东地区和远东地区，这是苏联的地缘政治重心和区域安全基石；第三个维度则是广阔的远洋海域，这是冷战期间美苏争霸的重要舞台。而苏联海军的战略任务，就是保卫在第一维度的绝对安全，保护自身在第二维度的战略利益，不断扩展在第三维度的活动空间和影响力。从历史的视角看，这三个空间维度是苏联海权发展的三个层次，因此也是苏联海军建设的三个阶段性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海军的战略任务就是走出近海，进入地缘政治中心区域，并最终走向远洋。
二 古巴导弹危机前的苏联海军建设
在现代军事体系中，不同于其他军种，海军对于传统武器装备体系和战术体系的依赖性十分显著。坦克、飞机、导弹等现代武器装备及其相关作战模式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开始逐渐成熟的，而海军的武器装备体系和作战模式自17世纪起就已经自成体系，其军事学术和军事技术的更新换代随三次工业和技术革命的演进始终传承有序。在核武器出现之前，具有传统海权优势的英国和美国等国无一不拥有深厚的海军传统。而苏联海军则长期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舰艇工业受国家整体工业和科技水平的限制程度极高，研发、制造和维护的周期很长，单个舰艇的制造动辄以十年计，资金、物资和人员成本高昂，因此海军武器装备的整体规划和具体实践就成为了一个规模极其庞大的系统性工程。无论是帝俄政府还是苏联政府，都没有充足的时间和资源推动舰艇工业的跨越式发展，这就导致苏联舰艇工业整体发展水平长期落后。第二，苏联的海洋战争理论经历了曲折的发展，没有能够追赶上美英等传统海上强国围绕着航空母舰编队进行的武器装备更新，进一步加深了苏联海军武器装备体系和战术体系的落后问题。
苏俄内战期间，红军海上力量的任务是协助陆地部队在沿海或沿河侧翼进行攻击和防御，作战中通过火力支援部队，进行登陆作战，运送部队并阻碍敌人的调动。苏维埃政权从沙俄帝国继承的海军力量极其有限，仅有波罗的海舰队的3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9艘潜艇、12艘护卫舰和黑海舰队的2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6艘潜艇、20艘护卫舰。因此，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不可能快速建立起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集中力量发展航空工业才能在短时间内缓解国家安全压力。他在1922年明确指示要尽一切可能缩减海军的开支，为发展航空工业节约资金。根据1928年5月8日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决议，“小海战”理论被确立为海军在未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该理论认为苏联海军的主要任务是防止敌方舰队突破到苏联的政治和经济中心，阻止其海上登陆部队在苏联领土上登陆，因此不对敌方交通线采取行动或在远离海岸线的地方打击敌方部队。这实际上就是典型的近海防御战略。同年，苏联政府制定了以近海防御为基本目标的1929—1932年造船计划，这是苏联第一个海军建设计划。但是，在计划的具体执行过程中，斯大林对其进行了大幅削减。到1931年8月，时任苏联海军司令的奥尔洛夫向苏联最高领导层汇报了当时苏联海军的武器装备情况和基本战略：波罗的海舰队的主力战舰是帝俄时代就开始服役的老旧舰船，而且绝大部分亟待修理，北方舰队和太平洋舰队只有小型水面舰船，黑海舰队几乎没有作战能力，苏联海军现有的舰队、海上航空和海岸防御力量完全不能满足其最低限度的海岸防御要求；而从地理条件和现有的海军武器装备基础来看，苏联海军应当以近海防御为战略目标，主要方式则是岸基防空、水陆协防和小范围巡洋作战。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最高领导层开始着手制定以满足近海防御要求为目标的海军发展计划。1933年7月，苏联劳动与国防委员会通过了《1933—1938年海军舰船建造计划》，计划在1933—1938年建造8艘巡洋舰、50艘驱逐舰、327艘鱼雷艇、36艘护卫舰、76艘大型潜艇、200艘中型潜艇、60艘猎潜艇、42艘扫雷舰、14艘内河浅水重炮舰及8艘炮艇。然而，由于苏联造船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因此这项为期五年的计划直到1941年6月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都没能完成。苏联大部分地区气候严酷，而造船业需要在室外作业；圣彼得堡和伏尔加河沿岸水域较浅，不利于大吨位舰艇的建造；而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造船厂的位置又不利于电力和燃料的供应，进一步提高了造船成本，因此苏联民用造船业基础一直很薄弱，导致苏联军用舰艇工业的起步也十分艰难。在前三个五年计划实施过程中，苏联以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乌克兰的敖德萨、尼古拉耶夫、塞瓦斯托波尔和伏尔加河上各港口为中心建立起了基本的舰艇工业基础。二战爆发前夕，苏联约有500所大小不等的造船厂和修船厂，其中还包括只能造小船的内河造船厂。到1941年，苏联海军拥有各类舰艇近600艘，其中有3艘战列舰、7艘巡洋舰、59艘驱逐舰和218艘潜艇。不同于航空工业、坦克工业、枪械工业乃至军事化学工业等军事工业部门在战争间得到的巨大发展，苏联舰艇工业的工业生产能力在卫国战争期间显著萎缩，造船工业人民委员部有98所造船厂被毁，更多数量的造船厂遭到了破坏；而且，在战争期间，枪支、弹药、火炮、坦克和飞机等陆军和空军的工业生产更加紧迫，舰艇工业需要的钢铁和能源严重不足，其生产能力遭到了进一步的限制，只能生产一些小型水面舰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与美国一道成为雅尔塔体系的主导者，拥有在世界范围内的战略影响力，但其海上力量却明显不敌美国及其北约盟国，苏联海军依然以近岸防御为主要战略方针。这种情况是诸多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核武器的出现和发展促使美苏两国达成了核均势，常规武器和常规部队的重要性在当时受到了质疑。第二，战后苏联舰艇工业依然受限于资金和技术问题，无力进行系统性的现代化武器装备更新。第三，有志于在战后建设大规模海军的斯大林去世，新上台的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应当集中力量发展核武器和导弹工业，陆军和空军在卫国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使其在武器装备更新和军队建设方面处于优先地位，而海军在卫国战争中的平庸表现以及海军元帅库兹涅佐夫在赫鲁晓夫时期的失势都进一步加剧了海军在苏联军事体系中的弱势地位。战后为优先发展核武器和导弹工业，苏联政府大幅缩减常规武器开支。1955—1958年，苏联的军费开支削减了10亿卢布；到1957年年中，陆军和海军人数大约裁减了300万。1966—1970年，苏联政府对军事工业进行关键的武器装备更新，而在此期间的军事工业投资总额(不包含核工业)中，导弹工业占35%，位列第一；舰艇工业占13%，仅位列第四。因此，苏联海军的武器装备水平在战后初期仍然发展缓慢。实际上，由于苏联的电子工业和自动化水平有限，与海军相关的冶金和材料研究也较美国薄弱，在整个冷战期间，苏联舰艇工业的生产能力都与美国存在很大差距。苏联在全盛时期有六百余个造船厂，但其中能维修千吨以上船舶的不足一百个。
综上，战后初期的苏联海军一方面承受着雅尔塔体系下不断提高的国家安全压力和战略需求，另一方面却面对着薄弱的舰艇工业和有限的政策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海军不得不跳出传统的海军发展模式，寻求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为应对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在水面舰艇和海基航空兵方面的巨大优势，苏联海军以航程有限的小型快艇、潜艇和岸基海军航空兵建立起了立体的近海防御平台，使之与鱼雷和导弹等攻击武器相结合，扩大了自身的攻击距离和攻击能力。这种取长补短的攻防体系在近岸防御方面表现优异，为苏联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近岸防御战略无法在远洋海域保护和扩展苏联的战略利益，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证明了海军已经成为了苏联军事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苏联海军在此之后开始向远洋进攻战略转变。
三 古巴导弹危机后的苏联海军建设
古巴导弹危机对苏联海军战略从近海防御转向远洋进攻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赫鲁晓夫下台后，勃列日涅夫当政。勃列日涅夫认为，苏联应当在美苏对抗中采取积极攻势，既要有能力打好核战争，也要有能力打好常规战争。因此，他对于时任国防部长的格列奇科和时任海军总司令的戈尔什科夫建立强大海军的战略构想给予了充分支持。戈尔什科夫科学地认识到了海军武器装备体系和作战体系的复杂性，提出了“平衡海军”理论，为苏联建设具有远洋进攻能力的强大海军指明了战略目标和方法。戈尔什科夫的“平衡海军”理论，首先强调要优先发展能完成海军主要任务的兵种，具体来说就是苏联海军应当优先发展核动力潜艇，将核动力潜艇的隐蔽性、续航能力和导弹攻击能力作为远洋进攻的主要武器；同时提高各兵种自身的防御和进攻能力，具体来说就是综合搭载反潜武器、防空武器和导弹武器，提高水面舰艇的单舰防御和进攻能力；进而促进各兵种间的协同作战，具体来说就是将以上武器装备的防御和攻击能力进行合理配置，集中优势力量构建综合性作战平台。在其理论指导下，苏联海军将武器装备革新与核工业和导弹工业深度结合，大力发展潜艇和重型导弹舰，创造了“饱和攻击”战术，最终形成了对美国海军的不对称优势。
潜艇是一种潜入水中并能在水下长期活动，以隐蔽性作为最重要战术性能的战斗舰艇。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苏联以核动力潜艇为突破口，有效提高了海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和战略打击能力。苏联大力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相对于大型水面舰艇，潜艇的研制周期短，能在短时间内最大程度提升苏联海军的攻击能力。第二，以核动力潜艇为核心的舰艇编队能够在远海打击美国航空母舰编队。20世纪50年代，由于苏联远距离投送核弹头的手段有限，美苏实力对比中苏联劣势明显。为了消除这一威胁，苏联决定将一个重要的角色赋予远洋潜艇编队，为其配备装载核弹头的导弹，使其能够在近距离接近敌人并对主要目标进行打击。苏联缺少强大的航空母舰编队和海基航空兵攻击力量，因此苏联海军扬长避短，发挥核动力潜艇隐蔽性强、续航能力强的特点，搭载远程攻击武器，在远洋海域与美国争夺对水下的控制。第三，核动力潜艇无限续航，携带核导弹的时候能够对美国东西海岸造成有效威胁。苏联海军以核动力潜艇为第一兵种，围绕着核动力潜艇形成了一整套海军作战理论，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就是对岸攻击。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和重要工业地区大部分位于大西洋沿岸地区和太平洋沿岸地区，苏联的战略核打击目标大部分就位于这些地区。同时，苏联海上电子侦察力量的扩充确保了侦察船行动区域的扩大。从1962年开始，苏联军用侦察船开始在美国东部和西部海岸附近执行连续侦察任务，目的是探测美国海军的航母打击和反潜部队、核潜艇和导弹试验活动，并为核动力潜艇提供情报支持。对于苏联海军来说，有效的对岸攻击比对海攻击更能影响战争的整体进程。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苏联研制了从H级到台风级共三代弹道导弹核潜艇和从E级到奥斯卡级共三代巡航导弹核潜艇。苏联海军核动力潜艇的数量不断增长，水下航速也大为提高，基本可达到30节(56公里/小时)，一昼夜航程可达600海里(1100公里)以上，其携载的导弹射程更是至少超过2000公里，核打击能力也十分突出，与战略轰炸机和导弹一同构建了苏联“三位一体”的核打击体系。根据1970—1971年的《简氏舰船年鉴》，美苏两国在大型舰艇方面的力量对比是：大型航空母舰33∶0；巡洋舰33∶25；驱逐舰195∶100；核动力潜艇93∶75；常规动力潜艇64∶320。美苏海军之间已经形成了航空母舰编队与核动力潜艇编队之间的对抗，虽然美国仍占据整体优势，但在冷战时期美苏不进行正面军事冲突的历史背景下，苏联海军已经实现了有效的军事遏制。
在传统的海军武器装备体系和作战体系中，海军水面舰艇主要有驱逐舰、战列舰、巡洋舰和航空母舰四个大类。驱逐舰是担任己方大型军舰和护航运输队警戒以防止敌驱逐舰、潜艇和鱼雷艇攻击的一种战斗舰艇，也可用于侦察、巡逻、对岸射击、布设水雷障碍和执行其他任务。驱逐舰是在日俄战争(1904—1905年)后，由雷击舰和驱逐巡洋舰演变发展而成的一个独立舰种，排水量约为1000~1300吨，速度30~37节(55~69公里/小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军舰在许多国家的海军中成为数量最多的军舰。战后驱逐舰发展的特点是增大排水量，加强反潜武器和高射武器，装备导弹和无线电电子设备，20世纪70年代后建造的驱逐舰实际上主要用于反潜和防空。战列舰是随着第二次英荷战争(1665—1667年)中海军战术的改变而出现的。这种以攻击能力著称的战船不进行接舷格斗，而是排成单纵队进行炮战，“战列舰”即由此得名。战列舰的排水量一般在18000~32000吨之间，航速为21~25节(39~46公里/小时)。20世纪30年代，战列舰的发展方向是增大火炮口径、增加装甲厚度和提高航速。战后随着导弹武器的出现以及航空兵和潜艇攻击能力的日益完善，战列舰开始退出海军装备体系。巡洋舰是用来破坏敌方海上交通线、加入编队进行海上战斗、保护已方海上交通线、保障登陆兵上陆以及布设水雷障碍和执行其他任务的水面军舰。巡洋舰作为一种战斗舰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巡洋舰分为重巡洋舰和轻巡洋舰，重巡洋舰排水量可达28000吨，而轻巡洋舰排水量可达12000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由于新式兵器的出现，以火炮为主要武器的旧式巡洋舰已失去原来作用，取而代之的新型巡洋舰主要造船要素(排水量、续航力和航速)仍与旧式巡洋舰相近似，但装备了导弹武器，因此被称为导弹巡洋舰，标准排水量为5200~14200吨，主要武器有对空导弹和反潜导弹。综上，战后世界海军水面舰艇的主要发展方向就是主力攻击战舰的攻击方式从火炮发展为导弹。而苏联海军结合自身客观条件和需要，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
戈尔什科夫强调，苏联海军作战海域分散，难以在具体海战中形成数量优势，因此应当提高水面舰艇的单舰持续作战能力。而苏联电子工业和自动化水平相较西方落后，导致控制导弹和火炮的雷达系统体积也较西方更加庞大。这两个因素共同促使苏联海军水面舰艇的吨位越来越大，因而也有能力搭载更多武器系统，综合性作战能力越来越强。苏联海军顺应以上三类水面舰艇的发展趋势，在加大舰艇吨位的前提下将反潜武器、防空武器和反舰导弹均搭载在重要舰艇上，使其同时具有反潜、防空和反舰能力，这样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单舰作战能力，还在维持整体战斗力的同时缩减了舰队规模。苏联的水面舰艇大多同时承担很多作战任务，因此往往难以归类于传统的水面舰艇分类，更适合以其搭载的武器类型进行分类。苏联海军水面舰艇的核心力量是大吨位的导弹舰和反潜舰，导弹舰多承担反舰的攻击任务，而反潜舰则多承担反潜和防空的防御职责。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建造的“基洛夫”级导弹舰吨位达到24000吨，“光荣”级导弹舰的吨位达到了12000吨，它们分别成为了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和第二大的巡洋舰，能在短时间内分别将20枚和16枚重型远程反舰导弹射向敌舰。这些重型导弹舰和核动力潜艇一样，是戈尔什科夫“饱和进攻”战术的产物，具有强大的导弹攻击能力。以这些重型导弹舰和核动力潜艇为核心的苏联海军舰队在面对美军海军航空母舰编队时，虽然要承受敌方海基航空兵的强势攻击，但能在被消灭之前向敌方投射自身搭载的全部导弹武器，从而同样摧毁敌方水面舰艇和潜艇，而敌方的航母舰载机也将因失去航母而丧失战斗力。正是这种“饱和攻击”战术，迫使美国海军第六舰队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与苏联海军在东地中海的对峙中选择退避。同样的武器装备思路和战术思路还体现在岸基航空兵方面。岸基航空兵的主力战机图-26和图-95能携带重型远程空射反舰导弹，而图-95制导机还能为导弹提供中继制导，这就使得苏联海军的岸基航空兵拥有了远程打击能力，能够对近海以外的水面舰艇实施有效攻击。
航空母舰是以海基航空兵为主要攻击力量的水面战斗军舰。航空母舰的任务及其作战方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定型的。1941年12月的珍珠港事变和1942年6月的中途岛海战表明了海军航空兵的强大攻击能力和航空母舰的重要性。美、英、日等国开始加速建造航空母舰，并且出现了重型、轻型、护航等不同舰级的航空母舰，其中重型航空母舰可载飞机100~120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的航空母舰(包括战后不久竣工的在内)总数达到了194艘。它们担负的任务是：歼灭海上和基地内的敌海军兵力，歼灭机场和空中的敌航空兵，摧毁岸上的重要设施，保卫和破坏海洋交通线，保障登陆兵航渡和上陆，消灭敌登陆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研制和维护航空母舰编队过于昂贵，只有美国海军进一步发展了航空母舰，并开始用核武器装备舰载机。航空母舰的弱点在于，由于载有大量易燃易爆物资而容易发生火灾，也容易被常规武器毁伤；飞机起飞降落时，航空母舰的机动受限制；舰载机的使用受天气条件影响较大。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海军也逐渐开始加强航空母舰编队的建设。至苏联解体前，苏联舰艇工业共研制了2艘莫斯科级航空母舰(直升机航空母舰)即莫斯科号和列宁格勒号，4艘基辅级航空母舰(固定翼航空母舰)即基辅号、明斯克号、新罗西斯克号和巴库号，2艘库兹涅佐夫级航空母舰(苏联称其为“重型航空巡洋舰”)即库兹涅佐夫号和瓦良格号，1艘乌里扬诺夫斯克级航空母舰(核动力航空母舰)即乌里扬诺夫斯克号。其中，莫斯科级航空母舰在远洋的实战意义不大，基辅级航空母舰的定位是为舰队提供随航的防空火力，库兹涅佐夫级和乌里扬诺夫斯克级在苏联解体前夕刚刚下水，都没有形成真正的海基航空兵攻击力量。
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海军结合世界海军武器装备发展趋势和自身实际情况，大力发展核动力潜艇和重型导弹舰，最终通过建立起具有自身特性的武器装备体系和战术体系，突破了海军长期落后的历史困境，与美国海军及其北约盟友形成了不对称的军事均势。到20世纪70年代后，苏联海军以小型导弹舰、反潜舰、常规潜艇和岸基航空兵承担近岸防御，以重型导弹舰、反潜舰、核动力潜艇以及远程航空兵在远洋维护和扩张苏联战略利益，完成了从近海防御到远洋进攻的历史转型。
四 结语
苏联海军建设在发展历程和发展模式两方面具有特殊性。第一，苏联是传统的陆权国家，其在地面和空中的军事优势早在伟大卫国战争之前就已经奠定了充分的工业和技术基础，并在战争期间逐渐确立；而苏联海军则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直到古巴导弹危机后才开始迅速发展，与陆军和空军的发展进程并不同步。第二，冷战期间，苏联舰艇工业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其对苏联海军建设的工业和技术支持有限；苏联海军实现跨越式发展是通过整合核工业和导弹工业资源，以远洋攻击能力为核心，设计了与传统海军模式不同的武器装备体系和战术体系。
古巴导弹危机前，苏联海军不仅仅是实力不敌美国，其发展更是落后于世界一流海军。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海军依靠武器装备体系和战术体系的变革，在古巴导弹危机后的数年之内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完成了从近海防御到远洋进攻的历史转型。苏联海军所采取的方式并不是大力发展舰艇工业从而打造西方模式的强大海军，而是另辟蹊径，针对具体的敌我情况、结合海军武器发展趋势和自身实际，将舰艇工业与核工业和导弹工业进行整合，依靠核动力潜艇和重型导弹舰，使用“饱和攻击战术”，形成了在远洋海域的强大攻击力量，最终迫使美国海军的整体优势无法施展，与之达成了不对称的均势状态。因此，古巴导弹危机后的苏联海军建设极具开创性、针对性和实用性，对后发的海权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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